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_于振冲.pdf

49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于振冲【内容摘要】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 Nvivo12 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 19912020 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关键词】日本外交蓝皮书 对华认知质性文本分析国家形象后结构主义【中图分类号】D81/87 【文章编号】1003-4048(2023)01-0049-1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6/ki.rbyj.2023.01.0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日本对华舆论形成的结构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BXW051）【作者简介】于振冲，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中心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9）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一、引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逾 50 年的大背景下，中日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已经连续十二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日本依然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1但是日本国内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认识却在进一步恶化：两国政治因现实利益、历史问题及国民感情上的冲突等原因导致碰撞不断；一些日本政治家热衷于发表“中国威胁”等对华强硬言论；日本媒体不断将中国打上“傲慢”“强权”“军事挑衅”的国家形象标签；日本社会出现严重的“厌中”情绪，日本民众不断将中国视为“威胁”的观念固化。尽管经过数年努力，两国首脑在 2019 年确认中日双方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2但 2020 年 11 月日本智库言论 NPO第 16 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约 90%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有负面印象，且对华反感的前五位政治研究50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原因分别是：钓鱼岛、国际规则、大国行动、政治体制和历史批判。3 2021 年第 17 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华态度下滑的态势没有改善，超过 9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只有 2.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日中关系“良好”，越来越多的人将当前两国关系的状态归咎于两国政府之间缺乏信任和一些政客的不当行为。4此种情形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到底是什么？回顾过往学者在日本对华认识领域的研究，可以看到学者们的尝试既有宏观视角下对框架和沿革的探讨，也有在微观层面对个别任务或问题的深入研究。如，在宏观视角中，周维宏教授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将日本社会的中国认知主体进行了划分，建构了日本对华认知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杨栋梁教授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是基于原始文献和档案资料对近代以来日本中国观演变规律和本质特征的探讨，侧重于时间维度的宏观梳理。在微观视角中，日本学者马场公彦认为日本人的中国偏见主要来源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过度关注带来的期待偏差和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抗拒感；5田庆立和程永明教授认为日本政界、经济界、大众传媒、学界和国民在对华认知和最终形成对华决策方面的作用上是逐级递减的；6田庆立教授还就政治家的中国观进行了类比分析，认为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经历了从“建设性接触”到“战略性防范”的变迁，逐步完成了由“友好第一”向“竞争对手”角色认定的转变；7朱锋教授也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是一种“从正视到竞合转变”的过程。8既往研究成果丰硕，具有较深的学术积淀和影响力。在当前的中日关系中，“竞合”关系描述的正是当前中日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合作的结构性关系。那么，在当下中日两国“从正视到竞合”的外交互动中，外交行为究竟建构了什么样的对华认知？这些对华认知的内容是否发生变化或发生了哪些变化？基于这些对华认知的意象，日本对中国的反馈和呈现是什么？日本在中日互动议题中，对于互动“他者”中国，究竟激活了怎样的认知和身份？这些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对中日关系形成影响？可以说，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日本对华认知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课题。日本外务省每年公布的外交蓝皮书都是对前一年日本外交整体态势的仔细梳理，并对今后的外交政策做通盘展望，可以说是服务于日本外交战略的纲领性文件。9而且作为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官方报告，外交蓝皮书中呈现的日本对华认知无疑具有知觉高度一致及稳定的特征，中国形象的标签较为固定及清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表现与形态。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不断转变，外交蓝皮书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微妙变化。其具体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以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通过对 1991 年度至 2020 年度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有关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文本编码分析，以展示出日本政府对华认知的变化，并希望能够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二、理论依据在对国家形象的概念进行定义时，学者普遍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既不是单维的事实性概念，也不是线性的观念性概念，它是一个融合实体、反映和认知等多重内涵的结构性概念；在对国家形象进行理论定位时，当前学界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维度的研究偏向：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偏向、基于国际关系视角的外部偏向和基于舆论研究的新闻偏向。10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一国国家形象包含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两个层次，是在与他国的关系或结构中得到相互确认、认同而形成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国家形象的性质，这就是国家形象的结构性。11“国家形象理论”的奠基人肯尼斯博尔丁认为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有三个重要维度：国家的地理空间、外部对其的敌意和友谊、外部对该国的强弱判断。12后续研究者继承和推进了这种路径，如理查德赫尔曼提出了 在撰写本文前，笔者已对 1991年度至 2020 年度 外交蓝皮书 涉及中国部分的文本进行了翻译，因此本研究的编码文本是团队翻译版本，非原文直接编码。51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相对国力、威胁与机遇、文化比较是影响外交政策判断的三要素，也是国家形象三个最重要的自变量。13 1980 年代末，强调话语在世界政治中作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兴起，认为可以以话语为切入点来研究国家身份和对外政策。因此身份研究就完全变成一种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14在具体分析时，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建构身份或是形象，第一是关注“单个自我”还是“多个自我”；第二是研究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还是一个更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三是研究某个对外政策事件还是多个事件。行为体身份建构的具体内容则主要沿着空间（Spatiality）、时间（Temporality）和道义（Ethicality）三种维度展开：空间维度通常涉及边界、外空间的划定及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差别等；时间维度主要强调发展、转化、持续、变化、重复或停滞等；道义维度主要强调一种责任感，在国际关系中经常是一种国际道德和对国家政治担负的责任，如人权、人道主义责任等。15国家形象的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促使我们以一种更加批判的视角来反思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形象问题，不仅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结构性互动会影响外部环境对该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而且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论，使得我们可以将对外政策的文本也纳入对身份和形象的认识过程中。政策文本分析是通过选取政策文本中的特征项分析文本制定者的意图和目的，通过特定关键词的使用频次和文本的语义推断制定者的特定立场、观点、价值和利益。16由此，本研究拟结合理论背景和资料，按照质性研究方法的设计指导，利用 Nvivo12 分析软件，以日本外交蓝皮书中的中国部分为蓝本，采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式，通过文本表层信息发掘文本深层含义。研究过程分为四个主要步骤：产生研究问题、进行三级编码、分析编码、生成结论。三、研究设计（一）资料收集与整理本研究首先选取 1991 年度至 2020 年度的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文本，并基于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双边关系分值统计出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年度分值（19902019），选取两国关系走势的转折年份 19902004、20052007、20082012 和 20132019 共四段时间节点，一共分为 4 个文件导入 Nvivo12 分析软件，进行时间阶段横向维度的研究；其次，通过质性文本分析法针对目标文本建构涉华内容的分析类目体系；再次，依据政策分析类目体系对文件中的内容进行政策评估分析，找到文本对华认识中的重点；最后，依据政策分析结果探索日本外交蓝皮书构建中国认知的维度和框架，以此作为意见建议和部分依据。为确保分析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本研究采用人工分析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图1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年度分值（19902019年）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日双边关系赋值表自制。http:/ Nvivo2 软件研究项目，将资料导入软件项目。根据质性文本分析实践中的资料编码程序对全文进行三级编码：开放式编码、主题编码、核心编码，在最终归纳结束后参照理论饱和度检验的手段来验证资料的提取是否充实，结论是否完整。整个编码程序是先分解资料再逐渐综合回归的过程，包括三个原则：科学的逻辑、编码典范和互动的思考，从而形成既有理论又有丰富资料的研究。本文的具体操作过程为：首先,对导入的文本资料进行首次开放编码即主题编码过程，在编码结束后形成的主题编码样本基础上，开始第二次开放编码，将第一次开放编码形成的主题编码进一步范畴化和概念化。本文对 8 万余字的文本资料展开逐行编码后，总共识别了 1079 个节点标签。其次，将提取出的内容进行细分归类，对形成的概念进行不断比较，对相似的概念进行整合，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了 48 个范畴。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52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表1开放式编码主题编码示例资料来源：根据Nvivo12编码分析结果制作。表2开放式编码概念化与范畴化示例资料来源：根据Nvivo12编码分析结果制作。再次，结合既有研究中对中国形象界定的相关指标，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 48 个范畴根据情境和因果条件等联系提炼归纳为 12 个主范畴。从本研究的原始资料和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范畴中可以看出，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遵循了“中国国内中日互动国际互动”的维度模式或者场景模式。从次，结合研究目的对主范畴进一步归纳和提升，在“中国国内中日互动国际互动”的维度基础上形成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军事形象和社会形象共 4 个核心范畴，其中，政治形象和经济形象是日本外交蓝皮书在中国形象的建构方面的重点。核心范畴、主范畴和初始范畴编码结果详见表 3。最后，本文在理论饱和度检验这一环节，抽选了 20092013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资料，采取了两种方式进行检验：首先采取背靠背编码的方式进行编码一致性的检验，由课题组另一成员对原始材料进行规范的三级编码处理，对各自编码结果进行反复商榷、比对与校正，尽力确保编码的客观性及合理性。编码结束后，将两份初始编码结果进行比较，一致的初始编码个数为 141个，编码一致性为 0.84；其次进行编码范畴的检验，20092013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对华认知内容的再次编码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在对华认知的四个主范畴内部，均未发现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因此，本研究的编码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由此可以得出，日本外交蓝皮书所反映的对华认知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四、编码结果分析由日本 19912020 年度外交蓝皮书的编码可见，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国际环境下，日本外交蓝皮书所反映的对华认知侧重点各有不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多个领域，其中多为对行为或互动的描述，少部分内容带有对事件或行为的评价，且评价也有正向和负向之分。总体而言，外交蓝皮书所反映的日本对华认知存在地缘结构性的三个视角，即单边、双边和多边的认知视角，分别认识和观察了中国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53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一）对中国政治的认知与标签在中国国内政治领域，参考编码结果可知，日本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关注集中在执政党和政权两个方面，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但是对中国在处理政权稳定隐患方面表示了关注。对于中国共产党，存在“强力政党”“审时度势”“改革促发展”“亲民路线”和“社会治理”共五个形象标签。以“强力政党”标签为例，该标签共有 42 个支撑参考点，主要体现为强化贯彻指导思想（14）、重视提高执政能力（9）、重视解决党内腐败（9）、巩固习近平领导地位（6）和重视党的建设（4）共五个方面。其中，“重视解决党内腐表3日本外交蓝皮书编码结果表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并对此作出了评价。资料来源：根据Nvivo12编码分析结果制作。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54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败”这一形象的 9 个参考点分别来自 19902004（2）、20082012（2）和 20132020（5），文 字表述覆盖率分别为 0.34%、0.23%和 1.79%，可见，在 20132020 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下大力气解决党内腐败问题，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评价也越来越正面。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标签中，整体情感表达趋于正向，但在中国政权形象的 3个标签中，整体情感表达较为负向，其中“存在安定隐患”这一形象标签涉及 22 个参考点，分别是“与台湾关系（11）”“少数民族问题（3）”“腐败（3）”“香港局势（3）”和“内部矛盾（2）”。“强力维稳手段”和“稳定领导体制”各有 14 个参考点，其中负向节点主要出现在编码“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和编码“应对民众抗议”中，显示出这些领域是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内政问题的关注重点。在中日政治互动领域，编码结果显示，外交蓝皮书从中日政治合作、中日政治冲突和中日政治关系三部分对中日政治互动进行了认知，编码后参考节点的数量分别是 58、130 和 172 个。总体来看，外交蓝皮书在中日政治互动中形成的中国认知，对中日政治互动的界定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172个中日政治关系的编码参考节点中，中日关系呈现消极走向的支撑点为 72 个。换言之，编码归属于“中日政治冲突”和“中日关系消极走向”的参考节点数量占整节编码数量的三分之二，可见在中日政治互动领域，整体情感走向较为负向。在双边关系方面，中日政治关系是“面向未来（6）”“进入新阶段（4）”和“进入 21 世纪的友好关系（2）”，中国是“合作伙伴（8）”，是“日本发展的机会（6）”，双方要构建“战略互惠关系（16）”；同时，中日关系中“摩擦不可避免（8）”，“出现困难倒退（4）”局面，且“单方面态度强硬（13）”；另外“香港台湾的重要性”被外交蓝皮书提及多达 47 个节点，尤其是“台湾地区的重要地位（42）”不仅贯穿 1990 年至今的全部外交蓝皮书，更是在 2013 年至今都被明确提升为“是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拥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的重要伙伴，也是重要的朋友”。成为双边政治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在中日双方政治冲突部分，编码集中在三个问题，即“钓鱼岛问题（75）”“东海问题（32）”和“台湾问题（23）”。其中，在“钓鱼岛问题（75）”编码中，外交蓝皮书对中国行动的认知分别是“入侵领海领空（22）”“单方面主张所有权（6）”和“组织抗议行动（5）”；“东海问题（32）”编码对中国行动的认知分别是“单方面资源开发（17）”“单方面延期谈判（7）”“周边海域海洋调查（6）”和“中国渔船违规违法（2）”，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海问题的 32 个制程节点中，有 26 个节点来自20132020 年度外交蓝皮书，中国“单方面资源开发”认知的全部 17 个支撑节点更是全部来自此阶段。在国际政治互动领域，外交蓝皮书中的中国形象总体而言较为积极，支撑节点有“参与构建国际秩序（35）”“积极参与区域周边际事务（20）”“开展双边对话和外交（17）”“加强对外宣传力度（15）”，中国将国际政治互动的重点放在国际秩序与周边环境的构建方面，一方面“试图主导区域国际事务（14）”，“不断建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1）”，“开展全方位外交（10）”，另一方面“重视周边关系（6）”“致力于周边冲突的解决（5）”，“积极搭建地区内合作框架（4）”。在开展积极外交行动的同时，外交蓝皮书认为中国致力于强化对外宣传力度（15），积极营造和平形象（10），且不断明确国家立场和国家利益（5）。但是外交蓝皮书也认为，中国“与国际政治环境存在冲突（12）”，不仅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领海冲突（5），还与若干发达国家存在政治分歧（4），在开放程度和透明性上存在欠缺（3）。从时间范围来看，2013 年以来，对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互动领域的负面编码主要集中在周边领土领海冲突。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其他负面形象的逐步改善，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中国实力和周边影响力的增强。（二）对中国经济的认知与标签在对中国国内经济的认知方面，外交蓝皮书编码集中关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44）”“经济发展速度（27）”和“政府的经济手段（22）”三大方面。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中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55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过程是全世界瞩目的，支撑节点有 19 个；而 8 个标记为增速放缓的参考节点，在文本内容方面也是相较于中国自身的高速而言相对放缓，实际增长率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但与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认可相比，外交蓝皮书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认知整体存在较为负面的走向。“出现经济发展问题”和“经济发展质量较好”的支撑编码数量分别为 30 和14，经济发展质量体现在 GDP 增长、经济手段奏效、金融市场稳定、贸易盈余、外资投资增加等编码中，“经济高速增长出现负面社会问题（9）”“国内经济形势复杂（9）”和“面临诸多经济发展课题（8）”则是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质量持谨慎态度的前三大指标。特别是在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认识方面，几乎全部“经济形势复杂”的标签都出现在 2013 年之后的外交蓝皮书中，文字表述覆盖率达 1.4%，可见日本对中国经济发展抱以极高关注度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认知是复杂的。在中日经济互动层面的 98 个编码参考点中，“中日经济合作”的支撑编码点达 46 个，在合作内容方面，中日两国致力于“面向双方国内经济发展（25）”和“解决双方经济冲突（14）”，还将经济互动延伸到“面向区域和世界发展（7）”的层面。从编码结果来看，中日经济合作的主要支撑手段依然来自于经济外交，“高层和民间层面的经济交流与对话（15）”不仅致力于双方国内经济发展，在解决双方经济冲突问题上也是起到了引领作用，如“东海资源开发问题（5）”“日本食品出口问题（5）”和“中日渔业协定的签署（4）”等，都是“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的某种表现。在“中日经济关系”的 39 个支撑编码点中，外交蓝皮书对于中日经济关系的整体看法也是相对积极的，包括“中日经贸依存关系强（24）”和“人员交流深入（10）”等参考点。对于中日经济关系的负面部分，外交蓝皮书认为要防范部分“经济摩擦（3）”以及“中日关系紧张影响经济（2）”，例如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2）”“投资优惠收紧（2）”和“抵制日货现象（2）”等都是中日经济冲突的体现。但整体来看，中日经济关系呈现整体向好的趋势，中日互动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相对正面。在国际多边舞台上，外交蓝皮书对中国经济形象的编码集中体现在中国的行为和影响力两个方面。在行动方面，中国正“积极构建和世界经济的联系（2）”，特别是近些年来开展的“一带一路经济外交（2）”和“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3）”，都是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典型代表；在影响力方面，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与世界经济间的关系依存性也在不断加深，但是也存在对美经贸摩擦等不稳定因素。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编码参考点主要出现在 2013 年至今的外交蓝皮书中，文本覆盖率占 1.44%，编码数项比为 8/13，可见外交蓝皮书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已经不仅局限在国内和双边领域，而且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行为表现。（三）对中国军事的认知与标签在对中国军事形象的编码中，2013 年以来的参考点占总参考点的一半以上（58/100），且整体的情感表达偏负向。首先是对“中国国内军事（59）”的认知方面，带有显著批评色彩的是“国防军事不透明（20）”“军费增加（12）”和“军事行为越界（8）”三大部分内容，另有 19 个参考点编码为“军事力量现代化”。在只涉及“中日双边（22）”的军事形象方面，虽然双方在“海空联络机制（5）”和“安全防务对话（4）”方面开展了长期有效的合作，但“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海空区域活跃（10）”和“中国对日情报搜集（2）”也带有明显的负面色彩。在“国际军事（19）”舞台上同样涉及对中国军事行动的负面评价和对中国军事影响力的认知，在行动上，中国一方面积极进行“国际军事交流（3）”，另一方面存在“有悖国际法的行为（3）”；在军事影响力上，有 3 个参考点编码为“军事透明度有所提高”，另有 11 个参考点编码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状况担忧”，涉及军力、军费和透明度等。由此可见，在对中国军事形象的认知中，外交蓝皮书的表述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警惕的意味明显升高，而且对中国军事情况的担忧已经超越了日本本国的立场，具体到文本内容方面，中国的军力已经超越了“有巨大影响力”的表述，成为了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56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地区和国际社会共同的担心事项”，日本将“与相关国家联系”应对。（四）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与标签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国内社会形象的认知集中在“中国的社会秩序（25）”方面，存在“社会矛盾导致抗议活动（8）”“人权问题（6）”“社会问题突出（5）”“社会价值观多元化（4）”和“食品安全问题（2）”共五个标签，整体来看，是从中国社会的负面评价视角出发的认知。在中日互动层面，国民交流呈现“两国各层次人员交流增加（37）”“民间合作对话领域增多（28）”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访华人数减少（5）”这一参考点，提示我们在人员交流方面可能存在日本民众对华认知的阻力；另一方面，外交蓝皮书聚焦了社会情感，出现了“中国民众对日理解加深（4）”“中国民众访日需求变化（4）”“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引发暴行（4）”和“中国食品环境安全问题影响日本国民（4）”四个情感层面的参考标签。在时间线上，“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引发暴行”这一标签在 2013 年之后就没有再次出现，“中国民众对日理解加深”和“访日需求变化”均为 2013 年至今外交蓝皮书对中日社会层面互动的认知参考点，可见两国国民认知程度在不断深化的同时越来越趋于理性。在国际层面，外交蓝皮书的编码参考点除了“国际社会对人权状况不满（5）”这一节点的情感走向呈现负面外，另两个节点“非传统安全领域行动积极（3）”和“国际活动改善了国际形象（2）”都是对中国国际社会形象的正面反馈。但是“人权问题”这一编码集中出现在 2013 至今的编码文本中，可以认为日本外交蓝皮书在这一问题上的专门强调是对中国形象的一种偏颇甚至是恶意塑造。五结论：外交蓝皮书对华认知的结构与维度（一）地缘层面的认知结构尽管日本外交蓝皮书对中国的认知描述名目繁多，但从层次来看，还是比较清晰的。在国家层次上，实力因素是日本外交蓝皮书对华认知的基础。结合中国发展带来的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以及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来自盟友美国的战略压力，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国内层面持续关注的是，中国在通过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快速实现综合国力增长的背后，是否具有和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社会文化软实力。换言之，外交蓝皮书三十年来对中国国内的关注重点可以总结为四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强力政党”所执掌的政权稳定与否、“政府干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经济发展质量究竟几何、“不透明”且不断庞大的中国军力是否构成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及在中国强劲的硬性发展势头下是否存在社会方面的软性发展隐患。在双边层次上，外交蓝皮书对中国的认知意象来自于互动。日本与中国在各个领域不断加深的互动进程中，产生了日本对中国的正面认知意象和负面认知意象。在普遍的认知中，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冷经热”局面会导致正面认知意象较多出现在经济领域，负面意象较多出现在政治领域，而从外交蓝皮书基于外交外事行为的编码结果来看，虽然双边政治层面的消极走向和双边政治冲突非常引人注意，但如“密切的政治关系”“合作伙伴”“面向未来”“战略互惠”等正面意象的支撑参考点所占比例并不低，正面意象的文字表述在长时段内的更新频率远高于其他意象，而且，外交蓝皮书在“共同应对问题”这一编码内容方面体现出双方对双边政治关系进行了切实有效的管控。因此，在双边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国的形象并不是预想中简单的“（政治）冲突者和（经济）合作者”，而更倾向于是政治领域“利益（零和）博弈与合作管控并存”的复合形象和经济领域的“依存协作者”。在双边军事互动领域，从编码结果来看，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标签尚未上升到“热战”“冲突”或“侵犯”的程度，更多的是以“警惕和防范对象”为主。但是社会互动层面的编码提醒我们，双边层次的民意基础呈现不稳定的走势，双边社会“情感疏离”，且并不完全受到双边“上层政治”解决方案的左右，是近年来影响力逐步扩大的“不稳定因素”。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57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在地区和国际层次上，外交蓝皮书反映的日本对华认知意象的基础是对中国意图的揣测。日本密切关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意图和动向，也隐含了日本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心态。同志社大学大矢根聪教授认为，即使中国说自己是一个接受国际规范的国家，但在涉及领土和亚洲局势等问题方面，仍呈现为一个倾向于改变现状的国家。17可以说，外交蓝皮书编码结果显示，中国在地区和国际层次最主要的形象标签就是“现状改变者”，给原有国际政治秩序、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军事秩序和非传统安全格局均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挑战。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国际层面的关注不止局限在中国的国际行为，还囊括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行为的反馈。国际社会对中国“改变国际现状”的举动和意图，呈现“在质疑中徘徊”的态度。世界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多边治理格局和区域合作格局都在 30 年间经历了整合重组，在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趋势鲜明和“去中国化”苗头涌动的当下，在地区和国际层次如何更好地“推介和接受”依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二）后结构主义的身份建构维度根据后结构主义身份建构理论，行为体身份建构的具体内容主要沿着空间、时间和道义三种维度展开。对外交蓝皮书的编码结果也呈现出符合后结构主义身份建构维度的相关内容，空间、时间和道义维度的三重身份与日本对华的对外政策通过叙述过程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形成了互构关系。在空间维度上，外交蓝皮书对中国身份的建构，可以说呈现了矛盾交织的状态和强烈的政治色彩。首先，在地理空间层面，两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关系与中国实力的变化，建构了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一地缘身份，衍生出双方“密切的经贸依存关系”；但同时，日本认为中国也是“领土/领空安全威胁者”和“资源单方争夺者”，且后两种身份是显性的，在政治和军事这两个认识角度都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其次，在社会文化空间层面，一方面中日两国是“人文交流紧密”“文化积淀悠久”的“东亚伙伴”，要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日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层面与中国展开交流抱有积极的认知；另一方面，日本认为中国“社会秩序失范”“国民对日感情消极”，在转圜双方民意方面缺乏可持续性的“价值观”动力。对于这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从外交蓝皮书对双方行动的认知来看，双方态度并不是放任矛盾而是达成了积极管控的共识，在矛盾点和冲突问题上及时采取了政治手段管控风险并调整方向，虽在双边关系层面造成了波动，但总体维持了合作向好的大局，实现了空间身份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正向互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对外政策话语通过将本国与他国进行关联和区分，进而进行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建构，所以实际上外交蓝皮书中每一个添加给中国的身份标签，都对应了日本自我认知的发展阶段。自我身份具有多重性，他者身份也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不同的自我与他者身份直接影响对外政策选择。18具体到本文的研究中，比较明显的表现是中国经济“合作伙伴”标签的演变对应了日本本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合作伙伴”身份的建构也经历了发展、转化、持续的演进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面对尚未实现高速增长的中国，当时的外交蓝皮书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到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标签变为“对日本而言正在具体化的挑战和机遇”。而从 2006 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标签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机遇”或是“经济挑战”了，而是升级成为政治经济并行的“战略互惠关系”，并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将“战略互惠关系”的覆盖范围扩展到两国合作的各个领域，甚至在两国发生冲突性事件时，“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也成为了两国管控危机的共识。同时在国际经济角色上，20 世纪 90 年代外交蓝皮书对中国经济的定位尚局限在亚洲经济舞台上，彼时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融入世界经济秩序，而日本已是世界经济大国；但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表现得越来越亮眼，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建构参与度越来越高，日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不仅要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更要将与中国合作的视野扩展到面向区域和世界经济范畴，在对华经济政策上不断调整中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58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日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将中国“国际经济合作者”的身份标签进行同步重构。正如言论 NPO 最新调查结果所显示，在日本的立场上，参与调查的约 50%的日本人表示，日本应该努力面向世界谋取发展，而不是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但即使在美中对峙的影响下，中日两国民众也对中日两国在世界、亚洲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抱有强烈期待。19道义维度的认知和身份主要强调一种责任感，在国际关系中经常是一种国际道德和对解决国际问题所承担的责任，外交蓝皮书在道义维度的对华认知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也为对外政策提供了空间，这一点在中国参与建构国际秩序行为的认知过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一方面，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在国际层面上开展多边对话和交流的行为进行了持续的关注，肯定了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的积极成果，对中国在搭建地区合作框架、构建和平国际环境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积极行动予以了肯定的评价，赋予了中国“积极参与者”的形象标签；另一方面，在经济、军事和人文领域，“国际责任缺失”“开放性差”“排他行为”“国际摩擦”“人权问题”等身份标签又拆解了外交蓝皮书在国际道德和国际责任方面赋予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得日本在国际层面的对华认知形象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对华政策之间无法对等，让人产生“知行不一致”的观感，甚至对日本在这一维度上认知中国形象的标准产生质疑。总而言之，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本文使用 Nvivo12 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 19912020 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中国相关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质性编码。编码结果显示，外交蓝皮书的对华认知存在结构性的三个视角，即单边、双边和多边的认知视角；在地缘结构层面，分别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互动机制以及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层面，空间维度上，中国作为“矛盾对象”和“联手管控矛盾者”的标签并存，时间维度上，日本重视根据自身发展阶段调整中国“合作者”身份的定位，但道义维度的对华认知存在不稳定的趋势，对中国表现出的国际负责任行为的评价标准前后不一。国家形象理论认为，个体是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行为者，决策者在认知能力、个性特征、情感因素、认知过程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存在差异的这些变量决定了决策者构成判断和决策的基础，进而影响到决策者的认知，使其形成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日本主导对华认知和决策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以往由日本政界为核心主导的“首脑主导型”模式逐渐让位于“多元参与型”的对华认知和决策模式，20而外交蓝皮书反映出的对华认知走向和趋势可以为我们管窥日本对华认知和决策过程提供借鉴和参考视角。在中日关系日趋复杂多变的当下，如何促使中日携手确立积极而正确的对华认知，避免和消弭消极对华舆论的影响仍然是我们未来需要面对和探讨的课题。参考文献1 张季风.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J.国际论坛.2020(3).2 高洪.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核心内涵、主要途径 J.日本学刊,2020(1).3 言論 NPO.第 16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 OL.(2020-11-17)2022-10-15.https:/www.genron- 言論 NPO.第 17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日中世論比較 結 果 OL.(2021-10-20)2022-10-15.https:/www.genron-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 田庆立，程永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1972年2010 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 田庆立.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系谱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 朱锋.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J.日本学刊,2018,163(1):1-23.9 王广涛:日本外交蓝皮书透露什么信号 N.环球时报,2019-04-24(015).10 刘丹凌.论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基于三种偏向的分析 J.南京社会科学,2014(5):112.11 张进军.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的话语体系研究 D.华侨大学,2017.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59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12 王海洲.“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 J.政治学研究,2013(3):3-16.13 齐尚才.错误知觉、议题身份与国际冲突以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为例 J.当代亚太,2019(3):129-156.14 孙吉胜.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身份与对外政策 J.国外理论动态,2017(10):115-126.15 詹霞.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的德国国家形象构建 J.中国外语,2016(6):30-36.16 李瑞昌.中国公共政策实施中空传现象研究 A.赵德余主编.实施公共政策：来自跨学科的声音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20.17 蔡亮.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 J.日本学刊,2017(4):4818 孙吉胜.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身份与对外政策 J.国外理论动态,2017(10):121.19 言論 NPO.第 17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日中世論比較 結 果 OL.(2021-10-20)2022-10-15.https:/www.genron- 田庆立,程永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1972 年2010 年)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17.（责任编辑崔岩）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Identity Label Constructed by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