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生先生.doc

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赏析举隅》
——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新序
         文怀沙
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陆机 ) 新版傅庚生先生所着《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即将面世，想起“好书”比着好书的“好人”的寿命要长得多，我既高兴又复怅惘。故友傅庚生先生辞世已经整整十八个年头了。今年四月间 , 他患难相共的 夫人——仇荣华女士终于脱离了长期的病痛和困苦仙逝了。 请允许我在本文开篇处， 首先向这位 “不矜不伐”的夫人致敬。因为正是这位知识妇女以她的终身辛劳和“默默元闻”为代价，为丈夫 排忧解难，成就了丈夫的不朽之盛业。傅庚生、仇荣华贤伉俪，在我心上是一对闪光的名字。成书于六十年前的、傅庚生先生所着《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有着怎幺样的生命力？经过历史的筛选，至少可以被公认，这是一部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方面的名著。该书写成于1943 年，经 余冠英先生推荐，由叶圣陶先生主持编入《开明青年丛书》，同年出版，遂成为颇受广大读者喜爱的著 作，至1949年前，再版印至九版，此后，虽然本书在大陆绝版，但在香港、台湾等地出版了大量的翻印本。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简体字本，大体照原样印出，改正了个别的错别字，但对原著也作了个别不必要的改动。1985 年中国书店、1989年上海书店又分别出版了此书的翻印本。原“开明本”的讹误，未经修改，一仍其旧。写到这里，我心中很难受，忝为新中国解放后第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我虽然帮助过许多好朋友出书，他们之中有：游国恩、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林庚、李长之、王古鲁、沈祖棻、程千帆、苏渊雷诸先生，还有当时被认作新生力量，后来成为学术权威的：王瑶、王运熙、周汝昌、王泗原、王拾遗诸先生；但那时我念念不忘、一直企图收入到我主编的 丛书之中的至少还有下列三种书：一、《人间词话详注》 王国维著 俞平伯校注。二、《中国文学欣 赏举隅》 傅庚生著 。三、《谈艺录》 钱锺书著。 钱锺书先生很谨慎，他多年以来都很关心我，他指出这些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连他写的小说《围城》也不主张重印。作为文人，他有矜持的一面（区别于庚生先生的“不矜不伐”）；也有积习难改的一面，当他情难自已时，也曾向我出示他密密麻麻的《管锥编》的片段稿本，他说这是聊以自娱，不足为外人道也。后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惹出大事，我被公开点名批判。钱对我维护备至， 劝我要慎蓄锋芒……其实，我当时担任主编，是有权不使《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在大陆绝版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的。我困于朋友的柔情厚爱，为当年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其实印了就印了，我缺乏“个人得失，了不足论” 的精神，我对不起傅庚生先生，更对不起那些势必会成为傅先生此书受益者的忠实读者们。现在咱们中国大陆的文化出版界焕然一派生机。关于文学艺术的赏析专著，多到难以胜数。但经得起反复仔细品味的还是很有限的。因此，我愿意隆重地向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推荐上述三部书。这三部书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出诸青、壮年学者之手的不朽之作。 《人间词话》是一本出现在20世纪初的薄薄的小册子，字数仅五千馀字（以后加上“删稿”也不及两万字）。但“境界说”言简意骸，自足千古。王国维说的好：“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撼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王国维的书不难读，他认为意与境的中介是真切自然的语言。这部书正是用真切自然的语言写成的，静安公其“识”也高。《谈艺录》是《管锥编》的先驱之作，我们可以领略著者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之学。他被视为20世 纪的一代硕儒是毫不奇怪的。读钱先生书最令人受益的是：使人感到“学，然后知不足”。 默存公其 “学”也博。 我要求文学同好，特别是文学青年必须认真精读的便是这册《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这是一部有 “学”又有“识”之作。我六十年前初读此书便欣然赏之，为之振奋不已，而今老夫耄矣，再读此书，如面对故人的娓娓清谈，仍欣然赏之，为之振奋不已。请我的老朋友和不曾见面的年轻朋友们翻阅傅先生在本书中关于陶渊明与郑板桥其人与其文的比较，还有论袁枚祭祖母的诗篇。清代才士的假恶嘴脸，落在傅公笔下，竟不打自招了。还有，特别有意味的如他谈李清照的《声声慢》和《醉花阴》等，都非常精彩。温良敦厚、善良老实的庚生先生说到底是个未失童贞——满蕴正义感的学问家。这样的品质应是他“学”与“识”的出发点。所以他的 “学” 与 “识”理所当然能赢得真诚的读者们的敬爱。读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不仅增长学问、见识，也能开拓我们的良知、良能。《举隅》原序是陆侃如先生写的。陆先生在文中不仅批评也讥嘲了梁宗岱先生。陆、梁二公与我虽无深交，也还都是与我有一面之雅的朋友。 我想借此说几句公道话。梁先生写的《屈原》我读过，生面别开，很有特色。但那是一本文学著作（区别于纯学术著作），梁先生以诗人的敏锐直扣屈原传世之作，丰盈的诗情充斥字里行间。他热爱屈原诗篇，也热爱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伟大诗人但丁。东、西方划时代的两位诗人，在梁公笔下进行“想当然耳”的类比。那书写得文采斐然，发人深思。梁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记得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有家出版社约他写学术性的屈原传记，他听从我的建议，由他向出版社推荐游国恩先生完成了这一任务。由梁公我想起了我国古代两位号称历史家的真正的文学家，一是左丘明，另一是司马迁。早就有人指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左传》中确实有许多荒诞的记述，好比《圣经》，我宁愿以之作为文艺读物来欣赏。至于论“史笔”，班固应优于史迁；论“文笔”，则龙门应遥遥领先于班孟坚。所以讲考据，梁公远逊陆公。但陆公的考据也未必精确，例如他一口咬定《橘颂》是屈原早年未成熟的作品，所以“诗思窘狭，抽象话太多”。我认为这“考据”，是既未尝“考”，又缺乏“据”的。《橘颂》既是咏物诗，则自有其一定范围，无所谓“狭”，风格那样雍容而朴实，又无所谓“窘”。把这首咏物诗认作屈原晚年作品，也无不可，归绚烂于平淡是也。作为我国新诗坛被鲁迅先生誉为卓越抒情诗人的冯君培（至）先生，50 年代写了一本 《杜甫传》。我以极大的热情竟读了这本今诗人写古诗人的书。据我所知，君培先生的确花了大气力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但总使我觉得有些干巴巴的。诗人杜甫与诗人冯至的内心世界无灵犀可通。较之冯所着《伍子胥》有天壤之别。《伍子胥》连昭关故事都不曾涉及，但伍子胥这个人物被写活了。于是，我想起了西方近代三位传记作家，德国的路德维希、法国的罗曼·罗兰和莫洛亚。路德维希的崇实精神，使我觉得他更像只重表象的新闻记者；罗曼·罗兰写传记似乎有碍于他的哲理思考的沉重；只有莫洛亚笔下的人物是活灵活现的。解放后全国第一家只发表新文艺作品的刊物是由茅盾与艾青在北京主编的《人民文学》。距今五十一年前，即1951年端午节，该刊一次性发表了我的《屈原九歌今绎》。对于该刊来说，是破天荒之举。我特别声明我的“绎”不同于“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当时不仅赢得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注意而已。郭沫若先生曾向我道贺，转告我，有一位我敬爱的伟人称赞我为“骚作开新面”（几十年后，胡耀邦同志赠诗，即以此五言起兴）。当1953年，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那时我们尚未进入“联合国”）号召全球举行纪念我国大诗人屈原2230年忌。我所写的另几册屈赋今绎也陆续出版。傅庚生先生开始与我通讯，并在北京与我欢聚畅谈。他的《杜诗散绎》是对我今绎的呼应。《杜甫诗论》一书则被我纳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之中了。关于古诗今绎应干系文学赏析，故友王汝弼先生早在1952年就曾写道： 古书今绎，不自今日始，远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已经迻绎过《尚书》，而班固又曾迻绎过《史记》。不过自从汉代以后，经师注疏之学兴，而此风顿邈。因此许多有价值的古书，都渐渐和后人陌生起来，有许多现代人，一提到读古书，就要感到头痛。不是他们对自己伟大祖先的创作不知重视，实在是由于诘倨聱牙的本文，和浩如烟海的说解阻碍着他们。可是迻绎古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工作不但要通过训诂名物的基本素养，而且假使所迻绎的对象是文学，则从事者还需要有文学的素养。不但辞藻要紧，甚至于音节韵律，也都需要审慎地加以简练揣摩。以上两种还只是形式上的考求问题。至于要使笔调有如原作那种透人的热力，则还需要一种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要以作者的心为心。能以作者的心为心，则床头捉刀人， 满可以有英雄气概；不能以作者的心为心，则无论如何装做，也只能如虎贲之似中郎，貌是神非。 怀沙先生的绎文，是兼具以上三者，而后者是尤为出色的。我认为王汝弼先生的文章，论点很有见地，即“今绎”也罢，“赏析”或“欣赏”也罢，都要做到“以作者的心为心”，所以汉人的重视训诂继之以宋人讲求义理，是有道理的。但王汝弼先生的谬誉加诸我身是不对的。所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末尾写道：若干过当的谬许，不仅使我汗颜，抑且使我惶恐。尤其是从来持重的汝弼先生由于爱护我，更是由于爱护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好些字眼都下得过火了。从客观上看，他恍惚是在向未来的从事迻绎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们，提出完美的希望和要求。纵使我个人“受之有愧”，但我深信即将有人会“却之不恭”的。因此，我愿意以最诚挚的心怀将汝弼先生的宏文保留下转赠给即将以严肃的态度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朋友们，以谢我今日亵渎屈原的罪过。虽然，我也曾竭尽过我所有的努力。 以上文字，我写于1952年8月。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汝弼先生所期望的，在我认识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家的学者中，我终于找到了一位与古代伟大或优秀作家心灵相通或心心相印的人。谓予不信 , 请仔细研读《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庚 生先生在《举隅》中使用的是一种醒豁易懂的古汉语，这较之他驾驭语体白话，更为娴熟，更为得心应手。我建议年轻读者为了学习古汉语，至少应该读：一、《三国演义》； 二、金圣叹的《贯华堂文集》； 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四、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五、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又，读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似乎更应该一读他的《文学批评通论》。这两部书应是互为表里的。《通论》从理论角度研究文学原理的构成与解析，《举隅》则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应用和实践。正好比有人说，王国维的《人间词》可以说是《人间词话》的理论的艺术实践，而他的《人间词话》则可以说是《人间词》艺术的理 论概括。庚生先生哲嗣涵章 ( 光 ) 世讲疋命作新序。匆匆为之，瞑且倦矣，聊申敬忱而已，岂敢“文字徒劳计拙工”乎？请以不佞近年所为骚音集联礼赞傅公曰：佩缤纷其繁饰，循绳墨而不颇。 2002年9月24日拂晓

序 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在近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中，是最值得我们细读的一部。他在《书旨与序目》中说： 自有清一代迄于今，世尚朴学。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若就文以论文，辄必 震骇群目，甚至腾笑众口。本末之所在，久其蒙然，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 这见解是很正确的。因此，我联想到梁宗岱先生在《屈原》自序中所说的文学批评的内线和外线。梁先生所谓外线，便是傅先生所谓朴学的考据：所谓内线，便是傅先生所谓就文以论文。我愿就这一点上略申己见。中国之有近代式的文学批评，始于王国维先生。王先生以天纵之姿，不但在诗歌的创作上弱冠便有伟大的成就，尤其在古文学的研究上留下了不朽的杰作，如 《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他所以能有超人的成绩，一方面因为他对于西洋文学和哲学有湛深的研究，一方面也因为他深懂得分析的(analytique)和综合的(synthetique)方法之运用。例如在他 写《宋元戏曲史》以前，他已写了 《曲录》、 《戏曲考源》、 《唐宋大曲考》、 《优语录》、《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表》等六种。这六种便是近于所谓外线的著作，《宋元戏曲史》便是近于所谓内线的著作。正确的说，前六种是分析的工作，后一种是综合的工作。分析(analyse) 为综 合的准备，综合(synthese)为分析的目的。不仅文学批评必须兼备两种工作，任何科学的研究莫不皆然，任何成功的学者决不会忽视其中的一方面。 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都注重于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后来变本加厉，竟认史学即史料学，那当然是错误的偏见。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分现代史学为三派：一是传统派或记诵派，二是科学派或考证派， 三是革新派或宣传派。他说：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 潮流而起。二派之治史，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 文字，与当身现实无预……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 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然急于 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 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 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之评价，非 有外在之根据。其结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等乃急 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 他理想中的史学是“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这话虽略有语病，然大体是正确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钱先生所谓第三派近于梁先生所谓内线，第二派近于外线，加传统派而为三。除传统派不足道外，我们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便是用外线的工夫而达内线的目的。其实钱、梁二先生所用名词都嫌不妥，正确的说，就是用分析的工夫而达综合的目的。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里说： 讲屈原的诗，首先须要考证屈原的诗。现在世间流行的屈原的作品，有好多成了问题。我 们要把这些成问题的加以考证，然后才能更进一步作艺术的研究。 又说： 我们研究屈原的作品，过细的说，每一篇都应该加以讨论，这是首先的工作，即基础工作。 这步工作没有做好，更进的研究便成为空中楼阁。 这几句说明文学批评的步骤最清楚而正确。梁先生把外线内线当作绝不兼容的两条路，其实只是一条路的前后两段。试以建筑为喻：外线工作便好比测量地基，铺平沙石；内线工作便好比筑墙盖瓦，开窗立门。如无稳固的地基，虽七宝楼台势必坦于一旦；但只做好地基便认为已尽建筑之能事，自然是大错。人非全材，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合作则两蒙其益，相轻则各有所损。了解了这一点，便找到了文学批评的正确的路线了。未先做考订的工夫而速作批评者，终难免“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之讥。例如梁先生说屈原始而学习，作《九歌》；继而怀疑，作《天问》；继而自我认识， 作 《九 章》； 继而产生杰作《离骚》，同时附带来两个短篇《卜居》和《渔父》；后来不甘心早死而作《招魂》，最后又发出《远游》的呼唤：不借重半句史料，不依傍半件史迹，而排列得如此完整，岂不正是郭先生所讥的“空中楼阁”，钱先生所讥的“臆测之全史”？未先作分析的研究，而遽写综合的论著，结果未有不惨败的。反之，认分析的工作为最终的目的，如傅先生所讥的“买椟而还珠”，当然是同样的错误。 以上略略说明文学批评上分析的和综合的两种工作应该并重。不过比较起来，综合的工作是更重要，也更困难。傅先生这部书正可指导我们如何从事于这种艰巨的综合工作，傅先生的见解和工力也最适宜于指导我们。我曾见他的手稿，对于过去文评诗话的材料，分类搜集，用力至勤。搜集后，他又运用西洋文学批评的理论，加以部勒和整理，积数年之久，方成此巨著。这正是钱先生所谓“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不但可作初治文学者入门之资，亦可供专家参考之需。这无疑的将是文学研究者必备 的书籍。
 陆侃如序于东北大学

中国文学赏析举隅

书旨与序目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谓文学创作之伟大也。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谓伯鱼曰：“汝为《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谓文学欣赏之重要也。此皆言文学之高远而载道者也。《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谓文学创作之所由起也。《文心雕龙》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滥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谓文学欣赏之所由通也。此皆言文学之切近而言志 者也。 今人冯友兰云：“艺术家对于事物，以超然底态度赏玩。艺术家作艺术作品，乃欲将其自己所赏所 玩者，使他人亦可赏可玩之。”缘人既自有其感情与思想，必谋有以宣泄之；既藉文字(或言语、声音、 颜色)以表达其情思矣，辄复冀能争取同情与同道，是文词之士之所以不惮经营平章以含毫濡翰也。杜工 部诗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意谓此也。创作 之余或创作之能力有未逮也，亦恒喜藉他人之杯酒，浇我胸中之垒块，意有所会，感有所通， 辄亦抃\手踊足，动魄惊心焉；所谓欣赏者是已。元遗山诗云：“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谁 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意谓此也。 研究文学者，往往始之以欣赏，继之以摹仿，而终之以创作也。 创作与欣赏，尤相乘而相因，递革而递进。同赏焉，而其所赏有浅深，同欣焉，而其所欣有大小；欣赏 之大小浅深，其创作之所就亦往往如之，盖欣赏与创作，虽所傅丽者不同，而会心则一耳。我国历代文学作品，触目皆琳琅珠玉，美不胜收。其所以能传唱千古者，必其有动人之实也。回环体味，或犹失其神髓；囫囵吞枣，奚有味于羹（三毛）美?果能殚精覃思，中其窍隙，千载之下，为古人之知己， 所以为学为乐，咸在其中矣。清人陶澍云：“《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井》、《凯风》、《北山》、《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费纸墨而已。”何学文者竟似此私且迂耶?各家诗话中，亦何尝无披沙拣金之见， 诗道之晦讵缘诗话之兴?倘诗之不可以有达诂，是云读者之终不能了解作者之意趋也，则何缘而相感，何取于赏鉴耶？本书中已立专论以辟其说。虽然，“可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一语，久已胶结于世人之心，欲为欣赏而腾诸口说之尝试，要亦不能不有所悚惕耳。自有清一代迄于今，世尚朴学，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若就文以论文，辄必震骇群目，甚至腾笑众口；本未之所在，久其蒙然，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今人许文雨《评古直钟记室诗品笺》文中有云：“况《诗品》要旨，端在讨论艺术之迁变，与夫审美之得失，安有舍此不图，而第征引典籍，斤斤于文字训诂间，以为已尽厥职乎?自斯义不明，如《文心雕龙》诸注家，辄致力于句字之疏证，而罕关评见之诠析，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治《诗品》者，苟不翻然变计，则亦前车之续而已。此决可宣诸当世者也。”此见实先于我。愚以为品鉴艺文之士，当依此 为圭臬矣，不徒治《诗品》然也。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子夏 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文心雕龙》云：“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节至，凉飘夺炎热’，意凄而词婉，此匹妇之无聊也。‘临河灌长缨，念子怅悠悠’，志高而言壮，此丈夫之不遂也。 ‘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惧，此闺房之悲极也。‘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诗品》云“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 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王静安《人间词话》云：“‘画屏金鹏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 ‘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此皆涵泳之功深，用能以矛陷盾，细揣之应服其卓见；惜诠焉而不详，未必能人人了了耳。欣赏文学者，沉浸醴郁，含英咀华，诣之浅者，固无会于深微；入之深者，辄未屑于浅出。各家诗话随笔纪事丛谈等作，或者一言半辞，不成片段；或者此揉彼杂，莫寻层次。称述品藻，期能深中肯綮而条举缕悉者，于时尚阙。作者向多自逞扣盘扪烛之妄臆，肆笔为文，今更不揣其陋，汇纂以成斯编。名曰举隅，未必果有取于反三，卑之无甚高论，冀有微勤于初学之士而已。 文学之欣赏，所取资于文学作品者不外为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作品之内容，则不外为感情与理性二者之表现，起之以想象，乃成其为文学。情必持之以理，理必融之以情，乃就其文学之高尚与伟大。余所着论，共得二十有六章，约之以感情、想象、理性、形式四者，比次之如左： 一、精研与达诂二、真情与兴会 三、深情与至诚 四、悲喜与同情 五、痴情与彻悟 六、情景与主从 以上关于文学感情方面之欣赏 七、联想与比拟八、脉注与绪交 九、纵收与曲折 十、穿插与烘托 十一、警策与夸饰十二、辞意与隐秀十三、仙品与鬼才 以上关于文学想象方面之欣赏 十四、势度与韵味十五、渊雅与峻切 十六、自然与藻饰 十七、真色与丹青 十八、雅郑与淳漓十九、善美与高格 以上关于文学理性方面之欣赏 二十、剪裁与含蓄 廿一、巧拙与刚柔 廿二、练字与度句 廿三、重言与音韵 廿四、对偶与用事 廿五、诗忌与谶语 廿六、摹拟与熔成 以上关于文学形式方面之欣赏 每章之中，采录中国文学名著为欣赏之资料，试出浅见为之浚解，寻绎其情思之所寄，篇章之所蕴，美善之所存，与感人之所自；务能深入而浅出，求契作者之初心；既以明文学欣赏之例， 随亦析文学创作之法。间更麇集前贤之说，藉为规范，或资印证，或稍补充。辞或抑扬，情无偏倚，章自班分，义仍一贯。既云欣赏，自不免偶或羼有主观之见解，未必咸当人意，惟以毛嫱丽姬，人之所共美，大同较然，小异奚害？书中多为褒辞，而贬辞亦不能无有；非敢辄向古人抵瑕蹈隙，以自诩其小慧，盖为析辞明理，偶亦不免有所不得已以也。陈后山《诗话》云：“杨大年《愧倔诗》云：‘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语俚而意切，相传以为笑。” 余所采摭，皆昔贤之名作，或反执其艺而责明于垢鉴，则庸止舞袖郎当而已？ 许彦周《诗话》云：“东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此语具眼。客见诘曰：‘子盛称白乐天、孟东野诗，又爱元微之诗，而取此语，何也？’仆曰： ‘论道当严，取人当恕。’此八字东坡论道之语也。”余亦论行文之道者，偶乃不得不为词家之申韩；当不鲜刺谬粗疏之处，则愿承贤达之明诲焉。 昔有孙康映雪，车胤囊萤，志道安贫，卒成鸿彦。余本椎鲁无文，何敢妄冀自跻于儒修？况自弱冠以来，舌耕到处，橐笔天涯，辛苦年年，为人作嫁。纵因结习难忘，不废寻行数墨，亦仅于晨光熹微、夜阑人静之顷，偷片刻余闲，少慰求知之念而已。每当烛影徽摇，晓星犹烂，竟同映雪，有若囊萤。发愤已迟，所获殊鲜；语所云“才近糟床，遽如沉湎”者，余得无似之乎？以学无师法，于经史百家，尚未尝窥及堂奥；独于历代文学，稍颇有会于心；偶得分寸，辄喜笔之于简。明知蚊力不足以负山，蠢测不足以知海。囊而取，智等于挈瓶；壮夫莫为，技穷于覆瓿。然仍不忍遽弃，悉存之箧司。今兹略加诠次，遂成此编，盖所谓“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者矣。 虽然，岂以翰墨之事为终生之职志者哉？居恒以为东周之季，群儒诸子，多可谓文质彬彬，辞理并茂，实我国学术史上焕发异彩之时期。既遭秦火，洎于两汉，乃不得不出于整理之一途，渐去质而骛文，兆魏晋南北朝之骈丽。唐之韩柳，文起八代之衰，将复先秦之古，惜其辞有余而理不胜；宋之周程张朱倡为理学，而先儒之绪，顿以不坠，又惜其理有余而辞不足。历元明而下逮于清，朴学家能定两汉未竟之业，辞章家能摹拟班马韩柳之文。桐城姚氏虽云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终以辞章为主；曾文正公集其大成矣，然未抵于金声而玉振之也。鼎革以渐，致力于国学之时贤，方在锐意研讨，尚难悬揣谁何成果之丰吝。惟是道德文章，已久形相背相妨之势。旧堤渐圮，新堪未成，横流漫漫，人迷津渡。意其变生于穷，天将假手于特兴崛起之士以振之欤？诚有能祧汉宋而继踵先秦，彬彬文质，发扬光大；更能沟通中外，合一炉而冶，撷取菁英，独标帜志者绍世而起，登高一呼，举世应之如响，得今时风气之先，辟将来文明之路，则真堪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矣。或一顾盼此区区文学之欣赏，雕虫篆刻，强作解人，则几何其微渺，几何其浅陋耶？本书既经脱稿，惧其重为世风之趋于文靡而张目也，用仍赘以文质兼重之说，以拔弃其萌蘖。浅学如余，非敢辄为惊人之论，愈以自形其陋也。谨志微尚所存，待质世之知言君子。

目次
精研与达沽……………………………………………………………………… (1)
 真情与兴会……………………………………………………………………… (8)
深情与至诚………………………………………………………………………(20)
悲喜与同情………………………………………………………………………(32)
痴情与彻悟………………………………………………………………………(46)
情景与主从………………………………………………………………………(54)
联想与比拟………………………………………………………………………(63)
脉注与绮交………………………………………………………………………(73)
纵收与曲折………………………………………………………………………(82)
穿插与烘托……………………………………………………………………… (91)
警策与夸饰………………………………………………………………………( 101)
辞意与隐秀………………………………………………………………………(108)
仙品与鬼才……………………………………………………………………… (115)
势度与韵味………………………………………………………………………(124)
渊雅与峻切………………………………………………………………………(136)
自然与藻饰………………………………………………………………………(147)
真色与丹青………………………………………………………………………(154)
雅郑与淳漓……………………………………………………………………… (164)
善美与高格……………………………………………………………………… (174)
剪裁与含蓄………………………………………………………………………. (182)
巧拙与刚柔……………………………………………………………………… (193)
练字与度句……………………………………………………………………… (201)
重言与音韵……………………………………………………………………… (216)
对偶与用事……………………………………………………………………… (226)
诗忌与谶语……………………………………………………………………… (235)
摹拟与熔成……………………………………………………………………… (242)

一 精研与达沽 文学创作造诣之高者，必其能以有形之文字描刻无形之情愫，情景相融，浓淡兼宜，无损无益，无过无不及；所谓“辞达”，且入于化工也。文学之欣赏亦以入化为极诣，就有形之文字抽绎其无形之情愫，彼我互糅，悲喜与共，无差无失，相若而相通；所谓“以意逆志”，入而与之俱化也。则知创作与欣赏，固一以贯之耳。创作在能“刻画入微”，而欣赏在能“体贴入微”也。元遗山《与张仲杰郎中论文》诗云：“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正有苦心人，举世几人知？ ……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毫厘不相照，觌面楚与蜀，莫讶荆山前，时闻刖人哭。” 其实知解或否，亦何预于作者之事？指璞以为石，不治之亦不获和氏之璧耳。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中有句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不求甚解”一语，未宜误解。冯钝吟《杂录》曰：“陶公读书，止观大意，不求甚解。所谓甚解者，如郑康成之《礼》、毛公之《诗》也。世人读书，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师渊明，不惟自误，更以 误人。” 渊明妙造自然，故不穷难尽之理、不究训诂之极以自苦，于其所善，固已云“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矣。若一向走马看花，都不措意，尚能意有所会至于欣然忘食乎？孔子曰：“学而时习之”，又曰：“温故而知新”，韦编三绝，尚欲假年以学《易》， 知书之必精研而覃思然后有得也。李易安《声声慢》云：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起头连迭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张端义《贵耳集》云：“易安秋词《声声慢》，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迭字者。后迭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迭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后之言词者，亦步其尘称此十四迭字曰妙曰巧，迄未见有详诠之者。沉谦《填词杂说》云：“予少时和唐宋词三百阕，独不敢次‘寻寻觅觅’一篇，恐为妇人所笑。”止是不敢在圣人门前卖字，微言大义，未经阐明。《词苑丛 谈》云：“李清照《声声慢·秋闺》词首句连下十四个叠字， 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辞亦不甚了了，若论其音韵，似稍有所会矣；若论其字之重叠，错落如珠，则只是皮相观耳，未尝搔到痒处也。此十四字之妙：妙在迭字，一也，妙在有层次，二也，妙在曲尽思妇之情，三也。良人既已行矣，而心似有未信其即去者，用以“寻寻” 。寻寻之未见也，而心似仍有未信其便去者，用又“觅觅”；觅者，寻而又细察之也。觅觅之终未有得，是良人真个去矣，闺闼之内，渐以“冷冷”；冷冷，外也，非内也。继而“清清”，清清，内也，非复外矣。又继之以“凄凄”，冷清渐蹙而凝于心。又继之以 “惨惨”，凝于心而心不堪任。故终之以“戚戚”也，则肠痛心碎，伏枕而泣矣。似此步步写来，自疑而信，由浅入深，何等层次，几多细腻！不然，将求迭字之巧，必贻堆砌之讥，一涉堆砌，则迭字不足云巧矣。故觅觅不可改在寻寻之上，冷冷不可移植清清之下，而戚戚又必居最末也。且也，此等心情，惟女儿能有之，此等笔墨，惟女儿能出之。设使其征人为女，居者为男，吾知其破题儿便已确信伊人之不在迩也，当无寻寻觅觅之事，男儿之心粗故也。能词之士，多昂藏丈夫勉学莺莺燕燕者， 故不能下如此之十四迭字耳。词人岂肯有一字妄下得?品评之者讵宜将一字空放过?欣赏文学，舍精研更莫由也。研之精则悟之 深，悟之深则味之永，味之永则神相契，神相契则意相通，意相通则诂之达矣。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云：“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 夫岂以永叔之才学，果不 足以测圣俞之诗耶?盖亦极言圣俞诗才之高，增饰之词耳。世人好奇，诗人尤好奇，欣赏文学者则以 为不奇不足以与才人之奇会；上下交征奇，而诗道晦矣。何则?争骛于奇，则咸将神乎言之。创作者云：“诗非我语，殆有神助。”品鉴者云：“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遂以风靡于“《诗》无达诂” 之论。今世仍有泥其说者，谓文词作到最高处，使人吟诵之，咏歌之，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而卒亦不能喻之于怀，达之于言也。并举李清照重九日所作《醉花阴》一词为例焉，曰：“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九个字耳，便好到极处，令人喝彩不迭。试问其妙究在何许?则又张口结舌，难吐一字矣；可征诗之必无达诂也。愚以为文词之通者必有达诂。晦而难通，失在作之者；诂而不达，失在述之者。未闻不通之诗文转可以传于后世者也，更未闻不通之诗文可以使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 咏叹而欣赏之，固已喻之于怀矣。喻之于怀而张口结舌者，所可喜者多，非片言一辞可以尽，故一时无从说起也，岂真不能达之于言哉? 以彼之矛可以陷彼之盾矣。“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九个字，其妙处可析而言之也。西风、黄花，重九日当前之景物也。帘卷而西风入，黄花见；居人憔悴久矣，西风拂面而愁益深，黄花照眼而人共瘦，信手拈来，写尽暮秋无限景，道尽深闺无限惰，其妙一也。九个字中，帘、西风、人、黄花，已占却六个字矣，著一“卷”字，嵌一 “比”字，而字字如贯珠，末后出一“瘦”字，缀之以夜光，其妙二也。“风”字，音之最洪者也，“瘦”字，音之最细者也，帘卷西风，以最洪之音纵之出，收到一瘦字 上，敛而为极细极小，嘎然而止，其妙三也。吟诵咏歌此九字者， 字字人目， 字字出口， 九个字耳，而其景无遗，其情脉脉，其明璨璨，其韵遏云，故使人不禁叫号跳跃若渴鹿之奔泉也。此际而遽叩之以妙之所在，其谁不张口结舌乎?然而安坐可以为语矣，岂诗之果无达诂哉? 李易安原词之全阕云：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伊士珍《琅環记》云：“易安作《重阳·醉花阴》词，寄其夫赵明诚，明诚自愧不如，乃忘寝食三日 夜，得十五阕，杂易安作以示陆德夫。 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销魂三句绝佳。’” （编者按，此处引《琅環记》文与他处有异）知真金美玉，古今同赏也。 孟东野《游子吟》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恐游子之归退，慈母之意不只见于密密缝衣之顷而已；盖“暮出而不还，则倚闾而望”，矧在远游，思曷能间?密缝游子之衣，慈母之心不只寓恐迟归之意而已；盖游子所御衣，固温凉所恃，缝之以密，实恐儿寒。故云寸草心难报三春晖也。游子思归，而迟迟未得， 是以检视身上为慈母密密缝缀之衣，亦似并寓恐迟归之意者；诗人乃达其一隅，俾吟哦之者能反其余三也。蒋心余《岁暮到家作》诗云：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亦写慈母之爱抚、春晖之无尽者，可参观而三复之也。
二 真情与兴会
至人皆蕴真情，蕴真情乃有至文，非矫饰可跻也。《日知录》云：“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 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 世有知言者出焉，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 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 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 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 《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黄文 焕曰：“陶渊明咏二疏、三良、荆轲，想属一时所作，大约在禅宋后也。知止弃官，本朝犹不肯久恋， 况事异代；此渊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弑，有死而报恩如三良者乎?无人矣! 有生而报仇如荆柯者 乎?又无人矣!此则以吊古之怀，洒伤今之泪者也。”《咏二疏》结句云：“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 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是真知彻悟话； 《咏三良》结句云：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咏荆轲》结句云：“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 余情。”则皆真情见性语。“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渊明出语必真也。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 送一力给其子，更谕之曰：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此能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