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庆三部曲”看新主流电影“人民性”的意义生产机制.pdf

2023 年第 13 期从“国庆三部曲”看新主流电影“人民性”的意义生产机制任少云1,2(1.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2.运城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0)摘要 新主流电影的亚类型创新获得长足发展,“国庆三部曲”是其中票房口碑双收的代表。超越高概念和主流性的讨论,返回电影的“人民性”创作原则,“国庆三部曲”具有独特的意义生产机制,可以从“生命历程”“集体记忆”“国家认同”三个维度进行阐释:融合时代精神呈现个体生命历程中转变的力量,通过日常生活影像建构特定时期的集体记忆,进而在“情感-文化”维度上唤起观众的国家认同,完成主流价值与时代精神的传递。关 键 词 新主流电影;“人民性”;意义机制;国家认同;国庆三部曲新主流电影毋庸置疑地具有“人民性”的精神内核。自 2019 年我和我的祖国开始,“国庆三部曲”以小人物视角、集锦式形态、微观叙事传达宏大命题的独特风格1进入观众和研究者视野,为新主流电影带来创新力量。“国庆三部曲”显示出强大的创作潜力,即使受疫情影响,2020 年我和我的家乡、2021 年我和我的父辈也都实现了票房口碑的双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国庆三部曲”在意识形态表达2和传播实践3方面的特点,在文本分析层面重点讨论其叙事策略4与喜剧精神5,但对其“人民性”表达这一创作原则缺乏整体性研究。“国庆三部曲”是新主流电影中的现象级作品,“人民性”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导向和本质属性6。因此,以“国庆三部曲”作为典型案例,对其“人民性”表达进行整体性探讨,可以考察新主流电影对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对“人民性”创作原则的发展,进而推动新主流电影服务广大人民的实践创新。目前,电影学关于“人民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阐释和个案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关涉“人民性”文艺观的概念史研究7、电影语言研究8、审美风格研究9等方面,后者则集中在十七年电影、民族电影和新主流电影等区域电影与类型电影的文本分析,其中,对十七年电影“人民性”的研究最为丰富。两类研究以应然性研究为主,兼顾典型作品的个案研究,而个案分析则以十七年电影和新主流电影为代表,对电影短片、拼盘电影等电影新形态的“人民性”表达研究较少。具体到“国庆三部曲”,黄钟军精准地指出其聚焦个体生活的特点,认为人民的生活变化带来艺术题材的转向与艺术形式的开拓,“人民性”体现在寻常百姓与时代互动的“共情书写”之中6。“国庆三部曲”“拼盘电影”的结构形式、关注普通人的形象塑造、生活化的影像风格和情感化的文化表达,给新主流电影的“人民性”实践带来怎样的模式创新?使其具有怎样的记忆唤起和认同建构的意义生产机制?从典型形象与叙事策略出发,引入生命历程、集体记忆、国家认同三个层层递进的维度,可以阐释一种不同于高概念取向的新主流电影意义生产机制。一、生命历程:转变的力量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越来越显示出,“人民性”不仅是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评价标准,更是以影像聚焦个体生命的表达路径。事实上,“人民性”原本就充满作为个体的人的愿望和想象力,冯小刚认为“人民性是贴近生活和真实”10。而当新主流电影真正以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生命历程呈现113时代典型事件时,“人民性”就成为生活真实本身,对于“人民性”的体现进入有别于指导思想和创作观念的路径。相较于长片创作,“国庆三部曲”通过短片拼接体现出的“人民性”具有更加生活化、传记化、喜剧化11-13的特点,使新主流电影首先在人物塑造层面凸显出转变的生命力量。首先,“国庆三部曲”瞄准大时代中的普通人,使承载时代精神的个体及其所处的社会截面高度聚焦。在短片的内在结构中,不考虑事件整体性的前提下,生命个体及其身处的环境持续高光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埃尔德指出:“个体生命历程被时间和事件所塑造而个体通过选择和行动,建构自身的生命历程。”14虽然长片同样在细节表达和人性体验上下功夫,但其追求人物塑造群像化和历史事件整体性的特点,使对时代长轴上生命点的表达缺乏质感。如包蕾萍所言:“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在于时间观(具体体现在)年龄、转变和时间三者之间的关系,(关键的转变)将个体、社会、历史三种层面结合起来生命历程是特定历史情境和社会关系中个体能动选择作用的一个过程。”15我和我的祖国夺冠正是表现了一个普通的小学生(年龄)在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中的选择(转变),一对好朋友的告别和承担女排夺冠转播使命的冲突(时间节点)令观众动容。更为重要的是,在强烈地呈现转变冲突时,重大社会事件能够有效激发角色生命历程中的转变力量。拼盘电影以有限时间向度的特写方式对人物生命历程中的片段进行深描,从过去到当下、从行动到心理、从个体到关系,叙事的层次逐渐深入,随之引发转变的巨大力量。由此,创作者的生活经验与社会思考借由人物生命历程的展开,层层递进地呈现出来,实现人物从单一个体向集体关系、从生命历程向重大事件的转化。郑作彧等认为,“历史的或个人的重大事件对生命历程有决定性的影响”16。在我和我的祖国北京你好中,一张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串联起了亲子关系,也关联起了奥运会开幕式与汶川特大地震,“张北京”的转变与个体重大事件相关,也受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由此,不仅重大社会事件对个体的生命历程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多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也集合成为社会事件本身,微观叙事由此具有了考察社会整体的宏观向度,个体生命的历程召唤出历史叙事的共性,个体叙事由此进入集体“人民性”表达的整体性空间。在“人民性”表达方面,“国庆三部曲”展现出更强的真实性与情感性,人的生命历程得到更为细腻深刻的呈现17。在新主流电影创作中,重大社会事件和时代民族精神可以通过个体生命历程得以表达,个体经验的共鸣使得观众可以贴近生命个体并且获得更真切的理解,实现生命之间的交流。我和我的家乡最后一课通过大量细节的闪回,使观众从熟悉的场景与物品中获得共情,观者与人物不再固化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立,绵延出主体间性的情感空间。“范老师”生命历程的直观经验弥合了数十年的时间距离,带来重要的转变力量。当“人民性”由创作理念进入鲜活的人的生命现实,人的存在可以更直接地被“看见”,人的情感可以更强烈地被感受。新主流电影创作获得了一种距离人民更加接近的方式,开启新的表达模式。而当个体生命历程的片段被呈现并与观者产生连接,承载历史的集体记忆逐渐浮现出来,提供了更高维度的“人民性”表达空间。二、集体记忆:生活的向度在生命历程的贴近性表达之后,新主流电影面临着对若干“生命点”的选择与并置。正是在对“生命点”的选择与并置中,创作者们从不同视角呈现出时代群体的集体记忆。如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理论认为)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18而杰弗里丘比特则在历史与记忆中指出,“个体记忆同样参与了集体记忆的过程,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同样属于社会记忆范畴”19。可见,社会与历史研究都关注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关系,并且充分认同个体记忆对集体记忆的支持能力与建构功能。然而,集体记忆并非群体记忆,而是以个体记忆集合的方式存在的。“人民性”的生活化表达不同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个体记忆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独特体验。首先,日常生活是个体记忆的主要构成,日常生活的片段投射出人物的生存镜像。“国庆三部曲”中的每一个短片都以主人公一段时间的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受长度限制,短片能够表达的时114 2023 年第 13 期间跨度相对较小,生活事件相对集中。由于表达的日常生活化,短片不仅具体而微地再现生活细节和引起观众共情,更能真实地再现时代生活样貌,展现时代背景下个体生活与重大事件的互动。相较而言,高概念新主流电影更关注大时代、大事件、大场面,对个体生活采取浮光掠影式的符号化表达策略,无法真切地深入人民、贴近人民。路杨等认为,“抽象的人民性最终必须落实到日常生活与劳动实践的具象世界中去”20。也就是说,新主流电影中的“人民性”应落实为具体的人民形象、人民生活、人民情感和人民话语。可见,日常生活的表达并非琐碎的、枯燥的、符号化的和无意义的,而是充满“人”的气息,是细节的、情绪化的和生命体验的。我和我的父辈诗中,“严母慈父”的亲子关系和一餐一饭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家庭生活的温情场景,传递出深厚的亲子感情,也正是这种浓厚亲情的断裂反衬出父母离世造成的创伤与成长。其次,个体日常生活的多样化记录组成拼盘电影的完整形态。相较于长片对于叙事整体性和完成度的追求,短片拼接因其开放性、丰富性和多义性,能够呈现日常生活的多个维度,有效还原出个体经验与生活原貌,因而也更加符合观众的日常体验和个体记忆,而“个体记忆丰富并最终还原了集体记忆,时代影像得以较为完整的再现”21。“拼盘电影”以差异化角色构成多位叙述者不同视角的讲述集合,此时创作者集体的主观观念在多视角叙事的差异化讲述中彼此消解,日常生活所携带的意义和情感自然浮现,与观众的个体记忆形成共情。“通俗易懂的流动影像诉诸观众的日常生活趣味以满足观众共鸣、共情和共享的精神需要。”22拼盘电影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观众参与,而对观众体验的重视也正是“人民性”文艺观的重要构成23。导演完成独立短片的创作后,对拼接逻辑的介入和控制相对弱化。日常生活的片段往往只能容纳戏剧性叙事的部分要素,难以构成完整的叙事链条,从而显示出更加开放的叙事结构,内在地需要观众情感与理解的参与和完形。于是拼盘电影的戏剧冲突通常来源于短片内在的情节张力与情感张力。如我和我的父辈乘风一节,战争敌我双方表征为“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冲突,随着情节推进,观众潜在地将自己认同为“内群体”成员,对集体产生认同、热爱、忠诚等积极情绪体验24。银幕上角色个体的身份认知和情感表达与集体的身份认知和情感实践形成同构,从而由日常生活表达上升为集体记忆的建构。可见,拼盘电影的拼接形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日常生活的样貌,“事件在展现主体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会将主体包含在内”25,从而构成人们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基本单元。“国庆三部曲”通过日常生活的再现,为观众打开了进入集体记忆的通道,在影像呈现与观众经验的互动中形成集体记忆,完成“人民性”的双向表达。观众在参与式观看中,以自身经验回应和参与影片意义的生成,完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三、国家认同:情感与文化关于国家认同,安德森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抽象存在,在民众心中是很难被具体感知的只有通过象征才能唤起”,并且认为,“国家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在形塑个体国家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26。电影认同产生的机制,长期以来都是电影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认同作为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术语,用于解释观众理解电影的过程,并逐渐越出了精神分析电影理论,在各种当代理论中被普遍运用。”27显然,认同是电影理论和电影创作不可回避的问题,电影创作者在面对观众与市场的双重审视时,无可避免地会产生获得认同的冲动,观众在观看实践中也无可避免地体验到“认同”或者“反对”的直观感受,而对观影日常经验(而非其他替代物和替代概念)的讨论才是电影理论研究的真正挑战。在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研究中,研究者提炼出两种相反的关系向度:“个体认同集体认同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个体认同”28,“国庆三部曲”采用前者作为意义建构路径。区别于高概念电影“自上而下”地引起观众崇高、壮美的审美体验29,“国庆三部曲”触及现实生活,“自下而上”探索更加通俗开阔的人民性审美内涵。影像的生活化表达“迫使人们直面生活本真,用最直观的方式唤起对生命的体验”30。我和我的家乡突出体现了国家认同路径中的三个维度,尤其神笔马115亮一节,马亮放弃留学机会回到茴香村扶贫,象征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向“故乡”所代表的集体认同的回归,稻田里巨大的火车头则隐喻了作为集体的茴香村对高速发展的国家的认同。相比之下,高概念大片虽然同样重视情感表达和价值认同,但其对普通人情感的浅描,无法达到个体情感深描所唤起的集体认同。生活影像的直观力量由此可见。以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为基础,“国庆三部曲”同样表达了时代文化与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31具体来说,影像中的历史记忆源于其创造性的重新表述,在“国庆三部曲”中,短片若能从不同角度呈现出各个时期人民生活的共同经历与情感体验,即是生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国家形象也随之达致丰满。我和我的父辈鸭先知以儿童视角趣味化地表达改革前夕先行者的创造性行动,“鸭先知”各种先进的发展理念与拍摄电视广告的尝试影响了周围群众的生活,广告的快速闪现引起观众对 1990 年代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回忆。由此,个体经验进入集体记忆,个人生活史融入时代社会史中,个体与集体、影像与观众交叠生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巴拉兹指出,影像“是一种可见的直接表达内部心灵的工具”32。新主流大片中的“普通人”常常被英雄人物遮蔽,“个人”则在“NPC 工具人”的定位中显得苍白。在一些新主流大片中,“人民性”仅以被言说的他者形式出现,难以唤起观众的体验和历史记忆。甚至部分电影中的“人民性”僵化为口号的图解,创造历史的活生生的“人民”则不可看见,实属对影像情感潜能的极大浪费。新主流电影不但应该从宏大叙事中看见历史,更应该从微观叙事中看见人的存在。生活化的情感表达使个体可见,个体情感与群体的共通使文化可见,由此观众可以通过作为文化记忆承载者的生动个体,充分唤起对历史记忆、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揭示新主流电影在“情感-文化”维度的认同潜力,可以重申电影“人民性”表达的创作思想,具有创作指导的实践价值。新主流大片的“人民性”表达中,作为整体的“人民群像”掩盖了“人民个体”本该得到的关注,对普通人应该恢复应有的重视,重现小兵张嘎 马兰花开 夕照街等以普通人作为典型人物的“人民性”表达。这是对新世纪以来追求主旋律高概念表达的一个纠偏33。事实上,新主流电影的“情感-文化”潜力得以释放,能够对“人民性”做出更全面和深入的表达。强调新主流电影的日常生活和个体情感维度,并不意味着放弃对高新技术手段的追求,而是使“人民性”的表达路径更加多元,更加贴近“人民”主体,也能更唤起观众认同。“人民性是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34可见,“情感-文化”维度的加入,对于新主流电影乃至中国电影整体的“人民性”原则的践行具有重要价值。结 语“国庆三部曲”在生命历程、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三个层层递进的维度上践行了“人民性”的创作思想:以视听艺术对“人民性”文艺观的践行与探索,满足了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推动了行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35。新主流电影意义建构的方式不应自我设限,而应具有多种风格的亚类型尝试以实现对类型边界的拓展,进而探索和革新实践“人民性”文艺观的有效路径。“国庆三部曲”通过日常生活的情感化表达再现了“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历程,“以小见大”地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时代集体记忆,在“情感-文化”的互动中唤起群体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具有独特的社会关注、形式结构和表达风格,使个体的“生命点”与时代的“事件点”同频共振,最终使新主流电影的“人民性”实践更加全面深入。新主流电影的本质在于适应大众,从实践角度探索主旋律的新命题,打破狭隘,形成更容易被接受的价值理念。非常重要的是,创作者需要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人民,具有从个体生命历程出发串联起集体和历史、情感和文化的能力,从而使新主流电影获得“人民性”的品格,以影像建构起群体成员可以共鸣、共情和共享的意义共同体。参考文献1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116 2023 年第 13 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07):82-87.2陈吉,金澍.“后疫情时代的再生产:中国电影的新主流化探索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影,2021(11):172-176.3黄会林,黄昕亚,祁雪晶.中国电影海外网络受众接受度的实证研究 2021 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01):74-81.4陈旭光.狙击手:叙事自觉、类型加强与新主流电影的“可持续发展”J.电影艺术,2022(02):98-100.5张经武,范晨琦.“拼盘电影”的共同体美学 以“国庆三部曲”为例J.中国文艺评论,2022(05):71-84.6黄钟军.新主流电影“人民性”的表述延伸与审美更新J.中国文艺评论,2022(07):66-76.7赛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研究 对延安时期的考察D.天津:南开大学,2012.8路侃.光辉历史中的电影创作新高度 庆祝建党百年主题电影评析J.中国文艺评论,2021(09):80-91.9钟欣.为新时代电影人民性审美注入新内涵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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