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众生相.docx

《儒林外史》众生相之“四大奇人”

当儒林日见衰败、人才凋零的时候，市井之中却出现了四位奇人。
第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叫季遐年，自小儿天家无业，总在寺院里安身。每天跟着和尚在寺院里吃斋，和尚倒也不厌他。一个会写字的人到底奇在何处？奇就奇在他字写的好却有很多的怪癖和举动：“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但凡人要请他写字时，他三日前，就要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许别人替磨。就是写个十四字的对联，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笔，都是那人家用坏了不要的，他才用。到写字的时候，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纸，他才写。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骂、要打。却是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他到一个朋友家去，一双蒲鞋沾了好多泥，拿人家想办法让他换鞋，他来气了，没有进门而且一顿挖苦：“你家甚么要紧的地方！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施御史的孙子来请他去写字，他对他们的怠慢不高兴，不高兴不去也就罢了，可是他去了，去了之后却不写字，而是一顿教训：“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第二个是卖火纸筒子的，叫王太，他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到他父亲手里穷了，把菜园都卖掉，后来父亲死了，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只是有一个好处，他喜欢下围棋，有一天走上街头，看到几个人下围棋，大家互相吹捧者，说这个是国手，那个是名手，王太总笑，几个人看他衣衫褴褛，不服气，和他一下最厉害的国手也输给了他，这才吃惊，同时请他去吃酒论谈。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第三个是开茶馆的，叫盖宽，本来是个开当铺的人，也有些家产，可是他乐善好施，为了接济别人把家里各样的东西都变卖尽了，自己又不懂经营，只能开个茶馆，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只赚得五六十个钱，只维持的柴米。就是这样的困境，他的几本心爱的古书却是不肯卖。别人劝他去找找以前自己帮助过的人，想想办法帮他做点有收成的生意，他说：“‘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当初我有钱的时候，身上穿的也体面，跟的小厮也齐整，和这些亲戚本家在一块，还搭配的上。而今我这般光景，走到他们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觉得可厌。至于老爹说有受过我的惠的，那都是穷人，那里还有得还出来！他而今又到有钱的地方去了，那里还肯到我这里来！我若去寻他，空惹他们的气，有何趣味！”
第四个是做裁缝的，叫姓荆元，五十多岁，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当时的裁缝是个低贱的行当，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四个人知情知趣，心境淡泊，为所欲为，蔑视权贵。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当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这四个奇人虽然都不是很富裕，但是其经济都能够独立，这恰好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荆元说“诸事都由我”，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这无疑给儒林中人找到了新的出路。
“劝女殉节的王玉辉”

在《儒林外史》中，写王玉辉的笔墨只有一点点，可是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留给人们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太强烈。
平时，王玉辉的平生志向是纂三部书。这三部书完全是为了礼义教化的书。礼书是将三礼分起类来，如事亲之礼，敬长之礼等类。将经文大书，下面采诸经子史的话印证，教子弟们自幼习学。字书是七年识字法。乡约书不过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的意思。他所做的学问大抵就是礼义教化，并向这以此对社会有所贡献。这和当时的道德失范，礼制不健全是有关的，而且从他的出发点上，这其实并没有错。可是他的实践却实实在在的看出了他所坚持和倡导的礼义教化完完全全是愚弄老百姓，不讲人性的谋杀。
他的女儿病了。并且表示：“我而今辞别公婆、父亲，也便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这就是说她要自杀，女儿的公婆两个听见这句话，惊得泪下如雨，说道：“我儿，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快不要如此！”公婆的话的确是人之常情，而且入情入理，这是正常的人性。可是王玉辉却完全不一样，他为了让女儿追求一种遵循礼制的完美高度，他不顾自己的亲生骨肉的性命，不但同意而且劝说女儿去实践殉节。他对亲家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又对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
话说起来容易，可是王玉辉的女儿是绝食死的，在绝食的这个过程当中，“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看书写字，跟没事人一样等着自己的女儿饿死，这太残酷了，太缺乏人性了！“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日午时去世了！”王玉辉的老伴听见这个消息，哭死了过去，王玉辉却劝老伴说：“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而且仰天大笑着走出房门，口中直喊道：“死的好！死的好！”全无一点骨肉之情！
女儿死后，这达到了王玉辉预想所要追求的效果，“当日入祠安了位，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阖县乡绅祭，通学朋友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为伦纪生色，这才是王玉辉所要的东西。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过去了，王玉辉的无动于衷也就只能看成是一个无心肝的人对所谓的伦纪的固守和迷信，但是他的悲哀的深刻之处却恰恰在他为女儿的死热闹过之后，还是“转觉心伤”了，他这时候知道心伤了，并且出去散心，“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在苏州看到游船上的白衣女子，“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王玉辉前后的反差，由一个符号还原为一个人，他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局限在个人，而是描摹出一幅血淋淋的屠场写真，直指礼教的吃人的罪恶制度本身
“名流王冕”
《儒林外史》第一回是“ 借名流隐括全文”。这个“隐括全文”的名流是王冕，之所以选定了王冕，自然是有原因的。先来看看王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王冕是个“嵌崎磊落”之人。他从小家贫，是岁时就不能够再去上学，而要给人家放牛，他安慰母亲：“我在学堂里坐著，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从此他每天去放牛并且把每天的饭钱省下来定期去买几本旧书，边放牛边看书，边看书心里便渐渐明白了。后来改学画荷花，只三个多月，“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著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不满二十岁，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
其次，王冕性情淡然，任情随性，既不求官爵，又不交朋友，终日闭户读书。他“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时节，乘一辆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著鞭子，口里唱著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再次，粪土金钱，傲视权贵，“时知县倚著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结交他？”他只和“有意思的”乡下农民来往，当县官来请他的时候，他称病不出，确实和几个乡里人在一起饮酒。为了躲开知府和县令的纠缠，他宁愿出走，餐风露宿，问卜卖画。后来明朝洪武皇帝请他出山为官他却离家出走“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
第四，他性情高傲，不愿做官，但是他虽处僻乡之远却不忘天下苍生百姓。流落在外期间，看到官府不管逃荒百姓，百姓只能四散觅食，他他过意不去，叹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当他知道礼部议定的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一语道破了科举取士的实质。最为可贵的是当年的吴王后来的洪武皇帝，向他请教治理天下的问题，王冕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真正儒者气象！
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出路虽然是“仕”，但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 “道”，是王冕所说的“文行出处” ，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事实上，从政治出发的科举取仕使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那么，在《儒林外史》的第一回，选了王冕来“隐括全文”，其寓意是明显的，他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和后面写道的那些儒林人士百态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以王冕来“隐括全文”，也正是借了王冕身上所体现的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的行为方式，表达了作者以此挽救儒林风气、重建合理合情社会价值的愿望和思想。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说得更明白：“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严监生的灯芯”

提到严监生，知道的人往往会记起他临死前为了两根灯芯而不咽气的情节，会想当然地把他当成一个守财奴，也因此严监生和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面的葛朗台就成了中外文学中守财奴的同义词。这篇小文我要为严监生证明，他不但不是一个吝啬鬼，而且还是一位重情重义、勤俭持家的本分人。
严监生名叫严致和，家私豪富。他和严贡生，两人是同胞弟兄，但是分开来住。他出场的时候正好是严贡生那两件王小二和黄梦统事情报官处理的时候。事发之后，严贡生跑到省城躲了起来。按道理严监生已经和严贡生分家，他完全可以不管此事，但是他本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见哥哥又不在家，自然就接过了这件事情的处理。他先是“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并赶紧找来两个舅子哥来商量处置的办法。从这里面能够看出他至少很重视兄弟之情和义 。尽管他也知道，严贡生一家人是怎样的人，“我家嫂也是个糊涂的人，几个舍侄，就像生狼一般。也不听教训。他怎肯把这猪和借约拿出来？”实际上他并不对他的哥哥抱有任何的希望和幻想，因此当两个舅子哥提出主意：“你认晦气，再拿出几两银子，折个猪价，给了姓王的；黄家的借约，我们中间人立个字据给他，说寻出作废纸无用。这事才得解决，才得耳根清净。”严监生很快就同意了，而且拿了银子上下打点把事情办妥当，了了官司。而且”料理了一席酒，请二位舅爷来致谢”，并不关己的事情他却多次拿出银子来化解了诉讼，了结了官司，可见他并不是一味的吝啬、贪财。
这段话是严监生的想法，也就是他的勤俭持家的本色所在：“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逐日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梨花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他操心哥哥过日子的方式，便也表明了自己的持家有道，这样的想法是大多数中国传统人家的想法，不仅仅顾忌一时的挥霍而把钱财的用度考虑长远一些，这似乎和吝啬沾不上边。
他的前妻王氏病了，而且渐渐的重起来；“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总不见效”，他为了前妻的病用这么贵重的药，虽然不见效，但也没有犹豫，一个吝啬的人断然做不出来。
王氏临死前要求把赵氏立为正房夫人，他也同意，但是他并不自己作主，而是请来了两个舅子哥一同商量，同时拿出二百两银子给舅子哥让他们帮着修理岳父岳母的坟，并让两位舅奶奶过来把王氏的一些首饰拿去留为纪念，明确表示办丧事的费用都是由他来备齐。这又何曾是一个守财奴的作为？
把张氏扶正，他听了两位舅子哥的意见，大操大办，他出银子，却以两个舅子哥的名义，办了十几桌酒席，将亲戚们都请来，把张氏立为正室。然后，“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了半年”。如果他要精于算计，这样的帐随便怎么算他都是吃亏的，可见他并不吝啬，而是尊重死去的前妻王氏，也是重视扶正的张氏，邀请两位舅子哥出面主持更是把事情办的光明正大、有情有理。
王氏死后，他十分怀念，常常触物思人，触景生情，年底典口送来利钱他想起王氏已去，联利钱都没有人接了。发现了王氏存起来的五百两银子，他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积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伏在灵床前，哭了一场。因为思念前妻，过年的时候也不出去拜节，只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宁。”因此抑郁成疾，先是心口疼，后来渐渐饮食少进，变得骨瘦如柴，可是他自己偏偏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赵氏劝他，他说：“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那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等到他渐觉得不行的时候，请来两个舅子哥，给了几封银子，把儿子托付给他的舅舅：“我死之后，二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著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
死的时候，他的身边围了很多的人，他伸出两个手指，大家都猜这猜那，只有赵氏知道：“老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赵氏说完这话，“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这严监生之死就因为这样的文字把严监生在文学画廊里定格为守财奴和吝啬鬼，可是其实他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和赵氏能够尽量多的留下一些家产，并且希望他们以后过日子能够勤俭一些、长久一些。 唉，可叹的严监生！
“恶绅严贡生”

范进和张乡绅打秋风的时候，首先遇到的是严贡生。初看时，倒是言语有致，而且有趣。可是来看看他的这几件事情：
一件是关于猪的事情。严贡生的近邻王小二，去年三月内严贡生家一口才生下来的小猪，走到他家去，他慌忙送还严家。严家说，猪到人家，再寻回来，不吉利，逼著王小二出了八钱银子把小猪卖给了他。这口猪在王家养到一百多斤时，有一次错走到严家，严家把猪关了。王家到严家讨猪，严贡生说，猪本来是他的，要讨猪，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来领了猪去。王家是穷人，哪有银子，王大就同严家争吵了几句，却被严贡生的几个儿子，拿门闩、杆面杖，打了一个半死，腿都打折了。不得已，王小二来报官。
另一件事是关于借据的。在乡下住的黄梦统，去年九月上县来交钱粮，一时短少，央中人向严贡生写了借约借二十两银子。钱还没拿，在街上遇著个乡里的亲眷，拿了几两银子交完钱粮，就同亲戚回家去了。大半年过去了，想起这事来，问严府取回借约，严乡绅向小的要这几个月的利息钱。说，小的若当时拿回借约，他可把银子借与别人生利；因不曾取约，他将二十两银子也不能动，误了大半年的利钱，该出利息钱。黄梦统自知不是，向中人说，情愿买个蹄酒上门去取约；严乡绅执意不肯，把黄梦统的驴儿和米同梢袋，都叫人拿了回家，还不发出借据来。不得已，黄梦统也报了官。
知县准备处理此事，严贡生听到消息后就溜之大吉。两件事情都有严家老二严监生出面又请客吃饭，又送钱消灾，又安抚原告，最终把事情摆平了。事后严贡生说起此事时，还说是严监生不中用，要是他在家里一定要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个怒才，腿也砍折了。
为了赖掉几两银子的船钱，硬把船家吃了他的云片糕，说成是那人参和黄连做成的费了几百两银子的一料药。为了得到老二家的家产，硬是推翻严监生立好的正房太太，让自己的儿子住进老二家的正房，如果不是知县也是偏房所生对老二的遗孀有同情之心，严贡生就又害散了一个家庭，而且是自己亲弟弟的家。
严贡生是个恶绅，仗着自己的乡绅身份在乡邻之间为所欲为，欺弱凌穷，不可一世。严贡生是个无赖，无中生有，大言不惭，却毫不为意。严贡生为了一己的私利，连亲弟弟的家人都不放过，可谓已没有人味。
而这样的人，却往往是读书人交往的对象。人群物类，能够想象和他交往的读书人品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