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贫困——农村贫困的一种分析范式.docx

文化贫困农村贫困的一种分析范式内容摘要：贫困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农村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多关注于经济与物质层面，本文从贫困的一般理论入手，对贫困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简要回顾，指出运用文化贫困理论在中国农村贫困研究中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文化贫困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构建文化贫困分析范式的基本构想。 关键词：文化贫困农村贫困分析范式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对于正在转型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有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等多种判断与界定，但诸种判断都没有把农民这个巨大的社会群体排斥在外，毫无疑问这种关注是以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的贫困为分析背景的,经由此，中国的“三农问题”也经历了一个地区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进而至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的过程。要彻底的解决横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世纪难题，首要的是要解决农民面临的贫困问题，舍此，其他的任何问题都无从谈起。然而目前对贫困的解释中，社会结构层次、贫困线与贫困地区，以及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性分析几乎占据了贫困研究的全部空间，而且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经济因素的分析，对西方文化贫困理论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忽视了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这其中既潜伏了文化冲突的现实可能，又有可能导致因文化代际传播效应而出现“社会断裂”现象。在传统经济资源稀缺的前提下，经济贫困及其扶贫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贫困的含义与扶贫的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背后是显着的知识水平的地区差距，知识发展与文化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府转型的重要力量，进而，知识是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最重要的可控因素。中国能否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两大问题的关键是能否解决知识差距的问题。当今中国反贫困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通过全面的反贫困行动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的全面发展，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而非解决单纯的吃饭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在于对贫困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引入文化贫困的分析理论与范式，对农村社会的文化贫困作一定的分析，研究的日的在于吸引学界对农村贫困中文化贫困的进一步关注，以便在农村社会转型中能纳入文化脱贫的战略，以更为全面的视角进行农村贫困解除的研究。 一、贫困的理论回顾 贫困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并且以各种方式与形态困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贫困何以发生？何以再生？在社会变迁时期又如何变化？对此，有着来自于实践于各种理论的解释。一般认为，贫困是指在物质资料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即人们生产和生活资料缺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该定义既用于定量即绝对贫困，也可用于定性即相对贫困的描述。绝对贫困是指人们的收入达不到最低生理需要，相对贫困是指达不到社会公认基本生活水平线，远低于正常生活水平的群体。相对贫困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中。但是基于物质或经济层面的贫困理论并没有完好的解释和解除农民的贫困，这从政策层面对农村政策的盲目性和脱贫行动的实际困境中毕现无遗，阿马蒂亚森就更进一步将贫困解释为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在贫困的解释中寻求答案，广义的贫困引入，把除了缺乏生活和再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之外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等方面的障碍考虑在内。贫困文化(CultureofPoverty)的概念最早由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简言之，它是一种比较固定的、持久不变的、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贫困文化对它的成员有独特的形态和明显的社会心理影响。”它表达“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刘易斯把美国社会中一小部分最穷者的思想习惯视为贫困文化，并从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四个层次上对贫困文化作了说明。其后，DP莫伊尼汉提出贫困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模式：(1)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他们缺少向上流动的动力，环境也难以使他们有较高的成就动机。(2)低成就动机导致低社会流动，受教育的机会少，层次较低，这使得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3)低教育水平，较弱的竞争力，自然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4)低收入的职业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莫伊尼汉认为，以上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使贫困者很难摆脱贫困的纠缠，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班费尔德在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中分析了由于经济因素的落后引发了Montegranes村的独有贫困文化，而文化又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美国社会学家M.罗吉斯和J.伯德格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提出农村贫民亚文化概念,认为,由于贫民收入低,在社会处于受压迫地位,也由于他们除了贫穷以外很少知道其他东西,美国的120万的乡村贫民表现出与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不同的价值观。美国的贫民亚文化有下列特征:个人主义、传统主义、家庭指向、宿命论、个人中心的人际关系。J.米格代尔在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在讲到农村现代化时提出了“文化接触”理论,他认为农民在什么条件下由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变到持续地参与村外制度的生活,这是现代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通过对西方社会学文化贫困理论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的贫困既有结构性因素即经济因素的一面，又有文化性因素的一面。一定的政策安排、社会设置、市场机会的缺失固然决定了农民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但这种因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主要可以通过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来改变，虽然很难，但与文化性因素相比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而造成农民贫困的文化因素及其农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贫困现象，将比经济因素更难以消除。 二、农村文化贫困的历史渊源 中国社会有着长久的农业社会历史和由此形成的农耕文化与农业文明，对这种文化优劣的评判抛开不说，农业文明正在经受着比它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冲击，代表了农业文明主体的农民在这种文化冲击与转型中的文化资源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孙立平早就指出“断裂社会”在城乡社会结构上的体现，实际上，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结构断裂后面的文化断裂，它不但是社会断裂加剧的深层原因，而且成为潜在的社会思想冲突的根源。回顾号称地大物博、文化悠久的中国农业文明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农民是农业文明的主体，但是在长久的中国历史里，中国的文化资源一直牢牢的掌握在社会中占极小比例的一部分人士的手中，农民的游离于文化的表层，仅仅接受了社会主导阶层所规定的一套文化制度体系。农民阶层在整体层面上早现出晏阳初先生所说的“愚弱贫私”的落后状态，本世纪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发现了农村贫困中的这一深层因素，并致力于消除农村文化贫困，但却在悲情中宣告失败。建国以来，农民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但是囿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追赶型战略，农业和农民再次成为“剪刀差”的承受者与贡献者，这进一步通过制度体系的演化形成了稳固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农民再一次失去了文化脱贫的时机，梁漱溟先生尖锐的指出“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由于在当时状况下可维持农民的吃饭与农村社会的稳定，这种文化贫困没有引起主导层与城市居民的足够重视，顶多只是到改革开放初期，初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视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粗人，城市社会产生对农民的社会排斥，而改革开放使得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异质文化也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交流，在交流中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的身份认同逐渐增强，旧时遗留下来的微薄文化遗产早已不能够应对时代的需求，他们开始逐渐寻求自身的文化，“经济增值发展观”主导之下的文化贫困危机才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封建主义迷信死灰复燃，低俗文化盛行，而在进城没有得到职业游荡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中滋生了反社会的流民文化，这一切开始逐渐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时至今日，农民文化贫困在此消彼长的态势之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特点。 三、农村文化贫困的特征与机制 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争议颇多的概念，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包括了除物质层面以外的所有精神创造物及其体制体系。对所包涵在文化框架下的所有论述，基本关注点在于农民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源拥有的提高，其次在于多元文化之间社会快速转型期文化整合的需求。(一)教育资源农民文化贫困的起点与决定性力量教育资源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都不能忽略的分析因素，教育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不但会影响受教育本人，而且会通过代际传播影响至下一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摆脱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必由之路。那么，农村的教育资源分配是怎样的一幅状况呢?在我国现行的“分级办学”制度下，城市的办学资金由国家承担，而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资中，中央政府仅占2，省市级占11，县级占9，而乡镇负担则高达78。乡镇的负担都几乎原封不动的转嫁到相比城市居民收入只有1/3的广大农民身上。从1985-1995年全国对农民征集的“教育附加费”总额超过1100亿元，而仅1993-1999年7年间，从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人民币。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当城市中小学正在普及外语与计算机教育时，农村地区的多数小学和初中运行经费难以维系，甚至教师工资都难以保障，2000年4月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总额高达亿元人民币。1999年，小学生人均经费城乡差距为11倍(上海市元，贵州农村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为倍(北京市元，贵州元)，体现在高等教育上，高校收费改革启动以2000年学费的最低标准4200元计，相当于1999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210元)的190。一方面使农民子女对上大学望而却步，即使入学也是大部分分流到普通院校与冷门专业。另一方面农村倾全力(借帐累债)所培养的大学生在毕业后跳出农门远离农村，与农村本身的发展无甚关联。正所谓“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正如学者所言，在未来数十年间，一个主要由只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的群体构成的农村社会，与一个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正是这一群体主导着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构成的城乡社会之间，无疑将出现更大的断裂。(二)传统文化农民文化贫困的内在障碍对于不同文化伦理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分析始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西方特殊伦理精神对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促进作用，儒教与道教则阐述了在中国不能发生资本主义的文化因素，韦伯的命题引发了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因素分析的热潮。一定的文化伦理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反之亦然。在具体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因素的作用时，对传统文化因素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社会转型期，传统小农经济土壤上孕育的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却真正成为农民脱离贫困的内在障碍，农村社会中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等，所谓“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这种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与遗传力，常常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惯性运动，作用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效应，正如班费尔德所说，“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意识，缺乏市场经济观念，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缺乏创新与改革的意识，依赖于组织和上级政府的救济与扶持，安于现状，创业精神不强，难以变革传统和习惯的生活方式。(三)制度建设滞后农民文化贫困的外力缺失文化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设置，合理的社会设置通过宣传与贯彻其观念原则，依靠确定的规范体系，由社会设置中一定的人、群体和组织，凭借社会机构与设施，实现对社会个体的教化与社会整体文化建设，因而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单位”形式把包括基层政权组织在内的各种文化组织及其活动深入到包括农村社会在内的基层社会，虽然只是通过简陋的文化站(室)和新华店分支机构及电影放映等手段来实施，但毕竟对农村社会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而在社会转型期，一方面传统单位逐渐消解，由“管理型”向“利益型”转化，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的需求萎缩，一个普通的现象是基层文化机构被逐渐掏空，在很多基层农村，再也见不到文化机构与文化活动的影子，2000年乡镇文化机构比1995年减少2285个，下降，歌舞厅、卡拉0K厅、录像馆等传播文化的机构乘虚而入，担当起了原来文化机构所承担的社会教化责任，农村物资交流大会成为江湖术士、艳舞、脱衣舞等低级黄色文化与假冒伪劣商品的交流平台，而一般的研究中，无视农村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严重缺失的现状与社会政策的作用，简单的把责任归结为农民文化素质低下、文化识别与选择能力差。(四)低俗文化与迷信文化农民文化贫困的选择困惑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文化的阵地不为高尚所占领，便会被低俗所侵占，农村文化近年来的低俗化迷信化倾向开始抬头，而很多人却简单地把此归结为市场经济的世俗化必然过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市民社会的成熟是非常迫切需要一种文化作为支撑，这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加选择。现今农村的群众性体育、文艺活动几近绝迹，农村传统春节喜闻乐见的“社火”等活动也日渐衰落。传统文化活动本身形式内容的落后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能把活动本身同活动的创新相混同。近年来农村赌博盛行，农民宁修庙不建校，许多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活动披着宗教的外衣四处招摇，黄赌毒等文化毒瘤在某些农村俨然成风，同时，流动的农民工把一些不良的城市文化与流民文化带入农村，导致在部分农村地区带有黑社会和帮派性质的团体与家族宗族势力结合起来，严重扰乱了农村社会的秩序。(五)科技知识与技艺文化农民文化脱贫的新路径科学技术对社会特别是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发达国家已显现无疑，美国许多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已超过了总资产的60，通过科学技术内化而转化为人的现代化之后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历史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城市与农村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知识信息鸿沟，新时期农村的文化脱贫所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不容回避。从国际技术比较看，我国主要农药原药、优质化肥、90的祖父母代原种鸡靠国外进口现代化，温室大棚依赖荷美法，节水技术依赖以色列。从国内看，一方面传统农业本身科技含量低，平均每万名农业劳动者只拥有21名农技人员，与城市每万名职工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800多人相差甚远。而且，由于农村的不发达状态及产业分化程度低下，使得现有的科学技术很难有效的投入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严重影响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所积累的微薄资金又很难为科学技术与第二、三产业有效的结合提供支持，即便注入资金与技术之后，农民除了短暂的城市经历外，并没有效的职业教育来保证产业化的后续发展。四文化贫困分析范式的基本构想 认识并解决农村所面临的问题贫困，应在一种综合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范式正是这样一个科学或某一专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结构，以及整体的元素或范例。“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笔者在初步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文化贫困分析范式，*即在坚持城乡社会对比的视角下，立足农村经济的社会学分析，以农村中传统文化或地区亚文化的结构功能状态为基本研究对象，通过对教育资源、传统文化、制度体制、低俗文化与迷信文化、科学技术与技艺文化等文化指标的考察，从纵向的历时态与横向的共时态出发，研究农村贫困文化形成的动困与结构，探寻先进文化导入与农村贫困文化自身变革交汇结合点，配合于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交流与统筹发展的思路，推动农民农村贫困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与发展，实现农村文化农村贫困客体的现代转化，并通过主客体的外生内化的自增长机制，实现农村文化知识型、开放型、经营型、未来型的全面转型。利用文化贫困的分析范式，我们可以相对清晰的分析农村贫困的内在障碍与外力缺失，直视其决定力量及其文化转型中的选择性困惑。 参考文献：胡鞍钢，熊义态.中国的长远未来与知识发展的战略J中国社会科学2003，(2)Sen,Amartya,1999,DevelopmentasFreedom。李强:中国扶贫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页。M.罗吉斯、J.伯德格着：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页,。张玉林中国城乡教育差距J战略与管理2002石元春发展中国农业科技产业N人民日报200106-1f库恩着，金吾伦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N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