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矛盾心态探讨.doc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内心矛盾探析

摘要：阮籍生活在混乱的魏晋时期，此时风云突变，世事无常。在生与死的痛苦煎熬中，在保节与保命的矛盾冲突中，他进退两难，举步维艰，内心充满了苦闷与孤寂。本文试图探讨在特殊环境中阮籍的生存方式及其人生悲剧的形成，从而展现一个在矛盾中痛苦挣扎的魏晋名士形象。

关键词：阮籍 仕隐 狂慎 违循 矛盾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慰氏（今属河南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综观阮籍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的人生充满了矛盾，他有经世之志，却又沉醉老庄，多次逃避入仕；内心纯至，却不遵礼法，行为放诞；愤世嫉俗，却能“口不臧否人物”，全身而终；留下了大量剖露情怀的咏怀诗，却又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翻阅阮籍的诗文集，“我们发现，内向的，敏感而多疑的，脆弱而怯懦的阮籍写出了他在面对世界时的惶恐与不安，写出了他对世界的悲观与对价值的怀疑，写出了他在面对邪恶及其对正义的凌辱时无奈与恐慌，还写出了他在自感无力时放弃坚持放弃尊严时的深深失落。他的性格、思想和行为都具有多重矛盾。”[1] 其复杂的人生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挥涕怀哀伤，心酸谁语哉 ——“仕”与“隐”的矛盾
翻看当时的历史，我们知道陈留阮氏家族是曹魏新兴士族，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当时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又曾是曹魏手下的宠臣。生活在书香望族，阮籍从小便熟读儒家经典，受到了仕途经济出仕道路的影响。
在他的《咏怀诗》31首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立志为儒的倾向：“昔年十四五，至尚好读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为什么说“昔年十四五”？叶嘉莹也认为：《论语》的《为政》篇中孔子曾经说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可见阮籍在年轻时受儒家思想影响较为深刻，十四五岁就立定了志向，崇尚、爱好诵读《诗经》、《尚书》，以圣贤为自己的学习目标。“被褐怀珠玉”亦出自《孔子家语》，旨在说明精神生活的富足，叶先生认为：“阮嗣宗说‘颜闵相与期’，我就是要以颜回、闵子骞这样的人自相期许，以他们为榜样和标准，做像他们这样的人。可见，我自己真是以圣贤之心为心，以圣贤之志意为志意，以此为志。”[2]
“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抒写了其试图建功立业，奔赴沙场的抱负；“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写出了他爱国的热忱。即使到了风烛晚年，阮籍回首往事依旧流露出未能实现平生宿愿的遗憾：“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视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埛。旗帜何翩翩，但闻军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去。”所以，通观阮籍一生的行为处事，我们可以发现，贯穿阮籍思想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
然而，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疯狂社会里，并没有给阮籍提供一个展现自己志向的舞台，他生活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利争夺之中，曾在何晏手下做过官的他就近目睹了曹爽集团的黑暗腐朽，而与自己同时期的名士又不断被杀戮，所以他甚为失望，无意进仕，下定决心离开他们；同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阮籍对司马昭篡逆野心岂会不知，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司马氏集团的“邀请”为其卖力呢？同时，阮籍又生活在一个崇尚老、庄，玄风盛行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思想领域里虽然是各种思想并存，但主要的思想潮流，却是玄学思潮的出现与发展，玄学思想对士人的影响已经成了主流。在这两种因素的促使下，“博览群籍，尤好庄老”的阮籍同时也有着不问世事，独善其身的理想。他想要在这个乱世中寻找一片净土，远离政治，过平凡人的生活，保全自己的人格与志向。可即使这样的一个小小愿望对于阮籍也很难实现，名满天下的他早已是司马氏集团注意的目标，在司马氏集团砍尽竹林，不给其任何隐退的机会时被迫出仕。面对这样的集团，他不想做官，更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但他又不像嵇康那样刚肠疾恶，忤世违俗，所以他只能在“险恶”的政局中依违避就，惧祸自全。”[3]所以阮籍躲过官场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他二十三岁那年，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但阮籍坚不应召，后经乡民劝慰，阮籍才勉强就吏。不久，便托病谢官。嘉平初年，阮籍在司马氏集团的残酷政策压迫下，再次出任了曹爽的参军。他屡次出仕又屡次辞官，从中正可以看到他内心矛盾挣扎的痛苦。
仕与隐的矛盾终身困扰着阮籍。他的《咏怀诗》中许多诗句都表现出一种凄凉和恐怖的意境，他经常用“孤鸿”这一意象来表现出他内心的无比痛苦与焦虑。“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等等都表明了他在这种矛盾折磨下的无奈与孤寂。不难想象，阮籍于外难以维护自己的形象，于内又愧对自己的本性，所以他只能发出“挥涕怀哀伤，心酸谁语哉”的长啸，令人读后为之哀叹。
二、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狂”与“慎”的矛盾
在司马氏集团的强权压制下，“竹林”分化了，山涛、王戎出仕了，刘伶放浪终身，嵇康则因个性的激切，被谗毁致死。阮籍与他们不同，他是他们中的另类，他既不肯做那种依附权贵、苟且谋求名利之事，又想在乱世之中委曲地保全自己，所以，在“竹林七贤”之中，他是内心最为矛盾，最为痛苦的一个人。面对失命保节的人，他惭愧；面对失节保命的人，他不齿。他的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他的“狂”与“慎”上。
阮籍的狂可追溯到竹林时期，但那只是与嵇康等人带有浓厚玄学气息的放达，重在对自我境界的体验与追求。而出仕司马氏集团之后的狂，却是对乱世的不满，对统治者的批判。
他的名篇《大人先生传》曰：“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库之中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吃人，自以为无穷食也。”并在最后画龙点睛的指出，“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之处裤裆而不能出也。”读来让人啼笑皆非，他的这一比喻信手拈来，嬉笑怒骂，但又具体入微，辛辣尖锐。这一大胆形象的比喻反映出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他敢于冲破礼教的狂妄。“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揭开了封建君主们外表满口仁义道德内心却暴虐、贪婪、欺骗、阴险的本质；“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任情之士则见青眼”（《晋书·阮籍传》），表明了他不愿与当时官宦同流合污的高傲情操；“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抒发了他敢于反抗当权者的狂傲。他也曾狂妄的喊出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愤慨。
表面上看起来狂妄不羁的阮籍，内心却潜藏着巨大的烦恼与恐惧，所以他的狂并不彻底，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讲道：“阮嗣宗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可见阮籍活得又是何其的谨小慎微！《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李康《家诫》曾记载，司马昭对阮籍的慎亦称赞不已，“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之慎乎”。
他的诗歌创作也处处小心翼翼，“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鲁迅）。《文选》共收录阮籍《咏怀诗》十七首。题下刘良注曰：“咏怀者，记人情怀。籍于魏末晋文之代，常虑祸患及己，故有此诗。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观其体趣，实谓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测之。”[4]可见阮籍的狂却又是不彻底的，他的狂中有慎，狂慎共集于阮籍的一生。这才使得“阮旨遥深”，这种欲写又不能写的巨大苦痛与矛盾深深折磨着阮籍的心。
狂与慎共集于阮籍的一身。使他犹如“终日履薄冰”，发出了“谁知我心焦”的疑问与恐惧。也使后人读他的《咏怀诗》，谓之曰：“反复零乱，兴寄无端”。
这种狂放与至慎的冲突，造成阮籍人格上的分裂。但狂与慎又不可分割的统一在阮籍身上。狂是一种逸出常规的自我张扬，慎是一种迫于现实的自我克制，阮籍的狂慎一体在魏晋名士中并不多见，他是一个个例。阮籍既狂且慎，他自我包装成方外形象，用以坚持内心的执着。
三、礼岂为我辈设也 — “循”与“违”的矛盾
阮籍是封建时代培养出来的士大夫，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他生活在帝王专制下的封建社会，他不可能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因此，他只能不满，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但他不可能否认封建制度。所以，在违礼与循礼之间他亦是矛盾的。
阮籍处于魏晋交替之际，他的反礼教是被逼出来的。他本应是维护礼教的儒家学者，可是社会的黑暗现实又不得不使他反戈一击走向反礼教的一面，这样也就使他反礼教的言行可以更好的剖开君臣礼教的虚伪本质。“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 抨击了君主们专制残暴的罪恶目的，认为 “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他的《大人先生传》中把至高无上的君主们，嘲讽为讨厌的吸吮人血的浑中小虫——破裤中的虱子，更是譬喻经典，将那些凭借权势欺凌人民的君主门阀和礼教之士讽刺的淋漓尽致。
阮籍的反礼教，表现更为彻底的是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行为。《晋书·阮籍传》载：“籍嫂尝归宁还，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短短二十二字，反映出阮籍反礼教的决心。他毫无忌惮的反对礼教，高举反礼教的大旗。“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晋书·阮籍传》）阮籍“醉卧其侧”是当时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大罪，违礼也违情。阮籍不顾这些，无疑是对礼法的挑战，对传统道德的蔑视，对男女习俗的亵渎。
如果说冲破叔嫂之理，冲破男女有别，是小事一桩，那么他在朝廷践踏的却是“君臣之礼”，对于当时社会是无法无天了。他在晋文王宴会上“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完全不在乎什么君臣之礼，这种大胆越轨行为，充分展示了阮籍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对尊卑之制的背叛。
但阮籍出身上层，他本身就是礼教中人，所以他表面上虽是反礼教的勇士，但他的内心深处，仍是以礼自守，是一个真正守礼的人。他认为“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守尊卑之制，序阳刚之适，别刚柔之节，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尊卑之制”是封建社会秩序，是礼教的一大范围，所以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出他又是主张维护礼教的。
阮籍的外在“违礼”并不能否定内在的“循礼”，在他的内心却是真正循礼，故“醉卧其侧”而不失礼，才会有“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其子阮浑深受其影响，并养成“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的习惯时，阮籍却说:“仲容（其侄阮咸）已豫吾流，汝不得复而！”他的意思不正是说阮家已经学坏了一个，你不准再学坏了！这种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其实正是阮籍自知所做并不符合封建社会的礼教，是与当时的儒家思想相背离的，因而他才会极力劝阻儿子不得“豫吾此流”，放达任诞。沈约也曾指出“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可见阮籍的违礼是有原因的，他的“违礼”只是迫不得已之策。鲁迅先生亦言：“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嵇康阮籍，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5]可见阮籍在骨子里是恪守传统价值观念的，他的“反名教而越自然”，旨在反对司马氏不合于礼教的虚伪。他不耻于当权者的惺惺作态，阮籍蔑视的礼教是被统治者们异化了的礼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经典。
阮籍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社会里，所以他不可能跳出礼教的圈子来完全的反礼教，他只能在“违”与“循”之间徘徊，只能在言行与内心的痛苦矛盾中艰难存活。他虽发出了“礼岂为我所设也”的反问，但终归还是告诫自己的儿子“豫吾此流”。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阮籍对自己的生命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深了解这种生存的苦楚，也知道这是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并非正常状态。他一生都没法挣脱他所生活的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满杀机的社会里，阮籍的的思想，行为及其心态都充斥着矛盾与无奈。他只能是“一生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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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姓名：张燕燕 性别：女 学校：长春师范学院 文选与选学研究 研究生
籍贯：山西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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