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东西方兼顾外交战略的特点_于宁宁.pdf

42【摘要】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由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的失败，俄罗斯帝国开始调整外交战略，调转方向向东方进军，外交战略上表现出明显的东西方兼顾的特征。这种东西方兼顾的特征在外交形态上表现为均势外交与优势外交并举，俄罗斯帝国努力在西方推进均势外交以恢复和维持大国地位，在东方则推行优势外交获取更多利益以弥补在西方的损失。这种双重外交形态并举的现状，成了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韬光养晦的主要外交内容。【关键词】外交战略；东西方；均势外交；优势外交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东西方兼顾外交战略的特点于宁宁（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学术之窗南方论刊2023 年第 4 期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克里米亚战争的战败使得俄罗斯帝国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以韬光养晦为立国之道，在休养生息中谋求机会以待再次复兴。在外交战略上，俄罗斯帝国表现出鲜明的东西方兼顾的特点，既留恋、关注、徘徊于西方，时刻密切注意近东问题的走势，时刻利用结盟外交恢复和提升俄罗斯帝国国际地位，同时又在东方世界大肆扩张，利用军事冒险获利补齐在西方世界的损失。就外交形态上看，这种东西方兼顾的外交战略呈现出鲜明的均势外交和优势外交并举的特点。一、俄罗斯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均势外交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典型的均势外交发展史。虽然在不同时期充斥着欧洲大国争霸斗争，但最终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打压下去，这就是均势外交的特殊性。“均势运转的机制如同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转法则一样，都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决定了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多国体系中，它决定了现实国家关系中力量自动走向平衡的均势。”145对俄罗斯而言，均势外交的概念在俄罗斯外交史中很少被明确提及，但在与西方国家交往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俄罗斯外交中所包含的均势外交的因素，这是俄罗斯帝国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外交史是在 1682 年随着彼得大帝的即位而开始的”24，之后俄罗斯逐渐被纳入到欧洲国际关系中。17 世纪，均势原则是俄罗斯与欧洲大国相处的外交模式之一。由于法国在中欧采取东方藩篱政策，把俄罗斯隔绝在了欧洲之外。“西欧外交活动的步调，主要即由法国君主的行动，以及对抗这些行动的努力所决定。当时的英国、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波兰、瑞典和荷兰等其他主要国家，无不受法国的活动所左右。”21 因此，俄罗斯通常采取联合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对抗法国的政策。18 世纪，欧洲大国战事不断，但欧洲始终维持在均势格局中。七年战争前，普鲁士力量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俄罗斯向西扩张的障碍。为此，伊丽莎白女王采取与法国和奥地利结盟共同抵制普鲁士的政策。彼得三世即位后，俄罗斯与普鲁士议和，双方共同约定保持欧洲均衡。此后，借助普鲁士维持欧洲均势格局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显著特征。对此，恩格斯评论道：“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愈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32319 世纪初，拿破仑征服欧洲大部分地区，俄罗斯加入反法联盟并最终在 1812 年卫国战争中将拿破仑拉下神坛，保持了欧洲均势。此后，俄罗斯与欧洲大国先后缔结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并利用自己的实力推行优势外交。然而，好景不长。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的落败，俄罗斯霸权衰落。因此，亚历山大二世放弃了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宪兵的角色，转而谋求全面均势以保住自身的地位。1856 至 1863 年，俄罗斯巧妙运用大国制衡机制与法国联合，以对抗英奥的打压与挑衅。1863 年后，俄罗斯开始与普鲁士合作，并默许了德国的统一。德国统一彻底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其综合国力超过了俄罗斯和法国，俄罗斯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纵横捭阖于中欧地区。为了保证西部领土的安全，俄罗斯需要在大陆联盟体系中重新定位，以保持欧洲均衡维护自身利益。俾斯麦为防止法国与俄奥接近精心设计了三皇同盟，极力拉拢俄罗斯与奥匈。1873 年，俾斯麦对俄罗斯在德国统一过程中的帮助表示：“普鲁士表示感谢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俄国去利用普鲁士在东方拥有的全部影响。”452 对俄罗斯而言，三皇同盟可以有效防范德奥合作，并利用德国因素加重自身在近东问题中与英国抗衡的筹码。因此，三皇同盟对俄罗斯而言是一种典型的彼此抗衡的机制。在加入三皇同盟时，俄罗斯明确表示：该同盟不能影响俄罗斯对法政策的独立性。哥尔查科夫会见法国驻柏林大使时明确指出：“我已向您说过这一点，而且乐意再说一遍，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445 显然，俄罗斯加入三皇同盟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更是利用均势外交的作用谋求更大利益的战略选择。然而，随着具有反俄性质的德奥同盟、三国同盟和德奥罗同盟的建立，俄德再保险条约续订无望，俄罗斯通过三皇同盟保持欧洲均势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为43此，俄罗斯只能寻求俄法合作对抗三国同盟以建立新的均势。1892 年 8 月，俄法签订法俄军事协定。经1893 和 1894 年俄法两国政府信函往来，俄法正式结盟。俄法同盟的形成标志“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匈。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这一或那一阵营周围”349，欧洲国际关系进入了三国同盟与法俄同盟对峙的新格局。由此可见，俄罗斯在西方虽不是均势外交的首倡者，却在国际关系中一直遵循并奉行了均势外交的原则，这一点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二、俄罗斯帝国在近东问题中的均势外交近东问题的争夺中，从纸面策略看，俄罗斯可参考的策略主要有五个。第一，利用地缘优势占领土耳其；第二，与欧洲大国合作肢解土耳其；第三，通过内部改革强化土耳其的俄罗斯化；第四，推行斯拉夫主义支持土耳其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五，保持现状伺机而动。从现实情况看，占领土耳其既不现实又不可能，俄罗斯的国力是无法承担占领后果的；由于利益的彼此交叉，与欧洲大国的合作困难重重，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归属权就会引爆大国的纷争；土耳其俄罗斯化的前提是俄罗斯掌控土耳其的命运，控制土耳其的走势，前提条件根本无法实现；斯拉夫主义支持下的民族解放运动势必会导致新建国家的俄罗斯化，显然，英法等国是不会同意的。因此，在近东问题中采取均势外交的战略是俄罗斯帝国的主要选择。保持现状既不会激化欧洲大国间的矛盾，又可以有效控制土耳其政府获得利益。18 世纪，俄罗斯通过俄土战争先后逼迫土耳其签订库楚克一凯纳吉条约和雅西和约，打通了南方出海口，控制了整个黑海北岸地区。进入 19 世纪，英国为确保通往印度的道路畅通无阻，时刻关注俄罗斯在近东地区力量的变化。法国在近东问题上与英国合作，共同反对俄罗斯。奥地利担心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会影响自己的政治稳定，与俄罗斯在近东展开激烈争夺。1853至 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罗斯帝国主动发起的改变近东局势的战争。战败的结果证明，积极冒进的近东政策是不适合俄罗斯帝国的，巴黎和约严重束缚了俄罗斯，废除黑海中立化对俄罗斯的限制就成了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1856 年以后，在近东问题上能够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不多。英国垄断了地中海市场，广阔的亚洲市场对英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维持现状是英国的第一政策选择，不会支持俄罗斯恢复权益。俄罗斯是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奥地利自然不会支持俄罗斯。因而，亚历山大二世将支持者的选择放在了法国身上。1856至1863年，俄法确实达成了合作，但法国在废除 巴黎和约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因此，亚历山大二世把寻求支持者的第二个目标放在了普鲁士。1863 至1870 年，俄普结成了同盟，相互利用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求。1863 年俄属波兰爆发起义，俾斯麦给予俄罗斯镇压起义者的方便，以笼络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6 年，俄普达成口头协议，俄罗斯帝国在北德意志联盟建立过程中保持中立，普鲁士支持俄罗斯废除巴黎和约的有关条款。1868 年，俄普达成协议，亚历山大二世承诺在普法战争中牵制奥地利，如奥地利参战，俄罗斯将军事支援普鲁士；普鲁士支持俄罗斯废除黑海中立化的要求。德国统一后，哥尔查科夫利用有利时机伺机而动，最终在 1871 年以伦敦公约的形式废除了限制沿海国家在黑海拥有军舰的条款，俄罗斯帝国终于恢复了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权利。显然，俄罗斯帝国在近东问题上的政策应该遵循两个原则，第一，防止俄罗斯介入任何牵制自己发展的复杂事件中；第二，全力防止欧洲均势局面的变化，阻止对俄罗斯帝国利益或政治形势造成损害。1873 年，三皇同盟的缔结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俄罗斯与土耳其交战的后顾之忧。亚历山大二世利用斯拉夫主义支持巴尔干的革命势头，在一系列外交准备后于1877年发动俄土战争。俄罗斯虽然迫使土耳其签订了 圣斯特法诺条约，暂时打破了近东地区的均势局面，但在随后的柏林会议上又不得不与欧洲大国签订柏林条约重新恢复近东地区的均势。这次俄土战争，俄罗斯虽然在战前做了精心准备，但终究没能避免战后的沮丧。客观地看，这不是俄罗斯帝国外交的失败，更不能简单归结为军事落后或国力不济。黑海海峡问题实在是太敏感了，这是东方问题的症结所在，所有欧洲大国都觊觎良久，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单独占有。可见，在近东问题上，均势外交是最适宜俄罗斯帝国的，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在东方问题上是无法挣脱均势外交的，以俄罗斯帝国的力量暂时还无法突破近东地区的格局，保持均势显然是最有利的选择。三、俄罗斯帝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优势外交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积极扩张，外交形态上是典型的优势外交。凭借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俄罗斯轻而易举地奠定了亚洲边界。（一）俄罗斯帝国对中亚的征服中亚地区自东向西，依次为浩罕、布哈拉和希瓦汗国。1807 至 1838 年，俄罗斯帝国曾 14 次远征中亚，但均未获成功。1839 年，远征希瓦失败后，俄罗斯帝国开始改变策略，在哈萨克草原东西两侧构筑新西伯利亚碉堡线和锡尔河碉堡线以包抄哈萨克草原围堵中亚三个汗国。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罗斯帝国受国力所限无暇东顾，暂缓了对中亚的军事进攻。克里米亚战败后，亚历山大二世调整外交战略方向，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重点转向东方。就其原因而言，首先，东西方利益的互补。俄罗斯帝国在西方扩张受阻，丧失了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急于从东方获得补偿。其次，为了获取更多的棉花。就俄罗斯帝国自身经济发展特点而言，棉纺织业自 19 世纪以来逐渐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工业部门，棉花来源主要是美国。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后，美国的棉花供给量严重不足，且价格昂贵，“19 世纪中叶，美国棉花的进口量急剧减少，俄罗斯纺织原料严重短缺，棉花价格迅速上涨，1861 至 1865 年，棉花价格由 2 卢布 50 戈比/普特迅速增加到 22 卢布/普特”598。为了应对棉花危机，俄罗斯不得不寻求新的棉花来源。中亚地区盛产棉花，质好价廉，自然成为俄罗斯工商业者的首选。因此，工商业企业主联名上书亚历山大二世，强调中亚棉花的重要性，请求准许他们在布哈拉等地经商，要求俄罗斯帝国政府在中亚设立领事馆，加快对中亚的征服脚步。再次，44牵制英国以增强俄罗斯帝国的影响力。一旦俄罗斯占据中亚，便可随时南下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还可以在外交上起到牵制英国的作用。最后，与俄罗斯的安全观有关。俄罗斯帝国在领土扩张中始终存在“自然边界”的意识，以军事手段征服邻近地区来实现领土的安全，这既具有地缘战略的考虑，又兼具殖民扩张的特点。俄罗斯帝国因没有海外领土，其扩张主要集中于陆地领土扩张，属于大陆帝国主义的扩张类型。为了寻求侵占领土的安全属性，俄罗斯就不得不将扩张持续下去，用征服更多的领土实现侵占地区的安全，直到新边界遇到自然屏障的阻碍。中亚地区散落的游牧部落侵扰俄罗斯土地，劫掠俄罗斯商队，浩罕、布哈拉、希瓦三个汗国统治集团的内讧、内部社会冲突和混乱又为英国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提供了条件，因此，俄罗斯帝国势必会从稳固边界的地缘政治因素出发解决这种不安状况。对此，帝国军事部门主张以武力方式解决，而外交部门则建议采取谨慎的做法，避免同英国发生冲突，集中精力于俄罗斯国内的改革。中亚问题曾引起俄罗斯社会舆论的关注，民众的意愿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复仇之地不应在中亚。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关心的不只是复仇问题，还包括构建帝国安全的缓冲地带。1863 年 1 月，波兰问题出现后，英国积极主张声援波兰起义者，哥尔查科夫认定英国是欧洲反俄的领导者。对此，时任俄罗斯帝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司长官的伊格纳季耶夫上呈报告说：“必须要使我们的东方和西方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并相互服务”6361，陆军部长米留金认为要“通过在中亚的示威性行动吸引英国对波兰问题的注意力”6361。1863 年 2 月，亚历山大二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在中亚展开军事行动。12 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俄罗斯陆军部制定的进攻中亚的计划，发出号令大举进攻中亚。1864 年 9 月，俄罗斯军队占领浩罕汗国军事重地奇姆肯特。为了平息其他大国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焦虑，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于 11 月 21 日发表声明，表示俄罗斯此举是为了取得一个固定的边疆，俄罗斯对中亚的军事行动将止于奇姆肯特。然而，半年之后，俄罗斯发动对塔什干的军事进攻。塔什干地处浩罕北部，是进入浩罕和布哈拉的门户，更是中亚的经济重心和转运贸易枢纽。1865 年 6 月，俄罗斯军队攻陷塔什干。1867 年，俄罗斯在塔什干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直属俄罗斯陆军部。1868 年 2 月，俄罗斯与浩罕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浩罕汗国沦为俄罗斯帝国的附庸。1866 年 5 月，俄罗斯以布哈拉干涉浩罕事务为由，向布哈拉发动军事进攻。1868 年 5 月，俄罗斯军队攻陷撒马尔罕，6 月击溃布哈拉主力军队。之后，俄罗斯迫使布哈拉汗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和约：“布哈拉承认俄国吞并霍占特、乌拉丘别和吉扎克，并将撒马尔罕和卡塔库尔干割让给俄国，向俄国赔款 50 万卢布。”7143 这样，布哈拉汗国沦为俄罗斯帝国的附庸。1869 年 11 月，俄罗斯军队占领里海东岸的克拉斯诺沃斯克，对希瓦汗国形成东、西、北三面包围之势。1873 年 5 月，俄罗斯军队四路出兵攻陷希瓦。8 月 24 日，希瓦被迫与俄罗斯签订和约，承认是俄罗斯帝国的藩属。这样，俄罗斯帝国用 26 年的时间征服了中亚三个汗国，将自身的势力范围深入到了中亚腹地，极大地补偿了俄罗斯在西方扩张失利造成的损失。（二）俄罗斯帝国在中国的掠夺在远东，俄罗斯以武力胁迫的方式逼迫清政府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窃取中国大片领土，给中国留下了无法抚平的硬性历史创伤。鸦片战争爆发后，俄罗斯试图利用战争之机在中国争取更大的利益。1857 年 2 月，俄罗斯帝国外交部批准指令：“利用英法在中国的行动极其迅速地解决俄中争端，首先是确定黑龙江及西部边界问题”8135。1858 年，俄罗斯逼迫清政府签订缓挥条约，割占 60 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瑷珲条约 使中国领土和主权蒙受重大损失，马克思评论瑷珲条约时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934-351860 年，俄罗斯迫使清政府签订 北京条约，割占4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通过 瑷珲条约 和 北京条约，俄罗斯攫取了巨额利益，超额弥补了克里米亚战争落败遭受的损失。1864 年 10 月 7 日，俄罗斯帝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 至 1870 年，俄罗斯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三个子约，即科布多界约乌里雅苏台界约塔尔巴哈台界约，共计割占了中国西北边疆约 44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1年 2 月 24 日，中俄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之后，中俄在 1882 年至 1884 年间先后订立伊犁界约喀什葛尔界约 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 续勘喀什葛尔界约，俄罗斯割占中国 7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俄罗斯的经济扩张由此延伸到了中国腹地，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给清政府西北地区的边务、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俄罗斯在东方世界攫取了巨额利益，但东方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并不是主要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和财政部对帝国在东方世界新占领土缺乏足够的热心和耐心，他们判定俄罗斯在亚洲获取的土地难以防御，经济价值不大，无法缓解帝国财政困难。西部领土安全问题和国内正常运转上的资金消耗已经非常大了，俄罗斯不会再为帝国外围地带支付资金。此外，克里米亚战争后，俄罗斯西部领土的防卫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加之俄罗斯朝野上下的西方情节，虽然在亚洲的优势外交为俄罗斯帝国带来了巨额利益，但东方世界不是帝国外交战略的主要方向，吸引俄罗斯人注意力的仍然是近东问题。简言之，在亚洲征服取得的成就不足以抵消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耻辱。因此，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在东方世界的优势外交是无法与在西方世界的均势外交相比的，东方始终居于次要位置，西方居于主要位置。本文基金项目为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BSS063）。参考文献：1Inis L.Claude Jr.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2.452 美 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 苏 波将金.外交史 第 2 卷 M.上海:三联书店,1979.5.,-M.-,1958.6 陈新明.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7 白建才.俄罗斯帝国 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8.XIX M.:,199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作者简介：于宁宁（1981-），男，汉族，黑龙江安达人，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国际关系研究。责任编辑/吴冬梅（上接第 22 页）学习教育，有利于各层级党员干部带头学深悟透党的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上自上而下地以党带团、以团促学，分层级分专业分类别地宣扬党的优良作风，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二）坚持弘扬斗争精神增强知难而上斗争本领各层级、各领域要树立争先创优的意识，在实践活动中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难题挑战，进行许多能锤炼党性的活动，提升自身和党员队伍的斗争能力。学者侯玉环表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落实斗争精神，就要在整个实践过程中把握好三个统一，即在实践起点上，坚持方向与立场相统一；在实践过程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实践落脚点上坚持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9从三个统一的观点来分析，斗争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方法论。任何科学理论只有付诸实践，为人民所掌握并加以现实的检验，才能体现出其价值。因而，在实际生活中既要注重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等经典著作，又要在考虑主客观因素和隐藏风险挑战的情况下，坚守底线和红线，树立系统观念增强战略思维，灵活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成就和重要经验指导实际活动。因此，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铭记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精神，我们要坚持弘扬斗争精神增强知难而上斗争本领，将斗争精神融入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轻言放弃，勇毅前行，永葆党的先进本色。（三）坚定理想信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全体中华儿女要主动将个人事业发展与祖国事业相融合，将个人行动自觉与国家行动结合起来，不做威胁国家安全的事情，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此外，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承接上级工作任务时要聚焦基层群众问题，坚持为群众办实事，解决群众急愁难盼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等专项活动，拓展民众反馈渠道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让人民群众更大程度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来，提出更多有利于民生的意见建议，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全党必须一以贯之学懂弄通“三个务必”的基本内涵，明了它们的内在逻辑，贯彻落实“三个务必”行为准则。明确“三个务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管党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党永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牢牢掌握历史主动话语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的科学指南。基金项目：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体制机制研究”（21BKS153），主持人黄浩。参考文献：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1.2郝立新、臧峰宇.历史唯物主义党员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4.3 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 30 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韩树英.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16.5 丁 俊 萍,李 泽 鑫.新 时 代“三 个 务 必”的 内涵、结构与进路 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01):33-45+2.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3.7 郭岩.“三个务必”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J.党政研究网络首发论文,2022(6).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80.9 侯玉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内容体系与实践要求 J.理论学刊,2022(3).作者简介：1.黄建华（1995-），女，汉族，广东省茂名市人，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黄浩（1970-），男，汉族，湖北省枣阳市人，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责任编辑/陆一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