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释读--兼及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国民公报》中郭沫若相关文献的考释.pdf

郭沫若学刊2 0 2 3 年第2 期（总第1 4 4 期)史料研究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释读*兼及1 9 3 8 年1 月至1 9 3 9 年1 月国民公报中郭沫若相关文献的考释袁洪权（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文化教育传播中心，贵州贵阳5 5 0 0 2 5）摘要：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已形成共识，如新版郭沫若全集的启动，和郭沫若年谱长编（1 8 9 2-1 9 7 8 年）的出版，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史、文化史的学术建构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即基于这样的文献目标，努力钩沉相关文献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呈现郭沫若作为文化人与社会人的“一般性”，这就不得不提到国民公报上的郭沫若文献。论文以1 9 3 8 年1 月1 1 日至1 9 3 9 年1 月2 9 日国民公报的1 5 条郭沫若文献为基础，对郭沫若年谱长编缺漏或不详条目作了“增补”，并以该报1 9 3 8 年6 月2 4 日、2 5 日连载的傅襄谟采访郭沫若之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文献，还原郭沫若战时初期（1 9 3 7-1 9 3 8 年）的文化思想，这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作为横截面的1 9 3 8 年郭沫若之抗战思想。关键词：傅襄谟；国民公报；1 9 3 8 年6 月1 7 日；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郭沫若；抗战文化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3-7 2 2 5(2 0 2 3)0 2-0 0 0 2-1 11978年6 月1 2 日，郭沫若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6 月1 8 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郭沫若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叶剑英（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邓小平（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邓小平在悼词中强调：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作者简介：袁洪权（1 9 7 8-），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 9 JZD037)和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2 0 JPKC06)的阶段性成果。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新华月报资料室编辑：悼念郭老，北京：三联书店，1 9 7 9 年，第3 页。2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这不仅在文学方面给予郭沫若高度的评价，而且在政治、文化思想、社会活动方面奠定了郭沫若的评价基调。从郭沫若在2 0 世纪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力来说，其文献搜集范围不得不予以扩本摄停刊敏事大，这就不能仅仅立足于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翻译和学术贡献的研究，更应该看到“社会活动家”这一身份所指向的复杂的、立体的、多维的文献层面。但社会活动家这一层面也有其特殊性，毕竟郭沫若是跨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跨代”文化人。中国现代史时段的文献搜集与整理，就需要研究者有更为全面的学术眼光、学术态度,用平和的学术心态予以看待。这方面的文献，毕竟涉及到党派政治的某些学术话题。新版郭沫若全集的启动工作，必将在文献搜集的广度和深度上，呈现出与老版郭沫若全集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1 8 9 2-1 9 7 8 年），不管是在郭沫若文献的搜集范围还是释读深度上，可以说都有很大的学术突破（相较于龚继民、方仁念撰写的郭沫若年谱），正如其编辑凡例所说，“依据目前所能得见的郭沫若的所有材料”。并且，在编写这套厚重的年谱书籍过程中，课题组倚重的是郭沫若研究界卓有建树的学者（包括秦川、黄淳浩、蔡震、郭平英、李斌、赵凯、赵笑洁等），这保证了它作为工具书的学术分量。但不无遗憾的是，在郭沫若的文献搜集上，课题组可能残留着潜在的“左翼视野”过度依赖于所谓的左翼精神这一文献脉络来建构郭沫若的文化人形象。不可否认，左翼视野的文化态度、左翼精神的研究思路之文献搜集，是应该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那就是：在面对非左翼的期刊和报纸这两类文献的时候，撰者们或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政治的筛选与删除，从而遮蔽了郭沫若作为学术研究个体在这一时段的历史复杂性。需要说明的是，处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1 9 3 7-1 9 4 5）的这一特殊时段，特别是1 9 3 8 年1 2月2 9 日抵达重庆后，郭沫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陪都重庆，倚重重庆、成都的相关地方报刊文献，应是今后郭一、国民公报1 9 3 8 年1-1 2 月和1939年1 月刊载的郭沫若文献国民公报1 9 1 2 年4 月2 2 日创刊于四川成都，1 9 5 0 年2 月1 6 日终刊于四川重庆（以当时的行政区规划而言）,前后跨度近四十年的时间，中间尽管部分时间曾有断刊的现象，但大体能够呈现其完整性和连续性（见图1)。可惜的是，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学界对国民公报关注的研究者并不多。如果说1 9 3 7 年七七事变前因国民公报属于地方报纸，不予以关注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与文人迁徙内地，这给予国民公报的影响巨大，至少在中国现代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上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国民公报一跃变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报纸，不关注与研究它就显得不应该。国民公报在战时的1 9 3 7 年至1945年曾创办过不少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学术副刊，其中以文群(靳以主编)诗垦地（诗垦地社主编)这样的文艺副刊最为著名，曾先后发表过老舍、巴金、丰子恺、靳以、萧红、何其芳、刘白羽、绿原、曾卓、阿珑、汪曾祺、刘北汇、邹荻帆、缪崇群等人的作品，吸引了文学界的关注，但研究的深度也是不够的，而针对木刻、戏剧、电影、民众教育、专题性政治及文化活动专页这类丰富的文献材料，涉猎并呈现出来的研究成果更加少，这于国民公报的历史影响力实在不相匹配。七七事变以后的最初岁月里，郭沫若与国民互同友中度国公款訪藍好蘇税到刷击席在京巡宴政府各院部食首摄儿荷此本七日起停利此路本报近以想清指据遇特围筑决定於一九五0 年二月十板一辈腻工崴正擎明现就六光七都第新外沫若研究在这一时段的学术增长点。这就不得不说到重庆国民公报这份报纸，以及傅襄谟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史。同告7办者而图1：左为国民公报创刊号，中为国民公报终刊号，右为国民公报停刊启事不不编辑凡例，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 8 9 2-1 9 7 8 年）第1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7 年，第I页。陈启明：回顾抗战时期副刊 作家群及其作品，中华读书报2 0 2 2 年1 月1 5 日，第1 4 版。3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关系尤需加以注意。如果撇开党派纠葛的话题，政治部第三厅作为郭沫若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展现场所之一,是值得学术界重新梳理与研究的。他的抗战回忆录对加人政治部第三厅有这样的表述，“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郭沫若的这一说法,某种程度上也会产生一定的研究误导（毕竟郭沫若在1 9 3 7 至1 9 4 1年有思想的大转变，还需要思想史的详细清理）。这里，明显地涉及到如何重新走进历史文献，并以历史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的问题。最近，笔者在翻检国民公报时，就发现了部分涉及郭沫若文献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并没有被郭沫若年谱长编（1 8 9 2-1 9 7 8 年）（以下简称“年谱长编”)整理并编入该书的条目之中。仅以1 9 3 8年1 月1 日至1 9 3 9 年1 月3 1 日作为横截面，这样的文献有十五条，真正采用的竟只有两条。要知道，抗战时期的国民公报，也是西南大后方、陪都文化界最为重要的报纸之一。此处，笔者整理国民公报关于郭沫若的相关文献，并与“年谱长编进行比较对读：1.郭沫若昨乘车抵汉将任某要职，1 9 3 8年1 月1 1 日，第1 版。2.郭沫若对记者畅谈抗战前途，1 9 3 8年6 月1 9 日，第2 版。3.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上），1 9 3 8 年6 月2 4 日，第2 版。4.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下），1 9 3 8 年6 月2 5 日，第2 版。5.郭沫若在汉口（照片，傅襄谟摄），1938年6 月2 6 日，星期增刊，第1 版。6.良友画报目次（广告，内有郭沫若文谈全面抗战），1 9 3 8 年6 月2 8 日，第4 版。7.郭沫若：告四川青年书，1 9 3 8 年7 月1日,第3 版。8.郭沫若昨抵渝，余飞鹏、康兆民同来，1 9 3 8 年1 2 月3 0 日，第3 版。9.郭沫若今在公园讲演，1 9 3 9 年1 月1日,第2 版。10.公园音乐演奏会郭沫若公开讲演，1939年1 月2 日，第3 版。11.全国文协会昨欢迎郭沫若，1 9 3 9 年1月5 日，第3 版。12.经冶：在青年记者学会欢迎会上郭沫若先生畅谈日本政变问题，1 9 3 9 年1 月8日,第3 版。13.本渊：我敌青年的对比一一郭沫若昨在复旦大学讲演,1 9 3 9 年1 月2 5 日，第2 版。14.为“纪念一二八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特刊 题字，1 9 3 9 年1 月2 8 日，第3 版。15.世界新秩序的建设一一郭沫若厅长广播讲演，1 9 3 9 年1 月2 9 日第2 版。先看1 9 3 8 年的八条文献。第一条的内容在“年谱长编”内有详细的文字陈述，包括与武汉警备司令部通电话、叶挺来访、与周恩来等见面于八路军办事处，甚至还引述了郭沫若1 9 4 5 年之后写的抗战回忆录对这次与中共相关人士见面的政治情感文字。第二条内容在“年谱长编”中并无记载，这是国民公报（从后面的持续报道来看）记者傅襄谟（他是国民公报的战地特派员)对郭沫若的采访，时间为1 9 3 8 年6 月1 8 日上午，且郭沫若有对于时局与战局的看法，“对目前战局极兴奋，谓武汉安危不足虑，举国民政但能忍痛，争取抵抗时间，敌必败亡”，并谈及“惟今后战局推移，四川责任特重，全川青年，能安居后方，正宜加倍努力读书，多得一分智力，即增加一分抗战力量，烦恼苦闷，一切无用，最好是全川青年，都立志当兵，国家就有办法”，这些文字均可增补到1 9 3 8年6 月1 8 日条目下，而不仅仅是当日郭沫若对陈布雷的拜访这一件事。第三、四条其实承接的是第二条的内容，为国民公报战地记者傅襄谟关于郭沫若的“会谈记”主体文字，内容相对完整,这些内容在“年谱长编”中并没有被留意，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讨论）。第五条为傅襄谟在采访郭沫若时拍摄的个人照，这照片显得特别珍贵，战时留下来的照片今天已经并不多见，希望这顿照片能够补充到1 9 3 8 年郭沫若图谱之中。第六条为涉及郭沫若文艺作品宣传的郭沫若：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 9 5 9 年，第1 7 页。郭沫若对记者畅谈抗战前途，国民公报1 9 3 8 年6 月1 9 日，第2 版。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 8 9 2-1 9 7 8 年）第2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7 年，第7 6 5 页。4一则广告，“年谱长编”编写时当然可以忽略，但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与广告的关系角度来看，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第七条关于告四川青年书一文，“年谱长篇 放置到1 9 3 8 年6 月2 8 日条目下，并作了“发表于7 月2 日新新新闻”的文字予以标注。如果编写者参照国民公报，可能就会发现告四川青年书这篇文章的最初刊载应该为1 9 3 8 年7 月1 日的国民公报。需要指出的是，结合国民公报刊登郭沫若告四川青年书的这一事实来看，它其实是郭沫若应傅襄谟和报社邀请写的一篇告慰四川青年、慰问四川父老乡亲的约稿文章，所以，1 9 3 8 年6 月2 8 日之条目，的确需要加以修改和完善。第八条在“年谱长编”内有条目，但它记录的是“偕于立群乘机由贵阳飞抵重庆”，根据国民公报的报道文字可看出，“贵阳”应该为“桂林”之误，希望今后修订时能做出订正。而在此条目的详细摘引文字之出处，均来自1938年1 2 月3 0 日的重庆版新民报，它记录的同行者有吕奎文、政治部第一厅副厅长杨麟等，国民公报则提到了俞飞鹏、康兆民两位与郭沫若“同机抵渝”，也期待今后能够一并修改完善之。1939年1 月的七条信息，真正被“年谱长编”注意且标明出处的只有1 月1 日这一条，编写组采信于新华日报和国民公报，但国民公报在1 月1 日和1 月2 日都报道了这次活动，且明确了音乐大会时间为“上午十时”，地点为“中央公园网球场”。国民公报还明确说明，“这是郭厅长回川后首次的公开讲演”，当日同郭沫若一起参加音乐演奏会的还有盛家伦、舒绣文、谢婉华、朱嘉蒂等，按理这些信息都应该增补到该条目之中。1939年1 月4 日的“年谱长编”条目信息，主要来源于新华日报,查该报的报道文字,是以“简讯”的形式呈现的，与国民公报的报道文字相比简略了很多，这里抄录这则报道：昨（四）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永年春开临时会员大会，欢迎新到渝会员郭沫若、胡风等，主席华林致欢迎词后，当由胡风、郭沫若发言，详论抗战期间文艺宣传应认清对象，务求通俗，始克收普遍之效，后即详细讨论发起全国文化界拥护抗战国策，暨最高领袖，并联合全国出版界各报馆通讯社，各文化团体发动讨汪肃奸运动大会，当推举胡风、姚蓬子、老向、王平陵、宋之的等为出席筹备会代表，该会会员分任标语，通信，副刊，交际，总务，翻译等六股工作，同时并致函该会各地分会，及各地文化界人士，促其发起同样运动去。这一报道文字完全可以纠正“年谱长编”对此条的记录，相关细节得以恢复且更接近历史的真实。1 9 3 9 年1 月8 日的报道刚好对应1 月7 日的“年谱长编”条目，条目采纳的信息来自于新华日报，但新华日报却以“简讯”的形式予以报道，详细信息却在商务日报国民公报予以披露，且在摘引商务日报的信息时还是有所遮蔽，而对国民公报的报道只字未提。综合国民公报商务日报这次演讲的“现场记录”再编这一条目，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这一条目亦期待能够修改和完善。1 月2 4 日条目采纳的是国民公报的报道文字，但仍旧沿用的是新闻的标题，细读演讲稿的记录文字，可以发现演讲的真正题目应为敌我智识青年的对比，讲座的主持人为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这些信息都被删节。按其他条目的处置策略来看，条目似乎也应呈现讲演记录的主体内容，但条目下并没有讲演现场记录的文字摘引,呈现出处置策略的差异性。在笔者看来，郭沫若讲演对比的主体内容并没有在条目里得到清晰呈现，这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1 月2 8日刊载的郭沫若的一帧题字图片，其实是郭沫若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纪念“一二八”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成立而题写的字（见图二）,识读如下：“战云罩蔽着全世界，惟有以集体的力量来加以防卫，方能制止侵略，保卫文化，恢复和平秩序,增进人类福祉。每一个理智清明的人士都负有一部分的责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郭沫若廿八，一，十五。”这幅题字有落款时间，为“廿八，一，十五”也就是“1939年1 月1 5 日”，还有落款和签章。这一信息是郭沫若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是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会员的一种活动，刚好可以弥补“年谱长编”1 9 3 9 年1月1 5 日信息所缺。1 月2 8 日郭沫若参加了纪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 8 9 2-1 9 7 8 年）第2 卷，第7 6 7 页，第7 9 2 页。此处照录新华日报的文字：“渝文化界昨下午假永年春举行茶会，欢迎郭沫若先生。”（新华日报1 9 3 9 年1 月5 日，第3 版）5念“一二八”七周年暨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并发表讲演，这则信息在“年谱长编”有条目，但采用的是1 9 3 9 年7 月1 日发表在反侵略周刊第十期上的记录稿，忽略了讲演这一事件发生最近的文稿记录，即刊载在国民公报上的最早记录文字，且最初的题目为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并非“年谱长编”所说的和平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见图2)+图2：郭沫若1 9 3 9 年1 月1 5 日之题字从国民公报记载郭沫若的文献来看，这十五条文献真正被“年谱长编”注意并采纳的只有两条，分别是1 9 3 9 年1 月1 日和2 4 日，大部分文献并没有被“年谱长编”予以注意，且在面对国民公报和其他报纸之相关性时，采信了其他报纸（以新华日报为主)而忽略国民公报。这种“年谱长编”编写策略的背后，在塑造郭沫若进步文化人形象的同时，也有可能遮蔽了作为国民形象的郭沫若，毕竟郭沫若在战时也是中国国人形象的具体体现载体。且从1 9 3 9 年之后的年谱长编条目文献来源看，编写组还是比较看重“左翼色彩”的报纸（对国民公报1 9 3 9 年2 月以后信息的采用情况，有待今后的翻读中继续补充）。这就不得不说到1 9 3 8 年6 月1 7 日傅襄谟与郭沫若的“会谈记”。二、1 9 3 8 年6 月1 7 日傅襄谟与郭沫若的会谈记，兼及照片和题字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傅襄谟1 9 3 8 年6 月1 7日对郭沫若的这份战地采访记录文字，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份战地采访记录文字的写作时间，为“1 9 3 8 年6 月2 2日”也就是傅襄谟采访结束后的第五天。需说明的是，国民公报1 9 3 8 年6 月1 9 日、2 4 日、2 5 日、26日和7 月1 日这五条信息，实际上都与傅襄谟相关。除国民公报在6 月2 4 日、2 5 日刊载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明确标注傅襄谟的“战地特派员”身份之外，其他均不标识。6月2 6 日的郭沫若个人照，甚至还署了“襄谟摄”三个字，如果不接续前两日的相关信息形成所谓的连贯阅读，这一条信息肯定会被漏掉。这就涉及到傅襄谟与郭沫若的交往史。仔细翻阅“年谱长编”，的确没有一条信息透露郭沫若与傅襄谟有交往的“交集”，但此前学界已有研究者关注到傅襄谟留日期间和郭沫若的交往，如廖久明和王明亮就曾留意到这个问题。傅襄谟1 9 1 1 年生于四川江安县汉安镇，中学时代即参与进步学生运动，1 9 2 7 年因参与四川省立第三中学学潮被开除学籍。1 9 2 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专攻美术。大学期间,爱好新闻，曾加入四川驻(北)平新闻记者联合会，与后来名震报坛、新闻界的范长江等有交集。1 9 3 0 年四川广汉兵变，傅襄谟撰写广汉兵变一文交由天津大公报发表，显露出新闻写作的才能。1 9 3 2 年大学毕业后返回四川，并赴万县师范学校担任美术教员。1 9 3 3 年，与张剑东、简太良(又作简泰良、简泰梁)同赴日本东京留学，进人东京新闻学院攻读新闻专业。1 9 3 5 年创办留东新闻周刊，担任主编。1 9 3 6 年6 月返国，应康心如、康心之兄弟之请，接受国民公报的聘任，担任该报记者。日本留学期间，傅襄谟本就与郭沫若有着“交集”。学界已注意到了留日学生创办的留东新闻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 8 9 2-1 9 7 8 年）第2 卷，第8 0 0 页。廖久明和王明亮以关注郭沫若与留东新闻的关系为中心，透露了郭沫若与留东新闻创办人傅襄谟的交往细节。廖久明：郭沫若与留东新闻，郭沫若学刊2 0 1 0 年第2 期；王明亮：也谈郭沫若与留东新闻，郭沫若学刊2 0 1 2 年第2 期。张安国口述、陈永嘉整理：傅襄谟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江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安文事资料选辑第4 辑，1 9 8 8 年，内部印刷，第6 4-6 7 页。6不月婴了是干一化弹徒一：最比的看遗否道教俪的一人多先我正式装调作夏的大的大杭法今日息的到我大可金：中民领尊全國抗最宣傅的郭沫若先生食麟記子人有士年生我光的的H中不大外上.炸火天人22的的不抗那门现数百家年質薄全國抗曦宣傅的郭沫若先生食麟記北更了大的中此勤新的人的2派年代不鞭酸地特派具傅襄膜打的今天龄人装彩大近之先的了月火之就外绿多打下地下最人及 六十浴百上前罐(11)上的月五K千费第西下的人的郭四中：先百新五修福工H的雕地第热和的美人之人時福人就多制制在更富敏端在看欠脖木鞭服地特派具傅恋膜州领盆路景的以力以（下)大福月馆正(上)图3：国民公报1 9 3 8 年6 月2 4、2 5 日第二版所载傅襄谟的“会谈记”之部分文字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正如廖久明、王明亮指出的，留东新闻曾刊载过郭沫若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并没有收录到郭沫若的作品集中。“年谱长编 也没有对留东新闻与郭沫若的关系加以留意，郭沫若此时期所写并载于该刊的作品，并没有被编目处理。1 9 3 6 年6 月返国后，直至1 9 3 8 年6月傅襄谟再次见到郭沫若这篇会谈记前，他们只有通信联系（会谈记中有透露），可惜这些信札至今没有公布（或已散），这导致郭沫若与傅襄谟的这一段交往细节被遮蔽。从目前公开的郭沫若文献来看，在组织政治部第三厅具体人事的过程中，傅襄谟的老友简太良就一直被郭氏重用，简氏曾担任第三厅厅长秘书室秘书，和全国慰劳抗日将士总会总干事（郭沫若领导的）、电影艺术人员训练班教授，而这些人事关系真要做出历史溯源，肯定就会注意到包括傅襄谟在内的留日学生与郭沫若东京时期的交往史。此前,张安国的口述中就涉及到郭沫若与傅襄谟的交往，提到“郭沫若与傅襄谟私交甚好，傅父六十寿辰,郭亲书条屏为赠”的细节，甚至还交待了郭沫若与章伯钧曾在傅襄谟寓所(应为留日期间的居所)的活动，“与留东新闻同仁聚餐，和他们谈论国内革命形势，北伐内幕及对未来的展望等”，以及郭沫若以第三厅厅长之便，推荐傅襄谟进入与第三厅有密切联系的“军事委员会中国电影制片厂”任上校秘书。种种线索可看出，傅襄谟与郭沫若有着非常重要的、亲密的私交，傅襄谟记录郭沫若的这一则“会谈记”（见图3)作为文献所透露的文化意义，值得学界予以关注，这里先整理相关文字并誉抄如下：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本报战地特派员傅襄谟(一)当十年前“创造社”的出版品，像洪水似的泛滥到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去的时候，郭沫若先生，是以“时代诗人”和“革命文学家”的姿态，活跃在新中国青年群众的眼前，等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插到武昌城下的时候，郭先生又成了“革命宣传家”。不幸的是时局的蜕变，终于流亡海外，度过了十年的清苦生活。然而更可庆幸的，大时代的降临，又把他迎回了祖国。民族抗战的烽火燃起以后，他在在轰炸中来去的中间，从上海到南京谒见蒋委员长。从此北伐时代的老同志，革命军中的旧同僚，又得从新紧紧地握着手。我们谈着郭先生感时诗中第一句“去国十年余泪血”真充满了不堪回首的过程。第三句的“愿将残骨埋诸夏”这又是如何动人悲壮而又具有牺牲决心的精神呵！廖久明：郭沫若与留东新闻，郭沫若学刊2 0 1 0 年第2 期；王明亮：也谈郭沫若与留东新闻，郭沫若学刊2 0 1 2 年第2 期。简聿修、简静华：我们所知道的简泰梁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富顺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富顺文史资料选辑第1 2 辑，内部印刷，1 9 9 8 年，第1 7 3 页。张安国口述、陈永嘉整理：傅襄谟事略，第6 5-6 6 页。7(二)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后，我们的政府发现了抗战期中许多军事上的缺点和政治上的错误，特别是政治的动作赶不上军事的发展，而军事的发展里面，又缺少了政治的推动力。一一因此，蒋委员长为了要适应这个时代的最高要求，特派陈诚将军组织权力重大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于汉口。政治部的性质和使命与北伐期中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同一意义，只是目前这个政治部的组织和权力，却特别广大些。在三位一体组成的“政治部”中战时的郭先生，终于从长沙回到汉口，就任了第三厅厅长之职。他的最高任务，是普及深入全国的抗战宣传工作，统一指挥全国抗战的宣传组织。不仅要用宣传的力量来发动民众来参加抗战，而且要多方面施行对敌宣传，击破敌国军阀与敌国民众的联络，同时更向欧美各国宣传，要他们用正义和实力来援助我们。所以，我要说：郭先生是我们全国抗战宣传的主帅。(三)记者来到汉口的第三天，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午前十时，渡过了洪流滚滚的大江，第一次踏上武昌的码头、我要访问的郭先生，就住在武昌城西北角的“昙花林”一从前的湖北一省立中学，现在的第三厅。好友简君，把我引进了厅长办公室。应该说是一种无可形容的微笑，都同时浮起在我们的脸上，郭先生正在批阅公文，忙放下毛笔,站起来，和记者握着手，一种别来两年不见中间所堆积起来的友情，好似电的交流，从我们的手掌中渡过！一一虽然这两年间，我们曾经通过几次信，可是今天重相见面于祖国的大地上，这意义，这感情，正十二万分的不同于“在敌国”的时候。在敌国，我们曾经第一次大谈“中国革命问题”于东京之“万崎”百货公司，曾经追述“北伐的秘话”于“伊东”的“跳望庄”，也曾经漫谈“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于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町的一座小小的庭园中，一一那是消磨郭先生十年岁月的“日本之家”。当时，妻儿群绕膝前，一种人类天赋的重责沉重地压在郭先生的肩上。那时候，郭先生曾经几次叹息过“我，今年已经四十四，恐怕没有回到祖国的希望了”。可是，今天呢？站在郭先生面前的命运之魔，已经被抗战的烽火烧死了，现实地，坐在记者眼前的郭沫若先生呢？他已经重投在祖国的怀里,雄纠纠地站立在他独有的光荣的岗位上。现在，和服木履的“华侨”变成了军装革履的“战士”了。“我后来收到过你两封信，因为稿子一直没有写好，所以没有回你信，对不起你.”郭先生很谦和真挚的第一句话，使我感谢而且觉得不安。“郭先生精神很好吗？我看来要比从前好些。”“我的精神，还是差不多吧？不会比从前更好的。”记者见他长方格的容面上，似乎失去了薄薄一层为效忠工作而消散的红润的健康色。“郭先生每天的工作，一定很忙很忙吧？也常常过江到汉口去吗？”记者问。“自然的，每天的公事，都非常的繁杂。没有一点儿空时间。平时没有特殊的事情，也不每天过汉口。”郭先生的新家庭，就住在昙花林不远的地方。我很想问问他个人进来的私生活，因为室中还有一位厅长办公室的秘书终于话到口边又停住了。(四）“目前的时局，已经相当的紧张，郭先生对于武汉当前的情形觉得怎么样呢？你以为？”我们开始了关于战局的谈话。“是的，最近的战局似乎吃紧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的抵抗敌人的力量，时常会超出我们自己事前估计的时候。敌人进攻我们的步骤，却随时随地逢到我们给他许多意料意外的打击。譬如徐州的撤兵，的确已经超过了我们固守的预定时期以外。我们不怕打败仗，也不怕失抛地方。”郭先生停一下应为“雄起”。应为“近来”。8加深了语气：“我们怕的是全国力量不能团结到底，怕的是我们不能坚持抗战到底。”记者另插一句：“郭先生观察起来，我们的武汉会不会？听说我们的陆军,有将近X十个师的大兵团配备来保卫大武汉，陆军方面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们目前的战局重心，不是集中在安庆九江之间吗？在江防方面是不是有绝对把握呢？XX这位指挥江防的大员，不知他过去的履历怎么样？”郭先生低下头来，略示沉思之意微微的一点忧心国事的笑容，从脸上浮现出来了。他说：“抗战到今天，一般人看见我们失去了一大块的土地，看见我们的军队，从这个战场到那个战场，就以为中国的抗战，是没有前进的。自然这些事实，我们自己也不否认它。不过,我要告诉这些认识不足的人,请他看一看抗战展开以后敌人的情形又如何呢？两方面比较起来，又是谁的损失最大？谁的希望最多？不说别的,单单以敌人一个兵每天的消耗来说，从他们的服装饮食军火子弹算起，把步兵、骑兵、化学兵平均的开支计算，一个兵一天就要损失日金十五元到二十元之多。可是我们在前线的兵呢？除了子弹不计外，一个月还要不了十块钱。”“从去年三月起，到今年三月止，敌人的军费预算，是三十五万万五千四百多万元。今年三月以后的预算，达到六十万万，所以我们估计敌人到今天的军费，无疑的，已经用光了五十万万，反过来看我们自己，输出锐减关税收入极微,似乎财政上发生许多困难，其实入超减少的数字，打破了二三十年的记录，抗战支持到第十二个月上面，我们还是有钱打仗。这些情形大家应该有自信的。”“战争打到今天敌人举国的常备军几乎快调完了，大约调到中国战场上的，总有三十一个师团。同我们正式接触作战的，先先后后，有十六个师团之多。我们估计敌人到最近截止的伤亡数目，总在四十万人以上。因为他平时的师团编制，虽仅二万人，战时编制，却有三万四千人之多。同时，我们看看敌人在上海，在天津，在青岛，就有一百几十万锤的纱厂被牺牲了，因对华贸易的中断而停工的纱厂，更有四百五十万锤之多。”郭先生谈到这些数字，他更兴奋的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敌人的飞机，虽然随地轰炸，却也随时被我们的空军打下来，统计到上月止除已经打下敌机六百架以外，先后在长江及沿海炸沉的敌舰,也有三十余艘之多。尤其是敌人在军火子弹上的消耗，已经陷于极危险的地步。最近在敌军阵地内被我们擒得的俘虏身上，发现了军部命令他们赶快节约子弹的印刷品。大约从他们日俄战争以后所存储的一批军火，恐怕现在打了一年，已经用光了。”“所以，在事实上，我们已经造成了对敌消耗战的最高纪录。这就是我们抗战到现在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成绩。就只这点，我们也可以自豪了。何况敌人在他们军费浩大财政恐慌之中，特别发行的国防公债，却遭逢了最严重的打击。预定公债额是三十三万万，第一期只敢发行十五万万，结果也只销出了十四万万五千万，因此，还剩了五千万元的公债票，存入日本银行的库里。听说敌人打算要自今年内，发行国防公债到六十五万万，一一从这些事实观察敌人的前途，无疑的，我们可断定我们的抗战延长一天，敌人的财政恐慌加重一天，敌人的寿命也缩短一天。”“更使敌人恐慌的，是他们士兵的自杀厌战暴露了日本民族精神的死亡。一个自称是世界一等堂堂的帝国，却敌不过他自己所轻视的中国。攻夺徐州，被我军固守了四五个月，完全把他们的国力 在国际间暴露无遗。上月敌国内阁的改组，更是他们恐慌的表现，也是敌人最后的挣扎，敌人妄想集中他们举国一致的力量，一举而灭亡我们。可是事实上呢？今天，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吧。郭先生的话，如黄河缺口那样的奔流。终于他的话停下来了，严肃的态度，也松懈了。彼此间又问了一些小事情。他问到国民公报，更问到四川，我都简单的答复了一些。因此，我更问了郭先生一句这样的话：“郭先生离开四川许多年了，现在想不想念自己的故乡呢？其实，后方的宣传工作，也需要政府来指导，何况是现在的四川？它对抗战的责任，异常重大，郭先生何不请假回去看9看，兴奋兴奋一下四川的青年呢？”郭先生听到这儿忽然笑了：“真的应该回去打打气，让大家都兴奋一下。一一同时，我也想念故乡，很早就想回家看一看，可是我这里的事情很忙。我又怎能离开？在此,记者很热情的答复他一句：“为了后方宣传工作，难道不能请假回川视察几天吗？”“请假自然也可以。不过,你们不来欢迎我，我就不回去。”说到这时候,大家相与大笑。“好的，我们一定来电欢迎郭先生，只要你愿意回川”。“我真愿意回四川，而且我更愿意回去作一个教授，无论那个大学都可以。”“那末，我们欢迎郭先生作大学校长好了。”大家又笑了。接着，郭先生又谈到他对于当前四川青年的希望，说得异常激昂。（关于这段谈话内容，此文暂不涉及,除已电呈读者几句大纲外，郭先生并愿为本报特撰一文，题目大约就是告四川青年书，过三四天一定可以寄到发表）。最后，郭先生特为本报题字，记者也给他摄了几张像，这才在“再见”声中辞别了我们这位全国抗战宣传的主帅。（六月二十二日写于汉口）需要指出的是，傅襄谟在“会谈记”中谈及郭沫若的归国志感这首诗时，其所指是有问题的，并不是第一句为“去国十年余泪血”,应为第二联上句；“愿将残骨埋诸夏”应为第三联上句，而不是文中所说的“第一句”和“第三句”。文中提及的好友“简君”,指的就是简太良。简太良原籍四川富顺，1 9 1 0 年生，与傅襄谟的最初交集应在1 9 3 0 年代初期的北平时期，两人分别在北平民国大学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后又于1 9 3 3 年同时赴日留学,其间有紧密的交往，包括创办留东新闻这一杂志在内。傅襄谟在“会谈记”的文字里，透露了他与郭沫若在日本期间的交往史,并对郭沫若在2 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成就、社会贡献予以肯定性评价，也对他垫伏日本十年的清苦生活表达了同情，还对他归国参加伟大的抗战感到庆幸，其语气显得中性化，并无明显的党派政治色彩。“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这个机构，在战时的政治与军事建构中有着特殊的价值，郭沫若是这一机构的实际掌门人。傅襄谟作为国民公报的战地特派员，他对郭沫若进人这一军事机构有着同时代人（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真诚的朋友对此)的期待，认为郭沫若是“我们全国抗战宣传的主帅”，从中也可以窥探到第三厅建构的现实意义，“他的最高任务，是普及深入全国的抗战宣传工作,统一指挥全国抗战的宣传组织”，“不仅要用宣传的力量来发动民众来参加抗战，而且要多方面施行对敌宣传，击破敌国军阀与敌国民众的联络，同时更向欧美各国宣传，要他们用正义和实力来援助我们。”应该说，在1 9 3 8-1 9 4 0 年的日常工作事务中，政治部第三厅的确履行了成立之初国民政府对它相关职能的设置目标。其次，傅襄谟对郭沫若归国杂吟之二颈联上句的文字释读，应引起郭沫若研究界的“重视”。当前各种版本的整理文字似已成定本，兹抄录如下：“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此诗曾被郭沫若抄录在由日本回来了之文内，因疑是郭沫若本人的释读，成为今天大部分版本摘引时认为的最可靠的版本。这首诗在1 9 3 7、1938年时流传极广，在国内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傅襄谟在郭沫若的“会谈记”中也注意到了这首古体诗，并摘引了其中的两句：“去国十年余泪血”和“愿将残骨埋诸夏”。值得注意的是，傅襄谟的辨识与郭沫若研究界（各种版本）的区别之处，正在于颈联上句“欣将残骨埋诸夏”被释读为“愿将残骨埋诸夏”。从郭沫若书法运笔习惯来看，此前学界对“欣”的释读，可能并不符合郭沫若当时文化处境的真实思想状况，这里试着进行简要分析，以呈学界方家指正。归国志感最原始的出处是上海的立报，时间为1 9 3 7 年8 月3 日，当时以手迹的形式制版此部分内容的讨论，文字辨识工作得益于西南科技大学蒋宗许教授、张俊之教授和高树浩同志的帮助，“愿”“欲”两个字发音的判断由四川省乐山市嘉定中学语文教师尧丽女士的帮助，特作标注表达我对他们给予我的帮助之谢意。另外，下文中对书法话题的展开，曾得到陈子善、刘玉凯、徐强、常丽洁、廖太燕等师友的帮助。10（见封二）。在手迹制版图片的左边，还附有一段文字也应引起注意，它是关于这帧手迹制版图片的补充说明文字：“昨日中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中国文艺家协会两团体公宴郭沫若先生。席上郭先生朗诵诗作，并承书赠，特制版刊载，并乞参看罗伦先生文章。一一编者”。“编者 是立言副刊言林的编辑，罗伦的文章为郭沫若先生的 归国志感，正好在这帧手迹图的右边。罗伦应是立言副刊言林的文化记者，他是在郭沫若归国轮船靠岸、郭沫若登岸前在码头的甲板上采访的郭沫若。在文末,罗伦写到，“最后,郭沫若先生拿出他的归国日记和诗作一首，兹录于左：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欲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罗伦将颈联上句的文字抄录为“欲将残骨埋诸夏”，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听郭沫若朗诵而记录的（并未见手迹稿），这难免因郭沫若的四川方言发音，有可能把“愿”的音调听作了“欲”。按照乐山本地方言的发音情况来看，“欲”和“愿”的发音本就十分接近（外地人真无法做出区分），作为外地记者的罗伦把“愿”记作了“欲”是情有可原的，这是语音听力辨识中导致的文字误记，故在立报最初刊载此诗的时候就出现这一错误。第二种手迹版本，则为光明第三卷第五号所刊载的手迹，它落款了诗歌创作的时间为“2 7/VI”（见封三），结合发表年份可以确定为1 9 3 7 年7 月2 7 日，这是此诗最早的手迹披露。第三种手迹版本，则为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采录的手迹图片（见封三左）。按郭沫若学刊2 0 1 7 年第3 期重刊由日本回来了，还透露了一手迹图片，这是归国志感的第四种手迹（见封三下）。期待今后有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