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pptx

产业组织学可以被广泛定义为与市场联系着的不易以标准教科书上的竞争模型来分析的经济学领域。将产业组织学定义为微观经济学中主要关注于企业行为、其与市场结构和市场演变进程的密切关系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广泛领域。斯密通过对重商主义学说和重商主义时代国家干预私人经济主体活动的批判，提出了所谓自由竞争的思想。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George J.）的归纳，斯密所宣扬的自由竞争的观念实际上是由五项条件组成的，即：（1）竞争者必须是独立行动，而没有事先的约定；（2）现有的竞争者数量足以使利润平均化；（3）经济主体必须具备有关市场状况的足够知识；（4）经济主体必须拥有摆脱社会限制的自由；（5）经济主体有足够的时间完成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必要适应过程。1879年，马歇尔将产业组织正式定义为产业内部的结构。马歇尔在论及生产要素问题时，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基础上，将组织列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同时，在论及分工与机器、某地区特定产业的集中、大规模生产及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形态等问题时，他还触及了规模经济性问题。36年之后，斯拉法从质疑完全竞争理论的立场，进一步论述了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的不相容性，即后人所谓的“斯拉法冲突”。1921年，奈特首次就所谓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作了全面阐述。其所构建的完全竞争的静态均衡模型建立在两组假设基础上：（1）经济处于静止状态；（2）具备一系列完全竞争的条件。从20世纪30年代起，现代研究方法在有关市场力量的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193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伯仑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不谋而合地提出了所谓垄断竞争理论。后来被称为“垄断竞争的革命”。张伯仑特别注重分析现实的市场关系，其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和观点成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来源。其把市场划分为从完全竞争到独家垄断的多种类型，并总结了不同市场形态下价格的形成和作用特点。同时，还专门分析了垄断竞争、同类产品的生产者集团、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产品差异化、过剩能力下的竞争等一系列问题。1939年，克拉克的“论竞争的概念”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可行竞争（workable competition）的概念。例举了10个现实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因素：（1）标准化与非标准化产品并存；（2）大量的大企业和企业间生产规模的不同；（3）存在着确定价格的不同方法；（4）存在着不同的销售方法；（5）企业间获取市场信息手段的不同；（6）生产和消费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分布；（7）企业间生产流程控制水平的不同；（8）企业规模变化所致的成本变化；（9）在产出短期波动时的成本变化；（10）生产能力的弹性差别；梅森于1938年在哈佛大学建立了第一个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机构“梅森联谊会”，并将以往对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从侧重于垄断和反垄断扩大到了整个市场和厂商的分析上。更为重要的是梅森提出了产业组织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向，从而为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克拉克的可行竞争学说发表之后，梅森又综合了克氏学说和其他学者关于实现可行竞争的条件的各种分析，指出所谓可行竞争就是能够保证和促进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竞争，这种竞争的基本特征就是偏离完全竞争的均衡模式。1959年，梅森的弟子贝恩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这标志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贝恩明确指出产业组织学所研究的产业指的是生产具有高度替代性的产品的企业群。研究范围不包括金融企业，也不涉及非金融企业作为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买者的问题，其理由是“金融企业有着许多与非金融企业不同的特点和所需要研究的问题”。该书的最大贡献是明确定义了产业组织理论一系列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完整的提出了构成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核心内容的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绩效（performance）分析范式，简称为SCP分析范式。市场结构通过对卖方集中度、买方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进入的条件等项指标的分析，主要考察卖者之间、买者之间、买者和卖着之间及现有卖着与潜在进入者之间等四种基本的市场关系。市场行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卖者的价格和产量决策，卖者的产品和销售费用决策，卖者的掠夺性行为和排他性行为及企业作为买者时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作为企业行为的最终结果，考察一下六个方面：受产量、企业规模和过剩生产能力所影响的相对技术效率；相对于长期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的价格水平及价格成本差额；长期边际成本和价格相等的条件下最大可能产出规模与实际产业产出水平的比较；生产成本与促销费用的比较；生产或产品的特点，如设计、质量和多样性等；产业在产品和生产工艺方面的进步状况，及其与可以达到的最优成本水平的比较。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的根本要义，是强调市场结构是企业行为的决定因素；而在一个给定的市场结构中，企业行为又是市场绩效的决定因素。对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的有关决定因素的分析，同样是贝恩所开创的传统产业组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0年谢勒的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发表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才最终得到系统完整的诠释。谢勒对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的重要贡献有二：（1）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系统阐述并强调了所谓产业基本条件（basic conditions）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影响。其中，在供给方面，这些基本条件包括主要原材料供应企业的所有权与分布区域、可利用技术的特点、产品的耐用性、产品价值衡量方面的特征、商业习惯、工会制度及其规章等；在需求方面，这些基本条件至少包括不同价格区间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量的增长率、替代产品的可替代程度、买者的购买方式、产品在销售方面的特征及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点等（2）进一步揭示了市场行为对市场结构和产业基本条件及市场结构对产业基本条件的反馈效应。例如，强有力的研究与开发可能改变一个产业的技术，从而可能改变产品成本状况和产品差异化的程度。又例如，卖者所采取的协调其价格相互影响的政策可能提高或降低进入壁垒，从而对长期市场结构产生影响。贝恩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其成功开创了持续20余年的以跨部门研究为主的经验性产业组织分析的时代。正是运用这一方法进行跨部门经验性分析的过程中，贝恩提出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最为著名的“集中度、进入条件与利润率假说”。即在集中度高到使有效的串谋成为可能的条件下，少数大企业之间的串谋会提高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不仅如此，如果新企业的进入也变得较为困难，那么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同样也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从20世纪6070年代主流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总体历程来看，其运用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所关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大致如下：（1）在市场结构和盈利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进入壁垒的提高是否会导致利润的增长？（3）什么是最重要的进入壁垒？（4）市场结构是如何影响技术进步的水平的？（5）什么是与有效串谋相联系的市场结构？（6）市场结构是如何影响经济效率的？（7）政府规制是如何影响经济效率的？（8）合并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是什么？（9）市场势力的增强是否会导致广告的增加？或者，广告的增强是否会导致市场势力的增强？（10）法律应该允许串谋吗？（11）政府应当规制垄断吗？首先，论文（Mason，1939）发表时起，以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为代表的主流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走过的是一条运用非正统的理论观点解释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道路，因而其一直游离于正统经济理论之外（Schmalensee,1988）。尽管有关学者们竭尽所能，但其主要理论仍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而充其量只是对大量观察的经验性描述。其次，以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为基础的主流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不仅一直难以有效解释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全业行为，而且除了一些描述性的所谓行业基本条件之外，也几无可能再有新的重要因素被纳入到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之中，如企业的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交易费用等。第三，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所崇尚的跨部门经验性研究存在着来自数据采集和模型设计方面的天生缺陷。主要表现（1）尽管贝恩早就注意到了作为政府统计口径的产业（Census Industry）与产业组织理论所研究的产业（Theoretical Industry）之间的重大差别，但是在几乎所有的跨部门研究中，主流传统产业组织学者仍然不得不使用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2）在建立模型过程中，设置一些指标来反映相应变量也是相当困难的。（3）在运用跨部门数据来鉴别关键性结构参数方面，有关模型设计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芝加哥学派指主要以斯蒂格勒（Stinler，George J.）、德姆塞茨（Demsetz，Harold）、布罗曾（Brozen，Yale）、佩尔兹曼（Peltzman，Sam）和波斯纳（Posner，Richard A.）等人为代表的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有别于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1968年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上的成熟。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上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所谓“生存检验”的过程。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思想，乃是主张把价格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市场的基本工具，并主要基于价格模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作出预期，同时借此设计检验其理论的经验性分析模型。其贡献在于对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的批判上：（1）斯蒂格勒将进入壁垒重新定义为一种由新进入企业承担而现有企业无须承担的额外成本，从而将必要资本量和产品差别化排除在进入壁垒之外，除非新企业在筹资和制造产品差别方面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也就是说，只要和现有企业相比，新企业不遭受成本上的不利。那么进入就是自由的（Stigler，1968）。这样，芝加哥学派所认为的多数产业的进入壁垒自然就比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所得出的判断低得多。（2）认为企业自身的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基本因素。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一些企业效率的提高，才导致了企业利润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从而使市场势力得以增加（Demsetz，1973）。（3）对“集中度、进入壁垒与盈利性假说”的批判，指出其不仅实质上反映了一种非均衡的关系，而且如果纠正有关产业样本选择和盈利性数据选择方面的偏差，那么，有关经验性分析结果就不足以支持者一假说（Brozen，1971）。新产业组织理论（NID），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以分析企业策略性行为为主旨的与以往有着根本不同的产业组织理论（Davis and Lyons，1988;Pepall，L.et al.，1999）。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区别：首要标志是NID对产业组织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理论研究方法的统一。即除了对假定为垄断并且进入也不会发生的产业的研究之外，博弈论已经成为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统一方法，其中非合作博弈理 论 及 其 分 析 方 法 又 无 疑 居 于 统 治 地 位。其次，在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大旗下，整个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已经不再如前者那样显示出对公共政策的高度关注。在古诺模型中，每家企业选择各自的产量，而价格则是双寡头所选定的产量之和的结果。在均衡处，每个企业在竞争对手产出水平给定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优的产量，而均衡价格则高于边际成本、但低于垄断价格。但在伯特兰模型中，价格则是首要的策略性变量。伯特兰的研究证明，如果企业选择价格，那么其结果会远不同于设定产量时的情况，即使只有两个竞争者，均衡价格也将等于边际成本。显然，对古诺和伯特兰模型的比较产生了一个“悖论”。“古诺伯特兰悖论”新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领域：（1）静态博弈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克雷普斯和辛克曼的论文（Kreps and Sheinkman，1983）。考虑一个两阶段模型，其中企业在第一个阶段设定生产能力，而在第二阶段设定价格。结论：在均衡处，企业所选择的价格相同，这一价格恰好使市场出清（即总需求与总生产能力相等的价格）。不仅如此，如果企业按照古诺模型的方式竞争，那么，它们把生产能力作为其需要选择的产量来加以选择。也就是说，两阶段的生产能力和定价博弈均衡与古诺竞争的均衡是同构的。后来，戴维德森和迪内克亚的论文（Davidson and Deneckere，1986）显示，克雷普斯和辛克曼的研究结果的关键性前提，是他们关于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需求时需求量的分配是有效率的假设。而赫克的论文（Herk，1993）则表明，克雷普斯和辛克曼的着一假设在一个存在消费者转换成本的模型中才是正确的。实际上，克雷普斯和辛克曼所引入的模型乃是企业既选择一个长期变量（第一个阶段），又选择一个短期变量（第二个阶段）这一更为一般化模型的一个特例。就此而言，企业在第一阶段所作出的决策对其收益既有着直接效应，同时通过改变诸如短期变量又对收益有着简介效应（也即所谓的策略性效应）弗登伯格和泰勒尔的论文（Fudenberg and Tirole，1984）通过对这一两阶段模型的更为全面和一般化的分析，以不同的动物比喻解释了企业所选择的有关策略性变量的性质。几乎与此同时，布鲁、吉纳科普勒斯和克蕾姆普勒（Bulow，Geanakoplos and Klemperer，1985）也提出了所谓策略性互补和策略性替代的概念。2.重复博弈和寡占理论自弗里德曼的开创性论文（Friedman，1971）发表以后，科特尔和串谋很快便成为产业组织研究中重复博弈分析的中心议题。在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格林和波特的论文（Green and Porter，1984）发表之前，主流的观点一直是在承认价格战的威胁乃是维持串谋的重要因素的同时，否认价格战会在均衡路径上发生。格林和波特则提出了一个价格战沿着均衡途径发生的始终如一的正式重复博弈模型。作为该模型的一项关键性假设，企业不能相互观察到另一方的行为（产出水平），而只有一个作为每个参与人行动函数和外部噪声函数的公共信号（价格）。他们的研究证明，企业之间难以达成完全的串谋，因为企业不可能鉴别低价格的成因（即是秘密削价还是需求变化所致）。为此，在最大惩罚并不是最优选择的条件下，企业之间会发生周期性的有限的价格战，而其成因主要需求下降所致，而非自愿削价。罗特姆伯格和索伦纳（Rotemberg and Saloner，1986）提出了一个关于价格战的新解释。与格林和波特模型不同的是，他们在同样假设需求于整个时期中波动的同时，还假设当期需求和过去的价格是可观察到的。在此条件下，他们的研究表明串谋仍然是非常困难的，而价格战（特别是在价格较低的时期）则源自平衡短期价格偏离的收益与成本的需要。该模型还通过专门设置一些假设，证明了受短期偏离的收益较大的诱惑，企业在高需求时期会降低价格。伯恩海姆和温斯顿的研究（Bernheim and Whinston，1960）关注的则是多角化企业之间发生串谋的难度问题。其研究结论是，只要满足他们所提出的有关条件，那么，企业之间在多个市场上的接触不仅不会增加相互串谋的难度，反而会是串谋更为容易。另外，他们甚至提出了从出串谋的角度来看多市场接触与否对此并不重要的条件。3.产品产别化新产业组织理论在寡占理论中引入了产品差别化，可以看做事解决所谓“古诺伯特兰悖论”的又一途径。豪特林设想了一个消费者统一分布于一个空间段并支付由产品价格与运输成本之和构成的总费用的模型。他认为，在均衡处，企业们选择定位于该段的中间，并且相互极为靠近，由此得出了所谓最小产品差别化原理。德阿斯普利蒙特等人的研究（dAspremont,et al.，1979）表明，豪特林对均衡的推导是错误的。对于豪特林所指的情况来说，当企业的产品相似时，纯策略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价格均衡。为此，德阿斯普利蒙特等人设想了一个与豪特林模型存在稍许差别的模型（即以二次运输成本替代线性运输成本），并得出了所谓最大产品差别化原理。总之，新产业组织理论中大多数产品差别化方面的研究是关于水平差别化或垂直差别化的寡占模型分析。4.进入壁垒与进入阻止迄今为止，新产业组织理论中，有关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第一，哪些行为可以成功地阻止进入。过剩生产能力已经成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一个均衡进入阻止策略。另外，在信息部对称条件下，对通过限制性定价、产品扩散和企业之间的垂直合约等途径成功实施进入阻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第二，进入壁垒的福利效应。冯威泽克（vonWeizacker，1980）表明进入壁垒可能会增进社会福利。曼奇和温斯顿和安德森等人指出当存在市场势力时，一个进入者的部分利润相当于由现有企业转移来的收入，而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并不一致。5.技术进步与市场结构的动态演变主导企业是否倾向于保持或增进其市场控制，则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议题。吉尔伯特和纽贝利（Gilbert and Newbery，1982）指出垄断者会倾向于保持而不是改变其对市场的控制。雷恩格纳姆（Reinganurm，1982），证实了阿罗所谓的“替代”效应的存在，并得出了与阿罗一致的结论，即一个垄断者从事研究与开发的动力弱于一个竞争企业。其进一步指出，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垄断者被一个进入者所取代的概率大于其得以继续维持垄断地位的概率。凯布罗和瑞尔丹（Cabral and Riordan，1994）建立了一个企业在一有着无限个阶段的时期内竞争的动态双寡头模型。他们的结论表明，当领导者获得R&D成功的概率大于50%时，它便会选择增进市场控制。弗登伯格和泰勒尔的代表性沦为（Fudenberg and Tirole，1985）一改基于所谓应用者异质性的研究程式，而通过设想一个企业能够对其他企业的行动作出即时反应的可选择的情形，提出了基于产品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应用者的策略性行为的解释，并得出了在一定条件下均衡实质上就是两家在其他方面对称的企业决定在不同的时间采用一项新技术的结论。6.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式引入，是博弈论革命在产业组织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是克雷普斯和威尔森（Kreps and Wilson，1982）以及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1982）的论文。他们针对最初由塞尔顿（Selten，1978）提出的所谓连锁店悖论（Chain-Store Paradox），提出如下分析框架：在一个小的概率上，通过与早期的进入者进行所谓“疯狂”搏斗，一个现有企业可以增加后来的进入者关于现有企业属于“疯狂型”的认识。虽然现有企业对这一声誉的投资巨大，并且其从掠夺性行为中获得的是负效用，但这也许会在长期中获得回报，因为最终进入者会由此认为选择进入并不是最优的策略，从而使现有企业阻止进入的企图得以实现。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的另一篇论文（Milgrom and Roberts，1986）明确指出了广告和价格都可用作产品质量的信号，而最有效率的信号传递模型就是这两个策略性变量都被用于一个信号的模型。博弈论方法显然并不是完美的，其运用于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尚有着其本身难以克服的若干缺陷：首先，即使是较为简单的关于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策略性行为的多阶段博弈的多重均衡（完美贝叶斯纳什均衡），也通常需要通过深奥的分析才能揭示。在现实生活中，有限理性的决策者似乎不太可能从事如此复杂的博弈。其次，博弈论模型的结论所依赖的一系列假设过于精细，以至于其中任何一个细小变化都足以导致有关结论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第三，运用博弈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尚难以获得足够的经验性分析的支持。正因为此博弈论方法运用于策略性行为分析的缺陷，再加上寡占模型本身所固有的极度多样化，致使在博弈论方法一统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表象背后，新产业组织学的内部结构却出现了“类似某种由不规则的碎片所组成的几何体”（Fractalization）的格局。总之，似乎更为妥帖的看法是，新产业组织理论和传统产业组织理论都是当代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区别二者谁居于主流地位并不重要。事实上，如果除去各自那些明显错误的观点，那么区别新的和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似乎也已经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