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先行实践.pdf

5“八八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先行实践魏涛何显明提要：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深刻地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地方自主性探索的良性互动，地方层面“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体制创新的重要经验和智慧来源。“八八战略”顺应中国改革发展的大逻辑，率先就省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全盘性的战略谋划，奠定了浙江在省域现代化探索上先行一步的战略主动和历史主动。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先行实践样本，“八八战略”实践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生成逻辑、演进轨迹和制度创新逻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关键词：“八八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省域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上最为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全球一体化的变革进程彻底打破了原先各大洲文明独自演化的逻辑，使现代化不再是各个民族、社会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直接决定各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无论是巨型国家庞大的人口、疆域规模，国家共同体内部文化、宗教、民族的多元性，还是后发的时空条件形塑的并联式现代化的发展境遇，都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及其面临挑战的艰巨性，是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行列的所有国家都难以想象的。作为贯穿三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主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开拓，既需要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的普遍性规律，广泛借鉴早发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更需要打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深刻认识中国现代化独有的规定性，完成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巨型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合乎逻辑地呈现出了地区之间阶梯式推进的格局，沿海相对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积累及其理论总结，对于不断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最终在国家层面探索形成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试验性、探路性意义。“八八战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创造性实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和实践的集中体现，为此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样本。世纪之初，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制定实施的“八八战略”，顺应中国改革发展的大逻辑，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率先就省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全盘性的战略谋划，奠定了浙江在省域现代化探索上先行一步的战略主动和历史主动。就此而言，浙江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省域探索实践的先行地，“八八战略”6浙江学刊2023年第4 期的超前性谋划和原创性探索，为今天浙江肩负起以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使命，奠定了最为关键的战略基础一、地方经验与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实践逻辑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探索，创造出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奇迹，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体制建构。从实践逻辑来讲，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深刻地体现了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自主性探索的良性互动，地方层面“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体制创新的重要经验和智慧来源。地方自主性探索及其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塑造中的角色，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经济学领域，钱颖一等在分析中国与苏联体制转轨截然不同的路径和成效时，就将其根源归结为两国经济管理组织结构的差异，认为中国M型组织结构给予了各省先行试验的制度空间，其取得的经验得以总结推广到全国，其试验的失败则不至于对全国经济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诺斯也认为，中国的制度结构拥有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尽管这个结构存在不确定性，但它允许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试验，以克服长期存在的经济发展障碍，并在应对新的挑战过程中抓住开放带来的机会。长期关注中国改革的罗纳德哈里科斯晚年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专门探讨了中国分权式改革，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大实验室，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开展政策试验是推进改革向前发展的可行之策。在政治学领域，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及其灵活的政策执行，一直被看作中国体制“韧性”和“调适”能力的重要表现，地方性的政策试验构成了中国改革过程中一种独特且重要的治理机制。德国学者韩博天认为，“中国在大范围内持续进行的、松散制度化的分级制试验可以被看作是经济腾飞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策制定机制”。王绍光也以中国农村医疗体制变迁为案例，论证了政策试验对提升中国政府的学习适应能力的重要价值。实际上，重视地方试验并及时将地方层面取得的成功经验经过规范、完善之后，进行大面积推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批转地方经验就构成了中国制度创设的重要途径。经过中央的批转，地方经验得以进人国家制度体系，保障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赋予了国家制度体系建构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毛泽东曾多次强调，“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作为超越苏联体制弊端的重要突破口。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行政放权和市场放权，中国打破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弊端，调动地方、企业、农民Yingyi Qian,Roland Gerard and Chenggang Xu,Coordin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n M-Form and U-Form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4,No.2,2006,pp.366-402.转引自SebastianHeilmann：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开放时代2 0 0 8 年第5 期。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 0 1 3 年，第2 0 9 页。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in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2003,pp.6-17.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 0 1 2 年，第6 页。?张克：海外学者视域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一一以政策试验治理机制为切人点，国外理论动态2 0 1 9 年第9 期。SebastianHeilmann：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开放时代2 0 0 8 年第5 期。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 0 0 8 年第6 期。郭志东：批转地方经验：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制度创设的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2 0 2 2 年第2 期。毛泽东年谱（1 8 9 3 一1 9 4 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3 年，第2 9 4 页。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9 年，第3 1 页。八八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先行实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地方自主地开展多样性的探索试验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实践证明，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给经济发展注人旺盛的创造性活力，关键就在于通过分散决策权，建立多元的利益实现机制，使每个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拥有的智慧和经验，得到了广泛运用，从而有效地培植了促进社会进步，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的内生活力。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改革时一再明确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在谈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时，邓小平也指出，“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已的创造。”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邓小平还总结指出：“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坚持不搞争论，鼓励地方“胆子要大一些”，目的就是要以地方的自主性探索，“杀出一条血路”，为全国的改革大局探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全面深化改革显著增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但地方的自主性探索依然受到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在全面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顶层设计与地方自主探索的辩证统一关系：“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概括地讲，4 0 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体制突破，都经历了“由点到面”的经验升华和政策扩散过程，形成了中央提出概念性构想或原则性思路一地方进行多样化的探索试验一一地方经验升华为国家层面的改革方案并在全国推广的改革路线图。大体上，地方的探索实践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央以改革“试点”或设立“试验区”的形式，明确授权地方进行专项改革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另一种是在中央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地方根据中央对于改革的总体构想，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行自主性探索。相对而言，随着改革推进方式的调整，地方的探索实践越来越多地由第二种方式过渡到了第一种方式。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地方的试验都构成了各项重大改革推进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地方取得的成功经验都会被国家层面的决策所吸纳，成为最终出台的改革方案、制度安排的重要经验支撑和智慧来源。实践证明，鼓励多样化的地方探索试验，正是大国的体制改革和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要优势所在。一是多样化、多层面的地方性试验，能够有效地控制改革风险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防止体制改革和重大战略选择出现全盘性的失误。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任何一项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或战略选择如果出现颠覆性失误，造成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鼓励地方在中央既定大政方针的框架内进行局部性试验，既可以通过借鉴地方试验的经验启示来找寻体制改革的有效突破口，通过对多样式的地方改革经验的总结、比较，优化改革方案的整体设计，同时可以将改革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降低改革的不确定性，增强社会成员对改革的适应能力。地方的大胆探索与中央的审慎决策的结合，正是中国改革有效权衡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方式。二是鼓励地方进行自主性探索，可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利用其拥有的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汇聚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选择的实践智慧。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是相对于普遍知识而言的基于地方具体情境的认知体系。“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3 年，第3 8 2、2 5 2 页。?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4 年，第3 4 0 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 0 1 5 年1 2 月2 2 日，第1 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4 年，第3 4 页。8浙江学刊2023年第4 期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央的鼓励下，沿海地区形成了以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为代表的多元化的地方工业化和市场化模式，这些地方发展模式的形成，都与各地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社会资源赋及其面临的发展压力息息相关，其成功经验凝聚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正是这种多样化的地方工业化、市场化模式的同时并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和想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支撑。三是多样化的地方性试验，不仅有效地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活力，而且显著提高了国家层面重大决策的回应性和适应性。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复杂的文化、宗教、民族结构的异质性社会，而且是一个区域发展差距极大的国家。各地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及其承担的发展功能的差异，决定了国家不可能在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上一概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必须在同一政策和制度框架内赋予地方必要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贯彻落实国家的发展方略。事实上，在现代化建设中，多样化的发展样式恰恰能够使得各个群体、各种社会组织、各个地区、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生成相互扶持、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以及相互参照的效应，进而生成一种巨大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如果说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制定，都广泛吸纳了地方性试验的成功经验的话，那么，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的集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更是凝聚着丰富的地方实践的元素、经验和智慧。而在各个层面的地方性试验中，省级层面的政策和制度创新，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体系中，省级党委政府拥有最为完整的政治和行政权力配置，有能力通过区域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以地方“中心工作”的运行机制进行创新实践的资源整合和行动整合，谋划和实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试验。同时，省级层面的创新实践经验往往建立在市、县层面的试验基础上，其实践经验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更高，成熟性和可复制性也更强。在这方面，“八八战略”作为引领浙江改革发展的战略总纲，无疑以省域现代化探索的先行性、前瞻性，及其经验的广泛示范性，为认识地方经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拓的贡献，提供了极具典型性的样本。首先，“八八战略”肩负的“走在前列”的使命，及其催生的省域现代化的“探路者”角色，赋予了这一省域创新实践强大的先行示范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凭借体制机制创新的先发优势，不仅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而且为全国的体制改革贡献了大量原创性、示范性的实践经验，被誉为改革开放实践的“模范生”。基于浙江改革发展的成效，世纪之初，党中央明确要求浙江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八八战略”实践正是浙江坚持先行先试，走在前列，主动肩负起省域现代化“探路者”角色的集中体现。在谋划和实施“八八战略”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走在前列“必须具有探路者直面荆棘的勇气，正视矛盾和问题，不使癣疥之忧 变成心腹之患”，不因局部问题影响发展全局，不让继脚之石阻挡前进步伐”。走在前列，确立了新世纪浙江改革发展的新标杆，成为全部地方自主性探索试验追求的目标，也标注了“八八战略”实践先行先试、示范引领的功能定位和目标追求，推动浙江在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和省域现代化建设上贡献了大量的浙江元素、浙江范例、浙江经验，使浙江成为全国地方性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的重要发源地之一。2007年，在“八八战略”实践取得初步成效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组围绕“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展开了专题研究，并将浙江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概括为“经济民本多元、社会包容有序、文化自强创新、政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 2 6 页。吴忠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国规模效应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 0 1 8 年第4 期。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 0 0 6 年，第4 3 页。9“八八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先行实践府服务有为、党建坚强有力”，充分展示了“八八战略”实践取得的先行示范成效。其次，“八八战略”聚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行战略布局，率先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实践，塑造了浙江从全面小康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先发优势。1 9 9 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2 1 世纪中国“新三步走”战略，明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 0 0 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 0 0 2 年党的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党中央的这一决策部署，2 0 0 2 年1 2月，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做出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决定。由此，“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浙江谋划发展战略的基本坐标。2 0 0 2年的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2 0 0 4 年浙江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达5 8.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 7.3 个百分点。就此而言，“八八战略”补齐短板的实践预示着浙江已提前进人了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正通过全面拓展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率先推进省域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这样一种超前谋划和探索实践，决定了“八八战略”的一整套战略布局、战略举措，从率先制定和实施第一个省域城乡一体化规划，到以“山海协作工程”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绿色浙江”“美丽浙江”建设；从“文化大省”建设到构建中等收人者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都具有鲜明的从全面小康迈向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取向，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形成了高度的内在契合。再次，“八八战略”实践持续深化的历史延续性及其实践经验的思想理论升华，使浙江省域现代化先行实践的经验得以及时、广泛地被吸纳到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中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突破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省域经验支撑。“八八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深化实践，使这一省域层面的自主性探索保持了罕见的连续性，全面渗透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贯彻到了全省各个地区，积累了相当完整的省域现代化实践经验。从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央赋予浙江的发展新定位，都蕴含着对“八八战略”实践创造的省域现代化成就和经验的充分肯定。更重要的是，“八八战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和实践的集中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素材和实践经验启示。从“八八战略”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腾笼换鸟凤凰涅躲”到“高质量发展”，从“美丽浙江”到“美丽中国”，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国”，从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到“中国精神”，从“巩固党执政的八个基础、增强党执政的八种本领”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一系列一脉相承的思想演进和理论升华，都将“八八战略”引领下的省域现代化先行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总结，广泛地吸纳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过程中，极大地增强了浙江经验的扩散、示范效应。二、“八八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的内生轨迹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命题，是在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出场的，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理论成果。从演进逻辑来讲，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在纵向上体现为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逐步从相对粗放的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在横向上体现为发展内涵的不断拓展，从相对单一的经济增长，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全面现代化。“八八战略”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发展历程，为深刻体认中国式现代化生成、刘迎秋：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总报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7 年，第6 2 8 页。102023年第4 期浙江学刊演进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生动的样本。“八八战略”是打造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升级版的总体设计。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工业技术积累，加之工业资源乏，主要依靠草根群体的创业致富冲动形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化、民营化的体制创新先发优势虽然充分调动了浙江民众的创业热情和创业智慧，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了良好的富民效应，但大众化创业基础上形成的“老百姓经济”也存在种种先天不足，暴露出了诸多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世纪之初浙江发展遇到的种种现实挑战，预示着浙江已经进入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正如习近平同志当年指出的那样，浙江的发展正进人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结构需要优化，产业需要升级，企业需要扩张，要素需要保障，环境需要保护，市场需要更大的空间，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根本转变。联系到浙江经济发展相对领先的水平，这一判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世纪之初的浙江比其他省份更早地进人了经济新常态，需要破解的问题，同十八大前后全国各地普遍性面临的问题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摆脱粗放型增长，推动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升级，构成了浙江继续走在前列的关键。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主体，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是全省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心所在。2 0 0 4 年2 月，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以“五个转变”“五个提高”，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的战略思路，即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外向发展水平；从现有的块状经济、小规模经营逐步向高层次的集群化、规模经营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从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质量、生态和遵纪守法的经营方式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这“五个转变”“五个提高”同样适用于浙江的整个经济发展格局，其核心要义就是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以集约化、开放化发展，突破浙江发展的主要瓶颈，全面提升浙江产业水平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在谋划和实施“八八战略”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浙江发展“不能再走老路”，无论是署名“哲欣”（寓意“浙江创新”）在浙江日报连续刊发“之江新语”，还是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的副标题标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书的主旨，都足以说明，实现“新发展”是贯穿“八八战略”的主线。“八八战略”实施的一整套战略举措以及习近平同志概括提炼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都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形成了高度的契合。就此而言，“八八战略”实际上开启了浙江省域现代化建设摆脱粗放型增长，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进程。在创新发展上，“八八战略”引领浙江省域现代化进人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的轨道。一方面，“八八战略”实践始终坚持以改革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力弘扬浙江“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优良传统，着力“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努力营造体制机制的新优势”。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大力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省管县体制改革、收人分配体制改革，“八八战略”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体制机制优势。2 0 2 2年底，浙江上市企业达到6 5 6 家，居全国第二位，同时有1 0 7 家企业人围中国民企5 0 0 强，连续2 4 年居国内首位。2 0 2 2 年全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 1 8 8 3 0 元，稳居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 0 1 0 年以来，浙江净增常住人口1 0 0 0 余万人，成为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省份之一。另一方面，针对浙江已经进人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八八战略”实践“以背水一战的勇气，过华山天险的气魄，攀科学高峰的智慧，加快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 1 1、9 4 一9 8、3 3 页。11“八八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先行实践创新型省份建设，坚定不移地走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之路”，开启了浙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凤凰涅躲”进程。通过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数字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浙江逐步摆脱了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实现了整个产业结构及技术水平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形成了以数字安防、集成电路、网络通信、智能计算、生物医药、炼化一体化与新材料、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智能家居、现代纺织为代表的十大标志性产业链。2 0 2 2 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 1.6%，产业数字化指数居全国第一。三次产业占比从1 9 7 8 年的38.1：4 3.3：1 8.6，调整为2 0 2 1 年的3.3：4 0.8：5 5.9，呈现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良好态势。在协调发展上，“八八战略”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促进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陆域与海洋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根据浙江已经进人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省情，“八八战略”做出了“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决策，随后浙江颁布实施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城乡一体化纲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2 0 2 2 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 0，已连续1 0 年呈缩小态势，成为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最小的省份。与此同时，“八八战略”将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步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作为协调发展的战略重点。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根本途径还是要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通过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山海协作工程”“百亿帮扶致富工程”“低收人群众增收行动计划”“低收人农户收入倍增计划”等一系列举措，浙江逐步探索形成了包括财政转移、生态补偿、扶贫开发、山海协作、异地搬迁、结对帮扶、科技支援等在内的统筹区域发展的政策体系。2 0 1 5 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 0 2 2 年地区居民收人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6 1，成为全国地区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在绿色发展上，习近平同志在“八八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概括提炼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大理念。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8 1 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到“五水共治”；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生态经济体系，到全面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提升和转化；从“绿色浙江”，到“美丽浙江”，“八八战略”引领全省上下树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广泛共识，推动浙江发展逐步步人了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良性循环的轨道，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生态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开启了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进程。在开放发展上，针对浙江内源式发展模式存在的局限，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全新理念，明确地把在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质量上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作为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举措。“八八战略”坚持对外和对内开放相结合、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利用外资与结构调整相结合、“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动浙江主动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一体发展，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促进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同时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逐步从商品要素流通型开放迈向促进商品要素生产国际协调的制度型开放，重塑了浙江发展的空间格局，实现了从开放小省向开放大省、开放强省的蜕变。2 0 2 2 年，浙江实际使用外资1 9 3 亿元，居全国第五，进出口和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对全国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 8.5%，居全国第一位。在共享发展上，“八八战略”确立了“现代化建设不能留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围绕补齐民生短板，“八八战略”实践在全面推进城乡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优势，着力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省域习近平：加强自主创新，推动科学发展，经济日报2 0 0 6 年8 月1 5 日，第3 版。1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J一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2 0 2 页。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2 0 7、2 1 2 页。12浙江学刊2023年第4 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省域一体化水平。2 0 2 0 年，浙江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家庭人均年收入8 0 0 0 元以下情况、集体经济薄弱村“三个清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城乡同标8 8 6 元。2 0 2 2 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6 0 3 0 2 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 3 4 1 9 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已分别连续2 1 年和3 7 年居全国省区第一。2 0 2 2年家庭年可支配收人2 0 万一6 0 万元群体比例提高到3 0.6%，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超过9 8%。在“八八战略”引领下，浙江发展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较好地实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八八战略”是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布局。通过全面拓展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八八战略”实践推动了省域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世纪之初，浙江的小康社会建设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动民众自发创业的发展格局，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种种不协调问题，也预示着浙江已先行进人社会结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迫切需要通过补齐短板，全面拓展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正如习近平同志当年指出的那样，“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比如促进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已成为突出的矛盾。世纪之初浙江遇到的“烦恼”，是“成长中的烦恼”，是发展起来之后的“烦恼”。实践证明，发展起来后遇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之前少，甚至表现得更加复杂。小康社会建设走在前列的浙江，更早感受到了老百姓需求层次的提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向往。立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经济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才是最终目标”的理念，强调要防止陷人“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陷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规定性之一，是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就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2 0 0 3 年在谈到文化大省建设的指导思想时明确指出，“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省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在谈到“八八战略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时，习近平同志更是提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平；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这样的前瞻性理念的引领下，继2 0 0 3 年做出实施“八八战略 重大决策之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又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将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同“八八战略”的贯彻落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先后做出了生态省建设和“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以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日益完整的省域现代化实践布局。从“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到“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及生态省建设，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做出的这一系列战略部署，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2 0 0 6 年在做出建设“法治浙江”决策时，习近平同志就强调指出，建设“法治浙江”与党的十六大以来省委做出的深人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有机地构成了浙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2 4、2 2、1 4 8、3 1 页。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0 7 年，第1 5 0 页。13八八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域先行实践体布局。在这个总体布局中，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抓手，全面建设“平安浙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努力建设“法治浙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此提供根本保证。它们之间是内在统一、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四位一体”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性，每一个方面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和各自丰富的内涵，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体现了科学发展和普遍联系的整体性，以辩证的思维、从全局的高度、按统筹的方法，谋划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使之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这个有机整体，以健全和完善省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形式，全面擎画了省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深刻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规律认识的高度思想自觉。综上所述，“八八战略”引领下的省域现代化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演进历程的缩影，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粗放型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从单纯的经济建设迈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从小康生活迈向高品质生活的内生演进轨迹。“八八战略”实践也因此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先行实践的成功样本，为新时代的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八八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创新逻辑现代化之所以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说到底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现代国家的诞生引发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历史性突破，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政府与市场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最终都可以从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功能定位及其制度建构上得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道路、制度和价值选择，要更有效地调动全体人民的创造性活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的局限，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那种“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的局面，就必须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做出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创造性制度选择。这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最具挑战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而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要义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政府必须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习近平：之江新语，第2 0 1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0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第2 9 0 页。2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1 9 7 5 年，第7 0 8 页。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 卷，人民出版社，2 0 2 3 年，第1 6 3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 0 1 4 年，第7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