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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前言 今年年初，教育专家、教育管理者、教师、家长、学生及企业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齐聚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 “如果教育体制可以改革的话，我想代替广大学生说，希望新的体制可以对我们稍微温柔一点，多给我们一点自由，哪怕是多一点休息时间。”高二学生李新发自肺腑的心声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与思索。在追求成为“人上人”的教育价值观影响下，中国的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中国教育人面前。 正视“童年恐慌” 李新是主办方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特意邀请与会的。 作为教育利益直接相关者，长期以来，在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中，学生往往缺席。此次邀请学生参会，主办方希望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而这些学生也没有让主办方失望，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有很多朋友，有的人因为玩游戏留级了，更多的人是在漫漫学海之中苦苦挣扎。”李新说，“学校、家长给的压力太大了，一天到晚排满了学习内容，根本就不给我们一个缓解压力的机会。” 在他看来，那么多学生沉迷在网络世界里不能自拔，其实都是平时压力太大而又缺乏疏解通道惹的祸。 另一名女生则说出了同学们对新课程的喜与忧：课程设置非常丰富，选修课、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这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培养了探究能力，学习内容也非常贴近时代步伐，与实际联系非常紧密，让她们受益匪浅。 但“教材量猛增，半学期就十本书了，一学期将近二十本书，有的老师疯狂赶进度，变相加重了我们的课业负担，以至于我们紧赶慢赶完成了，却没有实现研究性学习的意义。”对此，她显得很无奈。 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从春侠在参会之前，曾特意询问了正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的周末作业量，结果令她大吃一惊：要读三篇文章，写三篇读书笔记；语文练习册一共6页；写字练习是2页；一篇日记，至少写一页半；数学习题和测试卡56页；口算300道。整个算下来，一天的休息时间没了。 孙云晓所在机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做过大量调研，发现从1999年至今，中国中小学生半数以上学习超时、睡眠不足，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83.6%的中学生父母还要求孩子考试考前十五名。 “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不能上重点小学就不能上重点中学，不能上重点中学就不能上重点大学，以后就找不到好工作”类似的话已成为不少家长的口头禅。 就像前面两位中学生一样，中国很多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而出现了一种持久而强烈的焦虑心态，孙云晓将其称为“童年恐慌”。他说：“现在这种恐慌正在全国蔓延，并且蔓延到幼儿园了，幼儿园纷纷开课，让孩子学藕、凳、酱、舞这样的字，孩子非学傻了不可。” 如何从根本上使学生脱离恐慌状态？不少专家认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需要修正。 升级培养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方针和类似方针式的表述变化不大，最权威的就是教育法第五条所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教育方针是一个动态概念，需要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变化不断调整。在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来，当前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等理念还基本是1950版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基本没有升级换代过。在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的今天，非常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时龙分析，“目前的教育方针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全面体现十六大、十七大的新精神、新要求；二是三个面向体现得并不充分；三是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公民教育等一些重要的教育基本理念有待明确；四是语言论述有待规范，过去讲接班人非常重要，但接班人不是法律语言，而且也不是很明确，不如培养现代公民、国家公民明确。” 时龙认为，教育方针最关注的是两个发展，一个是社会发展，一个是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所以研究调整我国的教育方针，就要看到这些新的变化和新的情况。” 杨东平提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之后，已经为教育指导思想的更新确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价值观，我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来确定学校教育的方针和培养目标，更新延续至今的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么一个陈旧、不准确、政治化的提法，“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全民教育，面向每一个儿童，不分阶层、宗教信仰、民族、家庭背景。” “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阶段人的充分发展的最高理想，用它来规范、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学校教育，这个目标就相差得太远了。呈现在现实中，全面发展就会变成平均发展、平庸发展。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发展人的个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样的要求必须鲜明地提出来。”杨东平说。 重建教育理想 那么，新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应该如何表述？这一问题引发了全场的热烈讨论。 “现在都讲以人为本，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培养人的发展能力为本，以全民教育为本，以人才培养为本，以终身学习为本。研究教育方针，要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来予以研究和讨论。”时龙认为，“这个教育方针要体现时代要求、中国特色，要体现教育的基本理念，要体现人的发展基本需求，同时要体现国家意志。一句话，就是教育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着力于人力资源开发与全民终生学习，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现代公民。” 杨东平提到了老一代教育家陈鹤琴所倡导的“活教育”，其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人的五个条件是：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为人类服务。杨东平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当建立以“公平的发展”为特征的新的教育发展观。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可以更新为“培养21世纪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新的教育方针应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可改为“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协调发展”。其他的教育价值包括从精英主义转向大众主义，从国家主义回归人本主义，从工具主义回归人文主义等。 孙云晓的表述是：培养人格健康，并富有创新能力和良好习惯的现代公民。他特别强调习惯培养的重要性，“美国小学生守则非常具体，而中国小学生守则第一条是什么？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样的教育只是让学生知道一些概念，而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实际上小孩子就应该培养一些基本习惯。”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负责人梁晓燕比较认同孙云晓的表述，只是建议将“创新能力”改为“学习能力”。浙江衢州市教育局局长姚宏昌则希望在“公民”前加上一个形容词“幸福”。 在中国社科院李楯老师看来，中国教育要培养活跃于21世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格局下的开放世界中的中华人。这样的人应该是身心健康、快乐的；要负责任，有和谐的人际关系，追求自己美好生活的同时，不伤及别人；能够与我们生存的自然空间和谐共处。“教育是干什么？就是教人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做人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要教出一个有脑子的人、自己能选择的人，而不是像过去要求脑袋长在别人身上。” 与会的家长也谈到了自己对孩子的希望，来自新华社的鹿永建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一个有工作的人，成为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公民。 来自国家教育发展中心的王烽则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当我们把一个新的内容加进去，或者说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它对原来的教育体系产生的作用到底是物理作用还是化学作用？王烽希望这会是种化学作用，新的教育目标可以引发从思想到所有工作细节的变革，它将是一场整体的变革。 “非常希望这一次把教育方针理清楚，成为老百姓认同的教育方针。”孙云晓说。 再拾“生活教育” 如何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传统文化公益组织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提出，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经验，一个民族的发展不能与传统文化割裂。他建议，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应该更加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在体制上创造传统文化教育与体制内教育结合的制度空间。 姚宏昌则呼吁重视劳动教育。“人走向社会必须尊重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尊重普通的劳动岗位，要有一种劳动精神、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他认为，由于“文革”中过度的劳动教育和改革开放后劳动教育被轻视，劳动教育这些年来完全弱化了。 杨东平的建议是：要从应试教育走向生活教育。他提出，“生活教育脱胎于杜威的教育哲学，却是在解决中国教育问题中形成的，它要解决的是学校与社会相脱离、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书本和经验相脱离，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等这样的一些新问题，对于改变今天的教育现实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是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教育哲学。”除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外，他还提出将公民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生命教育等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 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陈强以自己女儿在美国的学习经历说明了生活教育的重要性。 陈强的女儿在美国读了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上学期，他感触最深的是中国教育教学生学会考试，而美国教育则教学生学会生活。 在美国，学生在校的不少时间是进厨房、用缝纫机做小东西、上理财课、做职业生涯规划、学习当保姆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设计旅游规划、在班上搞模拟餐厅等。而我们很多孩子不会洗碗、洗衣服、叠被子，甚至连书包都懒得整理。“一个学生如果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分数考得很高、琴弹得再好，这样的教育算成功吗？”陈强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