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琵琶行(并序).docx

白居易生平
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写实性诗人，中唐新乐府诗派的领袖。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写实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写实性诗歌创作的高潮。他的思想丰富而复杂，儒道释杂糅，既存在着矛盾，又充满了人生智慧。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晚年居香山，故称白香山，又官太子少傅，故又称白太傅。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享年七十五岁。白居易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已经平息，但各种势力不断交锋，政权更迭频繁，他一生历经八个皇帝，这个曾经鼎盛的王朝已经开始颓败。
白居易坎坷而漫长的人生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童年到三登科第；解褐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之前；元和十年俟罪浔阳到大和三年请长告分司东都前；大和初分司东都直至逝世。
纵观白居易的一生，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贬，是他人生的分水岭，是他思想和创作由积极走向消极的分界线。此前是他“志在兼济”的时期，此后则“独善其身”。
被贬江州前——“志在兼济”
白居易的童年
白居易也应算是早慧的“神童”，他五六个月大时，还不会说话，就已经认识“之”和“无”两个字了，五六岁便开始学写诗，九岁便能辨识汉字声韵，已精通诗歌声律了。而且白居易也很刻苦用功，他昼夜勤学，以至于长时间读书读得口舌生疮，不停地写字，写得手肘都长了茧。
白居易十二岁时，家乡爆发战乱，遂与家人至越中避难。他在越中，发愤读书，为应进士第做准备。他此时所写的诗作深沉老到，已经显示出优异出众的诗歌创作才华。
十五岁时创作出脍炙人口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这首诗曾引出过一段文坛佳话。《幽闲鼓吹》记载：“白尚书应举，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顾况对他说，长安的米价很贵，你要在长安居住下去，站住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打开他的诗一看，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白居易的三登科第
经过多年的刻苦攻读，精心准备。到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二十九岁时，“以进士举，一上登第。”在同榜进士十七人中，白居易年纪最轻，且排名第四。
在唐朝，进士及第并不能马上授予官职，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而已。白居易要想取得官职，还需要参加由吏部组织的更高级别的“拔萃科”考试。贞元十八年冬天，白居易再次赶赴长安，参加了拔萃考试。翌年三月发榜，同科及第八人，他位居甲等，与元稹一同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这一官职负责校对工作，虽然官职不高，但在校对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古文经典，为以后做行政类工作打下基础。唐代很多诗人大官，都是出身校书郎。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驾崩，顺宗李诵即位，年号永贞。随后，政权动荡，革新派发动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永贞革新”，以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柳宗元等也参与其中。白居易对此也是十分赞赏，只是官位低微，未能参与其中。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三十五岁，任期满，闲赋在家。朝中与他熟识的官员大多因“永贞革新”被贬，为了得到新的任职，他参加了当年的“才知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被任命为盩厔尉（zhōu zhì 今陕西周至）。这就是白居易颇为自矜的“三登科第”。
对自己在科场的连战连胜，白居易虽颇自矜尚，但并不夸张。既然没有可资凭借的“外援”，那就只能靠自己超人的才华与执着的奋斗，再加上侥幸的机遇。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所具有的那种执著追求的进取之心和刻苦勤奋的务实精神。因为唐代科举，要考诗赋、判、策论。如前所述，白居易自幼对诗赋勤于研习，才华早著；至于判与策论，因为是科场必试的内容，一般士子在考前当然也要练习写作和准备，但是，准备得像白居易那样精心，那样充分，那样完备，却极为罕见。今存《白居易集》中的《百道判》101道，《策林》75道，都是他在应拔萃与制科之前的备考和练笔之作，却因为写得文词华赡，内容精审，成为当时和后来应试者的范作，被奉为程式而广为流传。
白居易早期为官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三十七岁。他被从盩厔尉上召回京城，四月拜授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自此，他才以左拾遗为职事官，与他不甚惬意并视为“风尘走吏”的盩厔尉脱离了干系。
翰林学士和左拾遗，都是随侍皇帝左右，听候差遣，令人称羡的近职，白居易当时是颇引为自豪和得意的。但是，就其实质看，左拾遗不过是一个“其选甚重，其秩甚卑”的“言官”；而翰林学士也仅是一种差遣，有虚名而无实权。要想发挥干预朝政的积极作用，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得到皇帝和权臣的信任和支持。在元和初期进入仕途的白居易，正好获得了这样难得的机遇。
白居易当时因为文采惊艳，尤其精于写诗作文，而且他当校书郎和盩至尉这段时间，已经写了歌诗将近一百篇，意存丰富，针砭时弊的，而当时的士君子往往喜欢白居易的这些作品，所以这些诗作也流传到了宫中，而当时的宪宗皇帝正好是励精图治，喜欢纳谏之臣，喜欢听臣下的直言，所以就在元和二年十一月时，把白居易召入了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到元和三年五月的时候，又把白居易提拔为左拾遗。白居易自己也认为自己碰到了浩恩之主，碰到了明君，而且是非常规地进行了提拔，他就愿意把自己一生以来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唐宪宗在元和前期对白居易的赏识和信任。另一方面，作为新兴进士集团领袖的裴垍（jì），元和三年正在宰相位上，而他正是以元、白为代表的锐意革除弊政的青年文士的政治后台。
多年的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白居易深深感到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皇帝的信任和宰相的支持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积极进谏，不怕牺牲。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
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这一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于这时候写出来了。其锋芒所指，大致有如下四端：抨击权豪的贪暴，反对宦官专权，悯恤生民疾苦，“但伤民病痛”。这些诗篇象连弩之箭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白居易却“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
当然，结果是白居易的这些指陈时弊，鞭挞社会黑暗的谏章和讽喻诗，不仅触忤了权倖，同时也引起了最高统治者唐宪宗的不快，他渐被疏远和冷落，仕途也出现了危机。
但是诗人耿直的性格并没有因仕途受挫而改变。当他闲居下邽（guī）四年之久后的元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14年，再次回到朝廷任职诏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时仍旧不改忠直之心、耿介之性。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
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廷在宰相武元衡的主持下，正加紧部署对淮州、蔡州吴元济的用兵。这不免引起了河北、山东割据称雄的巨镇强藩的恐慌，产生了唯恐被各个击破的“唇亡齿寒”的危机感。于是，当时割据十五州，辖境同淮、蔡毗邻的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便先发制人，派遣刺客潜入京城，于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的清晨，杀死了立主以武力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引起“京城大骇”，朝野震动，他们妄图以此干扰和动摇朝廷对淮、蔡用兵的决心。
面对中唐政治史上这一极为罕见的恶性事件，白居易认为是开国以来未有的“国辱”，不顾己为东宫官的身份，迅速作出反应，第一个站了出来，亟请上书捕贼，以雪国耻。不料，白居易这种公忠体国、急朝廷所急的耿耿忠心，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和奖赏，反而被权贵们斥为越职奏事（白居易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一职位是专为东宫太子而设的，主要是向太子规劝提出一些谏言，一般情况下是不得干涉朝政的），并造谣中伤，遂被贬为江州司马。
当时朝廷加于白居易身上的罪名到底是什么呢？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是有“素恶居易者”，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所谓“名教”，即以“忠”与“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毁谤的恶毒之处，正在于构陷了白居易犯了有悖于封建礼法人伦的“不孝”的大罪。这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白居易遭到的惩罚，先是被执政者“奏贬江表刺史”，继而又遭到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落井下石，上疏论“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其实白居易遭贬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从元和初年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以来，公忠体国，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对那些剥下媚上、横行不法的权倖，或在疏奏中指名道姓地予以抨击，或则以其匕首投枪式的政治讽喻诗，将他们的丑行恶德作为某种类型加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因此树敌太多，积怨过深，从而导致他们内外勾结，造谣中伤，使白居易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和庇护，最终遭到贬谪。

自贬江州后——“独善其身”
江州之贬是对诗人的一个沉重打击，“换尽旧心肠”，诗人虽未免言之过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显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些政治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此时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
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下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京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因此他每求外任，任杭州和苏州剌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最后的十八年。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
但白居易后期的消极，毕竟不同于王维的“万事不关心”。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疏浚西湖，造福杭州；出刺苏州，清正廉明。
白居易出守杭州三年，心情最好，政绩最显著
长庆二年，因为有感于唐穆宗的昏聩荒淫，牛李党争愈演愈烈，正直之士在朝已难有作为，为了远离朝中政治斗争的漩涡，白居易主动要求外任，自中书舍人授杭州刺史。
出守杭州的三年，是白居易后期心情最好、政绩最著的一个阶段。他治杭以爱民为上，主张政省刑宽，留下了不少关心民瘼、舒解民困的善政。
这是白居易在杭州留下的造福于民、功在千秋的最大德政。他治理钱塘湖（即西湖），疏浚李泌六井，并经过实地考察和亲自试验，总结了“后来要知者四条”经验，设计了一整套既节水又确保不误农时的灌溉方案，十分缜密和周到，给州民带来了实惠。
白居易出宰杭州，还以廉政著称于世。一个州郡长官，俸钱本来就不丰厚，卸任时竟然将节省下来的部分存入官库，作为继任者以资应急的备用金，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白居易再次外任，担任苏州刺史。和上次出宰杭州主要是避开朝中政治斗争不同，白居易这次主动要求出任苏州刺史，主要是觉得分司东都洛阳太清闲了，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为有了上次任杭州刺史可以放手治郡的经验，所以这次到苏州，他更想勤政爱民，以报效朝廷。
和在杭州刺史任上疏浚西湖类似，白居易到苏州后也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德政，这就是疏通阊门至虎丘的河道，整修七里山塘。
白居易在苏州任上一年，虽然为时虽短，但由于他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政省刑宽，使得苏州人民获得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实惠，深受州民的爱戴。所以当他两袖清风地经水路离开苏州时，勤劳淳朴的苏州人民，夹岸相送，呈现出“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饯筵犹未收，征棹不可停”的依依难舍的盛大感人场面。这种融洽的吏民关系，在封建专制时代是并不多见的。白居易的好朋友，当时为和州刺史的刘禹锡，也禁不住感叹，颇有自叹弗如、见贤思齐之意。
会昌六年八月，诗人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终年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