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平罗的点滴.doc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平罗的点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制定者之一，是新中国第一批权威的语言学家，却在动荡的年代里走进了宁夏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当他百岁高龄，书写自己的回忆录时，没有忘记在宁夏的劳动改造。 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呢？ 26个字母搞了3年 1949年8月，吴玉章向毛泽东提议试行新文字的意见，提出中国文字改革应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为期9天的会议，通过了汉字整理部提供的汉字简化方案，拼音委员会提供的6种拼音方案却没有议定。会议结束后，准备返回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通知：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 文字改革委员会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周有光就担任第一研究室主任。经过3年的试验，推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也就是今天我们运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这被当时的一些学者戏称为“26个字母搞了3年。” 汉语拼音方案为经济学家周有光带来了汉语语言方面的重要研究席位，但宁静的研究生活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报上刊登出要反对教授、反对工程师的呼声，不久又改为反对“反动学术权威”。周有光因为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大改革，自然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劳动下放的命运落临在周有光身上。 当时，为了纪念毛泽东的“五七”讲话精神，在全国开始设立五七干校，专门收容诸如周有光这样的“反动专家、反动权威”进行劳动改造。就这样，1969年冬天，这位求学于东瀛和英美的江南才俊，在凛冽的寒风中，来到了设在贺兰山下的宁夏平罗五七班干校。 在干旱少水的贺兰山下种水稻 宁夏留给周有光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贺兰山，岳飞的那句词“踏破贺兰山阙”在他脑海里有很深的记忆。走进干校，抬头就能看见巍峨的贺兰山，而且他还仔细地观察到“中国的山多是东西向的，那地方的山是南北向，平罗是一个缺口。风吹过来，八级是很普通的，很苦的地方。”五七干校在当时是新鲜事物，周围的地方也没名字，按照顺序叫几站几站，至今，干校附近的一些地名仍然保持着叫几站几站的习俗。周有光后来才知道，那里“有二十几个站，一个站有5000个劳改犯。我们去的五七干校是由两个站改造的，有电灯，给我们打一口井，我们运气好，打的水可以洗澡。” 与在劳改农场改造不一样的是，在干校，他们可以通信，但一封信要大半月才能抵达北京。 来到干校前，他们就很清楚地得知：他们是去劳动改造的，不是去读书学习的，不许带书。劳动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至今仍干旱少水的贺兰山下种水稻，辛苦一场，自然也不会长出水稻。在当时，当地人同样是“劳苦得不得了，愚昧得不得了，什么都不知道，真可怜，一望二十里路，没有人烟。”相对而言，周有光认为五七干校的交通条件还不错，包兰铁路就在边上穿过，蜿蜒东去的惠农渠流经平罗。周有光在他的周有光百岁自述中说那是一条天然条件很好，但没有用好的运河。半空中的大雁下大便 刚走进五七干校时，周有光和“文革”前的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常常在一起下田耕作。后来，因为年龄相对大些，于第二年看守高粱地。每天，他们从住地出发，前往高粱地边的山冈上，在那里瞭望，视野范围至少可以看出一二十里路。在那个年代里，根本没人敢去偷地里的粮食，所以，他们的工作完全多余。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前回来。相对轻松甚至无聊中，他就和研究语文用语的林汉达聊天。林汉达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为容易懂的。他们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分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遗孀。现在，在五七干校里还保留着林汉达的上下五千年的手稿。 周有光还看过白菜。白菜是用卡车运到五七干校的。白菜很容易腐烂掉。那时，有这样的怪现象：大家都竞相吃坏掉的白菜，却不吃好的，以此来体现一片“对党的公心和忠心”。这就是周有光后来调侃的“白菜原理”：坏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坏不吃，坏完吃完，从头到尾吃的都不是好白菜。 在五七干校的劳动日子里，给这位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留下另一个深刻印象的是“半空中的大雁下大便”。五七干校建立起初，每年秋天上空会有大雁飞过，唤起了周有光这些异乡游子的思乡情绪。有一天，干校通知他们清早5点钟开会，出门前，周有光看到天气晴朗，到中午一定会很热，于是戴了一个大草帽去开会。上午10点左右，南飞的大雁出现了，雁阵整齐，鸣声阵阵，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便开始大便。周有光由于戴了大草帽，身上只有一点点，别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这件事被周有光戏称为“一生当中非常有趣的遭遇”。 艰辛的劳动改造对患有失眠症的周有光来说，反而成了一件好事：整天的体力劳动，不用脑子，很快彻底治好了他的失眠症。他说这是他在贺兰山下收获的最好、最有趣的一件礼物，一件来自宁夏平原的无形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