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法国人克里克南亚进藏活动史考.pdf

19世纪中叶法国人克里克南亚进藏活动史考刘瑞云文刘晓旭?（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完四川成都6 10 0 6 5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 9 7 0)摘要据法国巴黎外方会(lesM.E.P.)档案馆藏相关法文原档记载，为扩大其传教势力范围，19 世纪中叶，该会传教士克里克从阿萨姆东北部底杭河及洛希特河沿岸先后四次尝试进藏均告失败，这反映出当时西方宗教势力进入中国西藏传教的强烈愿望，以及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同青藏高原南麓各部族民众对西方入藏势力的强烈抵制。关键词巴黎外方会；南亚；克里克；底杭河；洛希特河；进藏活动DOl:10.16249/ki.1005-5738.2023.02.009中图分类号D7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5-57 38(2 0 2 3)0 2-0 6 9-0 11近代历史上，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独特的民族文化，西方世界视域下的中国西藏已然被有意无意地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西方各界人士出于不同目的不断尝试潜入我国西藏地区活动。其中，有英印政府背景的英国军官及探险家一直主导着西方人于19 世纪在南亚方向的进藏活动。然而，18 51至18 54年间，法国巴黎外方会（M.E.P.）传教士克里克(Krick)先后从阿萨姆（Assam)东北部出发四次尝试进入中国西藏，他沿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底杭河（Dihang)及洛希特河（Lohit，中国境内为察隅河)逆流而上，曾两度进入位于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察隅河谷并做短暂停留。作为西方人进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于同时期英国人所做的进藏尝试，19 世纪中叶法国巴黎外方会传教士克里克于阿萨姆东北部数度开展进藏活动之动因、过程及影响鲜为国内学人知收稿日期：2 0 2 3-0 4-10基金项目：2 0 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国藏近代涉藏档案整理与研究（18 42-19 52）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9 BMZ036第一作者简介：刘瑞云，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法国涉藏历史。主要有英国陆军上校克拉菲尔德（C.Crowford)），中尉韦伯（L.Webb），上尉雷珀（C.Raper)，赫森（Hearsay），上校科尔帕特克（C.Kirpatrick)等，上述英国人均未能深入到中国西藏，参见周伟洲、任真：19 世纪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在我国藏区的活动，载于周伟洲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 0 0 6 年，第17 5-17 6 页；自从18 2 6 年占领阿萨姆后，一些英国人曾先后多次尝试沿底杭河与洛希特河而上，试图探源布拉马普特拉河并由此开辟一条通往西藏的道路，这些进藏尝试亦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有博尔顿（Burlton）、拜德福尔德（Bedford）、威尔克斯（Wilcox）、威廉姆格里菲斯（WilliamGriffith)以及茹尔特（Rowlatt)等人，参见 Juliette Buzelin,Tibet Terre Promise:le journal de voyage de Nicolas Krick missionnaireet explorateur(1851-1852)，A.M.E，t u d e s e t d o c u m e n t s 15,p p.43-44.之后，得以深入中国西藏腹地的英国人有托马斯曼宁（M a n n i n g，又名马各）、亨利斯特里奇（HenryStrachey）等。参见拉巴平措总主编，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 0 16 年，第46 1-47 0 页。70晓，相关研究亦几近空白。本文细致爬梳巴黎外方档案馆藏西藏传教会相关法文原档，对该段史实进行考述及研究，以期揭示当时西方宗教势力进入中国西藏实施传教活动以扩大其势力范围的强烈愿望，以及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同青藏高原南麓各部族对西方企图入藏宗教势力的强烈抵制。一、底杭河沿岸首次进藏活动克里克是19 世纪中叶法国巴黎外方会首先派往南亚开展进藏传教活动的三位传教士之一，也是当时极少数成功进入中国西藏的西方人之一。1849年12 月，巴黎外方会传教士克里克及贝尔纳(Bernard)在首领拉班(Rabin)的带领下从法国出发前往南亚，于18 50 年6 月2 7 日到达阿萨姆首府高哈蒂（Cowahatty）。2 他们最初的打算是先从阿萨姆尝试进入不丹，再经由不丹前往中国西藏。三位传教士当中，首领拉班通常结伴贝尔纳行动，克里克则常单独开展进藏活动。1851年5月2 6 日，克里克离开高哈蒂前往马噶尔德（Mangaldai），在那里，当值的英国官员胡德森（Hudson)告诉克里克，每年11月都会有大量的不丹人及中国西藏人到马噶尔德朝圣或者贸易，他认为克里克可以在来年2 月份他们返回时随之进入不丹。3然而，克里克不想在此等候太长时间，他随后离开马噶尔德，于6 月2 日到达泽布（Tez-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2 期（总第154期）pour)，他从当职英国官员雷纳尔蒂(Reynaldi)处得知，从泽布前往不丹须等到10 月份洪水退去。4同样是基于时间考虑，克里克于6 月4日离开泽布，前往有天主教徒需要牧养的瑙贡（Nowgong）。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名叫布斯东(Buston)的英国军官，这位军官将罗伯特威尔克斯(RobertWilcox)及格里菲斯博士(DocteurGriffith)的回忆录提供给克里克，这两位英国人曾于18 2 8 年、18 37 年尝试从阿萨姆进入中国西藏。克里克从回忆录中看到有希望经由阿萨姆东进入中国西藏，他说：“或者沿底杭河英国人口中的（中国）西藏藏布河(Zanpo)而上,或者沿更东边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实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支流洛希特河一译者注)而上,拉班和贝尔纳决定从马噶尔德及泽布尝试（经由不丹进入中国西藏），而我则从阿萨姆（东部)边缘地带尝试（进入中国西藏）。5自18 2 6 年占领阿萨姆后，英国人曾先后多次尝试从底杭河及洛希特河逆流而上探源布拉马普特拉河，并由此开辟一条通往中国西藏的道路。由于对地域的不了解以及遭到沿河流域部族（主要是底杭河流域的阿波尔人和洛希特河流域的登人)的强烈抵制，这些英国人的进藏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克里克准备效仿这些英国人，从阿萨姆尝试潜入中国西藏。在18 51年12 月1日写给巴黎总部的一封信中，他汇报说：“我离开了高哈蒂去东阿萨姆探险，并查看是否有进入(中国)西藏的可能性,经由居住在阿萨姆同(中国)西藏之间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19 世纪南亚方向英国人的进藏活动研究较为深入，著作主要有周伟洲先生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梁俊艳著英国与中国西藏（17 7 4-19 0 4)、拉巴平措总主编、邓锐龄同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等。相较之下，国内学界对19 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南亚方向进藏活动关注甚少，唯有房建昌先生西藏基督教史一文曾对该会传教士克里克底杭河及洛希特河沿岸进藏活动发生及发展脉络予以简略勾勒。参见房建昌.西藏基督教史上).西藏研究,19 9 0(1):9 2.布拉马普特拉河是亚洲的主要大河之一，发源于中国西藏境内喜马拉雅山脉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上游称雅鲁藏布江，在藏南境内称底杭河(Dihang，又译迪汉河)或香江(Siang)，当时沿岸居住有珞巴人的一支一一阿波尔人(Les Abors，又称Adis，主要居住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以西的高山峡谷地带一一笔者注）。底杭河在萨蒂亚（Sadiya)与迪邦河Dibang，又译为底邦河)和洛希特河(Lohit,又译卢希河、鲁希特河，在中国境内为察隅河)合流后始称布拉马普特拉河。法国传教士克里克知道底杭河就是“藏布河”，即雅鲁藏布江，但是却误将该河同布拉马普特拉河视为两条不同的河流。上述引文中克里克所言“更东边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实际上则是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另一条支流一一洛希特河，其上游在中国境内，称为察隅河，是西藏东部大河之一，当时沿岸居住有侵人的一支一一米什米人（LesMishimis)。其中包括博尔顿（Burlton）、拜德福尔德（Bedford）、威尔克斯（Wilcox）、威廉姆格里菲斯（WilliamGriffith）以及茹尔特(Rowlatt)等。参 见 Juliette Buzelin,Tibet Terre Promise:le journal de voyage de Nicolas Krick missionnaire et explorateur(1851-1852),A.M.E,tudes et documents 15,pp.43-44.刘瑞云，刘晓旭：19 世纪中叶法国人克里克南亚进藏活动史考变迁研究山脉中众多野蛮部族中的某一支(部族)。从藏南的历史与我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主权伸张而言，克里克所言“阿萨姆同（中国)西藏之间山脉”其全部或者大部分应该已经是在我国西藏境内，其所谓的“众多野蛮部族”亦应全部或者大部分为我国西藏境内的土著部族（即门巴人、珞巴人等）。因其外国人的身份，出于不了解亦或有可能是出于某种主观原因，克里克在其档案资料中类似此类对我国西藏领土范围的错讹表述不在少数，此处首先对其该类错误在总体上予以明确指出并纠正，下文引文中如克里克再出现类似错误表述，作者亦对其持全部否定和批评的观点，将不再赘述。1851年8 月12 日，克里克乘船离开瑙贡，于9月2 6 日到达地处阿萨姆东北部城市撒依克哈（Sa i k h o w a）。据克拉克18 51年12 月1日信中所记，从撒依克哈有三条路通向中国西藏：“一条是沿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底杭河穿越阿波尔人(lesAbors)部落，（先前有)好几个英国人失败了；一条是沿布拉马普特拉河（实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支流洛希特河一译者注)上行,那里他们(指英国人译者注)也失败了；还有一条是经由剪发苏丽卡塔部落(Souli Katta cheveux coups,人的一支一译者注)尝试进藏。”7 正当克里克在进藏路线选择上举棋不定时，英国军官维池（Witch）上校前来拜访克里克，言称为保护底杭河沿岸的淘金者，史密斯上校同他打算带兵前往惩治扰乱淘金秩序的阿波尔人，他们建议克里克一同前往；考虑再三后，克里克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18 克里克随英国人沿底杭河而上，在距阿波尔人居住地约“七八公里的”Kainjauns村庄与后者举行了会谈。谈判结束之际,维池将克里克介绍给了阿波尔人，他说：“这是一位请求前往（中国)西藏的传教士，你们愿意带领他去那里吗？”考虑到阿波尔人同英国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克里克力图同英国人划清界限，以争取阿波尔人的帮助，他私下对他们71说：“我不是英国人，我属于另外一个国家，我是神父，我不制造战争，但是我处理天上的事情（指传播天主教一一译者注)；阿波尔人回应道：“我们非常欢迎这位先生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不能让他去（中国）西藏，因为要穿越波尔-阿波尔(Bor-Abors）人部落，我们不愿意让即将成为我们客人的人惹上麻烦。0 1阿波尔人即将离开之际，克里克请求随行亦遭到婉拒。叫次日，克里克转而求助ainjauns村民，请求他们带路前往中国西藏，但是得到的回应是“金子和银子都不能诱惑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2 克里克由此开展进藏活动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决定改由洛希特河沿岸米什米人(lesMishi-mis,即登人)部族居住区域前往中国西藏。13随后，克里克跟随维池少校返回撒依克哈，其首次进藏尝试活动计划就此宣告搁浅。此次经历之后，克里克开始意识到“众多巨大屏障”正阻碍着他进入中国西藏，而且他认为这其中最大的障碍缘于这些部落“对英国人的惧怕”。4克里克称，在当地土著人眼中，英国人“就是高级生物,是个谜,是带来坏人的危险东西，是希腊人侵入特洛伊城的木马。15 长期以来，英国殖民者们以战争为主要手段在南亚次大陆由南向北推进其殖民势力，这种侵略行径已经造成了当地官民对英国人的强烈敌视和抵制。同时，由于当地人“将所有的(欧洲)白人都等同于英国人”,法国传教士亦未能幸免，统统被认为是英国人，克里克无奈地说：“我白费力气对他们讲我不是英国人，他们不愿意相信，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除了英国之外还有其他（欧洲）国家。16 初步可见，当地人对英国人的强烈敌视和抵制是为当时西方人进藏活动的极大障碍。二、洛希特河沿岸首次进藏活动涉及克里克沿洛希特河首次进藏尝试活动的史料主要有两份，一份是记录此次进藏活动始末的A.M.E.,v o l.556,M.K r i c k a u x d i r e c t e u r s d e s M.E.P.,l e l e r d e c e mb r e 18 51,p.2 0 1.最初，英国人在阿萨姆东北部的据点设在萨蒂亚城（Sadya），该城于18 39 年被当地傣民（Khamptis）占领，英国人随后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另一岸建城撒依克哈(Saikhoa)。参见 Juliette Buzelin,Tibet Terre Promise:le journal de voyage de Nicolas Krick missionnaire et explorateur(1851-1852),A.M.E,tudes et documents 15,p.42.72详细旅行日记，克里克将之以信件的形式分三次寄给了他在法国的藏语老师福珂(Foucaux)先生；另一份则是克里克于18 52 年5月10 日写给巴黎总部的一封信，这封信则基本上省去了对进藏沿途经历的记录，克里克主要讲述其所谓进入中国西藏后的境遇。兹依据上述两份史料，将此次进藏活动始末详述于下。返回撒依克哈后，克里克开始着手由洛希特河谷登人部落区域进藏活动的准备事宜。克里克先是购买了纽扣、针线、戒指、项链、镜子、剪刀、手绢、火石、白铁盒、铜盆、食盐、烟及其他小物件；克里克称这些东西将主要被用于提供给沿途可能遇到的人，或者作为博取他们欢心的礼物，或者用来向他们换取食物和服务。17 英国人亦给予克里克大力支持和帮助，英印政府驻阿萨姆统治官金肯斯(Jinkins)少校以政府的名义提供给克里克大量的礼物，维池少校还特意提供给克里克一个六分仪和一个指南针，史密斯上校和另外一位名叫瑞德(Reid)的英国军官将“他们能想到的对克里克有用的东西”几乎全部都提供给了他。18 向导和背夫对于开展进藏活动至关重要，克里克却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几乎所有他找到的人都对他说：“您收好您的钱，我们保管好我们的生命和自由,如果我们同您一同前往（中国西藏），登人会杀了我们或者将我们俘为奴隶。19 迫于无奈，克里克再次向维池少校求助。在维池少校的帮助下，一位名叫崇秦(Tchoking)的傣民最终答应为克里克的进藏活动充当向导。2 0 18 51年12 月15日，克里克离开撒依克哈，沿洛希特河向东北方向出发，两天后同崇秦汇合于冲普拉（Tchoumpou-ra)。2 18 日，克里克带领他的队伍出发，正式开启第二次进藏尝试活动。12月2 2 日，克里克一行第一次在一个登人村庄歇脚。这个村庄的首领达摩（Tame）告诉克里克，米族登人部落当时正在闹饥荒，并且与毗邻的达摩称，因为前不久有几位米族登人首领被怀疑死于西藏人的某种巫术，为了替他们报仇，米族燈人前往攻打并抢劫了西藏村寨，其后他们又遭到藏人的报复。参见A.M.E.，v o l.556,v o y a g e a u T i b e t e n 18 52,M.K r i c k a M.Fo u c a u x,p r o f e s s e u r d ethibtain,p.287.撒伯（Sab）一词意为“主人”或者“先生”，常被19 世纪印度阿萨姆邦东北部的土著人用来指英国人。参见A.Launay,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Thibe,Tome 1,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01,p.125,note2.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2 期（总第154期）藏民村寨正处于交战期。达摩因此认为，克里克一行根本不可能穿越米族登人部落成功进入中国西藏。2 12 月2 5日上午11点，克里克一行到达一个名叫卡普龙(Kappiulong)的tains登人村落，该村落首领坤撒(Khrounssa)对克里克的进藏活动表示非常不解：“为什么撒伯（Sab,当地土著人对英国人的称呼一一原文）们这么想去（中国）西藏？那里到底有什么可看的？不时地会来一个(撒伯),可是没有一个(撒伯)是成功了的。2 3 克里克解释说他自已不是英国人，到中国西藏去是想留在那里传教；听闻此言，坤撒向其重复提及目前的战争与饥荒问题，同时强调说，此前曾有三位登人部落首领前往促成中国西藏人同米族登人之间的和平，结果尚不得而知，因此他也认为克里克不可能通过登人部落进入中国西藏。2 412月2 6 日，克里克在崇秦和坤撒的陪同下到达一个叫塔罗那（Tallomna)的村庄。克里克称村庄首领卡尼奥萨（Kaniossa)再次建议他折返阿萨姆，该首领言称，一个月以来,之前出发前往中国西藏的三位人部落首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他们是被俘虏了还是被砍头了；他还用艰难的路程、饥荒、偷盗及死亡等困难和危险试图吓退克里克，但是均未奏效。2 5 此时，陪同克里克从萨伊克哈出发的背夫们也有大半离他而去，卡尼奥萨对克里克执意继续进藏表示非常不解：“已经有五六位撒伯尝试过(进藏)却没有成功，为什么你还要步他们的后尘？他们有成堆的、丰富的礼物以赢得（營人)首领(们的欢迎）,而你，你什么都没有；他们有士兵，,而你却是独自一人，(他们)有一百多位忠实的仆人，而你的（仆人们)却逃跑了为什么你还要固执前行？如果我们让你通过，会给我们招致战争，（因此)你不能前往米族部落，我们与他们一直在打仗，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能去他们（指米族人部落一一译者注)那里；并且,假设你能到达（中国)西藏，人们也不会让你进入，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刘瑞云，刘晓旭：19 世纪中叶法国人克里克南亚进藏活动史考变迁研究那里,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看见过(中国)西藏。2 此时，崇秦也试图说服克里克相信首领们的劝退是出于对克里克的保护；但克里克对崇秦的劝说予以驳斥，并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位神父，属于一个不同于那些“英国先生们”之外的国家（即法国一译者注），自已到达中国西藏后会同那里的喇嘛们一样永远留在那里从事宗教活动。2 7)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卡尼奥萨却突然改变主意，言称能为克里克带路进藏，条件是要掌管克里克随身携带的所有礼物，同时要求克里克提供两头牛给他和坤撒作为报酬。2 8 卡尼奥萨“不能进藏”同“能进藏”的言论前后矛盾，克里克知道其中之一必为谎言，但是，他最终选择相信卡尼奥萨“能进藏”的说法：“十点钟，同样是这些人对我说：不可能走得再远，我们自己都不能去（中国西藏，米族人会杀了我们。然而现在：没有什么（是比进藏)更容易的，我们经常去那里。我认为后面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两头6 法郎的牛即将为我开启（中国)西藏的大门。”2 9 在西藏传教会历史一书中，教会史学家劳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进藏传教士们的这一“侥幸”心理：“进藏传教士们如同所有想实现一个目标的人一样,他们更高兴看到成功,却往往小视了障碍。30 112月2 7 日，在崇秦和卡奥尼撒等人的陪同之下，克里克离开塔罗那继续前行，于当日到达一个米族登人村庄。31 崇秦于此地向克里克请辞，他给克里克留下一位名叫鲍班(Popan)的傣民脚夫，之后带领其余的人一起撤离了。32 克里克称，卡奥尼撒并未按照之前的约定将其送到中国西藏，而是在途中将其托付给一位名叫林撒(Limssa)的米族部落首领；卡奥尼撒离开之际偷走了克里克携带的几乎所有礼物及其一部分私人物品，克里克因此变得“身无分文、没有礼物、没有支持者”。312月30 日，在林撒的陪同之下，克里克见到了之前去往中国西藏缔结和平后返回的三位首领：戴磨(Teme）、兰陵和马新松（Massingssong);得知克里克执意要进藏，马新松拿出一张文书，告诫克里克必须折返阿萨姆，他说：“我们与（中国)西藏官员进73行了会谈，他们明令禁止接待任何一位撒伯(sab)并给了我这张文书，以便我将之交给底布麓(Di-brou，当指迪布鲁格尔一一译者注)的大撒伯(legrand sab)。里面说,任何一个撒伯试图进入（中国)西藏都将是徒劳的和致命的。34克里克伴装看懂了这一文书，反驳他们道：“这张纸上的确说你们不得接待撒伯并且英国政府不应该派遣间谍（前往中国西藏），但是,所有这些都与我无关。我不是英国人,我不是一位间谍,我是一位喇嘛。带着你的文书走开，我将继续我的(进藏)行程。3 之后，克里克被获准跟随林撒继续前行。1852年1月4日，克里克一行经过了最后一个米族登人村庄高塔（Kotta，疑为今天藏南地区地名Gat)。1月5日，克里克声称自己看到了第一个藏族村庄，他说：“我看见远处一些黑点的集聚，我问那是什么,人们告诉我那是一个藏民村寨，中国）西藏！（中国）西藏！（中国）西藏！我不能再挪动哪怕一步，我匆忙用树枝做了一个十字架插在一面墙上，我跪扑在地并诵读Nunc dimittis,我承认,如果我死在人之手，我的最后一口气将是苦涩的遗憾，即：未能见到（中国)西藏。36 这一藏族村庄正是位于我国西藏地区察隅河沿岸的瓦弄(Oualong)。“一番短暂祈祷并对充满我宗教灵魂的喜悦进行倾吐之后，我急忙赶上（前进的)队伍。刚刚两百步的样子，拐弯走过我左边的一个小树林，就到了瓦弄(Oualong)的入口，（我遇到的）第一个西藏村庄。37 作为一个闯入的外国人，克里克将其到达瓦弄认知为到达中国西藏，该认知当主要源于其当时的向导。这说明，当时到达瓦弄的外国人，尤其是当地的土著部族，他们都认为瓦弄及其周边区域位于我国西藏境内，而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其划入伪“阿鲁纳恰尔邦”，可见这是极其错误的。克里克一开始打算待在瓦弄，以避免继续前进继而“引起中国官府的注意”。38 但是克里克却打算马上离开，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瓦弄人在同他初次见面后很快便对他表现出“最深沉的冷漠”，他们“一些人接着一些人”离克里克而去；39 其二，此时克里克身上几乎一文不名，他“没有生活食粮，为拉丁语，意为“现在，主，您可以给您的仆人放假了。”74没有钱，没有资源”。40 因此克里克认为自己没有可能在这个村庄待下去，于是他“坐下来思考”到底该何去何从。41 他称自己想到了乔玛克勒斯（Cs o m a d e K o r o s，即匈牙利藏学家乔玛），这位曾经到过中国西藏的匈牙利人，他说：“我想起匈牙利人乔玛克勒斯曾经被（中国西藏)一家寺庙接待,到这些喇嘛当中去，我将会很清静,我可以在那里很容易学习（藏)语言并研究当地习俗。42 于是，克里克请求陪同将他送至距离最近的喇嘛庙。431852年1月7 日，克里克到达察隅河沿岸第二个藏寨一一沙玛(Sommeu)。当地村民对克里克充满了好奇，克里克回忆到：“那些非常幸运挨着站在我旁边的人们利用他们优势的位置触摸我的手、胡子,开我的嘴,朝着我的鼻子里面看,我不得不让他们查看我的一切,但是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是看，他们必须要(对我)触摸、端详、再触摸，并且每个人都要轮着来，他们在我的口袋里翻找我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我任凭他们随意怎么摆布。但是，没有翻译致使克里克与村民之间无法交流。45克里克觉察到当地人对他听不懂当地语言感到很失望，于是他便从背包里掏出从欧洲带来的一本藏文语法书，他说：“我坚信只要打开它（即那本藏文语法书-译者注)便可以进行(与当地人的)对话,但是我白白费劲地读并且重复，快速地，缓慢地，咬文嚼字地读每一个音节，努力尝试各种嘴型，以捕捉到正确的读音，他们笑了，但是却没听懂。46 于是，克里克再次要求那些陪同的登人继续将他带往寺庙，却遭到了拒绝。47 克里克就这样一直被晾在大街上，直到一位僧人首领模样的人将他请至家中。这位“僧人模样”的人名叫诺布吉（Noboudji)，他称自己并非僧侣，而是一名前来沙玛收税的政府官员。克里克得意地称自己竟然得到“一直想避开的人(指政府官员一一译者注)的帮助和保护”,48 他并未意识到这是自已引起中国西藏地方官府注意的开始。不久后，另一名叫澳克赛尔（Auxere)的官员来到沙玛。诺布吉告诉克里克，澳克赛尔是本省最高长官“庸”(Iong)的大臣；克里克最初以为奥克赛尔也是来收税的，后来得知该官员是被庸派来调查他这个“外来人”（tranger)的。49 但是，克里克本人此时仍未意识到当地官府对他的警觉，反而显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2 期（总第154期）得有点儿盲目乐观：“我推测他（澳克赛尔）对我是满意的，因为诺布吉更加关注我了，他（即诺布吉译者注)送给我一些葡萄干、坚果、一些葡萄汁（当地)民众、首领、僧人们都对我表现出尊重.501月16 日，当地长官庸在澳克赛尔的陪同下亲自到沙玛来探查克里克。在一位“整脚”阿萨姆翻译的帮助下，庸主要就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克里克进行了讯问：其一，克里克的国籍、身份及其来藏目的，对此克里克称自己是法国人，身份是一位喇嘛，来藏的目的是为了经营宗教事务；511其二，克里克选择来藏从事宗教事务的动因及其之后的打算，就此克里克向庸一再辩称自己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喇嘛，因为听说中国西藏民众善良且笃信宗教才选择来藏从事宗教事务，他之后将打算永久待在中国西藏而不再返回法国，并且会在时机成熟之际前往拉萨问候达赖喇嘛。52 庸对克里克的陈述表示怀疑，他认为克里克是英国军官,其来藏的目的是勘察当地，然后发动战争。53 庸当场责令克里克立即离开，理由是当地马上就要发生大的战争，他不能保护克里克这样一个外国人。54 克里克反诘道：“你们的战争只是一个谎言，是一个幼稚的借口，为的是将我从这里赶出去，因为你们怀疑我（是英国间谍）。”5 克里克向庸明确表示他不会离开中国西藏，他对庸说：“你认为，用了两年（指18 50 年到达印度至18 52 年到达藏寨沙玛一一译者注的时间来到这里,花光了所有的钱财,受了那么多的劳累，我会撤退？当我眼看就要达成目标之际，仅仅因为一场所谓的战争（就要撤退)？或者我呆在这里,或者我去一个寺庙,或者我前往拉萨。156 1面对克里克拒绝离开的坚决态度，庸首先指出，克里克既不可能前往拉萨，也不可能留在沙玛，因为他无钱支付自己的生活起居及旅行；然后又以保护克里克不受战争之害为由，命其退至高塔（K o t t a），同时“允诺”他在战争结束后可以返回沙玛。57 克里克认为，既然庸同意自己之后返回沙玛，就不合适再坚持留下来，否则会将事态推向极端；再者，克里克打算利用这中间的时间空挡，自己返回或者差人返回阿萨姆，以获取之后前往拉萨所需的人力、物力及财力。58 作好此种打算后，克里刘瑞云，刘晓旭：19 世纪中叶法国人克里克南亚进藏活动史考变迁研究克同意离开沙玛。然而就在第二天，庸却派人将克里克找去，对他说：“喇嘛，既然你不愿意离开我们这里,我也害怕承担责任,我将去问询另外一位官员的意见，十天之后，我会答复你，如果她（指答复一一译者注)有利的话,你就可以留下来。59 此外，庸还向克里克索要了他的那本藏文语法书，同时还嘱托沙玛村民要看好克里克。16 0)1852年2 月2 日，庸派遣一位官员来到沙玛，将那本藏文语法书交还给克里克的同时，言称将为其提供食物及四个免费的脚夫，命其立即离开沙玛返回阿萨姆邦。6 此时，克里克也认为“接受离开西藏以保持之后西藏大门对他敬开”是审慎之举，更何况，就他当时“身无分文”的困境而言，拒绝离开便意味着放弃庸当时提供给他的人力物力救助。6 2 克里克将自己不得不离开西藏的困境更多归于他当时财力的匮乏，他说：“如果我有钱，我一定会拒绝（离开）,但是我钱袋空空,这总是让我最勇敢的决定没有底气，如果我有钱，假定人们不允许我留下来，我就去往北部的阿波尔部落，那里据说有一个天主教传教会，如果不可能的话，我还可以向拉萨进发。但是（我）无钱寸步难行。6 31于是，克里克向当地官员宣称：“我同意离开，因为我没有任何生活资源，但是告诉庸，说我去找（生活资源）并一定会返回来。6 418 52 年2 月2日，克里克离开沙玛踏上了返程，于3月18 日到达阿萨姆撒依克哈。三、底杭河及洛希特河沿岸再次进藏活动（一）底杭河沿岸再次进藏活动1851-1852年进藏活动的失败迫使克里克不得不对进藏路线进行重新思考。在18 52 年5月10日写给巴黎长上的信中，克里克认为，不管庸当初允许他返回中国西藏的承诺是真是假，巴黎外方会据此便有了再次进藏的权利，只是克里克并无十足把握能沿相同线路再次进藏并最终留在中国西藏。6 5)加之“经由營人前往(中国)西藏的道路艰难且危险”,克里克认为“最好是看看有没有另外一条更容易的路 16 。此时，克里克再次打算经由底航河沿岸阿波尔部族开展进藏活动。克里克当时的75这一想法主要基于以下两点思考：其一，底杭河沿岸更靠近阿萨姆和中国西藏的中心一一拉萨；其二，根据此前同阿波尔人之间的接触，克里克“非常惊呀地”发现当地所有人额头上均有一个“明显的十字架”，6 7 克里克由此推断，曾经有过天主教传教会在阿波尔部落当中或者是在他们的北部地区活动，他认为阿波尔人身上的“十字架”应该同18 世纪上半叶曾在西藏活动的嘉布遣修会(Les Capu-cins)有关；这一想像使克里克认为阿波尔人中当时可能生活有基督徒，因此可以寄希望于“可能存在的基督徒们 的帮助进入中国西藏。6 8 此时，由于不堪进藏重任，首领拉班于18 52 年2月2 2 日假称患病逃回欧洲，撇下贝尔纳和克里克两位传教士留在阿萨姆。克里克称，为了减轻进藏沿途“蛮族”部落对欧洲白人的“害怕和嫉妒”，同时出于时间和效率两方面的考虑，克里克更倾向于他同贝尔纳分头行动开展进藏活动。6 9 其实，克里克很清楚两个人进藏会更加安全，但是他也知道危险不可避免，他表示：“如果我知道一条坐着豪华马车可以到达（中国）西藏的道路，我当然会走这条路，我们的任务是进入（中国西藏），以何种方式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接受危险，我们就得接受它（即危险一译者注)。7 0 继5月10 日的信之后，克里克于6 月2 7 日再次写信回巴黎，表示他正在等待总部关于开展进藏活动的新指示。111852年8 月2 2 日，巴黎总部回信给克里克，对进藏活动的计划作出指示，建议克里克找一个更有能力、更可靠的翻译，同时避开西藏官员庸，并且另寻他人相助。7 2 在进藏人员的安排上，巴黎总部则建议克里克与贝尔纳二人结伴进藏，他们认为这样有利于消除“英国间谍”的负面影响，信中说：“在你们是两个人的情况下，除了你们可以互相帮助之外，你们还可以一起完成你们的宗教活动，这样便可以说服那些试图将你们当成化装的（英国）间谍的人们，你们就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基督教喇嘛。”7 3 同时，巴黎总部决定从欧洲新派一位名叫布里(Bourry)的传教士增援克里克。拉班称病返回欧洲后，巴黎外方会急于改变南亚进藏传教士们的无首领状态，随后便向教廷传信76部申请任命克里克为新的首领；至于贝尔纳，巴黎总部考虑让他担任当家神父，留在阿萨姆管理教徒并保持通讯联络。7 4 巴黎外方会任命克里克为西藏传教会阿萨姆一部新首领的申请最终获得传信部的批准，18 52 年12 月2 2 日，巴黎外方会写信将这一新的任命告知了在阿萨姆的传教士们，巴黎总部在信中特别强调克里克的职务权限超出了拉班：“正如你们所见随信附上的传信部敕令，克里克先生将拥有拉班先生所有的一切权力，具宗座监牧之衔,这(头衔)是他的前任(指拉班一一译者注)所没有的。”17 51853年2 月2 4日，克里克收到了上述信件及其担任宗座监牧的任命书。此时尽管布里尚未到达撒依克哈，克里克却已经做好了再次出发前往阿波尔人部落的准备。7 0 阿萨姆东北部旅行的最佳季节是12 月至来年3月末，最多也就四、五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季节不等人，克里克决定先行出发前往阿波尔部落，他说：“布里先生（18 53年）1月2 日曾于（印度)本地治理写信给我，他很有可能到达加尔各答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可是，加尔各答离撒依克哈还有30 0 法里。我将前往阿波尔人部落，一切都准备好了。等待布里有可能失去一年（当中最佳的时机）,我会在一个不错的地方停下来，等待亲爱的同仁(布里前来)同我汇合。7 71853年2 月末，克里克从撒依克哈出发，前往阿波尔部落。18 53年3月初，克里克到达阿波尔部落地带。7 8 再次踏足阿波尔人部落，克里克似乎对当地情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据克里克描述，当时外界对阿波尔部落居住区域的地理、历史及风俗习惯要么是很不了解，要么是有很多误解，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当时的阿波尔部落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个没有文字的“蛮族”部落，根本没有地理学、历史学之类学科的概念；其二，截止克里克进入阿波尔部落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被接纳进入这个部落。7 9 此外，克里克对19 世纪初英国人经由中国西藏商路的侵略性开拓及与阿波尔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2 期（总第154期）部落的紧张关系也有评论：“好几位（东印度）公司派遣人员尝试进入（阿波尔部落），旨在探究是否存在可能开辟与（中国)西藏之间的通商道路，尤其是为了探究英国人所知道的底航河一一香江(Siang)是否真的是由东向西(delEstalOuest一原文）穿越（中国)西藏的著名的藏布河,这一直困扰着这一世纪及上两个世纪的地理学家。但是Padams部族（即阿波尔部族一一译者注的人说：如果我们让一个英国人不管以什么借口进来，很快尾随而来的就是一支部队。8 很显然，当时的阿波尔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英国人的侵略本质。克里克得以在颇费周折后进入一个叫明波(Mingbo)的阿波尔村落。他对进入这座村庄的过程做了详细记述。进入村庄前，曾有“18 位年轻人”前来迎接克里克，他们在克里克经过时向他洒下“两把叶子”，说是为了净化他并将他身上“所有的魔力”驱散；接下来克里克需要通过一道竖起的拱廊，拱廊上面布满了箭、弓及“身上串满了弓箭”的魔鬼，称这是为了阻止“恶的神灵”同克里克一起来到阿波尔人的土地上；进入村庄之际，克里克还要通过一个出于同样目的而设置的、更夸张的拱廊；然后克里克被带到一间公共房屋，那里所有的男人都在等克里克，等他一进去，他们就开始喊三声“乌拉”,克里克称：“这些叫喊声如同炮声在房间里回响，我停在门槛上完全晕头了，人们很快向我解释，说这是为了赶跑那些胆敢迈过那两道路障的坏心人。”8 以上可见，克里克被允许进入明波村庄的程序极为复杂，他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充斥着“驱鬼降魔”色彩的仪式活动，由此可以看出，阿波尔人对克里克这一“闯入者”怀有非常深的戒备之心。第二天，六位首领召集全村人大会，几番讨论之后，他们对克里克说：“Migon(王一一原文）,我们确定您是带着和平指令来的，我们相信您心口如一，我们允许您深入部落内部。8 2 但是此时的克里克却并不打算继续前行，而是请求明波的村民允许他住下来，因为他要在此地等待欧洲派来的传教士克里克在写给布斯盖医生的信中对阿波尔的含义做了解释，信中说：“去年（即18 53年一一译者注），我前往探访喜马拉雅山脉中的Padams部落，外界称之为阿波尔，意为非朋友（Non-amis），因为他们野蛮和好战。A.M.E.，v o l.556,Le t t r e d eM.Krick a M.Bousquet,le 1er fevrier 1854,p.493.刘瑞云，刘晓旭：19 世纪中叶法国人克里克南亚进藏活动史考变迁研究布里前来同他汇合。据克里克信中所述，阿波尔人同意克里克留下来，前提条件是克里克要为他们治病，起初所有来尝试他治病威力的病人都对他充满了怀疑，随后的8 天时间里，他治愈了一位2 0 岁的病人和一位40 岁的“胳膊腐烂”的病人，还消除了一位年轻男子身上的浮肿，这在阿波尔人当中引起了轰动,所有的人都跑来找克里克看病。18 但是，克里克很快便再次面临被驱逐的危险。有一天,村庄的首领急匆匆赶来对他说：“一些梅里斯人（Mris)传言说你是一个英国间谍，应该怀疑你的威力，因为你可以，据说，仅仅使用你的意志就可以将我们的食物转换成毒药。如果我们收留你，这里将遭受大不幸。昨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