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正误.doc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正误
王丽华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共收人自战国到民国时期的近二万种石刻拓片，装成100巨册，另编索引一册。可谓卷峡宏富，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学术性和文物性，价值极高，可用性极广，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人们誉之为“石刻廿五史”。《汇编》让人们第一次大量获睹原石拓片，对古代石刻的了解更真切，更准确，更直观。但是，《汇编》亦偶有误处，现仅就整理馆藏拓片中所见略述于下，以利此书读者:
1.第三册第26页“姚伯多供养碑”误阴为阳。《陕西金石艺文志》卷六第九页载:“姚伯多造像记”，其文云:“石高五尺，广二尺四寸，正面刻佛像及曾祖父母以下姓名，阴面刻记，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八字，今在耀州。”《汇编》将刻有佛像的碑阳误著录为碑阴了。
2.第三册第40页“元详造像记”，著录为“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九月二十三日刻”，误也，应为太和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刻。志末有云:“维太魏太和廿二年九月廿三日侍中口军将军北海王元详造”，是为证。
3.第三册第79页“清信女高造像记”，著录为“北魏正始元年(504)十一月四日刻”误也，应为正始元年十二月四日刻。志云:“正始元年十二月四日清信女高……”，“二字”虽有些漫法，但从字形结构仁看，应该是“二”而非“一”。
4.第三册第]29页“王诵妻元氏墓志”，著录为“北魏永平三年(510)正月八日葬”，误也。此日期当为卒期而非葬期。志文末有“永平三年正月八日夜芫，时年廿二”，是为证
5.第三册第151页“郑羲上碑”，实为下碑之误。此碑题为:“魏故中书仿秘书监使持节督充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充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草”，刻于永平四年(511)。摩崖刻，拓片高199厘米，广345厘米，五十一行，行二十九字，正书。《汇编》所收为裱本，分八轴。此碑多家均有记载，《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五便收有此碑全文及各家记载情况。《山左金石志》载:“右郑羲下碑，连标题年月，凡五十一行，千气百余字，字逞二寸，后有宋人题名四行，亦正书。上碑在平度州东北五十里天柱山绝顶。其山耸立如柱，昔有人访之未及，几坠。下碑在掖县城南十五里云峰山之东。元尝亲至崖间摩竿一过，其崖黄石坚缝，笔lgil深劲，惟后幅七八行，有石理堂起处白右斜向左，石工抵就平正处刻之。其文仍联续也。”所言行字正与北图本相合。目_杨震方《碑帖叙录》称“郑文公碑，有两碑，一在山东省掖县东南云峰山摩崖，称犷F碑》;一在天柱山崖，称《上碑》。《上碑》比《下碑》字小，石磨灭甚，字多难读。《下碑》北魏永平四年(511)刻。字较《上碑》大，儿无勒字。文两碑大体相同，但《下碑》结衔下刻有‘草’字，故有草稿之说。但现在《下碑》反字字明晰完好”，由此可知上碑行字与下碑有异，上碑为二十行，行五十字，与国图所藏本有异。另外，国图所收之第八轴，后有一段话:“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碑在直南珊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于此刊之”，由此更进一步证明，国图所收为郑羲下碑而非上碑。另外《汇编》称此下碑“碑在山东平度天柱山崖”，也是错误的。
6.第四册第33页“吴光墓志”，著录为“北魏熙平元年(516)八月六日葬”，误也，应为八月廿六日葬。志文载:“八月乙未朔廿六日庚中岁于西陵”，是为证。
7.第四册第64页“杜永安造像记”，著录为“北魏神龟二年(519)四月五日刻于河南洛阳”，误也，应为“四月廿五日”。志文末云:“神龟二年四月廿五日……造”，其中“廿”字很清晰。
8.第五册第74页“和邃墓志”，著录为“北魏孝昌三年(527)十二月二十一七日葬”，误也。志文载:“以孝昌二年岁次丙午九月丁酉朔十一日丁未亮于京师”，“越岁乙未二月庚寅朔廿七日丁丑葬于西山”，其葬期应为“孝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9.第五册第82页“穆彦妻元洛神墓志”，著录为“北魏建义元年(528)四月十八日葬”，误也，应为“四月十八日卒”。志文称:“春秋廿有三，四月戊子朔十八日乙巳卒于洛阳”，四月十八日当为卒期无疑。
10.第五册第100页“元容墓志”，著录为“北魏建义元年(528)七月十八日葬”。志文中称“以武泰元年夏四月既旬越三日亮于庐，秋七月既望后二日岁于西陵”，虽然武泰元年与建义元年为同一年，但应遵志文作武泰元年为佳。
11.第六册第153页“义桥石像碑”，著录为“穆洛书”，误也，应为“程洛书”。《金石萃编》、《艺风堂》亦做“穆洛书”，误也。《碑帖叙录》第206页载“义桥石像碑”云:“碑阴末有司马穆洛署名，故可知此碑书者为穆洛。”国图及其他藏家所误也许因碑文漫患不清所致，本馆藏此碑拓本，清晰可见“程洛书”三字。
12.第七册第165页“赵道德墓志”，著录为“北齐天统元年(565)十月十三日葬”，本馆所藏拓本及国图藏本志文均载:“其年十月一十二日葬于邺城西北十里”，所以应为“天统元年十月十二日葬”，而非“十三日”。
13.第八册第39页“许之才墓志”，本馆藏其盖，盖书“齐故司徒公西阳王徐君志铭”，《汇编》亦有著录:“盖阳文篆书题‘齐故司徒公西阳王徐君志铭’，此本不收”。既知其盖云“徐君”，不知“许之才”之“许”据何而来?也许打字时音同而误，校勘时未校出之故。
14.第十四册第73页“王君妻阴好儿墓志”，著录为“唐龙朔元年(661)四月一日葬”，应为“四月朔卒”。志文载:“惟龙朔元年岁次辛酉四月乙日朔王氏妻阴夫人讳好儿洛阳人也，杂于第里，呜呼哀哉，葬于洛北邝山也”。《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四·76所载亦与国图本同。
15.第十五册第47页“靖千季墓志”，应为“靖千年”。从志文上看应为“年”，因与“季”刻得很象，故误。《千唐志斋藏志》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均作“年”。
16.第十五册第78页“田赞墓志”，应为“王赞”。本馆藏拓片有盖题作“王君之铭”。《墓志征存目录》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五·61页亦均作“王赞”，国图作“田赞”，不知何据?
17.第十五册第117页“刘朗墓志”，应为“刘明”。因国图藏本“明”之左半磨拗不清所致。本馆藏本可清晰辨之为“明”。《墓志征存目录》作“左领军诩府亲卫刘明墓志”。
18.第十五册第135页“赵德含妻杜氏墓志”，此志亦因磨沥难辨而至各家所释不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题作“赵德合及妻杜氏墓志”(陕西一47页)，本馆所藏拓片此处较清晰，当释为“令”为宜。
19.第二十册第127页“卢珍墓志”，据本馆藏拓本，应为“卢珍”。《墓志征存目录》亦为“卢珍”。
20.第二十册第133页“白知新妻郑淑墓志”，据本馆藏拓本应为“郑叔”。《墓志征存目录》为“郑氏墓志”。志曰:“夫人讳赫，荣阳开封人也。”经查《异体字手册》，第52页载“叔”的五个异体字，其中便有“升”。因知白知新妻为郑叔，而非郑淑。
21.第二十一册第23页“侯莫陈大师寿塔铭”，著录为“唐开元二年(714)六月十日葬”，误也，应为“卒”。拓片末尾有“开元二年六月十日人涅粱”，“涅梁”是佛教用语，僧人死即为涅梁，所以开元二年六月卜日是其卒期而非葬期。
22.第二卜一册第24页“梁涣墓志”，误也，当为“梁焕墓志”。本馆所藏拓片较清晰，当为“焕”无疑。《千唐志斋藏志》亦为“焕”。
23.第二十一册第125页“华岳精享昭应碑”，著录为“篆额”，误。额为分书而非篆书。
24.第二十五册第82页“高守忠完莹记”，志主当姓“乔”，而非“高”。记文云:“俗姓高”。“高”是“乔”(裔)的碑别字，而非“高”字。《碑另l!字新编》第193页，“乔”字下列四个别字，其中就有“高”的这种写法。而在“高”字下的三个别字中却没有“高”。《异体字手册》中“乔”亦作“高”。
25.第二十六册第120页“黄宁为妻刘氏完铭”，著录为“刘庭玲撰”，误也，应为“刘庭珍撰”。志文云:“都尉庭玲撰”，“玲“乃“珍”字。《石刻名汇》卷六第78页收有此铭，著录为“弟正书庭珍文”。即证明此铭作者为“刘庭珍”。
26.第二十六册第144页“张希古墓志”，著录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四月二日葬”，应为“天宝十五载四月一日葬”。志文末载:“天宝十五载岁次景申四月甲申朔一日甲申建”。《古志汇目》亦有载。
27.第三十一册第81页“孙备墓志”，著录为“唐会昌元年(841)八月葬”，误也。因为孙备墓志并未提供会昌兀年的明确纪年，从中也查找不出可以定为该年的任何根据。错误之所以发生，或许是一导源于提供拓本的墨景堂。据鲁才全考证，在墨景堂孙备墓志拓本的封套题签上确实写有“孙煌撰，子储书，会昌元年八月一口”字样。不仅将纪年写作“会昌元年八月”，并在“八月”下随意加人“一日”二字，而巳将“弟孤子储书”写为“子储书”。那么，孙备墓志的正确纪年究竟是何年呢?鲁才全根据孙备墓志并结合其父《孙景商墓志》、其妻《于氏墓志》以及有关文献资料考为唐咸通十一年卒。
28.第廿十二册第3页“刘致柔墓志”，著录为“刘致柔自撰，刘煌题记”，大误。此志为李德裕为其妻刘致柔所撰墓志，志文叙述德裕生平及刘氏品性及养子女情况，后附其子李烨题记:“先卫公自制志文，烨详记日月，编之于后”(从两《唐书·李德裕传》作“烨”)。此志亦收人《千唐志斋藏志》第1119页，未记撰人名。刘致柔临淮郡人，中年人道，称“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晚随李德裕贬海南，大中三年(849)八月二十一日，终于海南旅舍，享年六十二。读此碑者每不解文意，多致讹说，如《千唐志》说明谓“致柔外出传道，卒于海南
旅舍”，其说已属可笑。至《文献》1993年第4期李希泌、毛华轩撰《关于李德裕晚年史料的一点考订—<刘致柔墓志>及其他》更谓此志为李德裕临终白撰墓志其“改姓易名为刘致柔，逃名道门;或许出于远辱避祸之考虑”，并以此证明“李德裕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甚且推论李德裕卒于大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三岁，系臆说，不足凭信，读《李文饶文集》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29.第五十四册第巧l页“范氏心哉碑”，著录为“范仲淹撰，世宗朱厚熄注”，误也，应为“范浚撰”。范仲淹和范浚二人乃不同朝代的两个人，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生于989年，卒于1052年，苏州人，字希文，著有《范文正公集》;范浚乃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生于1102年，卒于1151年，要州人，字茂明，人称“香溪先生”，著有《香溪集》。且此篇“心裁”见于《香溪集》，而《范文正公集》中则未见。且在拓片左侧朱氏注文中明确言道:“宋儒范氏浚作心滚”，由此足可确定国图的著录是错误的。
本馆所藏拓片较之国图差之远矣，数量不多，内容有限，未见及有待考证之讹误肯定还有。但就《汇编》全书而言，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其史料价值，《汇编》仍不失为一部金石学的巨著，编者整理古籍的贡献亦是勿庸置疑的。笔者之所以将诸多讹误一一正之，旨在引起本书读者的注意，利用《汇编》的资料时宜慎重，最好核对一下说明文字的正误，必要时做一些考证工作，方为L策。
参考文献:
1《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宇l_，1983年
2《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3.兽才全:《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995年第3期
4杨震方编著:《碑帖叙录》，上海占籍出版社，1982年
作者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前卫校区图书馆古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