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新探.docx

关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新探内容提要：关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界认为，政治上是：封建社会后期，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思想上是：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笔者认为欠妥：庶族地主不是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农民起义的口号、民族矛盾尖锐与理学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以己意解经”和“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非自北宋才兴起的学风，数学、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与理学的产生无关。另外，宋初的“新旧党争”亦与理学的产生无关。理学是北宋立国的80年后的产物。当时，北宋政治上是：皇帝绝对集权或专制，对外屈膝苟安，兵变与农民起义频繁，上层统治者极度荒淫，“三冗”问题严重等；思想上是：大力宣扬文治，学术上主张儒、释、道合流，思想禁锢等。关键词：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三冗 经筵 半部论语治天下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问题，是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以向理论界专家们求教，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关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界最权威的说法，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该书的绪论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势力的递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锐；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政治条件。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学术思想条件。宋明理学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些历史条件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统治思想。”具体来说，政治条件主要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士族高门，唐末农民战争进一步打击士族高门，包括唐朝新起的勋贵和大臣。”“经过这两次农民战争，身份性地主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庶族地主则因土地兼并的加剧与普遍存在而大量涌现，又通过科举而参加国家政权。历史上也还存在勋贵，也还有贵族的世袭，但是已不复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了。中世纪的等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身份性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势力递嬗。” 农民战争的口号，“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眉提出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而封建社会后期，则明显地转而为财产平均的要求。裘甫、王仙芝、黄巢的罗平、天平、均平、大齐，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最后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民族矛盾尖锐：“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蒙古政权，后来建立了元朝。明朝时期，北方的蒙古、东北的满族，先后与明朝发生战争，最后建立了清朝。”学术思想条件主要是：“北宋时期州县学校兴起，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领域出现了新情况。首先是经学笺注的没落。刘敞着七经小传，废弃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风。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以替换旧的学术思想。其次是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医药、生理学、农学等方面的新成就与探索、达到了可喜的水平。封建社会后期的科学技术着作如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无愧于当时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着作之林。”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很值得商榷。从政治条件看：第一，时间跨度有问题。侯外庐等先生的论述从隋末到清初，他们似乎忘了：理学产生于北宋中期。宋太祖是在公元960年建立宋朝的；宋初理学三先生最长者孙复，是在公元992年宋太宗三年宋立国已32年才出生的。孙复倡导理学可能在50岁左右，因为宋元学案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宋兴80年还不够孕育一种新学说么？因此，探讨理学的产生，应着眼于宋初的80年，而不应主要到隋末或唐末、乃至明末或清初去找原因。第二，庶族地主不是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如果说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是庶族地主，侯外庐等先生也承认，庶族地主产生于隋末，盛于唐代，该阶级并在唐代已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那么，为什么唐代与宋初都没有产生理学，非要等到北宋立国80年后才产生理学？庶族地主思想家们的思想会如此迟滞吗？事实上，北宋中期创立理学的思想家，如二程、司马光等，多为品级或豪族地主阶级，根本不是所谓的庶族地主。这一点，侯外庐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有详细论证，认为：在宋代，真正代表庶族地主思想的是王安石的新学，而理学则是“世族豪贵显官”的思想。因为“北宋道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旧党，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地主的利益。”第三，农民起义的口号与理学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既然农民起义的“均平”口号产生于唐代后期，那么，理学为什么要等到北宋立国的80年后才产生？二者在时间上难吻合。同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口号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后期“转而为财产平均”，也说不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真正口号一直是直指封建政权，根本不是什么“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转而为财产平均”。如秦末陈涉首次起义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亦如此。而“人身安全的保障”、“财产平均”等，只不过是义军在起义过程中，争取民心的某些具体政策而已。第四，民族矛盾尖锐也不能说明理学的产生。中国古代一直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一直较尖锐，如春秋战国、南北朝等时期。而且，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的尖锐程度一点不亚于宋、明时期，为什么南北朝时期没产生理学，偏北宋产生了理学？尤其是，北宋中期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当时的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而是处于平缓时期。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即可为证。怎么能说理学是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产生的呢？从学术思想条件看：第一，“以己意解经”非自北宋才兴起的学风。应当指出：“以己意解经”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不是自刘敞着七经小传始，而是古已有之。早在先秦，公羊对春秋经的阐发，就已完全抛弃了笺注，取而代之的便是“微言大义”；汉代董仲舒、何休对公羊的解释亦如此。那时为什么未产生理学？偏北宋中期的“以己意解经”才产生理学？而且，刘敞着七经小传时，理学已产生。因为理学产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刘敞生于公元1019年，他不可能21岁就着七经小传。所以，他的七经小传只是对理学思维方法的迎合，不是理学产生的思想前提。第二，“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亦然。佛学与道教思想对儒经的渗透，不是宋代特有的现象，早在汉末至唐代，这种渗透关系就一直存在。将“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作为理学产生的一个思想根源，不妥。而且，理学先生们基本都排佛、道，标榜自己是纯儒。第三，宋、明在数学、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上的发展与理学的产生亦无关。要知道，理学的创立者们，都不关注科学。即使是后来的一些理学先生如邵雍，最精通的是数术，而数术非科学。特别是，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侯外庐等先生所说的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未问世。如其中最早的两部着作梦溪笔谈和营造法式，前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090年左右，后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100年；而北宋三先生创立理学，则在公元1040年左右。它们怎么能做为理学产生的科学基础呢？更有甚者，宋、明时期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反理学的！当时，对理学的产生具有决定影响作用的着作是陈抟道士的无极图，但无极图不是科学文献，侯外庐等先生对此只字未敢提。另外，在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关于理学产生的政治条件，还有一个“新旧党争”问题，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守旧党的斗争。不过，在宋明理学史绪论中，此说没再出现。可是，在宋明理学史的正文中，此说又多次被提及。如该书在谈到胡瑗时说，“要理解宋代理学，必须从理学与新学的对立这一线索着眼。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在政治上即是旧党与新党的对峙，双方分别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首”；在谈到石介时说：“石介对王安石新学颇多不满”等。必须指出，王安石是在公元1042年登科，他的新党与新学是在公元1069年前后才形成的，因为他是在此年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而理学产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理学与新党的对立怎么能做为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呢？尤其可笑的是：石介死于公元1045年，他连王安石新学的毛都未见过，怎能“对王安石新学颇多不满”呢？对此，宋明理学史还解释说：“他们的活动时期约晚于宋初三先生二十年左右，但是三先生已经揭开双方对峙的序幕，新旧党争的正式开场是在神宗熙宁年间，但其整个酝酿和发展过程却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仁宗庆历年间。”如，当时“胡瑗所讲是明体达用之说，不同于王安石只讲用而不讲体。这样说王安石是不公允的。”应当指出，这种说法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此时王安石的新学尚未形成，此时王安石也未反对过胡瑗，此时只有胡瑗的“体用”说，王安石反胡瑗的“体用”说最早应在理学产生20年之后！而且，史料显示，此时王安石本人不仅不反胡瑗，还对其大加吹捧，如他在寄赠胡先生诗中说：“独鸣道德惊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高冠大带满门下，奋如百蛰乘春雪。”事实上，理学与新学的斗争，是在理学的后学与王安石之间展开的。如，宋明理学史也不得不承认：“在胡瑗的学生大多数中，其倾向性是很清楚的，他们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反对王安石新学”，如钱公辅、孙觉、滕元发、祝常、周颖、刘彝等；而石介的“许多弟子也是如此”，如范纯仁、祖无择、梁焘、刘挚、文彦博等。理学后学与王安石新学的斗争确实存在，并十分激烈，但不能做为理学产生的社会条件。既然理学产生于北宋立国的80年后，那么探讨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就应主要着眼于这80年。笔者认为：北宋立国的80年，在政治上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皇帝绝对集权或专制。现在，理论界经常有人把集权与专制等同看待，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一直认为，集权与专制是两个性质有别的概念，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是集权达到绝对地步的表现，一般的集权即便有过火之处也不能叫专制，而合理的集权在历史上还有积极作用，应当肯定。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皇权至上，皇权无疑是一种集权，但不是所有的皇权都是绝对集权或专制。如唐代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就只能叫皇帝集权，不能叫专制，因为李世民还能和臣下分权，宰相以下官员都是实权者。专制则不然，皇帝收拢了所有军政大权，臣下的一切行政大权都被削弱或被剥夺。北宋立国的80年就是这样：1、削弱相权。“旧制，凡重大政事，皇帝命宰相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唐及五代，仍用旧制。宋初，范质等为宰相，自以为周室旧臣，内存形迹，又惮帝英明，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从此，坐议之礼废。”其实，宋太祖是有意专制，才废“宰相坐议之礼”的，而范质等“自以为周室旧臣”只是借口而已。这是宋朝皇帝向一切大权独揽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后宋又设“参知政事”，进一步分削相权。2、削弱将军的兵权。赵匡胤一上台，担心其他军官效仿他搞兵变，首先解除了在军队中有影响、有能力和参预他当年搞兵变的一些高层军官的兵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是后，宋削去殿前都检点一职；又使文臣知州，以钳制藩镇；直至藩镇直接隶属朝廷，等等。3、削弱文臣的行政权。宋初皇帝赵匡胤虽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然而，宋重用文臣也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对文臣也不信任。从宋代起，所有文官的官名前都有个“权知”二字。就是说，给你实职，加“权知”字；不给你实职，不加“权知”。这里的“权知”，意思是临时性的，或代理的。如“权知开封府尹”，即“代理开封府尹”。重用文臣的目的，公元972年赵匡胤对赵普说得明白：“五代藩镇暴虐，人民受祸。我选儒臣于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不及武臣一人。”4、削夺“权知贡举”官的“取士权”。如公元962年，太祖诏曰：“及第举人，不得口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就是说，过去科举所取的士都是知举官的门生，现在都改称“天子门生”。后来，又由皇帝最终决定录取。如公元972年，权知贡举扈蒙奏合格进士十一人、诸科十七人。太祖召对于讲武殿，始下诏放榜，是新制。并于公元973年，将其做为常式。第二，对外屈膝苟安。如前所述，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北宋开始还想收回被辽等占去的土地与人民，并抵御他们的入侵，但后来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宋与辽于公元1004年签署了“澶渊之盟”，宋每年要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承认辽对汉人的土地与民人的占领，两国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城池依旧，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公元1006年，宋与西夏仿效与辽的办法，每年“赐”夏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以换取边界的安定。宋真宗在回銮诗中，与群臣唱和，将屈辱妥协说成“胜利”。此后，宋不修边防，罢河北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减军官与兵士。公元1042年，辽再度南侵，宋又以岁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议和了事。公元1042年西夏入侵亦然。宋许每年“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于各节日和仁宗、元昊生日，再共“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着等两万五千匹，茶一万斤。宋将屈辱妥协当做国策。第三，兵变与农民起义频繁。北宋立国80年，大的兵变和农民起义不下十次：如公元963年“汪端起义”，公元982年“刘法定起义”，公元985年“张绍伦起义”，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公元996年“宋斌起义”，公元997年“刘盱起义”，公元999年“王均领导的士兵起义”，公元1001年“刘用起义”、“王寿长起义”，公元1017年“陈进起义”，公元1033年“亭户起义”等。士兵起义，多因军官腐败；农民起义则要求平均土地；盐民起义，则由于对北宋经济政策的不满。应当说，兵变和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像北宋在立国前期就如此频繁，还是绝无仅有的。第四，上层统治者极度荒淫。宋从“杯酒释兵权”起，赵匡胤就告诉被释去兵权的将领：多买良田美妾，歌舞天年。赵光义的儿子益王的假山，极其华丽，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是农民膏脂堆成的“血山”。上行下效，其他官僚也竞营豪宅，建亭榭园林，广蓄歌儿舞女。武将甚至以脔割奴婢为乐。尤其“澶渊之盟”后，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还大兴土木，修建“玉清昭应宫”等，以粉饰太平。第五，“三冗”问题严重。何谓“三冗”？当时宋祁在上疏中说：“天下有定官，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多而无数，三冗也。”也有人认为，三冗指冗兵、冗官、冗费。不管怎么说，冗官、冗兵、冗僧道，自然就产生冗费。“三冗”问题已成为北宋初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的。北宋立国的80年，在学术思想上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大力宣扬文治。北宋开国皇帝虽以勇武闻名，但立国后，一直对武将不放心，勇武也不佳，转而宣扬文治。1、广取士子。宋代的神童诗明着讲：“天子重英豪，文章使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宋不仅把科举的“取士权”收归了皇帝，中举者称“天子门生”，特别是，有时一科取士几十或几百人，而且十五举终场者赐出身。如太祖在970年下诏：“礼部贡院阅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以名闻。”得十五举终场者63人，又取未经终场者43人，并赐出身；太宗在973年，一次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十五举以上184人赐出身，凡五百人赐宴开宝寺，皆授官。2、劝励读书。宋朝皇帝带头读书，如赵光义曾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日进三卷。赵匡胤曾劝赵普读书，赵普后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闻名；还要求武将读书，说：“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之为治之道。”为了能使臣下以及学子们好好读书，宋还经常向臣下及学子赐书。如：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千人，乞赐九经，诏国子监给本；公元988年，赐诸路印本九经，令长吏与众官共阅之；公元992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公元1014年，赐辅臣新印孟子；公元1034年，分赐京兆府、陈州、扬州学堂九经；公元1037年，赐御史台册府元龟及天下图经各一；公元1004年，诏以崇文院所校晋书新本，分赐辅臣等。对此，宋真宗曾夸耀说：“今学者易得书籍。”敏中也吹捧说：“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功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载之盛也。”3、广求亡书、遗书、逸书，及大建藏书阁。宋初80年，至少求亡、遗书、逸书五次：如公元966年诏求得亡书，得1228卷；公元981年诏求医书；984年下诏求遗书；公元1001年，诏天下购馆阁逸书，每卷给千钱，及300卷者，量才录用；公元1036年，又重申“购求馆阁逸书”。公元978年，宋建崇文院藏书；公元988年又置密阁于崇文院，分三馆书万余卷以实其中；公元992年增修密阁；公元1015又创崇文外院，别置三馆书库。宋对图书的管理工作也非常认真，公元1002年，宋真宗命重校龙图阁及后苑藏书；公元1035年，都大提举等共校两库经史8435卷。公元1041年的崇文总目，载藏书30669卷。真宗问书版情况时，国子监祭酒邢昺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此乃儒者逢时之幸也。”4、编书、修书蔚然成风。宋初学术多产，无论官修，还是私修着作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宋初修书，除一般正常国家政策、法令、历书、实录、国史等外，大型的类书就有多部：如公元973年，开宝通礼200卷；公元983年，太平总类，后改名太平御览1000卷；公元1013年，新编修君臣事迹，后赐名册府元龟1000卷；公元986年，文苑英华1000卷；公元987年，神农普救方1000卷；公元1001年，续通典200卷；公元1005年乾坤宝典417卷，等等。有些书既有皇帝的赐名，又有序。第二，学术上主张儒、释、道合流。宋初一直主张儒、释、道并尊。宋初尊儒的特点有：1、传统儒经框架被突破。宋初读经，开始是从中唐沿习下来的九经，至太宗时公元985年，复置明法科：分周易、尚书各为一科，附以论语、孝经、尔雅小三经，毛诗专为一科。真宗时，诏邢昺等校订诸经，先校订了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正义。但：公元992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公元1014年，真宗将新校的孟子分赐辅臣；仁宗时，将中庸单独出来，自己进读。2、释经渐重义理。宋初虽诏邢昺等校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正义，但宋人在对经书的理解上却不拘于旧注，邢昺首撰论语正义、孝经正义以开先河。尽管中兴书目说昺仍详于名物，微言其未选精微，但他实是汉、宋二学之转关。由于邢昺是国子监祭酒，他的这一做法对宋初三先生的影响很大，对理学的产生起了重要做用。3、孔子不断被偶像化。宋初承后周崇儒，赵匡胤在登极的第3年，亲临国子监，增茸祠宇，塑绘先圣、先师像。公元987年，太宗免孔氏后裔租税。真宗：公元997年，以长葛县令孔延世为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并赐九经及太宗御书；公元1008年，诣孔庙，诏加谥曰玄圣文宣王；公元1009年，追封孔子弟子兖公回为国公、费侯闵损等九人为郡公、成伯曾参等六十二人为列侯，后又诏封孔子庙配享鲁史左邱明等十九人为伯爵；公元1011年，诏州城置孔庙；公元1021年，许国子监请以御制至圣文宣王赞和近臣撰的十哲、七十二圣赞镂版，等。 4、皇帝置“经筵”。 宋初皇帝读书，开始只是读杂书，包括历史、小说等，后来逐渐认识到应将精力放在读经上，于是设了“经筵”。即公元999年7月，宋真宗置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这是前代所没有的。5、倡导读书的重中之重是读经。公元1027年，仁宗命中书录中庸进读，获益非浅。于公元1029年下诏说：“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而比来流风之敝，至于会萃小说，割裂前言，竟为浮夸，靡蔓之文，无益治道。礼部申饬学者务明先圣之道，以称朕意。”要求臣下读书应重在读经。关于释氏：后周世宗曾令毁佛像铸造钱币，宋初沿之。至公元967年，太祖诏令勿毁，仍令所在崇奉，但勿更铸，对佛的态度有所改变。太宗时，倡导信佛，建了译经院，选童子习梵学、梵字；亲临译经院，为译经院赐额“传法”；并作圣教序。真宗继续崇佛，作释氏论，认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异迹道同。关于道教：太宗时，曾诏见过道士陈抟。真宗崇道：自公元1008年后，多次诈言“天书”降，改元大中祥符，行封禅，修封禅记；公元1009年，召辅臣至内殿拜“天书”，自是以为常，并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以“天庆”为额，天下始遍有道像；公元1012年，诡称梦神人，诏天下州、府、军、监在天庆观并置圣祖殿；公元1014年，至亳州谒圣祖殿，花巨资建的“玉清昭应宫”成；公元1016年，兖州景灵宫的太极观成，为新校道藏经赐目录，名宝文统目，等。第三，思想禁锢。宋初统治者一面倡导读书，另一面又不断搞思想禁锢。如太祖于公元972年两次禁书，第一次禁私藏玄像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有上书者送官，后又禁释、道私习天文、地理。太宗禁投匿名书告人罪，及作妖言诽谤惑众者，严捕之置于法。真宗再次申严私藏天文、兵法之禁，星算术数人，所在皆部送赴阙。仁宗时，则禁民间结社、祠岳、渎神，私置刀楯旗旛之属等。这才是理学产生的真实的政治和学术思想条件。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8页；第5-6页；第7-8页；第31-44页；第31-44页。宋元学案第二卷。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第1版，第501页；第496-510页。史记陈涉世家。八所院校历史系：简明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136页。王运熙主编：王安石散文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9月第1版，第225页。临川先生文集第十三卷。张习孔等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87页；第121页；第95页；第119页；第244页；第114页；第130页；第94页；第205页；第239页；第195页；第231页。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284页；第236页。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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