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一览表.docx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条约名称及签订时间
主要内容
《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
　　①赔款2100万银元。
　　②割香港岛给英国。
　　③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
　　④关税由双方共同协定。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中英虎门条约》
（1843年）
　　①英国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造屋。
　　②“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
　　除取得《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各种特权外，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的规定；还规定美舰可以出入通商口岸，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
《中法黄埔条约》
（1844年）
　　除取得英、美两国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外，还规定有人触犯法国在通商口岸的教堂，清朝地方官要“严拘重惩”。
《中俄爱珲条约》
（1858年）
　　沙俄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还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两国共管。
《中俄天津条约》
（1858年）
　　沙俄取得陆路通商和沿海口岸通商的权利，还取得在通商口岸停泊军舰、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中美、中英、中法
《天津条约》
（1858年）
　　①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②增开汉口、九江、南京等十处通商口岸。
　　③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
　　④外国人可以在内地游历、经商。
　　⑤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在长江口岸自由航行。
　　⑥赔偿英法军费各白银二百万两，赔偿英商损失白银二百万两。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1860年）
　　①天津条约继续有效。
　　②增开天津为商埠。
　　③割九龙尖沙嘴给英国。
　　④赔偿英、法军费各增到800万两。
《中俄北京条约》
（1860年）
　　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给沙俄。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1864年）
　　割让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给沙俄。
《北京专条》
（1874年）
　　清政府付给日本白银五十万两，作为日军撤出台湾的条件。
《中英烟台条约》
（1876年）
　　①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广东北海为通商口岸。
　　②洋货在“租界”免收厘金，运往内地免收内地税。
　　③英国可以调查云南通商情况和自由来往印藏等地。
《中俄伊犁条约》
（1881年）
　　①中国收回伊犁，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割给俄国。
　　②赔款九百万卢布。
　　③俄商在天山南北路贸易不纳税，货物运至嘉峪关减税三分之一。
《科塔界约》
（1883年）
　　割斋桑湖以东和以南大片土地给沙俄。
《中法新约》
（1885年）
　　①清政府同意在云南和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
　　②中国任用法国人修筑铁路。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1890年）
　　拟定西藏地方和哲孟雄之间的边界。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
（1893年）
　　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西藏和印度、哲孟雄边境五年内免税贸易。
《中日马关条约》
（1895年）
　　①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
　　②赔款白银二亿两。
　　③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④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中国与英、俄、德、法、美、日、意、奥、比利时、荷兰、西班牙
《辛丑条约》
（1901年）
　　①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
　　②惩办曾支持宣战的王公大臣，保证严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
　　③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驻兵京津以及京山铁路沿线。
　　④划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
《二十一条》
（1915年）
　　①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
　　②日本享有南满、东蒙一带工商、土地、路矿、顾问、借款的特权。
　　③中国沿海岛屿和港湾不得租借和转让他国。
　　④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
　　⑤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
《中俄呼伦条约》
（1915年）
　　呼伦贝尔划为“特别区”，规定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允许，不得进入该地区。
《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18年）
　　中国与日本对苏俄采取共同防敌的行动；日军在战争期间可以驻在中国境内与境外作战，两国军队必须互相“合作”。

中国所有不平等条约废除的历史
近代中国人为什么不格外痛恨英国
从晚清以来，很多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过中国，细细数来，英、法、日、德、俄、意、美、奥匈等国发动或参与了侵华战争。奇怪的是，中国人对这些侵略者的印象并不一样，最痛恨的是日本，最鄙视的是俄国、其次是法国，相反，对美国、德国好感较多，而对英国虽谈不上什么好感，也不至于十分痛恨。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英国曾走私鸦片、火烧圆明园，就发动侵华战争的次数之多而论，仅次于日本；就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之大而言，能排在俄日之后的第三位。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对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心态复杂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我感觉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英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多种身份。不知您注意了没有，对中国人来说，英国是敌人，也是“老师”，而最终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从敌人的角度来说，中国人逐渐发现，跟日本、俄国比较起来，英国其实并不是最凶恶的，因为它追求的主要是商业利益，没有灭亡中国的明确目的和计划。并且，英国人守规则，发动战争之前一定宣战，战争中不过分地滥杀无辜，逼签条约之后基本能够恪守等。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英国堪称当之无愧。这个国家为人类做出了三大贡献：1、近代民主制度；2、资本主义经济模式；3、大机器生产方式。可以说英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曾经发挥的影响力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中国跟英国打交道，吃了不少亏，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至今在有些领域已超越了“老师”，比如羽毛球等，当然，在有些方面尚有距离，比如足球。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巧合的是，中国跟英国都在一个阵营中，如果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跑龙套”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一场硬仗，中国人民流血牺牲赢得了英国人的尊重，在东南亚，中英两国士兵终于携起手来，向共同的敌人开火。 
考虑到英国的这三重身份，就难怪中国人心态复杂，一言难尽了。无论如何，跟英国打交道，中国不能说一无收获，至少能练练口语。奇怪的是，这种感受不仅中国人独有，想当年英国人打遍了全世界，把几十个国家沦为殖民地，现在已经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对当年的“老东家”似乎也不太仇恨。据说还组成了个英联邦，偶尔还开个派对，吉凶庆吊，走得还挺近乎。这就不得不佩服英国人“有道”了。 
中国所有不平等条约废除的历史
二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英中三国成为生死与共，并肩作战的战友。罗斯福曾致电蒋介石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艰苦持久抗战，已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钦佩。中国的大国地位也得到反法西斯盟国的公认。但是，美英等国在清朝末年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仍未废除，这就大大妨碍了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更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家宣言》首先签字的四国之一，只有尽早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才能适应中国已经取得的国际地位，符合联合国家进行战争的目标。为此，国民政府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九四二年三月派出外交部长宋子文到美国，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希望立即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迫切要求，并争取和洽谈美援。九月二日，国民政府派魏道明替换胡适为驻美大使，魏立即衔命由重庆飞赴华盛顿，以促成尽快签订新约。在随后中美谈判中，国民政府都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的要求，努力争取尽早废除不平等条约。　　                
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在两大阵营激烈交战之际，美英两国政府同时分别通知中国驻美、驻英大使，表示愿意立即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它有关特权。　
中美、中英经过三个月的谈判，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改订新约问题，达成协议。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和换文”，由魏道明和赫尔代表两国在华盛顿签字；同日，“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条约与换文”由宋子文、薛穆、黎吉生，代表两国在陪都重庆签字，上述两约通常简称“中美平等新约”和“中英平等新约”。　　 
中美、中英新约强调∶中美、中英是平等的主权国家，缔约双方重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并愿共同致力促进人类平等关系的发展。　　
 中美新约共有八条，主要内容有∶
（一）废除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关闭在华美国法院及领事法庭。美国公民在中国，按国际法受中国政府管辖。（二）废除“辛丑条约”，终止其给美国的特权。美国愿协助中国与其他有关政府成立必要协定，将北平使馆租界区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租界区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
（三）美国同意终止在上海、厦门租界特权。美国愿意协助中国与其它有关各国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官有资产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
（四）美国放弃关于在中国通商口岸制度的一切现行条约权利，废除使用外国人引水等特权。
（五）美国放弃美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水的特权，中美两国军舰互访，应照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六）美国放弃给予美国船舶在中国领水内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的特权。条约还规定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中国主权者，应由中美两国政府代表会商，依照普遍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在美英两国的促动下，其他国家都与之仿效。此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全部有关国家签订了新约。原外国列强强加中国之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中英、中美平等新约的签订，是反法西斯阵营中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大事。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订立新约。二月四日，陪都国民政府批准新约，并决定举行庆祝中美中英新约三天。　　              
从二月五日起，陪都各界庆祝新约活动开始。各机关学校放假三天，举行集会，讲述建立平等新约的意义。工厂停工一日，商店、住户悬灯三日。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五日至七日全部安排播放庆祝新约的节目。陪都政府各系统大员，国民党元老、各界知名人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邵力子、于右任、张道藩、吴铁城、张治中、谢冰心等都相继发表了广播讲演。参政会连续举行茶话会，庆祝、座谈订立新约的意义。教育部指令各社教机构，利用音乐、戏剧、电影、演讲等方式，扩大庆祝活动。中美文化协会和联合国幻灯电影供应社合作，在夫子池新运服务社举办庆祝新约照片、幻灯片展览，自由参观，日夜开放。各报纷纷发表社论，共庆新约。　　                
在这三天之中，陪都家家户户都悬旗结彩，喜气洋洋。各文艺团体在主要街道及广场，举办庆祝演出，观者如潮；街道两旁，广设高音喇叭，使庆祝活动有声有色。入夜，各团体、机关、学校举办化装演讲，艺术宣传，提灯游行。灯具上均写庆祝新约，同盟胜利，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立己立人等口号。新运总会还特制十幕庆约大型焰火。群众一边观看焰火，一边高唱庆祝平等新约歌∶　　　 
              　         五十年革命流血，　　　　
                         五年半作战牺牲，　　　　
                         挣断了枷锁，　　　　
                         唤回了汉魂，　　　　
                         埋葬了沉重的历史，　　　　
                         展开了民族的新生，　　　　
                         正义已获得申张，　　　　
                         神州已重睹光明……　　

五日下午二时，陪都党政军机关，工商妇女各界两万多人，在夫子池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大会通电四则，盼中美、中英切实互助，加强团结。四时开始举行游行，群众自动加入队伍，人数达到七万，沿途表演龙灯狮子，观众不可胜数，到两路口后游行队伍才解散。由于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世界反西斯战争的贡献与牺牲，中国人民终于将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 
日本在获悉英美与蒋介石谈判新的平等条约后，抢在英美之前（即1943.1.11.）于1943.1.9.与汪精卫政权订约，交还租界和废除法外治权。甚至包括北平使馆界、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和广州天津的英租界。汪的盟国意大利1943.1.14.交还天津意租界、废除法外治权；法国维希政府1943.2.23.开始交还天津汉口广州上海法租界和广州湾。
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简况
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主要特点如下：1.势力范围；2.驻扎军、警；3.设置邮政及电报局；4.领事裁判权；5.租借地；6.租界；7.掌管关税。随着中国国民的日渐觉悟，与外国的交往逐渐增加，特别是东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明确提出废除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且获得相当成果。有样学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尚在满清时期就发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喊。而腐败的清政府也因为这些条约的逐渐增加，感到不堪重负，对此类要求与呼吁采取容忍甚至暗中支持的态度。于是这个呼声也就越来越响亮了。1902年中英条约、1903年中美、中日商约改定时，就有“整理本国律例，期与各国一律”之后，三国都同意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 
治外法权的产生，除开侵犯中国主权的一面以外，也有特定情况的另一面。即，中国当时的法律显然与当时国际通律有根本差别。中国并无独立司法机关，完全由行政长官判案；而且刑律中肉刑、砍头、凌迟处死等原始野蛮的刑罚比比皆是。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列强，要求治外法权也不奇怪。如果仅以改变旧律法看，治外法权无疑有促进作用。但因此便侵犯中国主权，确实是一种简单而且违背国际通则的粗暴行为。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因为实在事出意外，就连孙中山本人也无任何准备。政权落入实力派袁世凯手中。在中英关于西藏、中俄关于蒙古的谈判中均以中国退让告终。接着于1914年8月日本借向德国宣战之机突然在龙口登陆，次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除顾维钧拒绝第五条，结果因为顾病住院被改成“容后再议”，条约签字。也称“民四条约”，为民国四年签订。顾维钧气愤之余，发表声明表明其保留意见。 
1917年，北京政府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断交宣战之机，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不平等条约，总算是突破了不平等条约的防线，开了先河。接着北京政府乘十月革命之机，派徐树铮率军开赴库伦（乌兰巴托），迫使外蒙古政府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然后北京政府期盼再继续利用战后瓜分胜利的机会继续取得进展，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 
1917年4月，美国参加欧战。中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立即判断协约国必胜，力促北京向德奥宣战。同时设立专门小组搜集材料并予以分析，为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做准备。顾称：“自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欧列强开始交往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从那时起，中国一直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由于在对欧洲列强的战争中屡遭失败，被迫割让领土作为赔偿，中国的领土完整早已遭到损害，由于接受了强加于中国领事裁判权和其他各种特权，中国的主权早已被侵犯。”“现在正是时机，中国应该在即将召开的和会上向各国鸣不平，以争回某些失去的权利。中国所不满的不仅仅是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且还有十九世纪后期使中国蒙受苦难的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的最近事例便是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以及于提出最后通牒后强迫中国缔结的中日条约。”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著名的《十四条宣言》，规划战后世界新秩序。其中直接关系中国的有：第一条，“公开之和平条约，以公开之方法决定之。此后无论何事，不得私结国际之盟约。凡外交事项，均须开诚布公执行之，不得秘密从事。”第五条，“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殖民地人民之公意，当与政府之正当要求，共适权衡。此种主义，各国须绝对尊重，不得丝毫假借。”第十四条，“确定约章，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接着他又发表了四项原则、四个目标、五点具体要求。这些条文主张“将来议和，应以无偏倚之公道为原则，以组织万国协会为维持公道之方法”。这些原则的提出，在强权当道的时代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不仅震动了世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和人民而言，更是扬眉吐气的希望之所在。 
1918年12月，中国代表抵达巴黎。列强首先对于中国南北分裂状态提出置疑，要求南北方两个政府取得共识而且代表团同时有南北双方的代表。在这个压力之下，中国国内筹备南北议和大会；代表团也增加南方代表王正廷，其随员为郭泰祺、陈友仁。团长为北洋政府外长陆徵祥；另三位代表为顾维钧、魏宸组、施肇基。正式成员63人，连同以私人名义赴会的梁启超、叶恭绰等，中国代表团总计将近百人。这次和会所以如此隆重，盖因它是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首次亮相，而且因为美国总统的宣言，中国人对它的期望值很高。 

但巴黎和会并没有令中国人如愿。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宣布：英、法、意三国1917年与日本秘密签订协定，保证战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28日日本又公布了北京政府与日本在1918年9月25、28日秘密签订的山东境内日本驻军协议和两铁路借款合同，显示中国政府在已经参战后出让了山东的权利。原来积极支持中国代表团的美国代表称：“这些协议使美国支持中国发生困难。” 

1919年4月中国代表团提交了《山东问题说帖》、《废除二十一条说帖》以及《中国希望条件说贴》，要求废除本文开头所列7个方面列强在华特权。强调：“和平会议之目的，固不仅与敌国订立和约而已，亦将建设新世界，……此次所提交问题，托不亟行修正，必致种他日争持之因，而扰乱世界之和局。” 

4月30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南多缺席）在“四巨头会议”上秘密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详细内容载入《凡尔赛和约》，具体如下： 

第156条：德国根据1898年3月6日之《中德条约》，及其他关于山东省之一切协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特权，如胶州之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与日本。德国所有胶济铁路权，及其他支线权，及关于此项铁路一切财产、车站、店铺、车辆、不动产，又矿山及开矿材料、与附属一切权利利益，让与日本。自青岛至上海至芝罘之海底电线，及其附属一切财产，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7条：胶州湾内德国国有动产、不动产、及关于该地直接间接之建筑与其他工事，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8条：德国于和约实行后3个月内，将关于胶州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一切簿籍、地券、契据、公文书，一概让渡于日本。同期间内，德国将关系前两条所记权利、特权之一切条约、协约、合同等，让渡于日本。 

这三条条款事实上拒绝了中国的三个“说帖”，也就是否决了中国的提案。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国民外交”浪潮，中国人民获得了从前未有、以后又失去了的权利：他们可以对中国的外交说三道四，并且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各派政治力量都向社会展现自己的主张，从而出现了一场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启蒙运动。打破了只为高官垄断外交的禁戒。北京政府对是否在和约上签字发生分歧，无奈之余任由代表团自行决定。中国代表团拒绝在这个和约上签字，成为27个参会国中惟一拒绝签字的国家。而曾经支持后又屈服于英、法、日等国的威尔逊总统，也遭到美国代表团的反对。接着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对德和约和美国加入国联。 

这次因巴黎和会引发的“国民外交”运动，使中国首次站了起来，再也不被当成殖民地国家一样看待。它奠定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评价：“世界由此认知中国外交主权在于国民全体，非复政府中少数人所能愚弄；各国知中国民族既有自决之心，足为外交后盾，不可再加轻侮，各国渐悟不平等条约伤害我国人感情过甚，应有设法疏解之必要……变其强权压迫之态度，而为亲善之态度。”目睹这个运动全过程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i Reinsch）也评价道：“一个政府若没有国民公意与帮助作为一个基础，决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舆论“在历史上第一次奋起，并且迫使它的政府屈服”，这是“一大进步”。“这一次中国的大觉悟，总括看来，可以使我们断定中国将来的重要国事必须要先得国民的意见，必须要合乎国民的需要。” 

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之后，1919年7月25日，正处于完全孤立状态的苏俄政府试图在远东打开缺口，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告将放弃帝俄在中国侵略所获得的一切土地，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放弃领事裁判权。这个声明无疑鼓舞了“国民外交”运动。但北京政府却没有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坐失良机。直至一年以后，1920年月，苏俄政权基本巩固，北京政府才派出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俄。27日加拉罕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提出八项具体建议，但已经从原来的立场大步后退。1921年，苏联红军以剿灭白匪为由，出兵蒙古，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接着与苏俄签订《俄蒙修好条约》，更直接践踏了它自己的宣言。1923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虽然逐步后退，但北京政府从1920年起，陆续取消帝俄在华的许多特权，这对中国还是有利的。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以及参加制定第一个世界政治组织的纲领；并获得非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进入国联行政院处理世界问题；王宠惠被选入国际法庭；改变了中国过去无资格适用国际法，非国际社会之一员的、孙中山认为的“类似殖民地”地位，无疑是巨大成功。 

巴黎和会代表团于1919年9月10日签字对奥和约。废除了奥匈帝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0月13日，顾维钧签署航空专约，使中国领空权得以维护；11月27日签署对保加利亚和约；1920年1月15日签署对匈牙利和约。这两个国家均无在华特权，但中国以战胜国身份签约，脸上也添了些光彩。6月15日，中国拒签对土耳其和约。理由是该和约有侵害土耳其国家领土、主权之嫌。开中国主持世界正义之先。1921年5月20日，中德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德国继奥国之后第二个以条约形式明确宣布放弃在华一切特权的国家。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可算取得第一波成果。 

顺便说一句，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乃巴黎和会之首创，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也仿效中国，拒签对奥和约。这多少显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的。唯独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重大外交举措，北京政府竟然是任由代表团自行决策的，而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家们果然不负民族与国家的嘱托，出色地完成使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已经被电视剧表现过了：顾维钧在中国被压得抬不起头之时，以一个精彩发言使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五大国代表纷纷离席争相与顾氏握手祝贺，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也不禁鞠躬致敬。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事后评价道：“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巴黎和会之后，北京政府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1921年8月，美国为了挽回巴黎和会遭挫折的世界目标，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在答复是否参加华埠会议时，中国便明确表示要在华埠会议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要求解除英日同盟，以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除租借地问题外，中国其他提案均以签署条约或协议书形式形成文件，日本不得不吐出部分“战利品”：中日民四条约、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会议还签署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从文字上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问题还在于，华盛顿会议限定了日本军事力量，这对于受日本威胁最严重的中国，无疑是有利的。这次会议扭转了巴黎和会拒不讨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傲慢态度，西方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讨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这次会议也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反而挽回了某些权益的外交活动。 

到此，世界终于要正视中国了！

1922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并开始与苏俄代表越飞谈判中苏（俄）条约。越飞是苏俄谈判老手，也是苏俄主要外交家。顾开门见山要求苏俄首先从外蒙古撤军，越飞却百般狡辩，不同意撤军。不但与加拉罕宣言背道而驰，也显示了苏俄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明何等虚伪。顾并且要求苏俄根据第一次加拉罕宣言的表态，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越飞却否认苏俄有过这个声明，认为这条铁路是苏俄的合法财产。越飞还抗议北京政府宣布自1923年1月起，停止支付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顾严正指出，根据加拉罕宣言，这个问题早已不复存在。另外警告越飞，苏俄与日本的长春会议，不得涉及中国的领土与主权。越飞却不置可否。至9月2日，越飞赴长春参加苏日会议，谈判暂停。 

越飞10月3日从长春返回北京，谈判继续进行。双方在外蒙古撤军和中东铁路、庚子赔款问题上僵持不下，越飞便频约各界人士并四处讲演，宣传布尔什维主义，阐述苏俄政府主张，以图在中国造成影响，迫使北京政府让步。他甚至威胁不与北京政府谈判，南下另与孙中山开谈。其实他已经派马林秘密联络孙中山了。1923年1月16日，眼看北京政府拒绝妥协，越飞以养病为由南下上海，同孙中山会谈，并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宣言中，孙中山表示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目前只能维持现状。而“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从外蒙古撤退。”并且“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而越飞则代表苏联支持并援助孙统一中国。这给北京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中国的内讧使外人得益，而所有革命党为了夺取政权，在弱小之时，往往打出国家民族的旗帜，以获取同情与支持；当他们略有实力，国内的同情与支持也渐近极限，是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的。越飞满意地离沪赴日然后回国，有“孙越宣言”他已经大获全胜了。 

而北京政府方面，内阁同议会发生矛盾，内阁总辞职，外交总长改由施肇基担任。1月30日，1922年年底成立的苏联提议把谈判地点改到莫斯科。2月7日，北京政府首脑吴佩孚镇压了铁路大罢工，并通缉陈独秀、李大钊，甚至没漏下越飞的副手马林。13日北京政府拒绝变动谈判地点，并要求越飞尽快返回“或另派人开议”。还设立中俄交涉事宜公署，任命前外交总长王正廷出任署长。而苏联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手，且越飞称病滞留日本，拖延至9月2日才派出加拉罕抵达北京重开谈判。加拉罕下车伊始就宣布：“我们决不放弃我们在中国的利益”。诡辩曰：这些利益不破坏中国人民的主权。我们的实际利益可以很容易地同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主权一致起来。摆出了一付无赖嘴脸。 

10月13日，王正廷提出13点意见草案。加拉罕全部驳回，反建议要求首先建立外交关系然后再讨论其他。谈判因此陷入僵局。至1924年初，英国、意大利、挪威等国与苏联建交，苏联摆脱了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对中国的建交也不显急迫了。同时，根据“孙越宣言”，苏联派出鲍罗廷帮助孙中山重整党政军务，准备北伐。2月21日，北京政府急召王正廷回北京，同意先建交后谈判。王会见加拉罕，提出可以先建交但需议定交涉大纲。加拉罕表示同意。3月14日王与加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东铁路暂行管理协定》以及七项声明和照会的草案上签字。 

外交总长顾维钧认为：1.王正廷未经内阁授权擅自签字；2.协议未提及苏俄与外蒙签订的《俄蒙修好条约》，留下隐患；3.苏联撤军必须双方商定条件，必将给苏联以决定权；4.在中国的东正教房产必须交给苏联政府，而中国无法律允许外国教会等拥有此类房产，故无法履行。3月16日苏联政府紧急照会北京政府，限三日内批准签字，否则苏联将不受任何约束。19日又照会重申上述立场。充分暴露了苏联政府的帝国主义嘴脸。但它也引起中国国内一片哗然，某些学生激进分子甚至警告顾维钧：“倘先生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北京政府不为所动，坚持修订意见。苏联政府宣称：“协定大纲应速批准，如中国不察实情，将协定大纲推翻，则中国将迫使苏联在外蒙之地位及中东铁路权利之扩张。”加拉罕则扬言不以北京为对手，另与孙中山“协商及互助办法”，甚至电告孙中山：“北京军阀专图私利，中俄邦交难臻妥当，愿移一切档案来粤，与帅开诚办理。”北京政府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命令驻莫斯科代表李家鏊向苏联政府另派代表取代加拉罕。 

最后，苏方终于同意修改原草案，经过数十次谈判，5月30日，在顾维钧住处开内阁特别会议，通过修改方案。同日，曹锟发布第882号总统令，授权顾维钧全权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次日协定正式签字，并互换照会，即日起中苏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这样中国终于经过不懈努力，并不屈服于内、外强大压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凭借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依据平等互惠原则，通过谈判缔结新约的开始。北京政府尽管风雨飘摇、政局动荡，却不为所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尽心尽力，可钦可敬！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国内掀起强烈抗议浪潮，收回租界的呼声极其高涨。6月24日，北京政府向各国政府发出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北京政府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时早已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北京政府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国关税自主的提案，并要求在未实行中国国定关税之前，开征临时附加税。与会各国代表不反对中国关税自主原则，但却提出各种理由加以限制。例如日本代表提出，中国国定关税条例必须裁撤厘金后方能实施。而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各地军阀的重要财源就是厘金，要裁撤厘金显然必须首先消灭割据状态，如此就变得遥遥无期。 

消息传开，各地反对之声骤起，国民强烈要求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北京政府顺应，11月14日，中国代表强硬表态：1.关税自主必须明白地规定于条约内；2.裁撤厘金属于中国自动提议，绝非关税自主的交换条件。对于中国代表的强硬态度，显然出乎各国意料。他们反应强烈，对中国代表提出种种质问，在中国代表毫不妥协的情况下，列强被迫做出让步，基本接受中国提案，同意不把裁撤厘金与关税自主挂钩，而由中国自行宣布。19日，关税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各国声明“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北京政府同时宣布，裁撤厘金将与中国国定税率同时于1929年1月1日施行。这表示北京政府也作出某些妥协，使厘金问题与关税自主有变相挂钩嫌疑。这使八十年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总算看见了尽头。 

在关税自主权问题有决议之后，会议继续讨论实施国定税则前的过渡时期的附加税税率和用途问题。此时军阀重开战，局势动荡不安，中国代表常常不到会，致使会议处于停顿状态。1926年夏，会议宣告暂停，此后再也没有恢复。1927年1月，北京政府决定不等会议复开，立即开征二五附加税。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联（Francis Aglen）的反对。这个担任了17年的税务司极其傲慢地对待北京政府。当时署理内阁总理的顾维钧认为：安不过是中国政府的雇员，“无权使自己处于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位置上。”于是断然宣布解除安格联的总税务司职务。 

中国单方面罢免历来位高权重的洋人总税务司，尚无先例。西方七国公使联合质询顾维钧，顾谓此乃中国的权力，无须解释。此举在政界、外交界、经济界都引起巨大震动，大长中国人的志气，打杀了洋人的威风，国人终于感到，中国是中国人的！

1926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法权调查会，与会的依旧是《九国公约》签字国以及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等13国代表。中国代表王宠惠提交《对于在中国治外法权现在实行状况之意见书》，指出“在今日民智发达，重视国权之时，若仍持当日之态度，实为绝对不可能。” 

从5月10日至6月16日，各国代表分批到外地参观各省的法院、监狱、看守所，考察司法制度实行情况，行程累计4200英里。回北京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写出数万言的调查报告书。确认中国司法制度的很多进步之后，大量描述了种种不足。指出当时中国行使审判权的有三类机构：新式法院；过渡性法院，即衙门里设立司法公署；县衙门。调查数据表明，第三类有1800处，占绝大多数；第一类仅139所，其中一审法院91所。按照中国当时人口计算，平均440万人才有一家法院。批评最多的就是衙门，县知事既是行政长官，又是检察官，还兼法官，掌握了行政官员不应该掌握的司法权。指责最严厉的就是军人干涉司法，例如山东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张志就是夜里被省军政长官命令逮捕，次日上午未经审判即执行枪毙。报告书指出：“数年来，中国各地司法多受军人干涉，本委员会以为在中国现时状况，军人任意行动，所有人民生命、自由、财产所应受民政与司法之保障皆无切实有效之拥护。” 

调查报告所揭露的黑暗足以说明，中国司法状况远未达到西方国家之水准。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时机尚未来到。报告书表示，当中国司法制度改进到相当程度时，各国可商议撤销治外法权。 

惟一的收获便是，北京政府采取了条件成熟一块收一块的做法，首先提出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的要求。先由北京政府与外交团谈判，未能实行。接着由江苏省与上海领事团交涉，1926年8月31日签署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收回了过去丧失的很大一部分权利。1927年1月1日交还会审公廨仪式正式举行，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宣告成立。未几，法租界会审公廨也作了相应改组，但继续保留公廨之名。 

1926年10月26日，不平等的中比条约60年期满。根据条约规定，每十年可以修改。当年4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胡惟德利用此条款，援引“情势变迁”的国际法原则，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华洛思：中国政府决定终止旧条约并愿意谈判，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建议在这六个月时间内完成此项工作。比利时复照同意，但要求谈判期间旧约继续生效。北京政府拒绝，遂僵持。10月5日，代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提议，27日，即旧条约满期后双方订立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定，如此协定期满，新条约仍未签订，自行失效。中国政府将依据国际法准则对待比利时侨民并处理同比国之整个关系。 

23日，比国政府备忘录通知北京政府：临时协定可以互与最惠国待遇，但有效期必须延至新条约生效。如遇不测，比国将依据《辛丑条约》并以九国公约签字国资格，恢复旧条约之效力。28日北京政府答复：若6个月新约尚未完成，经双方同意可延期。但经任一方在3个月内预先通知，可以废止。比国拒绝中国建议，并向海牙法院提起诉讼，还照会英、美等国，以《九国公约》为依据要求各国对中国施加压力。11月4日，北京政府再次照会比国，敦促尽快开始新条约缔结。次日，比国公使以比国在华事业应与其他国家同等，美、英、法、日各国日后与中国规定新办法之后，比国依照同样办法。企图与其他国家同步，仍不放弃在华特权，根本不想谈判新条约。6日，北京政府首脑张作霖发布废约令，宣布废除1865年中比条约。此乃中国第一次在另一缔约国反对的情况下，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顾指出：“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个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中国政府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后，立即训令内务部，筹备接收天津比利时租界。25日，公布《管理无治外法权国人民民刑案件审判条例》，命令各省交涉署对于比人案件适用上项新条件。1927年1月7日，比国公使只好向顾维钧送达比国政府关于改订《中比商约》的意见，表明比国政府决定以平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