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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研究

《世说新语》中的家庭教育策略 收稿日期：2008-10-22
作者简介：马艳（1979-），女，山东博兴人，2006级硕士研究生。

马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虽非家庭教育专著，但在记载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二百多年间士族阶层的琐闻佚事、清谈玄言、品题人物、饮酒恣肆、适意任为中，却隐蕴着一股古朴厚重、清新和雅的家庭教育策略之气。从教育方式到教育内容都为后世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可鉴之处。
关键词：世说新语；家庭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16（2008）06-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这从《中国丛书综录》中《家训》部分所列的书目达117种之多就可见一斑。而散见于其它典籍著作中的家庭教育理念、策略就更数不胜数。汉末至魏晋，随着董仲舒等汉儒“独尊儒术”的僵化礼制思想被打破，人们开始了思想的自由驰骋。就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133）魏晋士人虽然饮酒恣肆、任性适意，但在看似漫不经心、玩世不恭的背后却极其重视家庭教育，从而也推动了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蓬勃发展。《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虽非家庭教育专著，但在记载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二百多年间士族阶层的琐闻佚事、清谈玄言、品题人物、饮酒恣肆、适意任为中，却隐蕴着一股古朴厚重、清新和雅的家庭教育策略之气。从教育方式到教育内容都为后世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可鉴之处。
一、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
教育有法，而无定法。教育和受教育的主体都是人，人是感性的而非呆板的。由于魏晋特殊的社会背景，时人心性自由、适意放达，家庭教育方式也打破了汉代礼制的种种束缚，样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一）重视启发引导式的教育
启发引导式教育在我国由来已久，从孔子就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而魏晋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再丰富和再发展。如“借景启发”式：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2]（93） [言语71]
又如“间接启发”式：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2]（106） [言语92]
有时候做某些事的行为规范让孩子自己说出来和家长直接告诉孩子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孩子自己说出来的会牢记于心，而家长的直接说教却抛之脑后。谢安在教育子侄们时就很巧妙地运用了这种“间接启发”：他不希望子侄们干预皇室之事，没有直接用命令，而是问他们：“自家子弟如何干预人家的事，为什么一定希望他们很出众呢？”而谢玄的回答“只是希望子弟出众就好，不必是为了预人事。”也正就是他想要说的。这其中的教育策略不可谓不智慧也。
再如“对话启发”式：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2]（175） [文学52]
在诗文探讨时，谢安没有直接说他觉得哪句佳，而是先和子侄们交流，在对话的过程中说出自己的观点，引发子辈们自己去思考。如此潜移默化地启发引导，也可谓是“润物细无声”了！
（二） 注重家庭环境的熏陶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曾子的《大戴礼记》中就提到：“宫中雍雍，外焉肃肃，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远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远其所不能。苟无所失其所守，亦可与终身矣。”而魏晋时期，门阀观念相当严重，那些世家大族与生俱来的自豪感是不会让他们甘于“平庸”，甘于和庶族地主们平起平坐的，所以在这个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时代，他们不仅得保全家族人的性命，还得保证门风的承袭和世族的衍续。因此，给家族子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如：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2]（141） [文学3]
二婢在郑玄盛怒之下竟引《诗经·邶风·式微》中的“胡为乎泥中”和《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薄言往诉，逢彼之怒”相戏，且恰到好处。奴婢尚能出此雅言，又何况是郑玄尽心栽培的自家子侄们呢？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定然也是“吐嘱之玄远高雅”！
谢中郎云：“王脩载乐托之性，出自门风。”[2]（384） [赏誉122]
一个人的性情用门风使然来究其根缘，可见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可谓是沁之脾脏，入骨三分。
（三） 重视让孩子结交名士
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当时的“清谈”中。这项始自东汉的本为干预朝政的政治行为到了晋时已变为“专谈玄理”，且流为风尚，成为当时上层士族阶级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以此显示他们的高贵风雅和学养才能。仿佛不能玄谈的就不够名士的资格，所以志将家族子弟培养成为“名士”的士族大家长们争相让家族子弟在少年时就加入清谈之列。如：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2]（152） [文学19]
“谈玄”虽为当时的风流之举、“名士”之道，可对于家族子弟们却也不是能敷衍塞责的轻松之事。如：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2]（167） [文学39]
“清淡”之余，拜访当时名士也是世族家长们教育子弟的一种方式。如：
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2]（334） [赏誉23]
同时重视名士对家族子弟的“品题”，期望以此来激励子弟们奋发向上。如：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2]（407） [品藻7]
（四） 耐心平和地对待孩子
孔子提倡将爱和教相结合。不是溺爱，而是平等、耐心地对待孩子。家长在面对孩子时，一定要有耐心，不可烦躁，因为在我们看来哪怕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孩子眼里可能就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要耐心平和地解答孩子的问题，这一点魏晋时人就做得很好。如：
谢胡儿作著作郎，尝作《王堪传》，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是许允婿。”[2]（390） [赏誉139]
谢郎不知道王堪是谁，问谢安。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小问题，谢安却不厌其烦地从几个方面对王堪进行介绍。可见他在教育家族子弟时，是平等尊重的，从不拿自己的声威压人。
（五） 巧妙地和孩子“斗智”
教育孩子光有耐心还不行，还要和孩子“斗智”，不能使蛮劲，往往越使蛮力，孩子越拧着干，所以手段要巧妙。且看谢安的策略：
谢遏年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2]（729） [假谲14]
谢安很忧虑年少的谢遏整日带紫罗香囊，挂着手巾，但直接说又怕伤他的心，于是就设计骗他打赌，赢得香囊、手巾后立即烧掉了。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儿懊热，一月日闭斋不出。太傅虚托引己之过，以想开悟，可谓德教。[2]（780） [纰漏5]
谢胡儿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上屋熏鼠”而戏谑嘲笑这种人，谢安没有当面喝斥制止，而是假托举出自己的过错来开导他，让他自己醒悟。
不正面说教，而是用自己的计谋智慧使孩子在错误的道路上悬崖勒马，回归正途，并且保护了孩子的自尊。真可谓巧妙至极也。
（六） 注重身教
晋人性情率真、胸襟宽仁，他们以此建立起新生命，摆脱了长期以来礼法的空虚和顽固，他们的教育也更倾向人格感化，更倾向潜移默化的“身教”：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2]（26） [德行36]
魏晋士人不拘小节、崇尚自然，精神上的自由让他们冲破思想的桎梏，追寻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在家庭教育上，他们也尊重孩子的个性，选择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如：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2]（8） [德行10]
华歆和陈元方采取的方式可以说是截然相对，一个“严若朝典”，一个“恣柔爱之道”，但却都达到了“不失雍熙之轨”的教育结果。正是由于他们欣赏人格个性之美，才会尊重个性价值，才能成功地为孩子选择适合他们的并能实现其个人性格魅力的教育方法。
二、德文兼备的教育内容
外表恣肆、散漫无意的魏晋士人，教育目的却非常明确，就是将家族子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以此来保护家族的阶级地位和血脉相承，所以他们的教育内容也以“德”、“文”为主。虽然带有一定的封建和功利色彩，却也为我们道出了不少教育真谛。
（一）以德修身
德教在古代是很受重视的，尽管每个朝代的德教内容不太相同，但我们的先辈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德”作为对子女教育的首要内容。魏晋时人也不例外。如前例“谢虎子上屋薰鼠”（[纰漏5]），这就是一种巧妙地唤醒孩子心灵的德育之道，值得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深思。同时由于当时社会极度不稳定，人们对“德”的追求还倾向于“为人（官）处事”之道：
1、 淡泊名利：
虽然权势和政治影响对魏晋士族来说很重要，但更多士族文人更为看重的还是代表士人独立精神境界的“清流”，并不遗余力地将这种以追求精神自由为荣的价值观传输给家族子弟。如：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2]（97） [言语78]
谢安就晋武帝每次赏给山涛的物品总是很少这件事问子侄，谢玄回答：“这是领受的人希望不在多，才使赐给的人不觉得少。”作为谢安不可能不知道其中之理，只是侧面告诫子侄们不可以太看重这些。不仅士族文人如此，一些出身贫寒的百姓也如此：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客，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2]（561）[贤媛10]
从这一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身在寒门却教育自己的孩子对名利趋平趋淡的心洁高尚的伟大母亲的形象。
2、 勤俭节约：
东晋士族经过国家兴亡和士族自身的荣辱兴衰，更加认识到对于士族来说，精神与灵魂的充实和富有比起物质的享乐更为重要。因此多半继承了阮籍等竹林名士的风骨，清贫而志趣高远。对此他们不但身体力行，还用来教育子弟。如：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2]（30） [德行40]
3、择善友交：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2]（36） [德行47]
孔子云：“与善人交，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3]（514），韩康伯的母亲听到吴道助、附子兄弟那路人都为之落泪的丧母哀号，觉得这是存孝之人，认为可交，于是告诉自己的儿子好好照顾他们。可见时人对子辈的择友是有标准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近朱者赤”。
3、 谨慎低调：
黑暗混乱的政治背景、多元化的文化思想在空中交错，给人们的心灵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所以多数士人要求子弟行事谨慎低调。如：
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党。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2]（553） [贤媛1]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2]（557） [贤媛5]
以上两则都是讲母亲告诉自己的子女凡事要谨慎、低调，有能而为，不可无能而上，太张扬、太逞强。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谓不是一种上乘的处事之道。
5、公私分明：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鱼差 饷母。母封鱼差 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1]（571）[贤媛20]
一罐不甚值钱的腌鱼，陶母却因是公家之物又交还回去。虽身为女流，不曾为官，却深明大义，深知为官清廉的重要，见利而不忘义，拿儿子的“孝心”反过来训诫儿子，教其廉洁奉公，执政为民，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二）以文养情
魏晋时人的家学教育，在重视对子女进行德育的同时，也重视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家族子弟们的文学素养和文学情怀，借此愉悦性情，提升人格魅力。如前面提到过的“毛诗何句最佳”（[文学52]）一例和“咏雪”（[言语71]）一例，都表现出谢氏家族重视对子弟们进行文学语言锤炼和经典文化教育。谢家也正是有了如此开放的文学教育及对女子教育的重视，才有了日后名冠四方的才女——谢道蕴。
以上所述这一时代的家庭教育内容可谓是“德为先声，文起并之”。虽然这个时代有着超越其它时代的热情、洒脱、随性、恣肆妄意，打破了前代墨守成规的各种桎梏，但教育的最根本的“德教”和“文教”却没有抛弃，相反用自己的至诚至烈的时代特性为中国家庭教育史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虽不是一部家庭教育专著，也未形成系统的立体多维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其中的家庭教育策略也带有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它展现出的家庭教育智慧却是多功能多层面的。为当代家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柳士镇,刘开骅译注.世说新语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3]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