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季羡林《牛棚杂忆》.doc

评北京大学史上最无光的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 作者：李普，著名政协人士 北京大学有过辉煌的历史，这辉煌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北京大学也有过悲惨和很不光彩的一页，同样不仅属于北大，也属于全中国。感谢季羡林先生将把一页记了下来，这就是他的牛棚杂忆。我相信这本书将流传下去，坚信后人将比我们幸运，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来充分探讨书中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就太没有希望了，我不相信她没有希望！ 书中说，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作者多是一些年轻人。季先生认为，比较起来，年轻人其实并没有太多“伤痕”，至多不过是碰伤了皮肤。真正有“伤痕”的是许多开国功臣、大元戎、著名作家和其他许多年老的大知识分子。他期望这些人留下一些亲身经历的记述和教训，否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相信天底下竟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来。其实何用到将来，你若同今天的青年谈论十年浩劫，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表示绝难相信。这位老教授经过16年的期待和反思，才决定他自己来写这么一本书，这20万字记录了他那十年里的经历和见闻，催人泪下。我要三说，季先生做了一件大好事。一则他写了北京大学；二则他是北京大学老资格的大教授，当时已经在北京大学当了20多年的东语系主任，是写这样一本书的最适当人选。对起劲折他的本系里那几个高足和他聘请来的几位教师，他指姓而不道名，但是人们一望而知那是谁。他们人还在，这就是说，书中的记载都经得起验证。 北京大学史上这可耻的一页，开始于那张奉命制作的造反大字报。这张造反大字报于1966年6月1日被肯定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可不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全文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大字报标题为北京大学七同志揭发一个大阴谋，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北京大学立刻“誉满全国”，成了新中国的“革命圣地”，每天前来朝拜取经的人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声势之浩大超过了30年前旧中国时代的延安。 季先生写道：“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着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播了全国，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至鲜血直流。” 季先生是在决心自杀的千钧一发之际遭到第一次批斗的。他盘算了几天几夜，想好了到圆明园的大苇坑中服安眠药自尽。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迈步出门。正在那生死关头，闯进来三个学生，雄赳赳气昂昂，把他押去批斗。如果那三个学生晚来半个钟头，这世界上就再没有季羡林了。 这第一次挨斗还是“陪斗”，先生还不是主角。他先是同其他几个批斗对象面壁而产，挨了耳光，背上挨了重重一拳，腿上挨了重重一脚。这些只是序曲，然后大轴戏终于来了。猛听得霹雳一声：“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上来两个红卫兵，抓住他的两臂拧在他背上，一个人腾出一只手来压住他的脖子不让他抬头，他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他被命令低头、弯腰，再三被命令“再往下弯”，再三挨拳击、挨脚踢，他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挨了一脚，“不许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重量都压倒了双腿上，双腿又酸又痛，他真想索性跪下。“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警告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倒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接着写道：“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批斗大会结束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松上一口气，又被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会场上了一辆敞蓬车。他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向他投石头。过了不知多久，车突然停了。一个人不知是工人还是学生，一脚把他踢下汽车，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工人走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工人，他是认得的。忽然传来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自己可以回家了。 季羡林先生这本书着重谈到了一个以折磨人取乐和特别是折磨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写了这样一些话：“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我的理论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可以名之为折磨论。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表白，忠于什么什么人呀，维护什么什么路线呀，这些都是鬼话，要提纲挈领的话，纲只有一条，那就是：折磨人。”他又说：“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折磨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个方面，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得都是赞誉溢美之词，我偶尔心中还有一闪念：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和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是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吓得快走几步，逃走。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的罪孽就更大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季先生所说这样的遭遇，只是一种并不会时时都可碰到的“幸运”，而天天“陪侍”在其身边的“押解人员”的拳脚才是每天都少不了的“家庭作业”，而这些押解人员，都是红卫兵，堂堂北京大学的学生！季老先生曾遭到过一次毒打。打手名叫张国祥，这是本书中那些歹徒的唯一的一个全名。他是生物系的一个学生，看来季羡林并不认识，他同季老先生似乎没有个人恩怨。这个张国祥先一天晚上把季老先生戏耍了一遍，最后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这是预告，第二天晚上便不再“仁慈”了，他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暴风骤雨般把季老先生毒打了一顿，主要是打头部，打头顶，打眼睛，打嘴，打鼻子，打耳朵。这个时期北大还“发明”了一些极其残忍的折磨人的办法：比如叫“罪犯”直对着太阳看，不许眨眼睛。笔者当年也曾在北大工作过，当过政治学系主任。不过在北大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时，笔者正在某机关任职，里面大首长大领导多的是，受大罪也轮不着笔者，最厉害的也不过是去坐个“喷气式”。“文革”以后重逢北大的老同事，他们都说如果我当时还在北大，就冲身体那么坏，肯定没命了。 季先生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很多，特别是他再三提问，“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为什么不好好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我想这也是许多人要说的话。这里我想探讨的，一是“文革”中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或培养起来的？二是为什么特别要那么凌辱知识分子？三是这样对待知识分子、这样破坏教育和文化，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有多大多严重？我们应不应当好好算算这笔账？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来源于2000多年前孟老夫子的话，千百年来人们常常挂在口边。这几十年我们很少讲这句话了，恐怕是由于它有人性论之嫌。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反动的东西。拿恻隐之心来说，难道对阶级敌人可以存恻隐之心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几十年来，领袖谆谆教导，已经深入人心。剥削阶级子弟参加革命，必须和家庭划清界线。大义灭亲，古已有之；六亲不认，于今为烈。土地改革中发生过地主子弟批斗父母，甚至抽打父母耳光之类的事，虽然舆论并一定赞同，也不论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不是真心的，反正是正里巴经的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亲不亲，阶级分。当然是越残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荣，越野蛮越立场坚定。何况他们还是某某的“红卫兵”，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 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知识分子？我忽然想起，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有一篇发表在文献上的文章，其中几句倒颇有深意，或许可略作解答本题。文章中有一段作者自述，说道：“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农兵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上有许多不干净的地方，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干净。” 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何以知识分子就不干净呢？老人家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老人家承认自己也有这个“原罪”。他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这就是他“原罪”的根源。又明白无误地再加阐释，说他那肮脏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 1952年“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66年“文革”大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又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们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样对待知识分子、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师，都是在贯彻执行“最高指示”。他们那样野蛮、暴虐、残忍，都是有来由的。 不过我还想再问问，何以那些革命小将们那样敢于和那样忍心对待那些老教授、大学者、那样对待自己老师？我想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这里试着说一说我初步的一些想法，恐怕也还说不清楚。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别的民族一样，也看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人，同样也尊敬老师、尊敬老人。这些被普遍肯定是传统的美德。解放之前家家厅堂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种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解放以后当然要扫除掉。可惜替代的东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带着把敬爱父母、尊敬老师也一起扫掉了。还有那个“士农工商”的排列，“士”居四民之首，等级的味道很浓；是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也还有尊重知识的意思。不料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成了“臭老九”，等级的味道更浓了；知识呢，不仅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成了“原罪”。说到等级观念，一个国家存在着“人民”和“国民”之别，等级观念的泛滥便是必然之事。何况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里必须等级森严。流风所及，官位高低越来越重要，师道尊严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当然毫不足怪。1957年“反右派”运动打了55万多人为右派分子，为全国550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这种“大气压”之下知识分子自己的表现如何，恐怕也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像某位大作家大学者那样自卑自贱，而要想得到人们尊敬和不被人们卑视，我想很难很难。 1957年“反右斗争”中，毛泽东到上海。在一次聚会中毛的老朋友翻译家罗稷南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在，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毛何以要说这句话？可不可以理解为给人们指一条明路，那就是：如果不想进监狱，只要“不做声”也行，关键在于“识大体”！“识大体”的学问大矣哉！可惜这些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偏偏“识”不得这个“大体”！不过邓拓、田家英、傅雷、老舍那几位自裁了的非常可敬的人物，以及那位最后不知道下落的著名政论家储安平，他们永远不做声了，算不算得“识大体”？所以，何谓“大体”，何谓“识大体”，这个问题不简单。从另一角度说，我国还有一些卓越人物，顾准、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等等几位，算不算得“识大体”？这两种人都非常了不起，可惜这样眼明如镜、志坚如铁的人物不多，可见“识大体”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过去，还严重地存在，说起来实在令人痛心！ 现在大家公认，也正如廖沫沙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可是这“大革文化命”却并不是等到“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就高等教育而言，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主义下那一套。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那一套的要点是：取消综合大学，重理工科而轻人文科学。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些学系，根本不承认马列主义之外还有什么社会科学。所谓重理工，也是只重技术而轻基础理论。技术的各个学系内部又细分为各个狭小的专业，学生毕业出来，对于自己专业范围内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例如北京大学，原来是一所拥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的完整的综合大学，院系调整把它变成了一所破碎的文理科大学。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又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才。这种不要人才只要专家的斯大林主义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只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 这种非理性的体制改革，造成的各种极其严重的损害是人所共知的。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全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境和遭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头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道德、智慧和传统的载体。建国至粉碎“四人帮”这一段时期，我们的知识分子受歧视、凌辱和迫害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说，也是少有的。这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的戕害多大多严重，这笔账很难算，简直算不清。这决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几十代人的问题！ 人类最宝贵的是经验教训。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经验教训的积累，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能收益最多。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顽固的头脑不愿接受经验教训，由于种种非常近视眼的原因，尤其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拒绝总结和接受那些宝贵的经验教训，然后自己和后人再重复那些错误，招致更大的灾难。唐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一文中说得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认真读了季先生这本书，季先生谈到了他的文化观。我最弄不明白的是本书第257页的一段话：“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很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大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季先生所列举的“人类弊端”中第一条竟是“人口大爆炸”，我无意挑刺，但是这一点太说明问题了。看来季先生是信笔写来，似乎忘了我国是恰恰是“人口大爆炸”的大户，更忘记了其所以成为特大的大户，是由于不允许违背人口越多越好的指示，拒绝听取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关于限制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意见。马寅初是谁呢，正是当时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周恩来也劝马氏作个检讨，简单几句就行；马氏坚持不表这个态，宁可被撤职。他说，真理所在，决不屈服；明知寡不敌众，也一定要坚持到底。这是北京大学的光荣！值得大书特书。不采纳他的意见也就罢了，何以非要他作个检讨不可，并且何以不作检讨就不能再当北大校长，一定要撤职呢？就因为我国严重存在着专制主义、存在着个人崇拜，存在着这种“东方文化核心”的中国文化。 我认为季先生整本书都是反对他自己那种文化观的，他本人的思想经历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十分真诚地述说了他的心路历程。他写道：“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都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动天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是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这种坦诚的记述使我深感震憾，但是并不觉得惊奇。他给我们这里探讨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既曰“中国文化”，就是全体中国人或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拥有和习惯的思维，而不限于少数人。少数或者个别的有资格人士厉行专制主义、需要个人崇拜；那多数人呢，就拥有专制，崇拜大人物。那少数人或者个别人奉行的是专制主义，那多数人奉行的也是专制主义。两者并无区别，因为他们共同拥有这种中国文化，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为这种文化所近制约。后者中的某些人一旦取得了一点权力，立马跟前者一样，例如北京大学那些“学生领袖”和看管“牛棚”的押解人员。前者与后者，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所谓文化，就是这样地起作用的。当然有例外，独立特行之士是有的，但问题少数。中国人民中少数先知先觉的志士仁人为了改变这种中国文化，建立宪政民主的新文化，已经奋斗了一百多年。1911年我国推翻了皇帝，开头一二十年间，大多数老百姓惶惶不安，没有个真龙天坐朝廷，叫咱们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呢？久而久之，慢慢习惯了，原来没有皇帝也可以过日子，但是得有个领袖。 这同西方国家一些国家大不相同，现在他们只要公仆，不要领袖。而且这公仆是大家选举出来的，又是定期更换的。英国首相、保守党的丘机尔在世界二战中功勋卓著，在他本国和全世界威望很高。但英国人民提防他因此做出损害人民权利的事来，不失时机把他选掉了。对比之下，季先生对领袖的那种仰慕和那份忠诚的感情，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起作用的结果。 季先生那种文化观并不新鲜，中国的志士仁人反对它和企图除去它，从而建立起宪政民主的新文化，建立起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新文化，已经奋斗了一百多年。季先生对中国文化所寄托的那种厚望是靠不住的，一定会落空的。中国文化岂有那么大的能耐。对于季先生述说自己心路历程所表现的勇气和坦诚，我很敬佩。我自己也曾经深深地陷入个人迷信当中，绝不比季先生高明。我将继续反思。这篇文章里所说的，是我反思所得的一部分，谨此写出来向季先生和读者诸君请教。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