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托夫的生平、思想与创作.doc

莱蒙托夫的生平、思想与创作
家庭悲剧
一八一四年深秋时节，凯旋归来的俄国军队打着被硝烟熏黑的军旗，开进大火烧过了的莫斯科。古城废墟上的简易住宅无不张灯结彩，欢迎远征归来的胜利者。居民们站在瓦砾堆上、残垣断壁上，欢呼雀跃。
这个时候，在这种气氛下，伟大的俄国诗人米哈伊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降生了。那是一八一四年，俄历十月十五日。他出生在莫斯科红门附近的一个不幸的家庭里。小米沙出生后不久，就被外祖母和他的双亲，带回平扎省塔尔罕内村。那里是他外祖母阿尔谢尼耶娃的领地。诗人在这座庄园里度过了整个童年。他的艺术创作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死后也安葬在这里了。塔尔罕内在诗人的整个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家庭的悲剧，早在他充满遐想的童年，就已隐隐显露出来。诗人常常回首他所眷恋的塔尔罕内，追忆逝去了的童年时光。他曾在自己的诗篇中吟咏抒怀。
塔尔罕内的每个角落都留在诗人童年的记忆里。庄园富庶，楼房宽敞，宅第漂亮，那里有家用教堂。塔尔罕内村漂亮的宅第对面，有炊烟弥漫的黑色农舍排成两行，当中是座肃穆的白色教堂，与教堂毗邻的是墓室。诗人那金属棺椁便放置在墓室的地下。从宅第往村里去，可以看到一个叫“堑壕”的小山丘。一些由泥土筑成的工事的残迹还隐约可见。这就是诗人幼年作打仗游戏的场所。他常常约农奴的孩子来做这种游戏，直到兴尽。村里的农户，都是阿尔谢尼耶娃的农奴。他们之中，有好多人刚从国外远征归来，在库图佐夫麾下，打败过拿破仑，可回乡之后却仍然逃不脱农奴的命运。
塔尔罕内的生活，使米沙很早就看到了地主虐待农奴的悲惨情景。米沙熟悉他们的劳动和境遇。他从小就和农奴的孩子在一起游戏。他的奶娘就是一个农奴。他对待农奴一向和善友好。可他外祖母却对农奴极其严厉，据说在莱蒙托夫年纪还很小很小的时候，“要是外祖母叱骂农奴，他便责备外祖母；要是她吩咐惩罚谁，他简直暴跳如雷了”。他把奶娘舒宾尼娜称做“妈妈”，每次回塔尔罕内都上奶娘家去，并带去些礼物。奶娘一家被免除了劳役。他从不体罚农奴，还常对贫困人家进行施舍：或接济他们粮食，或赠给他们衣物。他长大以后，把他由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农奴，全部释放了。诗人去高加索之前，曾向外祖母提出要求，如果他客死异乡，就给农民以自由。村里农户都说：“庄稼人喜欢他，可官府看不上。”
诗人的童年异常不幸。他还不满三岁就失去了母亲。他的母亲叫玛丽娅·米哈伊洛芙娜。他已记不清母亲的音容笑貌了。他只知母亲在世时非常喜欢唱歌和弹钢琴。也爱好诗歌，偶尔也提笔写诗。在他母亲留下的一本纪念册里，就记着她生前友好互相赠答的许多缠绵悱恻的诗句。他非常珍惜这本纪念册，在里面不断地记叙自己的一些思想，也画了些颇有特色的画儿。
诗人的母亲死后，他父亲尤利·彼得罗维奇由于遭到岳母的怨恨，不久就离开塔尔罕内，回到图拉省他自己原来的小庄园克罗沃托夫卡。从此不再跟自己的儿子米沙生活在一起了，只是偶尔来看一看他。在一八一七年诗人年仅三岁时，阿尔谢尼耶娃就立下遗嘱。这份遗嘱证明了诗人的父亲与外祖母的关系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阿尔谢尼耶娃在遗嘱中声明，在她死后，属于她的一切财产“均归我外孙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所有，条件是：我在世时，在我的外孙未成年之前，他须由我教育和抚养，其父，即我的女婿，不得干预。”
“如果其父将其索回，并欲以此置我于极端痛苦的境地，则全部所嘱遗产，在我死后将不归我外孙所有，而归我娘家斯托雷平家族所有。”
诗人的父亲远远不如阿尔谢尼耶娃富有，他不想使自己的儿子失去这份可观的遗产，因此莱蒙托夫不是由父亲，而是由外祖母抚养大的。外祖母不惜用高价为这惟一的外孙请家庭教师。莱蒙托夫受到了当时最良好的教育。
在塔尔罕内，米沙过早地看清了人们的不幸。不幸也在他的家庭中投下了阴影。莱蒙托夫记事以后，已经注意到外祖母与父亲屡屡发生争吵，而纠纷又演成了家庭悲剧。这对早熟而敏感的莱蒙托夫是有很深的影响的。
当初，外祖母曾经强烈地反对过自己所钟爱的独生女儿跟尤利·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结婚。她不相信这个退职上尉对玛丽娅的爱情是真诚的。她怀疑上尉求婚是为了陪嫁。她说什么也不同意这门亲事。然而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情有独钟，她的热情已达到不顾一切阻挠的程度。阿尔谢尼耶娃最后还是顺从了女儿的心愿。于是他们结了婚。尤利·彼得罗维奇是个既无财产，又无地位的退伍军人。他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祖先是爱尔兰人。论门第，他是配不上这位富家小姐的。不过论年龄相貌，两个人都年轻漂亮，倒是招人喜欢的一对儿。阿尔谢尼耶娃为了女儿过得幸福，特把自己的领地交给尤利·彼得罗维奇经管。
一八一四年秋天，玛丽娅快生孩子的时候，阿尔谢尼耶娃带着女儿女婿一起搬到了莫斯科的住宅。玛丽娅生下了米沙。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全家又返回塔尔罕内。可是，在玛丽娅生育期间，尤利·彼得罗维奇的不忠露了马脚，出了丑。接着，责备和眼泪便给家庭生活增加了无边的忧伤和痛苦。上尉本来是有罪过的，可他居然怀疑妻子不贞，甚至大动肝火，无端地动手打过玛丽娅。妻子有苦难言，一天天憔悴下去，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又度过了两年。阿尔谢尼耶娃尽了一切努力给女儿治病，盼她早日康复。可是女儿再也不想活下去了。她日渐衰弱，元气大伤，在孩子不满三岁时，就悄然离开了人间。
女儿的葬礼一结束，阿尔谢尼耶娃就要求尤利·彼得罗维奇离开塔尔罕内。
阿尔谢尼耶娃把外孙看做是命根子。她宠爱他，关怀他，还特地允许将村内的小孩一群群领来同米沙玩耍，免得他觉得孤单。米沙从小身体羸弱，外祖母曾多次带他到高加索五岳城矿泉去疗养，使他快些康复。那时候去高加索还不通火车，需要乘坐马车颠簸，往返的路程要费时两个多月。
光阴荏苒，童年过去了，莱蒙托夫离开塔尔罕内，随外祖母迁到莫斯科。他在那里读了中学和莫斯科大学。
莱蒙托夫上大学以后，他父亲从图拉省专程赶到莫斯科，想把自己的儿子带在身边。尤利·彼得罗维奇每次来领儿子，阿尔谢尼耶娃都情不自禁地全身战栗，很怕孩子从此离去。如今按照双方约定的期限，外孙已经有了选择的能力，何去何从须由他自己定夺。外祖母出于不得已，便把家庭悲剧一五一十地向米沙讲述了。外祖母这番话，使莱蒙托夫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怎样选择呢？最后，还是让父亲孤苦伶仃地离去了。
尤利·彼得罗维奇乘兴而来，依依辞去，一年以后，便死在孤独之中。
母亲不幸的生活，父亲的孤独，父子不得团聚的痛苦，时时刻刻萦绕在莱蒙托夫的脑际。生活的孤独，命运的不幸，家庭的悲剧不断地牵动着他的思绪。他在后来的许多著作中，都反映了这些往事和他的感受。比如《人与情》和《奇怪的人》这两个剧本便是莱蒙托夫的家庭悲剧的真实的艺术再现。作者不惜笔墨引用了阿尔谢尼耶娃遗嘱的内容，还保留了当时女管家的真实姓名。他在《祝愿》中用点拨的手法追述了家事和自己的经历，在孤独和不幸中透露了心灵深处的隐痛和创伤，他写道：
我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少年，
父亲直到临终从未有过平静，
母亲含恨离开人间，
剩下我只身一人，
好比人间盛宴上的多余来宾，
有如断根枯树上的嫩枝一根；
徒有绿色，汁液已干，
死神的后代——注定了死的命运！
他认定自己是苦命人的儿子。生活的现实和思想上的追求不能统一，使他陷入悲伤和忧愁。令人窒息的生活和家庭悲剧，使他无法摆脱孤独和不幸，于是他预感到：不但要继续受苦受难，还“注定了死的命运”！
少年岁月
如果说诗人的童年与塔尔罕内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青少年时期则与莫斯科密不可分。他在这里度过了学生时代，成为一个诗人。
阿尔谢尼耶娃为了使外孙求学方便，将寓所安置在小莫尔恰诺夫卡，那是一所带阁楼的黄房子，两侧的邻居都是些五层楼房。
同来的家庭教师约翰·卡倍，原是个受伤被俘的亚尔萨斯人，曾在拿破仑的禁卫军中当过军官。他喜欢讲战争故事，还常哼马赛曲。他给了莱蒙托夫很好的影响。
约翰·卡倍到莫断科不久便患肺结核死去了。外籍教师还有荷兰老人冉德罗，英国人汶德逊，莱蒙托夫就是跟他学习用英文直接阅读拜伦和莎士比亚作品的。
少年时代的莱蒙托夫很勤奋好学。他天资聪明，所学课程，门门都能心领神会。
莫斯科的一切，都使莱蒙托夫感到心情激动，兴奋不已；他对故乡的受与对古老的俄罗斯都城的爱交织在一起，从而唤起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激发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自豪感。他在自传体诗歌《萨什卡》（1839）中，曾经表达过他对莫斯科的爱。
一八二八年秋天莱蒙托夫考进莫斯科大学附属寄宿中学。寄宿中学与莫斯科大学关系密切。在这里任教的也是那些教授、那些先进的教师；学生中的自由思想颇为流行。
十二月党人卡霍夫斯基，和十二月起义的其他许多参加者，都曾经在贵族寄宿中学学习过，这使学生们引为光荣，永矢不忘。他们瞒着当局，暗地抄录普希金、雷列耶夫和其他十二月党诗人的禁诗。他们像全国当时许多同庚青年人一样，希望把十二月党人的事业继承下去。
莱蒙托夫这一时期的学习情绪与日俱增，思想也处在急速发展和逐渐成熟的阶段。
当时的学监是巴甫洛夫。他信奉谢林学说，在学生中曾极力宣传谢林的哲学观点。那时，许多学校都出版手抄本杂志。贵族寄宿学校出版了《曙光》杂志，莱蒙托夫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他的诗作《印第安娜》和他翻译的席勒的作品。此外，寄宿中学还出版了《蜂房》和《灯塔》两种杂志，莱蒙托夫也参加了其中的工作。
莱蒙托夫非常喜爱普希金的诗。由于诗歌的吸引，他自己也开始写起诗来。有一次，他在文学老师拉伊奇创办的文学社的集会上朗诵了自己试作的诗篇。拉伊奇听了很高兴，对他大加鼓励。不久，莱蒙托夫便占据了文学社的首要地位，成为全校知名的诗人了。
拉伊奇在学生中积极倡导练习翻译伟大诗人们的诗篇。莱蒙托夫选择了席勒，他利用课堂以外的一切闲暇时间，孜孜不倦地献身于这项启人心智的工作。这一段时光，他大量地阅读了普希金、莎士比亚、拜伦、歌德、席勒、司各特、托马斯·摩尔、雨果等人的作品。这种阅读丰富了他的诗歌写作经验；他如饥似渴地吸取了俄国诗歌和欧洲诗歌的精萃。
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竟然读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
在寄宿学校的两年求学期间，他是个优秀生。他同时写了六十多篇短诗和几篇长诗。长诗《恶魔》也是在这里开始写的，原稿上标有一八三○年初写于寄宿学校。
莱蒙托夫写诗的尝试，却有着模仿普希金和拜伦的痕迹。比如《高加索的俘虏》和《海盗》的原稿，还依稀可见作者是个不够成熟、也不很老练的诗人。两首诗，不仅在标题，而且在行文中都不乏模仿的痕迹。这位年轻的诗人，就这样逐渐地成长起来了。
莱蒙托夫在学习普希金和拜伦的同时，又摆脱了他们的模式，从创作一开始就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并自成一家。为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过：“莱蒙托夫某些不十分成熟的诗篇，就外部形式而论，是仿效普希金的创作，但这只是外部形式上的模仿，而不是思想上的模仿，因为其中的思想完全是莱蒙托夫的，是匠心独运的，它已超出了普希金思想的范围。”
莱蒙托夫的诗作，一开始就浓郁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主题和自由的主题。他自称是“自由之友”，不断地呼唤着自由：
爱情、虚荣与青春的毒鸩，
我将要把你们永远遗忘，
我将要重新自由地飞去，
求取那永恒无上的荣光！
他为祖国的“沉闷”和不自由而烦恼，并在一个没有封面的不大的本子中写道：
祖国的空气似乎很沉闷，
心情又沉重，又无聊……
他在另一篇小诗中却尽情地欢呼为祖国争自由的人们：
高傲的人们，你们又奋起，
起来去争取祖国的独立，
那些专制君主傲慢的后裔，
他们又在你们面前倒下，
血的自由旗帜又重新升起……
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年代，俄罗斯在反动的苛政下奄奄待毙。人们为“奴役和锁链”而呻吟。诗人在《土耳其人的哀怨》中，借土耳其人之口述说了俄罗斯的悲惨和不幸。他在“附记”中点明：“饶恕我这任性的暗示吧；让虚伪把真实掩盖起来。”他的“暗示”和“掩盖”则是在自问自答：
你知道暑热的阳光下这个野蛮地方吗？
…………
在那里人们的生活一开始就是痛苦的，
在那里人们呻吟在那奴役和锁链之下，
在那里紧跟着欢乐飞来意外的灾祸！……
朋友！这地方……就是我的祖国！
自由，祖国，人民促使莱蒙托夫不断地深思，时时刻刻感到激动。寄宿学校的许多学生，由于秘密阅读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的崇尚自由的诗篇，他们也在梦想着共和主义的自由，憎恨专制主义的统治。
沙皇的鹰犬，宪兵司令卞肯道尔夫看到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曾向尼古拉一世上一道奏折，惊呼在青年人和莫斯科大学附属寄宿学校的学生中，“有许多人浸透了自由主义思想，渴望革命，相信在俄国也可以实行宪政。”尼古拉一世看到奏折后，非常重视，决定要亲自过问。
一八三○年春天，沙皇颁布了将寄宿学校改为普通中学的命令。
同年夏天，外祖母锁起门，带着莱蒙托夫来到莫斯科近郊的领地谢列德尼科沃，避暑消夏。这领地是外祖母的兄弟德米特里·阿列克塞耶维奇·斯托雷平家的。此后一连两个夏天，莱蒙托夫都是在这里度假消暑的。
斯托雷平本人这时已不在人世，他死于一八二六年。这里的田产是由他的孀妻叶卡捷琳娜·阿波拉希耶芙娜·斯托雷平娜经营。
谢列德尼科沃也跟塔尔罕内一样，有个藏书很多的图书室。在宽敞的通风良好的房间里，高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一册册皮面书。这是斯托雷平的书藏。莱蒙托夫在这里孜孜不倦地阅读了雷列耶夫的诗，从一些小抄本上背会了普希金的被禁止但却很流行的诗，为了这些诗，普希金曾无端地遭受过迫害与流放。读书之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独自一人在池塘边上或者花园里徘徊，到村中墓地去散步，或坐在自己房间的窗下沉思。他抚今追昔，浮想联翩。同时代人讴歌自由的诗篇，以及他们的英勇行为，时时鼓舞他永远向上，激励他不断追求。于是他写了自己的诗《预言》：
那一年将来到，俄罗斯的凶年，
那时候沙皇们的王冠将坠地；
百姓将要忘记对往昔的敬仰，
……
那时恶臭的死尸引起的瘟疫灾害，
将要在满目凄凉的村中到处徘徊，
它摇一摇手帕便把人从茅屋里唤出，
饥饿将使这可怜的国土受苦；
漫天大火将要照红河上的波纹：
到那天将出现一个有力的伟人，
你会认识他——你会知道，
……
诗人预言“俄罗斯的凶年”必将到来，那时“漫天的大火”将照红山河。沙皇王冠落地之日，就是“一个有力的伟人”出现之时。这首诗寄希望于农民起义，把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歌颂和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憎恨结合在一起，意境深邃，铿锵有力。
同年夏天，他又写了长诗《最后的自由之子》。诗中歌颂诺甫哥罗德地方的英雄瓦季姆。在九世纪时，瓦季姆曾鼓动人民起义反对柳里克公爵。
但是，过了许许多多年以后，
瓦季姆将要越来越有声名，
人民用你轰轰烈烈的名字，
好像它是他们的自由的幽灵，
吓得那些公爵胆战心惊。
他们说：“为了可爱的故乡，
他毫不踌躇，洒下了鲜血，
幸福与爱情他全不在意……
来呀，拿他做个榜样……”
莱蒙托夫歌颂了人民、自由和故乡。其实对故乡的歌颂也是对祖国的歌颂。瓦季姆正是为人民的自由，祖国的自由而名传天下。诗人热烈赞美瓦季姆的英雄业绩，呼唤人民要“毫不踌躇”，不怕洒下“鲜血”，“拿他做个榜样”。
普希金和雷列耶夫都写过瓦季姆。他们把瓦季姆的形象视为自由的象征。
从很早的时候起，莱蒙托夫就开始记载自己的思想、写诗、记录各种作品的构思。他用的是自己装订好的笔记本。他喜欢把耐用的纸装订成笔记本，用花纸作封面，把封页装饰得漂漂亮亮。有时还用珍贵的山羊皮作封面，再烫上金边。这种笔记本流传到现在的总共有十六本。每本里面都记载着丰富的资料，从中可以窥见诗人是怎样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什么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东西。
显而易见，寄宿学校和斯托雷平庄园所保留的十二月党人的传统，对莱蒙托夫来说，是一所好学校，从这里他学会了热爱人民，憎恨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统治。
一八三○年九月一日，莱蒙托夫经过考试被正式录取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大学时代
一八三○年金风送爽的时节，莱蒙托夫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走进莫斯科大学。他先在伦理政治学系学习，但不久便转入语言学系。
莫斯科大学的校舍是莫斯科最美丽的大楼。莫斯科大学从它奠基的那天起就成了俄罗斯的教育中心，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精神的苗圃”和自由思想的发源地，而在莱蒙托夫学习的年代里，莫斯科大学则处在最艰难的时期。
在尼古拉统治的年代，俄国进入最黑暗的时期。被十二月党人起义吓得发抖的尼古拉一世，发现到处有叛变，各地都有秘密团体，有再度爆发起义的不祥之兆。于是在他的办公厅设立第三厅，利用秘密警察来加强自己的统治。俄国到处绞杀自由思想，迫害进步的仁人志士。
莱蒙托夫酷爱莫斯科。他认为莫斯科胜过那雾气茫茫，天昏地暗的彼得堡。莫斯科这个远离皇权的处所，要比彼得堡的生活轻松一些。
可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恨透了莫斯科大学，把它叫做“混沌世界”，认定大学生是谋叛分子。据说沙皇到莫斯科，甚至不愿经过这所大学的门口。他下令，要赶走大学里的优秀教授，开除不安分的学生。他要求对最高学府进行严格的警察监视，停开哲学讲座，把所有“反对宗教、政府和道德”的进步作家的著作从学校图书馆里清除出去，教学大纲里不列普希金的作品。剩下来的教授，多半是庸碌无能、胆小如鼠的人，他们年复一年地捧着腐朽不堪的教科书照本宣科。这种教育方针和沉闷、枯燥、毫无内容的必修课，使学生们感到十分厌倦。
先进的青年们从俄国各地聚集到莫斯科大学里来，想在科学的殿堂里接近世界文化，得到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解答。然而学生们从教授的演讲中吸收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另外一种力量，即研究科学的兴趣和对周围现实生活的关心并行不悖，这使进步同学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增多了，这对他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似乎被压抑下去的反抗精神继续存在于莫斯科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可以自由谈论政治问题，禁诗的目录单在人们手头传递，形成了读禁书的热潮。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自由颂》、《乡村》，十二月党人的诗篇，鲍列扎耶夫的叙事诗《萨什卡》等，都是大学生争先恐后传阅的书籍。
一部分优秀学生以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为己任。一八三○年莱蒙托夫来到莫斯科大学时，同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还有别林斯基、赫尔岑、斯坦凯维奇、奥加辽夫、冈察洛夫以及一些后来成为俄国文化与文学方面重要活动家和优秀代表的其他人物。
在这些年代莫斯科大学的生活是纷扰而激荡的。学生们联合成立许多小组。
莱蒙托夫有自己的小组，有他的一伙朋友。他们一同看戏，一同散步；他们常在莱蒙托夫住的带阁楼的小木屋里集会。阁楼下面住的是外祖母。莱蒙托夫的阁楼里面放着木床、写字台、书柜。在他的那些书中有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契萨拉伊的喷泉》、《茨冈》、《北极星》丛刊，杂志，还有许多外文书籍……写字台上摆着墨水瓶、鹅翎笔和他心爱的笔记本。有时，朋友们坐到夜阑人静。他们谈论俄罗斯的生活，谈论文学，谈论普希金，阅读新杂志，聆听莱蒙托夫作的诗。
这一时期凡进步学生所关心的问题，莱蒙托夫同样关心。他并没离群索居。他在发奋读书，他读的书非常多，而且能读英国、法国和德国文学的原著，对俄国出版的新书从不放过，他熟悉俄国文学，醉心于普希金和拜伦的诗。他忧国忧民，老是担心自己的贡献少。然而他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多么深刻、多么大胆的对于祖国、对于生活的见解，多么广泛的未来的工作计划，多么美妙的诗篇啊！
莱蒙托夫不仅与那些大学生兴趣相投，而且还参与了他们的共同活动，一起驱赶反动教授马洛夫。“马洛夫是个愚蠢、鲁莽、不学无术的教授”，一八三一年三月，学生们串连起来，把他赶下了讲台，逐出校门之外。这一事件很严重，弄不好学生要受处罚，去服苦役，“敕令他们去充军”。莱蒙托夫也知道有可能遭到不幸，做了思想准备。三月二十三日他给鲍里瓦诺夫题了诗：
喂，假如我被审判，
发配异乡，去当囚犯，
被人歧视，郁郁寡欢，
你可要常常把我思念。
接着他又和文学教授波别多诺斯采夫发生了冲突。在圣诞节前考查大学生知识时，这位愚蠢的教授向莱蒙托夫提了一个问题。莱蒙托夫大胆而坚定地做了回答，讲个滔滔不绝。教授起初听着，后来制止他说：
“我没有给你们讲过这些。我希望你回答我所讲过的。你从什么地方能够得来这些知识呢？”
莱蒙托夫答道：“是的，教授先生，我现在所说的是你没讲过的，也是你所不能教的，你还没见到哩。我所使用的材料，是我私人图书馆里的，那里有一切所需要的图书。”
莱蒙托夫用同样的态度回答了另外一位教授。
到大考时，莱蒙托夫又同教授们发生了新的冲突。最后，他被迫离开了学校。他想要转入彼得堡大学，未成，才入了禁卫军军校。
莱蒙托夫生活中的莫斯科时期便这样结束了。
军旅世家
一八三二年仲夏之末，莱蒙托夫随同外祖母从古都莫斯科迁居到帝国京城彼得堡。诗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城市给他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哎哟，这座城市多么闷人！
雾蒙蒙，雨绵绵……
不管朝哪里望去，
眼前都是讨厌的红领子……
莱蒙托夫笔下的“红领子”指的是警察，加上宪兵的蓝色制服，都是尼古拉一世统治的实际象征。尼古拉一世预感到革命的到来，十分恐惧，因而千方百计加强秘密的和公开的警察统治，实行军事管制和强迫纪律，大力扩充官僚机器。莱蒙托夫一进入这座古老兵营般的城市，就感到窒息。在《萨什卡》中，他把莫斯科写得令人十分眷恋，可是一提起彼得堡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调了：
那里的生活严酷、空虚、消沉，
好像芬兰湾的平坦海岸。
的确，他非常不愿意离开莫斯科。他热爱莫斯科，他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的许多愉快和悲伤的回忆，都跟莫斯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许多朋友和他爱恋着的亲爱的洛普欣娜，都住在莫斯科。他的青年时代，也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可他一生创作的成熟阶段，除却被放逐高加索那段时间以外，则是在彼得堡度过的。
彼得堡很不热情地接待了莱蒙托夫，他入彼得堡大学的意图未能如愿。那儿不承认他在莫斯科大学的两年学历。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上俄国其他各个大学也都不接受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的学生。
那年夏天，莱蒙托夫的五名同学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进入禁卫军士官学校。他们都不愿意当文官，其中有莱蒙托夫的谢列德尼科沃庄园的密友阿列克塞·斯托雷平。
这些同学都劝莱蒙托夫进军校。他动摇了。莱蒙托夫早就决定献身文学，不过要搞文学，还得有个固定职业，使生活自立才行。因为当时的习俗认为，一个贵族靠稿费生活是很不体面的事情。
莱蒙托夫作出了最后决定。一八三二年十一月十日，“贵族少年米哈伊尔·莱蒙托夫”考入了禁卫军士官学校，成为骠骑兵联队的士官生。于是，这个家族中又多了一个军人。
莱蒙托夫出身于军人家庭。不仅他的父亲是军人，而且他的母系亲属也都是出众的军人。外祖父曾为现役军人，军职很高，只是后来自杀了。外祖母出身于罗曼诺夫王朝的斯托雷平显族。外祖母的哥哥亚历山大·斯托雷平，年轻时曾给伟大的苏沃洛夫元帅当过副官，曾随同苏沃洛夫攻占过伊斯玛尔，而且曾名噪一时，以至拜伦在他的叙事诗《唐璜》里还歌颂过他。外祖母的两个兄弟德米特里·斯托雷平和阿法纳西·斯托雷平，都在炮兵部队里服过现役，其中一个后来还升任为团长。两人还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并在决定性时刻曾大显身手。莱蒙托夫的《波罗金诺》一诗，在创作素材上，其中有一些就是取自家族中参加过那次战役的人的回忆。
看来，莱蒙托夫进禁卫军士官学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好像是为了继承军旅世家的传统。从此，他也开始了军旋生涯。
在军校度过的两年，莱蒙托夫称之为“可怖的两年”，这环境，比起莫斯科来，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未来的军官们每天伴着鼓号声起床。他们是在一种野蛮的军事训练和无度的酗酒中度过时间的。校长是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将军。他以练兵严厉而出名。他随意惩罚学员。
莱蒙托夫在《士官生的祈祷》这篇打油诗中，描写了军校的日常生活：
天上的王啊！
快来帮帮忙。
叫我像逃出火坑一样，
脱掉这身瘦小的军装。
拯救我吧，
让我免遭行军的苦刑，
也别把我赶上
列队的演兵场。
在军校里，士官生是不许阅读文学作品的。莱蒙托夫那时只有一个愿望：尽快毕业，早日离开这个窒息人的环境。但就是在这里，他也仍然坚持文学创作。每天晚上，操练课上完了，他便背着军官们，冒着受处分的危险，躲在远远的教室里，一直写到深夜。在万籁俱静中，他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思索、阅读、写作。那时，他正在写一部叙述普加乔夫起义的长篇小说。他早在莫斯科读书期间，就已动手写这部作品了。小说的名字叫《瓦季姆》。
描写普加乔夫运动，在那时是犯禁的。莱蒙托夫心里明白，但他没有因此而停止写作。
莱蒙托夫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目睹过塔尔罕内和谢列德尼科沃庄园里农奴们的悲惨生活。他在童年时期也常听奶娘和仆人们讲述，农奴的生活有多么可怕和痛苦，也看到塔尔罕内与他做游戏的那些村民的孩子，他们住的是烟雾弥漫的木板农舍。他还常听那些亲眼看到过普加乔夫起义的老人，讲述有关义军的故事。他的外祖母也常给他讲普加乔夫起义的故事。
阿尔谢尼耶娃给外孙讲，说她娘家有位军官，在一七七四年跟普加乔夫起义军作战的时候阵亡了。起义队伍曾从塔尔罕内庄园附近路过，吓得地主们惊慌失措，四方逃难，说普加乔夫是地主们的灾星。
在军官学校的时候，关于普加乔夫起义的种种回忆，有了特殊的意义。当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四处流传着有关新的“普加乔夫运动”即将到来的议论。于是，“俄罗斯的凶年”的传说对莱蒙托夫就更有吸引力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日益认识了历史的真相，明白了拉辛和普加乔夫是为了什么才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十二月党人是为了什么而奋斗的。他看到自由燃烧起生活的希望和事业的追求，他学会了憎恨农奴制。他这时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几乎都倾注在《瓦季姆》的写作上。自然，《瓦季姆》的初稿还留有作者思想和艺术上不够成熟的痕迹。
《瓦季姆》这部长篇小说，在俄罗斯文学中是第一部描写普加乔夫起义的作品。在莱蒙托夫以前还不曾有任何人写过这一主题。普希金在一八三三年才开始写《普加乔夫的历史》，而《上尉的女儿》则是在一八三六年写的。莱蒙托夫的《瓦季姆》是在普希金这两部作品问世以前很早就已经开始创作了。
在军校期间，莱蒙托夫还写了长诗《哈吉·阿勃列克》。他有个姓尤利耶夫的亲戚和朋友，他们都是军校的士官生。有一次，后者背着莱蒙托夫把他的这篇长诗偷偷拿走，交给了《读书文库》杂志社的编辑先科夫斯基。这位编辑很赏识莱蒙托夫的诗作。一八三五年八月号的《读书文库》全文刊载了《啥吉·阿勃列克》，署名是莱蒙托夫。这是诗人第一篇印刷出版的作品。
军旅世家出了一位年轻的墨客，他正朝着与禁卫军士官学校的培养目标相反的方向发展。军旅生涯，对他的文学事业，并无多大影响。相反，他的诗才和他在军校的骑术一样，却在与日俱增。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莱蒙托夫毕业于军校，被派往禁卫军骑兵团联队。
京城风云
一八三四年末，莱蒙托夫由军校毕业，以禁卫军少尉旗手的军阶，被派往骠骑兵联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官生活和上流社会的生活。联队的驻地皇村，位于彼得堡近郊，是现在的普希金城。莱蒙托夫经常来往于京城和皇村之间。他的生活日程，白天是皇村阅兵、操练，晚间则是彼得堡的舞会和剧院。
在这里，莱蒙托夫经常接触宫廷人物，但他的目光不曾被宫廷富丽堂皇的伪装所迷惑，也从不为宫中的诱惑所动；他写道：
面对上流社会那些蠢驴，
我绝不卑躬屈膝。
每次到彼得堡，莱蒙托夫都是住在早已故去的外祖父阿尔谢尼耶夫的寓所。一八三六年春，外祖母要从塔尔罕内到彼得堡来，想与外孙住在一起，便在花园大街沙霍夫楼租下一套房间。
到皇村不久，莱蒙托夫就写完了长诗《大贵族奥尔沙》和剧本《假面舞会》。剧本的构思就其立意而言，是要反映上流社会的道德面貌。在这方面，他受格利鲍耶多夫的《聪明误》的影响最大。
莱蒙托夫希望他的《假面舞会》能在亚历山大剧院上演，所以便把剧本交给了书报审查机关。主管书报审查的卞肯道尔夫，亲自看了剧本，并认定《假面舞会》是“颂扬罪恶的”。主要根据是，剧终阿尔别宁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而没有受到惩罚。他“希望把结局改一下，最好能以阿尔别宁先生同他的夫人和解而告终。”
除了对结局不满以外，审查官还认为作者“无理地攻击了化装舞会”，并且“对上流社会的贵妇也不够尊敬”。
莱蒙托夫改写了《假面舞会》。结果他给剧本添上的结局不符合第三厅的规定。剧本再次被否定了。
莱蒙托夫进行了第二次改写，似乎“不好的地方都已删掉”，可卞肯道尔夫仍觉得这是一部“不妥当的”戏剧，最后还是禁演。
筹划演出《假面舞会》的活动遭到失败以后，莱蒙托夫于一八三六年动手写长篇小说《李果芙斯卡娅公爵夫人》。在写作过程中，他的童年好友拉耶夫斯基曾给予他很大帮助和支持，但小说没有写完。
从俄国军队在波罗金诺战场抵抗拿破仑的大军开始，到一八三七年，整整二十五年了。波罗金诺战役二十五周年纪念，成了俄国人民的全民节日。莱蒙托夫写了《波罗金诺》来纪念这个伟大战役。他所采用的形式是一个普通炮兵，一个老战士不加粉饰地给一个青年人讲述这个战役。
从现实主义的准确性来看，《波罗金诺》可以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最完美的篇章相媲美。托尔斯泰曾诚恳地说道：“《波罗金诺》是我的《战争与和平》的种子。”
《波罗金诺》是一篇叙述俄国人民伟大胜利的故事。一八四○年别林斯基读了《波罗金诺》。他特别指出这篇诗的全部基本思想表现在第二节里面，那一节从老兵的回答开始：
“是啊，我们那一代，
可不像如今这代人：
是勇士——不像你们！”
别林斯基写道：“这个思想，是对怠情无为中昏昏欲睡的当今一代人的怨恨，是对充满光荣和伟业的伟大历史的羡慕。”
《波罗金诺》是莱蒙托夫的得意之作，是他亲自决定署名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诗歌。这篇诗作深蕴着诗人的心声，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希望。他把自己最珍视的诗奉献给普希金，并在殷切的期待中静候他的回音。谁知道送来的却是诗人遇害身死的噩耗。
莱蒙托夫怀着极大的悲愤，在普希金去世的当天，在花园大街沙霍夫楼的住宅里抱病挥毫，写出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不朽诗篇《诗人之死》。莱蒙托夫猛烈地抨击那些制造普希金之死的罪魁们，把矛头直接指向尼古拉一世。他住在彼得堡和皇村，接触宫廷和上流社会，能够最恰当地揭露“麇集在王位前，绞杀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屠夫。”
莱蒙托夫因为写了这首诗，才被最高当局在一八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下令流放到高加索。
在风云滚滚的彼得堡，莱蒙托夫充满愤怒的诗篇，成为尼古拉一世黑暗统治时代的正气歌，并和普希金的名字一起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金匾上，昭示着后人。
第二故乡
经过许多天的旅途跋涉，莱蒙托夫终于望见了高加索白雪皑皑的山峦和晴朗天空中自由翱翔的群鹰。他把高加索视为自己的“灵感的源泉”，由于童年对外祖母带他来过三次高加索，因而称它为第二故乡。
莱蒙托夫来到高加索，没有立即去骑兵团报到，而是先到矿泉地——五岳城疗养地治疗关节炎和休息。他在给自己的患难好友拉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
“忧郁病烟消云散了，心欢乐地跳跃着，胸膛高高地起伏着。”看来他心情愉快。
“矿泉社会”聚集着一大群人，莱蒙托夫与所有这些人结识，参与他们的各种娱乐活动：舞会、宴会、郊游和野宴。他还到过高加索许多地方。
莱蒙托夫来到这里，还画了很多画，有水彩画、油画和素描，有铅笔画、钢笔画；有达里亚尔峡谷和塔马拉城堡，有阿拉格瓦河岸上的废墟，有梯弗里斯的近郊，有自画像，画了他穿着切尔卡斯人的装束，肩上披着一个斗篷。
诗人住在位于山坡上的医院里。医院是一所简陋的木房，但是凭窗眺望，高加索山脉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令人赏心悦目。
一八三七年的夏天，五岳城曾有一次聚会，规模比较大，前来聚会的人中有许多是莱蒙托夫的旧相识：有莫斯科大学附属寄宿中学的老同学萨丁，大学同学别林斯基，士官学校的同学马尔丁诺夫及其家眷。这个马尔丁诺夫四年后竟成了杀害诗人的凶手。这里还有名噪一时的女诗人洛斯托普欣伯爵夫人，等等。莱蒙托夫这时还结识了聪明而有教养的医生麦耶尔。麦耶尔跟那些从西伯利亚迁移到高加索的十二月党人非常接近，并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的模特儿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这部社会小说以高加索疗养地为背景，书中的魏涅尔医生形象就是取自麦耶尔。
在五岳城，莱蒙托夫构思了《玛丽公爵小姐》。他把华美的饭店大楼写进了《玛丽公爵小姐》中，使它成为永久性的纪念。伊丽莎白泉是那里饮用矿泉水的主要水源，而伊丽莎白广场则是《玛丽公爵小姐》中的主人公活动的中心地。毕乔林与格鲁什尼茨基会面是在这个广场上，毕乔林第一次看见玛丽公爵小姐也是在这里。
后来莱蒙托夫住进了一所私人住宅，“这所住宅坐落在马舒克山脚，在城外最高的地方。莱蒙托夫在《玛丽公爵小姐》中对此做了精心的描写。
七月中旬，莱蒙托夫离开五岳城去联队。他所属的那个联队，当时参加了征讨黑海岸边山民的战斗。俄国军队的目的在于建立黑海岸上的新要塞。在讨代中，山民的村落被焚毁，果园荒芜，变成莽林，尽管这样，山民还在不断地反抗。
莱蒙托夫为等候搭乘邮船到达目的地去，途中在塔曼停留下来，住在一个哥萨克女人的茅屋里。这位女主人把他当成“侦探”，以为是在追究为山民偷运军火的走私活动，这段故事被写在《塔曼》那一章里。莱蒙托夫谈到“塔曼是俄罗斯沿海城市中最糟的一个”。这是一座土耳其人的城堡，一七七八年被俄军攻占，于一七九四年在这里建立了哥萨克镇。小镇里尽是些芦苇顶的小屋，几乎没有一点生机。
莱蒙托夫必须在十月初到达梯弗里斯。他走遍高加索防线，最后来到外高加索要塞。这座要塞被人们称为“高加索铁门”，是进入格鲁吉亚的咽喉，有两条极为繁忙的邮路由俄罗斯通到这里。莱蒙托夫是顺着第二条邮路来的。在去梯弗里斯的路上，经过乔治亚的古都姆茨赫特时他便停留下来。姆茨赫特大寺院耸立在花岗岩墙壁的后面，下而是库拉河的黑水和泛着白沫的阿拉格瓦河的三叉河口。有些矮小的房子紧贴大寺的周围。这些墙壁是庞培的罗马军团远征的证明。寺院地板是用写着乔治亚国王们的名字的墓石铺成的，也记载着上千年的历史。
莱蒙托夫登到峻峭的高山的岭顶上，在一所已经荒废了的寺院中遇见一位老僧人。他出身于山民，童年时被叶尔莫洛夫将军俘获，预备带往梯弗里斯。这小孩突然得病，他便被留在寺院的僧侣们的手中，长大成了僧人。小孩向往过惯了的山民生活，几次逃跑都未成功，有一次真的跑了许多天，但又被人们找了回来。他这一次逃跑差一点病死，待到康复以后，就永远地留在寺院里了。这段故事，后来构成了莱蒙托夫的优秀长诗《童僧》的基础。
莱蒙托夫在梯弗里斯及在整个格鲁吉亚的一段生活，是很有意义的。他在这里与十二月党人诗人奥多耶夫斯基见过面。奥多耶夫斯基又介绍莱蒙托夫与阿塞拜疆的优秀诗人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的好友阿洪多夫相识。当时阿洪多夫任格鲁吉亚总督办公室的东方语言翻译。莱蒙托夫和阿洪多夫于一八三七年又曾同在尼席戈罗德龙骑兵团，他们的部队那时驻扎在卡赫奇亚。
莱蒙托夫在卡赫奇亚时，还到过属于恰夫恰瓦杰公爵的古老的齐南达利封地。
恰夫恰瓦杰在格鲁吉亚文学史上是位著名人物。他是一位诗人和当时的重要文学活动家。
莱蒙托夫到齐南达利去拜访，一方面是想增进对恰夫恰瓦杰的了解，另方面是想与自己的堂姨阿赫维尔多娃相见。阿赫维尔多娃在恰夫恰瓦杰家居住三十年，担负着教育他女儿安娜·亚历山大罗芙娜的义务，因为她是安娜的继母。安娜是格利鲍耶多夫的妻子。在莱蒙托夫到达时，阿赫维尔多娃已是孀居。
去齐南达利的旅行给了莱蒙托夫以强烈的印象。他的优秀长诗《恶魔》的一系列情节都是在这里获得的。从一八二八年的波斯战争时代，从格利鲍耶多夫惨死于德黑兰的悲剧中，他把修改多次的《恶魔》又重新酝酿，重新构思和重新改写了。
当莱蒙托夫前往高加索的尼席戈罗德联队的时候，外祖母阿尔谢尼耶娃和诗人茹科夫斯基正为莱蒙托夫奔走，他们认识卞肯道尔夫。十月十日，梯弗里斯举行沙皇阅兵时卞肯道尔夫提醒沙皇考虑一下他们的请求。于是，莱蒙托夫获得“赦免”，被调至驻扎在诺甫戈罗德附近的禁王军格罗德宁骠骑兵联队。
莱蒙托夫得到重新回俄罗斯的许可了。他在《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中，描写了由梯弗里斯至外高加索回程路上的旅行情景。
莱蒙托夫重回俄国的时候，他的脑际充满着创作的计划和构思，他已经厌倦了军旅生涯，希望退役。他思绪万千，曾在斯塔夫罗波尔逗留。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凡经过格鲁吉亚军用大道去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的人，都不能不经过斯塔夫罗波尔。它是高加索的行政中心，高加索防线和黑海防线的司令部均设在这里。
这一年莱蒙托夫曾在四月中旬来到这里，并由此到达里海之滨的塔曼。他再度回到这里时，已是十二月的后半月了。在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