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摘抄.doc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版

阿成说：其实一个人十二岁左右就成熟了，在学校里混到十八岁，完全是因为法律规定十八岁以下不可以做工。（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6）

阿城说：76年以后，大专院校尽力一大批社会油子，老师觉得很难教，可这帮人毕业之后又有些遗憾，因为这帮人是有社会经验的，人人是一肚子的故事，可以跟老师抬杠的。阿城引申说：孔子的学生除了颜回，多数也是些社会油子。子路比孔子小不了几岁，子贡已经是春秋晚期的国际大商人了。（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0）

阿城回忆说，六五年的时候，他当时上初中，因为他父亲在政治上的原因，欢迎亚非拉总统之类的事情是不让他参加的。老师当时在班上念三十个人的名字，说：没念到的就可以回家了。阿成说：老师，你念几个可以回家的不就行了吗？何必念那么多呢？老师回答得很妙，说：念到的，那是有尊严的。阿城说：老师说的没错，有史以来，权力就是这样表达的。（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1）

八十年代的文化还有一些集体主义生活留下来的东西，叙述比较非个人。（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31）

阿城说：彩陶中的很多纹样是要在致幻之后才能感觉到的，中国现在民间巫术还保留着用酒和大麻致幻的方法。青铜也是。阿城在美国见到张光直时，张曾问他是否吸过大麻。阿城觉得古代艺术中，除了具象、抽象，还有幻象。（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54）

阿城说：古代艺术中的纹样，都是为了在致幻情况下导致幻象的，直到青铜，青铜纹样没有李泽厚讲的“狞厉之美”，青铜都是藏在高堂的，奴隶是看不到的，又怎么存在吓唬他们呢？道教的那个阴阳符，也就是从漩涡纹演化而来的。远古时期，巫师就是人王。（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55）

阿城说：香料大致有两种，植物性的是致幻，动物性的是催情。（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55）

阿城说：佛教传入中国，一下子与儒、道平起平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大麻比中国的劲大。屈原的《离骚》里讲的那些东西，什么香草啦，多是有致幻作用的。（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56）

萨满其实就是西伯利亚的原始宗教，萨满在东北很厉害，在国家上是显学。二人转里面其实就有一种萨满的癫狂。（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56）

査建英说：八十年代的作品缺少个人性，多是以一种小集体的话语反抗一种更大、更强势的大集体话语。那个时候，个人还很弱，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屁股被打烂了。（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94）

陈丹青说：前卫艺术实际上就是新红卫兵艺术，是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的隔代延续。所有现代艺术都是激进的，毕加索是老共产党员，意大利好的导演都是共产党员。（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09）

陈丹青说：留学其实已经是失败，还谈什么成功呢？査建英补充说：是，当年胡适也有这个想法，胡适称，“留学为吾国大耻”。还说，“留学是为了不留学”。査建英还说到唐朝如何兴旺，人家主动来和我们接轨之类。（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13）

陈丹青说：艺术家就应该左，用左来搞政治，弄不好就危险，搞搞艺术则正好。（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14）

査建英说：有人调侃说，八十年代是有思想没学术，九十年代是有学术没思想。（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30）

陈平原说：八十年代的学界有共同话题，九十年代基本没有。一是因为学科分化，二是因为大家多数只关心自己的研究，不太关注别人。（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31）

査建英说：九十年代的学界大家都有表演欲，不太喜欢听别人讲。（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31）

陈平原说：从思想界来说，九十年代比八十年代深刻，但八十年代更真诚。（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32）

晚明涨潮说：“能闲人之所忙，方能忙人之所闲。”林语堂引用了这话。（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34）

陈平原说：八十年代的学术有点像清初，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句话“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陈觉得很像八十年代。（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37）

陈平原说：八十年代学者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借经术文饰其政论”。很多八十年代出名的学者一辈子都没有改掉这个习惯。这对于学术本身多少有一点扭曲。（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38）

甘阳说：我敢跟一流的学者对话，不敢跟二流的学者讨论问题。陈平原说他这话经典。因为谈思想观点，没问题；而谈学术则需要读书和研究。（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40）

陈平原说：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和外部的政治气候有关。査建英补充说，这也是国学热的外部背景。逼到墙角去面壁，却发现，原来这里别有洞天。（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41）

査建英说：八十年代主要是人文学者的天下。陈平原说：九十年代，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发展迅猛，他们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有自己的专业背景，相比起人文学者的激情、空泛的讨论显得更加深入，也更有说服力。（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41）

陈平原说：九十年代学界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科学的崛起有很大关系。（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43）

陈平原说：“五·四”是理解二十世纪而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脉络。査建英赞同。（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45）

陈平原说：八十年代的很多大学里还有一些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他们是三四十年代有过很好的表现的，思想解放以后，他们的思想跳过五年六十年代，一下子回到三四十年代去了，这对于八十年代的一批大学生是很有影响的。（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46）

卢梭的《民约论》第一句话是：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183）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家最重要的人物，杜维明是第二代海外新儒家。（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14）

思想最深刻的思想家，按今天的政治意见看都是最糟糕的，柏拉图、尼采、海德格尔，都是这样。（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29）

李陀说：很多人关于理论和学术问题的思考掉进“一因一果”的圈子里走不出来，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多因一果，或者多因多果的。（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54）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形成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的状况，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闲扯。（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56）

査建英说：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中国是经济上学美国，政治制度上不学；印度相反，政治上学美国，所以，印度不敢过分得罪穷人，会失去选票。有人说，中国是宗教太弱，印度是宗教太强。（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59）

李陀把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称为后工业社会。（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63）

李陀说：在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中，朋友这层关系是相对批判得较少的。査建英认为，这只是三、四十年代如此，建国三十年，各种运动中却也破坏了朋友关系。（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66）

査建英说：通俗文学很像给小孩子圆梦，往往是你缺什么，它就给你什么。（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68）

査建英说：不论是东方西方，从古代贵族社会过渡到平民商业社会，伦理都会起变化。西方从人性恶的角度上，发展出一套理性的契约、法制文化来。（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69）

八十年代的两个思想运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应该分开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目标很不一样。实际上，两种思想路径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妥协，构成了八十年代思想发展的独特景观。（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74）

李陀说：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其实正是世界范围内知识大变局的时候，但那时候我们没有介入其中，而是介绍一些西方过去的思想，如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美学的克罗齐，心理学的弗洛伊德和荣格，文化符号学的卡西尔，社会学的韦伯，人类学的马林诺夫斯基等等。与世界潮流失之交臂。（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75）

李陀说：创新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层面的，虽然创新并不单纯是为技术而技术。（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78）

栗宪庭说：五四打开国门，没有学习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而是拿了人家刚刚丢掉的东西。从康、梁到陈独秀，一直到毛泽东，都主张用写实主义来拯救中国的文人画传统。美术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徐悲鸿，徐出国可能是受康有为的影响。（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96）

栗宪庭说：五四时期有两次论争，一次是写实战胜写意，而是现实主义战胜现代主义，他们认为现代主义很像文人画。学习西方写实，其实是取其入世精神，骨子里是对宋以前“文以载道”的回复。（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298）

中国人一崭露头角，便容易萌生“治国平天下”的功利想法，六四也有那么一点。（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328）

全球化的危险是文化霸权，尤其是美国的消费文化，几乎渗透到非美国青年的血液里。（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330）

八十年代比较理想主义，到了九十年代，商业化的东西涌进来了，政治上也比较禁锢。让你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追求的，那就去追求钱吧。（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417）

田壮壮很佩服吴清源，吴清源比较注重“用中”，就是不能不用力，也不能用力过猛。（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419）

吴清源说：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从这个社会上拿走东西，但你拿走了，你还有还一点东西回来，你光拿不还，社会就没有了，被拿光了。（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426）

田壮壮说：日本的员工很敬业，没有一个掉链子的；中国的很多员工不太敬业。得到和付出没有吻合。
査建英说：咱们这儿佩服的是聪明而不是诚挚，把诚挚和傻联系在一起。（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P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