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并非儒家专属经典.pdf

文学六经并非儒家专属经典赵辉韩玲玲摘要：六经是三代的礼乐政治典章制度和历史记述，孔子之前，其“经”的地位已基本确立，战国六经也不包含儒家著作，诸子都继承发展六经某方面的思想。六经非儒家所作，自其产生直至今天，也非儒家专门研习。虽孔子春秋论语和孝经在汉以来一直被视为“经”，明史清史稿也将孔子春秋四书列入了“经部”，但其他儒家著述在目录学著作中都记载在“子部”的“儒家”之列。一些小学著作从汉志到清史稿也纳入了“经部”，其学也当为“经学”，但这些小学类著作也非儒家所作。六经和小学著作既非儒家所作，也非儒家专门所传，故不能视六经为儒家的专门经典，也不能视经学为儒学。但汉以来的“经”中有儒家经典，故经学中有儒学。关键词：六经；经学；儒家；儒学；界说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文学谱系研究”（11JZD034）中图分类号：12 0 6.2六经只是儒家经典吗？经学是儒学吗？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汉代就有人认为六经为孔子修定，晋葛洪和梁刘昭明谓六经或五经为儒家经典，当今也有著名学者说“今传十三经全部是儒家经典”；“所谓经学，就是诠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皆以六经为儒家专门经典，认为经学就是儒学。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黄开国等曾对“经学就是研究儒家经典”提出质疑，但论证不足以完全说明经学并非儒学。厘清六经经学与儒家、儒学的关系，对探寻儒家与诸子学说的渊源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脉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故本文试作一辩。一、六经为儒家经典、经学是儒学观念的发生六经是儒家经典、经学是儒学观念的发生，是汉代以来崇儒宗经、以六经来提高孔子的思想文化地位的产物。其核心是：（一）认为孔子修定六经庄子天运载孔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孔子对六经感情深厚，也以之教育学生。孔子的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3-8 54 X（2 0 2 3）0 8-0 0 8 5-0 8思想经过弟子宣扬，在汉初已被众多学者认可。陆贾、贾谊等都称引孔子言论以说明问题。刘安、司马谈也极为推崇孔子：“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认为孔子论述六经，可比周公。可见，孔子因推崇六经，开始在汉人心中具有了崇高地位。战国以来，六经以西周大一统礼乐政治的产物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而孔子又极为推崇六经，所以，汉武帝为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王道上来，采用了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言，“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将孔子与六经联系在一起。为借六经提高孔子的地位，人们提出孔子“论六经”“修六经”“定六经”之说。如司马迁说“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班固谓“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许慎说文解字叙亦云：“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张衡应间：“仲尼不遇，故论六经”其影响波及汉代以后各朝。中国古代，“修”有编撰之义；“定”有编定之意。孔子为儒家之祖，六经既为孔子所论、所修、所定、所传，似乎也就可以说六经是儒家专门典籍；研修六经的自然为经学，经学就可2023.81 85以视为儒学。汉人正是依据这一逻辑，在肯定孔子修六经时，开始将儒家和六经及经学联系在一起。故梁刘昭注后汉书班彪传时，有了“黄帝、老子，道家也；五经，儒家也”之说。唐李贤注后汉书时也继承了刘昭这一观念。（二）汉代开始将儒家著作列入经部汉代以来的“经”中确有儒家著作。汉代六经中的春秋为孔子所修。汉志也将孔子后学所撰论语孝经列入“六艺”之中，此后历代目录学都沿袭了这一点。而且，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帝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设有学官。宋代理学极为推崇四书，故宋刻巾箱本九经白文和明郝敬的九经解都纳入了孟子。明史清史稿也都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纳入了“经部”，进一步强化了儒家与经及经学的关联。（三）视研习六经者皆为儒家学者当人们认为六经为孔子修定，孔子春秋和论语孝经被视为“经”时，经学与儒学便有了混同为一的依据。中国古代“儒”为学者之称，没有“儒”“儒林”专指儒家的意思。但汉代以六经之学取士，读书人多为六经研习者；加上孔子修定六经观念的支配，汉代便开始将经学和儒学混为一谈。汉书儒林传所载梁丘贺、京房、伏生、欧阳生、夏侯胜、孔安国、辕固、韩婴、赵子、毛公、胡母生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六经学者。后汉书儒林传也是“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如卫宏、何休、许慎等。袁宏汉纪亦日：“永平中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孝章帝曾谓：“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故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明谓：“儒者，周孔也，其籍则六经也。”这种观念在唐、五代被进一步强化。唐姚思廉作陈书儒林传云：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使“两汉登贤，咸资经术”。魏、晋时期“儒教沦歇，公卿士庶，罕通经业矣”。也将五经和由儒家确立的儒教联系在一起，所载也多为经学之士。魏征等作隋书儒林传，所载亦基本上是研治六经者，如记房晖远“世传儒学”，“治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其所载“儒林”之士多指儒家之流，也有比较明确的将经学视为儒学的倾向。到清章学诚说：“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便非常明确地将六经归为儒学一门。861江汉论坛可见，以六经为儒家专门经典、经学为儒学的观念，在汉魏六朝唐代已经基本形成。二、六经“经”的地位在孔子之前已基本确立六经“经”的地位的确立和“经学”概念的产生，都源于“经”的观念。“经”的概念在先秦已广泛使用。先秦以“经”来言说文章典籍，是借用织物经线而引伸的纲常之义，用来表示具有原典和具有纲要性质的重要典籍。如墨子有经上下两篇，又有经说上下两篇。经说是对经的解说。管子有牧民等“经言”九篇，又有对于“经言”的“解”，如版法解。因“经”一般有“说”“解”对其加以解释，故“经”原本是相对具有传注的原创性典籍而言。那些被他人传注的原创性著述称之为“经”，对原创性著述进行解说的文字称之为说、解、传。所以，先秦“经”的确立有两个原则：一是原创性，二是通过传、注而被传播。先秦文献典籍“经”这一观念和六经地位的确立，基本体现着这一原则。后代学者也有这样的不断表述。如张衡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认为扬雄的太玄为“经”，不是解释“经”的传记。章学诚也说“依经而有传”。先秦两汉都有五经六经之说。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六经是在五经的基础上加上乐。一般认为，它们因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才确立了“经”的地位。近有人依据庄子天运认为六经的概念在先秦庄子时期已经产生。但诗书礼易乐春秋“经”的地位在孔子之前已基本确立。（一）六经为西周春秋时官学教授典籍孔子之前没有私学，故文章典籍的创作传播和接受主体，都是官员。诚如章学诚所说，“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先秦“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春秋晚期之前，文章典籍都只是礼乐政治的记述。只有那些用于政治、礼乐的文献典籍，才会用于周朝廷和诸侯国学校的教学，广泛传播，成为元典，被学者对其字义、文义加以解说进行传授。据周礼，周朝庠序所教，不外礼乐政治典章制度和军事、书、数等。如师保教国子“三德”“三行”和礼、乐、射、驭、书、数“六艺”；大司乐教国子“乐德”“乐语”。这其中，礼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乐则包括乐制和诗、乐、舞蹈、乐德、乐语等。如尚书舜典载舜命“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郑康成谓六艺之“书”为许慎所说造字的“六书”，但当也包括书记之类。数，郑司农谓为算数；但我怀疑包括卜箍术数等。在先秦，笼占是卜、史必须掌握的技能，一般的国家官员也会卜笼。左传便有一般官员箍卜的多处记述，如哀公九年载“阳虎以周易笼箍之”。国语晋语四载公子重耳“亲笼之”。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上古之人，其知道，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而周代之笼，一是归藏，一是周易。故六艺之“数”，当包括归藏周易术数笼占。诸侯国教育，可从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所说应教太子以春秋世诗礼和“乐”“令”“语”“故志”“训典”?，看出主要教学内容和典籍。申叔时所说春秋即诸侯国国史，世即先王之世系，“故志”当为记历史成败之书。三者为历史典籍，内容为历史兴衰。诗当为诗经中的作品。韦昭注谓“令”为先王之官法、时令”，“语”即“治国之善语”，“训典”为“五帝之书”。官法、时令当为周礼中所载官员职守和礼记月令所载之类。善语、训典应是如盘庚“迟任有言日”之类的格言语和尚书所载诰、训之类；如国语左传载人们在言说中常引的虞书夏书“夏训”、商书之类。可见战国之前，周朝和诸侯国学校的教育课程除礼乐外，还有诗春秋和夏书商书中的那些诰、训、典谟和书记、算术、术数等。除易没有明确列入教学内容外，所教已经具有了六经中的诗书礼乐春秋（二）春秋时士大夫对诗书称引和礼乐的强调周朝廷和诸侯国学校的教育课程，无疑是围绕礼乐政治而设立的。那时的士大夫多是国家官员，为那时政治言说的主体。在他们看来，诗书礼、乐都是真理所在。如左传公二十七年载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谏周灵王欲雍谷、洛时说，行事遵“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就能看出一件事情正确与否。左传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昭公二十五年载子产日：“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而国家的祭祀、政治和外交仪式都离不开乐，正所谓“先君之礼，藉之以乐”。所以，那时的士大夫要说明自已所言正确，那些记载历史成败的史记，记载从历史兴衰成败中总结出来经验的贤明君主和重臣诰、训的夏、商、周书，用以立政的礼乐典章制度，用以决定吉凶的易，用于礼乐和外交礼仪的诗等，便成了那时士大夫时常称引的典籍。从左传国语的记载看，礼、乐、诗书始终是他们的言说中心和经常称引的典籍。大致统计，左传载当时士大夫引诗日达10 8 次，赋诗6 8 次，涉及周颂大雅小雅国风，还有一些诗经所未载的逸诗；引夏书12 次，商书4 次，周书6次。国语引诗、赋诗2 9 次，涉及和引用尚书和逸书有10 次，包括夏书商书周书。这些对诗书的称引，多是借以证明自已的观点和行为的正确。知当时诗书礼、乐所言，已被士大夫视为政治原则。（三）易春秋在春秋政治与生活中广泛应用易以决疑。周礼箍人说：“凡国之大事，先笼而后卜。”大凡拿不定的事情，都少不了卜笼。如左传载毕万笼仕于晋，晋献公笼以骊姬为夫人，故易也当是那时士大夫学习的经典。史记记载历史兴亡，故西周和春秋时期都非常重视。汉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西周时史的记事之作是否称之春秋不得而知，但春秋时谓之“春秋”是肯定的。春秋记历史事件，可见历史兴衰，也蕴涵着对善恶的扬抑，是礼乐道德教材。故楚语载申叔时说教太子以春秋，“而为之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晋语七载司马侯说“羊舌眸习于春秋，知“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韦昭注谓：“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可见，2023.8 1 87韩宣子认为易象与鲁春秋都体现着周礼精神。韩宣子见鲁春秋说周礼尽在鲁，足见鲁春秋维护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墨子说自己见过百国春秋。有百国春秋，足以说明春秋时各诸侯国对历史兴衰和礼乐道德教化的重视，因为各国春秋都有防止君臣乱法的价值取向。据周礼，西周春秋时期的史，都有执掌礼法的职能。周礼大史说大史掌六典之法则，考查邦国、官府对礼法的遵守，对“不信者刑之”。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职掌诸侯国对礼乐行政的记载，确定帝系世本所记昭穆亲疏；同时，协助大史考查“国事之用礼法”之事。吕氏春秋孟春纪亦载周天子在立春之日，“乃命太史，守典奉法”。知史家在西周春秋时是礼法的监督和执行者。百国春秋是史家所记，自然不可能完全背离礼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弑其君，崔怕在青史上留下恶名，故想以杀戮来阻止太史对其恶行的记载。宣公二年亦载，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境而复。大史书日：赵盾其君。以示于朝。”赵盾不服，太史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所以孔子评此事紧靠礼法：“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可知，孔子删春秋前，百国春秋已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为文人关注。六经在孔子之前就已广泛流播，并非孔子修定；其“经”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三、六经非儒家专门研习其实，研习六经的也并非仅有儒家。六经是战国之前整个中华民族经验教训的总结，涉及政治、宗教、哲学、伦理、艺术等各个领域，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元典和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渊。诸子学说，均源于六经，只不过诸子对六经思想继承的侧重点不同罢了。战国儒家确实推崇六经，但他们注重的也并非六经各个方面的思想。司马迁说儒家思想主要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班固也只谓其“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四书荀子接受六经的核心，只是礼乐仁义道德及其教化思想。于礼言，只注重伦理道德；对其它或避而不言，或予以反对。儒家只是选择性地继承六经礼乐道德思想，并予以发挥。881江汉论坛但六经在战国时期并非仅为儒家所推重。庄子天下说：“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说战国诸子都与六经有渊源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诸子都是六经的传、注。（一）道家思想也源于六经老、庄确有对六经礼乐道德的批判，但老、庄思想也确实源于六经六经中有深厚的原始自然思想。殷周决疑除龟卜外，还有易笼箍。这易有连山归藏周易。周代归藏周易并用。虽其在卦序和箍法方面各有不同，如归藏首坤，笼占时杂以五行、干支；周易首乾，笼占不用五行、干支。但它们有相同的八卦和6 4 卦，同以八卦分别对应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和自然物质，以自然现象和物质交互作用产生的变易和演化，作为判断、确定人类行事凶吉祸福的根据，表现出较强的自然思想。尚书洪范是周武王灭殷后，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国家政治的重要原则；其所说九条根本大法中，第一是五行：水、火、木、金、土；第四为“五纪”，即对岁时、日月、星辰、历数的关注；第八为“庶征：日雨，日旸，日澳，日寒，日风，日时”，表现着对自然气候的注重。足见洪范也有归藏重视自然的思想。周礼以天地和春夏秋冬纪官，礼记月令强调以节候行政，都表现出顺任自然的观念。国语周语下载伶州鸠论述乐律，说乐合于天地人，以六律平声，最后形成六律、六吕，都是模仿天道。这十二律吕为黄钟、太簇、姑洗、宾、夷则、无射、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分别与十二月份相配，体现着十二月份自然的变化。如韦昭注谓，正月为太族，“所以佐阳发、出滞伏”；七月为夷则，表示“言万物既成，可法则”。是先秦乐学亦体现着效法自然的思想。论语载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汉也有孔子作十翼的说法。十翼是否为孔子所作，难以确定。四书荀子强调的都是礼乐伦理道德及其教化，肯定的是人的道德力量，对六经中强调顺任自然的思想则视而不见。但这些自然思想却被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继承，并发扬光大。老、庄的“道法自然”显然与六经的原始自然思想，尤其是易以自然现象和物质交互作用产生变易和演化，作为判断、确定人类行事凶吉祸福的根据，有更为直接的关联。阴阳五行学说的源头也当与洪范易之阴阳和礼对阴阳五行学术的肯定有关。如周礼大师说大师掌“律六同，合阴阳之声”。礼记礼运谓：“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六经中自然、阴阳、五行思想很少为先秦儒家所道，但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核心思想却是由它们发展而来。故刘向列子新书书录谓：“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二）墨家与六经也有亲缘关系墨子的学说，确有出乎六经之外者，但更多是根据现实对六经进行取舍加以综合思考的产物。墨子思考问题有“三法”：“考之者”“原之者”“用之者”。“考”就是“考先圣大王之事”。故墨子总是称引书诗，作为阐释问题的依据。如兼爱下为说明不应“亲亲”而应“兼爱”说：“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周诗日”七患“故夏书日：禹七年水”，殷书日：汤五年旱，周书日：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又非命中：“于先王之书仲之告日：我闻有夏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在于商、夏之诗书日：命者暴王作之。”又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诗日：我马维骆，六窖沃若，载驰载驱，周爱咨度。”他说见百国春秋，都表现着墨子对六经的厚爱。墨子对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非常反感，主张“非乐”，但其思想主张却都与六经有着渊源关系。如他将诗书中的“天命”进行分拆，提出了“天志”和“命”两个概念范畴。在天志中说天有“天意”，“天意”赏善。尧、舜、禹、汤、文、武都是行合“天志”的“顺天之意”的人，故能得到天之奖赏。但他不认同“命定”。在非命上中他批判“命定”论者说：“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而他的“天志”“非命”思想实是对尚书诗经所谓“天命有德”观念的继承。它如尚同上说：“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主张人们的思想观念“同”于天子，显然留有诗经大雅皇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印痕，也与礼乐宗法制度以天子为宗的思想不无关系。所以墨子后语上说“墨子之学，盖长于诗书春秋”。（三）法家观念亦从六经脱胎法家反对六经的礼乐仁义道德学说，但法家学说也源于礼乐制度。周代虽重教化，但也非常注重刑罚。周礼族师载周有五刑，其中“墨罪五百，罪五百，宫罪五百，前罪五百，杀罪五百”。礼记王制谓：“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笼以疑众，杀。”尚书吕刑虽强调“明德慎罚”，不得肆虐群众，杀戮无辜；但同时也强调了刑罚的必要性。周易噬嗑卦象辞亦谓：“先王以明罚伤法。”法家学说显然继承着尚书吕刑周礼和礼记王制所记的礼法精神。故刘向别录说“申子学号日刑名家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班固阐释法家学说的源头时亦谓：“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只不过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四）战国六经中的春秋当为百国春秋战国儒家学者如左传作者、公羊高、谷梁赤、孟子、荀子等习传的为孔子春秋，但社会广泛传播的当是百国春秋。墨子说他曾见百国春秋，所学当不是孔子春秋。墨子之后，百国春秋依然广泛流传。战国策楚四中“春秋戒之日：楚王子围聘于郑”韩非子奸劫弑臣也载有“楚王子围将聘于郑”之事。此事孔子春秋和左传昭公元年亦有记载，但孔子春秋仅“楚公子围”四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韩非子奸劫臣战国策楚四韩诗外传载有齐崔籽弑其君的大致过程和原因，文字大致相同，而孔子春秋仅有“齐崔弑其君光”几个字。知左传韩非子奸劫弑臣战国策楚四韩诗外传所载非源于孔子春秋又公羊传庄公七年释“星寶如雨”日：“不修春秋日：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日：星寶如雨。”王应麟日：“鲁之春秋，韩起所见，公羊传所云不修春秋也。”知公羊高注孔子春秋时，参考了鲁春秋。到汉初，百国春秋也还在广泛流传，人们所学也非孔子2023.81 89春秋。如贾谊新书有春秋一篇，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有春秋事语一篇。新书春秋中“晋文公出”“孙叔敖见两头蛇”之事皆不见于现存先秦典籍，更不见于孔子春秋。其载战国时的一些事，更非孔子所见，如“楚惠王食寒而得蛭”；“邹穆公有令，食者必以秕”；“楚王欲淫，邹君乃遗之技乐美女四人”；“宋康王时有爵生于城之”；“楚怀王心好高人”；“二世胡亥之为公子”等。可以肯定新书春秋当是摘录春秋至战国一些国家的春秋而成。春秋事语1972年出土于马王堆汉墓，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即前1 6 8 年。故春秋事语的写定当在战国晚期或汉初。而它所载或不见于现在先秦任何文献，或与先秦文献所载文字大不相同。如“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既不见于孔子春秋，也不见于春秋三传；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史记管蔡世家曾载此事，但文字有出人。故春秋事语当摘自战国时代流传的诸国春秋。战国时孔子春秋难以广泛流传是必然的。战国百家争鸣，但墨家、道家、法家都极力反对儒家；而杨朱和墨家为显学。他们显然不会去阅读孔子的春秋。因为人们阅读春秋多是要以历史成败来说明自己的学说，而孔子春秋都是标题式记事，只有对事件的褒贬而无对事情来龙去脉的记述。对所记历史事件不熟悉，就是神鬼也读不懂。故一般学者自然对它不感兴趣，孔子春秋根本不可能广泛传播。相对春秋三传而言，孔子的春秋虽也可以视为“经”，但儒家之外传播的春秋当还是百国春秋，很难视孔子春秋为“经”。此外，儒家之外的战国诸子也对诗书春秋有浓厚兴趣。从战国诸子一些著作对时人言说的记载看，诗书、礼、乐仍是士大夫最喜称引的典籍。如商君书农战谓，当时“豪杰务学诗书”。庄子徐无鬼说，时人游说，“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驶。据司马彪说：“金板六斐皆周书篇名。”鬼谷子是教人怎样游说的书，其内键告诉人们进献说辞时说，除要注重“礼乐计谋”外，还应“先取诗书，混说损益”，即引诗书来阐释自己已的观点，并进行综合分析。韩非子难言论游说君主的难处，其中有“时称诗书，道法往古”。从韩非子引春秋为百国春秋看，“道法往古”当也包含百国春秋所载历史成败之事，知春秋是战国诸子学习的经典。901江汉论坛所以，先秦诗书易春秋和礼、乐“经”的地位的确立，与儒家没有多少关系。儒、道、墨、阴阳五行和名、法各家的思想虽有不同，但其源头都在六经，只不过是对六经的接受各有侧重。故班固分析诸子的思想特征和源头时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这“异家者”即是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六经非儒家的专属经典。汉代以来，虽五经为儒家所重，但研习五经的并非只是儒家学者。大凡著名文人，都研读过六经。张衡喜好老、庄，同时又通五经，著有周官训。魏晋玄学家必读老子庄子，也必读易经。梁武帝萧衍礼拜佛教，“尤长释典，制涅盘大品净名三彗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可视为佛教徒，但也对五经有深人研究，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佛教高僧释慧远，“博综六经，尤善老庄”。慧远为佛徒，萧衍也曾剃度；而他们都对六经深有研究。他如北史卷二七载义徽既“儒学博通”，又“性好老庄。南齐书卷五四谓吴苞“善三礼及老、庄”。我们无法说义徽和吴苞是儒家还是道家。其实，汉魏以来，儒学也并非专指六经或儒家之学。南史儒林传载伏曼容注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张讥既“讲周易老庄而教授”，又著有周易义尚书义毛诗义孝经义论语义旧唐书儒学传载尹知章“尤明易及庄、老玄言之学”，“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时”。所载颜师古等人，并非以治六经和儒学名世。大凡中国古代的学者很少不读六经故六经为战国以来的学者和思想家、政治家共有的学习经典。他们并非都是儒家，其学说也并非儒学。四、古代目录学“经”与“儒家”的分类传统古代的目录著作，尤其是各史因为官修，其艺文志或经籍志集中反映着国家意识。考察这些目录著作，也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经”“经学”与“儒家”、儒学的分界意识。班固汉书艺文志依据刘歆“六艺略”，第一次对历史文献进行归类。在六艺略中收录六经等，在诸子略中收录儒、墨、道、法等诸子著作。西晋荀晋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总目以乙部为史部，以丙部为子部，按经、史、子、集排列四部。传统的官修四部分类法形成后，历朝的目录著作，基本都依据这一分类方法。汉志将历史典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法等部类。其“六艺部”相当于后来的“经部”，载有易诗书礼乐春秋这六经及其研究著作，同时载有论语孝经，列有小学类著作史等。班固“六艺部”纳人的春秋论语孝经为儒家著作，但并没有认为六经为儒家著作，其传注为儒学。因为他在“六艺”之外的“诸子部”，专门设有“儒家”类，所载除孔门弟子之作，包括孟子孙卿子外，也有鲁仲连子贾山贾谊盐铁论等。甚至还将论古今成败的公孙固等也列入其中。“经学”的概念因“经”而产生。六经为战国诸子所共习，一定意义上，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之学都可称为经学。但“经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当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故在严格意义上“经学”当指六经之学。尽管班固认为六经为孔子所定，但并没有将“六艺”家和“儒家”视为一体。在班固的观念中，六经不属于儒家，研究六经的经学自然也不属于儒学；儒家也并非都独习六经者。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都采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以“经部”取代汉志的“六艺部”。但它们都继承了汉志基本的分类思想和原则。隋书经籍志“经部”不仅收人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及其研究著作，还收入了归藏和小学类著作如尔雅顾野王的玉篇韵集国语鲜卑语等。“子部”儒家除汉书艺文志所载外，还加人了曹丕的典论、徐干的中论和众贤诫之类种种；也并没有将那些解释六经的著作都列入“儒家”类。唐代开成石经刻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同时也将尔雅列人其中。旧唐书经籍志“经部”有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经解、话训、小学类。其中包括房玄龄的大唐新礼释智丘古今乐篆和外国伎曲，以至说文解字韵集笔墨法等，并不只是以六经和论语孝经为“经”。其“子部”“儒家”类除隋书经籍志所载外，还有诸如虞喜志林新书杨泉物理论、诸葛亮集诫唐太宗太宗序志之类。而虞喜、杨泉、诸葛亮、唐太宗等，也非六经专门学者。新唐书艺文志“经部”除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外，还有连山归藏大唐正声新址琴谱，谢灵运新录乐府集释智匠古今乐录，等等。“子部”除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外，孟子也收入“子部”儒家，而且还收录有李贤春宫要录魏征谏事储光羲正论、牛希济理源李德裕御臣要略张九龄千秋金镜录等唐代文人的著作。而他们显然非专门研习五经和四书的学者。宋史艺文志“经部”除六经及其研究著作外，去除了连山，并加人了项安世家说颜真卿笔法、庾肩吾书品论等。宋代宋刻巾箱本九经白文，纳入孟子，但宋史中孟子仍没有列入“经部”。宋史艺文志“经部”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一样，收录了“六经”的研究著作，但同时也收录了易经研究著作，有王弼略例阮嗣宗通易论干宝易传成玄英流演穷寂图欧阳修易童子问苏轼易传、杨万里易传，等等。尚书收录了苏洵洪范图论叶梦得书传公武尚书话训传等。诗经有王安石新经毛诗义等。而历史上似乎并没有人将这些人归入儒家。“子部”收录的儒家著作只是在前几代史的基础上添加宋人的一些著作，孟子及其研究著作仍收在“子部”。郡斋读书志“经部”所收著作除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外，乐也如前面所述诸史一样，收入了许多非儒家学者的著作，如崔令钦的教坊记郭茂倩乐府诗集、徐陵玉台新咏等。而春秋中，则杂有非解释孔子春秋的著作，如柳宗元的非国语。此外也有小学类。从乐类和春秋类收人的这些作品看，所谓“经”当已经不在先秦和汉代的六经之内。其“子部”的儒家类除收有孟子荀子的注解之作外，还收人了李德裕的大和辨谤略之类。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清史稿“经部”所收类别与此前诸史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它2023.8 1 91们都将四书纳人了“经部”；收人的六经注解作品，虽基本上不出六经之外，但也有一些如此前诸史一样，超出六经注解的作品。明史乐类所收也基本上是后代的乐学著作，有些与儒家甚至与先秦两汉的“乐”学基本无关，如梅鼎祚的唐乐苑。而“子部”儒家类，虽收录非常广泛，但却不收六经注解的作品。根据一般的逻辑，若是以六经为儒家经典，以经学为儒学，也就无必要将“经部”和“子部”的儒家加以区分，研习各经的应该都是儒家。但从上述目录学著作“经部”与“子部”记载可以看出：其一，虽各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收有孔子春秋论语孝经，从明史四库全书清史稿将四书都列入“经部”，但六经及其研究著作则一律收在“经部”，从不曾归入“子部”的“儒家类”。此外，研究六经的也并非都是儒家学者。其二，“经部”收录有小学著作，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甚至将韵集笔墨法颜真卿笔法、庾肩吾书品论也收人其中。其中乐类也收录有大唐正声新址琴谱谢灵运新录乐府集释智匠古今乐录等。郡斋读书志将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也列人“经部”春秋类。显然这些“经部”作品，都不为儒家所研读。可知，一些史家虽也有曾将六经与儒家、将经学与儒学密切关联，但各史都不曾视六经为儒家经典；六经非儒家学者专门的研究对象，也并非所有的儒家都推崇和研究六经；“经”也不都是儒家所注重的经典。五、结论我们说老子庄子为道家经典，墨子为墨家经典，孙子兵法为兵家经典时，是因为它们为道家、墨家、兵家所作。六经是中国文化的共有元典，儒家是中国学术流派中的一员，故视六经为儒家经典似乎没有大错。但六经“经”的地位在孔子前已基本确立，非孔子和他的后学所作和专门传习。战国诸子学术都渊源于六经，汉代之后六经和目录学“经部”中的小学类著作也非儒家专门传习，故不能以六经为儒家的专属经典。六经及其研习著作和一些小学类著作都可视为经学，但却非儒学。孔子春秋孝经和四书是儒家作品，故这些作品及其研习著作属于儒学。因它们被列人一些目录学著作921江汉论坛的经部，故也应该将解读阐释儒家这些作品的著作视为经学。故经学中有儒学，儒学中亦有经学。注释：黄开国、黄子鉴：“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质疑，哲学研究2 0 1 7 年第2 期。5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 9 6 1 年版，第5 3 1、1 0 6 7、8 2 2 页。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 9 8 2 年版，第3295、1 3 4 3、3 2 8 9、2 7 7 3 页。8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 9 6 2 年版，第212、1 6 6 2、1 7 2 8、1 7 3 6、1 7 4 6 页。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 9 5 8 年版，第1 4 8 1、1 5 4 7 页。范哗：后汉书，中华书局1 9 6 5 年版，第1326、1 1 3、1 3 7、1 8 9 7 页。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 9 8 7 年版，第1 7 页。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 9 8 5 年版，第1 8 8 页。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 9 8 5 年版，第1 3 2、9 3、1 3 2 页。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 9 8 5 年版，第9 5 页。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 7 6、2 9 0 5、4 4 0 6、4 0 5 4、3 0 8 1、2 9 0 9 页。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2 0 1 2 年版，第91页。徐元告：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 0 0 2 年版，第4 8 5 4 8 6、4 8 5、1 0 1、4 1 5、1 1 6 页。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 6 5、1 5 1 6、8 1 3、5 4 1 页。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4 年版，第3 页。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 9 7 9 年版，第278页。孙让：墨子间话，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 2 3、3 0、2 7 7、8 7 8 8、2 6 5 2 6 6、7 5、6 8 5 页。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5 年版，第1 9 6 页。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 9 9 8 年版，第22页。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 9 7 3 年版，第9 6 页。释僧佑：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 9 9 5 年版，第566页。刘昀：旧唐书，中华书局1 9 7 5 年版，第4 9 7 5 页。作者简介：赵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 3 0 0 7 4；韩玲玲，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 3 0 0 7 4。（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