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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讲堂｜李强社区研究基层社区治理与新清河实验——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创新与新清河实验
原创李强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编者按
社会学与城乡规划专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所关注的城乡物理空间实际上承载了人们鲜活的生活，而且应该是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些生活绝大部分都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事都落在最基层、最贴近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就是最微小的社区层面。所以今天李老师从社区层面讲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跟我们的规划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的增量发展时代大不相同。面对城市更新，我们将进入到一个既有环境里，我们首先要关注其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以及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了解人们的利益诉求，找到共同点，明确能做哪些事情，以及如何提升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这些对我们规划师的原有工作方法都是巨大的挑战。那么基于这个前提，学习一些社会学的工作和分析调研的方法，包括了解社会学的视角和工作思路，对于规划师来讲都是必修课程。
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视角，其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作为规划师来讲，要思考我们的工作如何能够对社区治理有一些正向的推动和干预，进而把社会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往前推动一点，这是我们的工作能够产生的一点社会价值。今天这堂课李老师给我们深刻解读治理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
（根据袁昕院长现场发言整理）
本文字数：10115字
阅读时间：约26分钟
特邀专家：
李强
主持人：
徐刚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总工办主任、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参会嘉宾：
袁昕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袁牧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
董淑秋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刘佳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以下根据讲座内容整理，接上篇）
03
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创新
这部分涉及到中国了。我们所说的“社区治理”在国际上并没有这个概念。虽然基层社区研究在社会学界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但是“社区治理”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领域。
来，英文文献中大量讨论“social governance”的论文都是中国大陆学者写的讨论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国外学者论文中极个别使用了“social governance”，但是与我们说的社会治理也不是一回事。
西方学术界也没有“民生”这个概念，现代“民生”概念是孙中山先生首创。“基层社会治理”概念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包括我们抗疫所有干的事情西方都没有。所以他们弄不清楚中国采用基层社会治理控制疫情这件事情，不少人反对我们，说我们干扰人权，其实这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社会学跟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学做市场、贸易必须遵循同样的交易方式，而社会学不一样。价值观、生活方式，这是local（地方）的，所以社会学历来重视“本土化”，总之，社会治理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中国之所以提出社会治理、社区治理，这与特殊的中国基层社区组织体系密切相关。新中国以来有创新，开放以来又有很大创新，这些在前述的西方社区研究文献中显然是探索不多的。中国古代也是完全不同的基层社区治理，这一点是大家要深刻理解的，下面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东西。
一、传统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
政权就垮了。所以贾谊写《过秦论》，说你这么一个残暴政权，仅凭暴力控制，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秦以后的政权就开始思考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到底怎么统治。我国虽然是中央集权，但古代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集权到基层社区。
绅权在古代中国基层治理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自古是一个家族、宗族社会，人们靠血缘连结，形成血缘信任。皇权允许这个体系自己自治，但是要遵从于皇权。如敢违反皇权，灭九族、满门抄斩，这个刑罚很重，所谓古代的“连坐制度”。中国古代皇帝不用管基层，只任命县官，政权的触角只到县这一级，基层是绅权治理的社会。
就是这样统治下来的。
但是这样的政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不是现代国家，所以在全社会、在基层没有公共服务体系。比如中国古代从不办学校，都是民间自办私塾。比如古代的北京城就缺少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公共厕所，基层的绅权是通过自己的家乡关系与首都连接的，比如绍兴会馆、湖广会馆。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层社区组织巨变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就曾经尝试了基层社区组织的改造，建立农村党支部，可以理解为农村社区。美国教授杜赞奇写了一本书《文化、权力与国家》，大家有机会可以读读。他在书里介绍，新中国建立的这套体系是共产党先在根据地里实验的，不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后来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就把这套东西带进城市里来了。所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有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使中国连成一个现代国家了。
新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的变迁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基层政权与基层社区的实验（1949-1978）
建立以后，五十
建立农村人民公社，是搞过头了。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说大家都是公社社员，所有土地都归公社，农民看不到自己家庭的利益与公社的关系，这下老百姓干活就没有积极性了。当时弄大食堂也是共产主义实验，真的以为中国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可实际上农村粮食就那么多。在大食堂里，大家胡吃海吃，吃着吃着就吃完了，后来1959-1962出现了三
这是很特殊的一段时期。
第二阶段：开放与基层社区变迁（1979-2023）
代、七十
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体制不同，农村社区的变迁经历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大包干”、人民公社解体、农村经济的家庭化等；农村社会组织的变化包括：农村经济股份制变革、农村新型合作社实验、公司加农户实验等等。全国各地还进行了农村土地变革实验、新农村建设实验、乡村振兴实验、农村基层社区治理实验等。
三、中国城市社区的重大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
代初提出住房制度，起初很多人都有所怀疑，那个时候商品房确实很便宜，但是大家没钱，而且如果公家能分房，没人会花钱买房。直到2000
历史上的城市居民委员会还是比较接地气的，原来的一个居委会的规模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小区。后来，民政部提出一个要求，一个独立的社区居委会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比如具备养老设施、一定规模的会议室、娱乐服务设施等条件。按照这些要求，一算下来，原来的居委会公共设施没那么大面积、没有那么多设施，于是就合并居委会。其实，我个人认为，当时不应该合并居委会，没合并的时候居委会有很强的自治特征。没合并前的居委会多是本社区成员，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很有社区活力。
所以，今天的社区居委会需要思考的是要怎么样真正实现自治（这是法律规定的）。总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为中国社会学的社区治理研究带来了发展条件与机会。目前大家在研究社区和小区的关系。小区一般是指有围墙的商品房小区，现在是一个居委会往往辖几个小区，居委会规模太大，居委会也不了解各个小区的具体情况，这样“居民自治”就成了一句空话。
最近北京市政府提出各个小区都建立“物业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新举措，有利于让居民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来。“物业管理委员会”是在小区基础上建立的，委员会由小区居民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居委会领导承担，物业公司的成员不在这个委员会里。这样，使得物业公司在这个委员会的管理下，听取小区居民意见，提高物业管理水平。这样居民自治又恢复到了小区的规模，比较接地气。当然，现在名义上各小区都成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继续尝试。
如上所述，社会学有深厚的社区研究学科基础，这些知识可以在社区治理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社区治理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学者从事多方面研究的重要基础和载体，也是他们参与各级社会治理决策的最重要领域。
中央最近一再强调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十四五”规划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都使用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共同体更接近于社区原来的涵义，更体现出是一个有活力的、人们互助互惠的群体。全国各地对于基层社区治理研究有迫切的需求，前一段做课题发现几乎每个地方都想做基层治理研究。有些地方还成立了社会治理委员会，这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学必须研究的重要领域。以上是我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简单介绍一下我带领清华大学团队进行的“新清河实验”。
04
“新清河实验”对基层社区治理的探索
元月开始，至今已超过八
研究地点选在清河的原因，第一因为清河离清华近，学生骑车出了五环就是清河；第二因为社会学历史上就有清河试验，有历史传承；第三有利于深入扎实的社会调查。传统上建设学生基地都很偏远，有的时候在不同的省份，去了以后往往是走马观花，调查难以深入持久；第四清河这个地方社区类型复杂，大部分是城市，但也有农村，社区类型在全国有代表性。所以就选择了清河。
清河地区位于海淀区东北部，北到西北旺，南到北五环，西至京新高速，东至京藏高速。辖区面积9.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本地加外来）接近20万，社区居委会29个（包括村庄）。
清河地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