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时期鸳鸯蝴蝶派与左翼的文学互动_贾胜美.pdf

宜 宾 学 院 学 报2023年第23卷第3期（总第290期）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2023,23(3):82-92上海上海“孤岛孤岛”时期鸳鸯蝴蝶派与时期鸳鸯蝴蝶派与左翼的文学互动左翼的文学互动贾胜美（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鸳鸯蝴蝶派便受到其强烈又持久的批判。从新文学发难时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对“黑幕”的谴责，到新文学建设时茅盾、郑振铎等人对“礼拜六”文学观的批判，再到1930年代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围绕“大众化”问题与“礼拜六派”争夺阵地。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新旧、雅俗的分庭抗争才在“统战”的前提下停战。鲁迅的话表明了这一时期左翼的态度“我以为文艺作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1550文学史一般将此阶段称作“雅俗合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大后方的张恨水、天津的刘云若、崛起的北派武侠小说以及上海“孤岛”及沦陷时期超越雅俗的新市民小说家张爱玲、予且、苏青等人，但忽视了对留在上海的老派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写作状况及其与左翼文学之互动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摘要：1937年11月上海租界形成“孤岛”，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成为“孤岛”文坛上的重要力量。因为面对抗战现实所持有的态度不同，鸳鸯蝴蝶派此时的创作姿态分化成以包天笑为代表的抗战立场及以周瘦鹃为代表的消闲取向。包天笑的战时书写具有区别于左翼文学的“后方”特征，周瘦鹃们的消闲取向是体验“孤岛”情绪后所采取的与左翼不同的生活态度。鸳蝴与左翼的合作、对立、互渗是上海“孤岛”时期独特文化空间内的特殊产物，同时也展现了“孤岛”文学复杂的创作机制与生态环境。关键词：上海“孤岛”；鸳鸯蝴蝶派；左翼；互动中图分类号：I206.6DOI:10.19504/ki.issn1671-5365.2023.03.10收稿日期：2022-11-14作者简介：贾胜美（1999-），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宜宾学院学报2023年第23卷第3期（总第290期）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83的考察，而此种互动非“雅俗合流”一词所能概括。1937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法租界及英美公共租界区成为“孤岛”。这之后的“孤岛”文坛被描述成“一方面是英勇的斗争，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2216。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与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文学史写作中，鸳蝴派作家的创作大都被归入“荒淫与无耻”之类而不被客观还原。1990年代陈青生为鸳蝴作家翻案，也只是将其部分归入“爱国派”，强调其是“孤岛”抗日爱国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未能触及更多丰富面相。3213近年来在对“孤岛不孤”的抗战文艺考察之外，逐渐开辟出了新的研究视野。王鹏飞考察了“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发现除“救亡”外还有“启蒙”与“消闲”两个主题，其中“消闲”一章对老派鸳蝴作家此时的期刊创作进行了“抗战”主题以外的挖掘，4但未考察其与代表“救亡”的左翼文学在“孤岛”特殊环境下的互动机制。妥佳宁通过 西风 重审了“孤岛”之孤与不孤，为我们展开了自由派文人与左翼文人多元的互动图景5，但忽视了此时“孤岛”上的另一支重要文学力量，即以老派鸳蝴作家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力量与左翼的互动。鸳蝴文人的大本营与亲缘人际都扎根于上海，新文学家的西撤反而给了他们与战前不同的、极大的发展空间。老一代鸳蝴作家在孤岛时期创作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左翼文学基于何种文学标准批判鸳蝴作家？鸳蝴作家又作出与之前怎样不同的回应？他们与左翼文学如何联合？在孤岛的特殊环境下又以何种机制实现联合？对这些疑惑的解答将丰富对鸳蝴作家的认识，也将进一步绘写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图景。本文将通过期刊阅读与文本细读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一、爱国老将的“后方”书写在“孤岛”鸳蝴作家中唯一被左翼文学认可的是这一派的“押阵老将”包天笑。“八一三”抗战期间包天笑滞留上海，在创作中明确表明抗战立场。1937年包天笑于 立报 发表的 抱尸而进 敬慰冯将军 被 抗战半月刊 转载。后者是战时新文学创办的抗战宣传物，多转载国共抗战政策与新文学家言论，包天笑是唯一被收录的鸳蝴派作家。1939年发表于 旅行杂志 的 大时代的夫妇 明显具有左翼启蒙抗战话语色彩，“所以我们第一要唤起内地的民众，不要再做他的春梦了，要避难也无处可避的了”，“我们所苦的，就是虽有这广大的土地，虽有这众多的人民，却是民智不开，民力不强，吃了这个苦头。此刻火已烧到眉毛上来了，却还像若无其事的”，“因为此刻是我们国家遭了难了，我们是国家的一分子，我们大家都要起来救护国家。我们有一份力量，该出一份儿力。倘然有钱的人，该拿出钱来，没有钱的人，只得将身体奉献给国家”，这些话语与此时的左翼抗战宣传剧一般无二。但最被左翼称赞的，是1941年发表于 小说月报 上的 无婴之村 与 小说家审判 两篇。因前者反抗侵略，而后者不仅讽刺主张和平的汪伪集团还为具有左倾思想的革命小说脱罪。左翼作家王元化详细摘录了 小说家审判 中关于战争、政治小说、阴间革命的段落，称赞“旧小说的押阵老将包天笑先生比张恨水先生更勇猛，更热情。他象 洪水猛兽一般，要冲决 一切旧堤防，旧藩篱 这个 至死不休，不怕入地狱，还是写小说 的正义老人，正是包先生自己的写照。”蒋天佐根据是否进行抗战动员来判定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派内部发生了分化，这分化出来的便是持鲜明抗战立场并紧跟现实的包天笑。但即便如此，左翼作家对包天笑也并不是全然接受。“自然，包、张两位先生的作品较我们所企望的标准尚有距离，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他们还不能摆掉传统的有害影响”。包天笑此时依然运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成为王元化的批评落脚点之一，但左翼又是基于何种文学主张在内容上保留性的接纳包天笑呢？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84贾胜美：上海“孤岛”时期鸳鸯蝴蝶派与左翼的文学互动其实，鸳鸯蝴蝶派一直不缺少爱国叙事，毋宁说，早期鸳鸯蝴蝶派在梁启超“新小说”的影响下比新文学更早开启启蒙与救国话语。可称此派鼻祖的徐枕亚的 玉梨魂 便是将儿女之情附着在晚清的主流话语“国家”上。周瘦鹃的处女作 落花怨 以及日记体小说 亡国奴之日记 卖国奴之日记 等亦不缺少爱国思想。上海“一 二八”事变后鸳蝴派也有创作“国难小说”的潮流。但阿英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 中已明确表明了左翼对此种“国难小说”的批评态度及批评准则。总结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阶级定性，此派是没落的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混合体，因此没有出路。第二，不是写实主义，缺乏真实性；而写实的部分也并非正面战场。第三，写作技术差，不能描写出主人公性格，枯燥无味。第四，披着“国难”的外衣实际仍然是言情小说。抗战时期因为要在政治上集合一切阶级力量共同对外，而文学性也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抗战呐喊，因此“孤岛”时期楼适夷对包天笑的批评淡化了阶级批判与文学要求，但其他的评价准则延续了 30 年代阿英的基本思路：“找不到火药气和血腥味并不是正在进行的争生存和自由的搏斗包天笑小说的主人公小心翼翼的回到苏州，什么也没有见闻”。其中尤其强调了第二点，即要对战争写实。包天笑有对战争进行正面描述的作品，比如 抱尸而进 虚构了战场一角，正面描述军人们抵抗侵略抱尸前进的惨烈战斗景象。雨过天青 虽未描述战争，但幻想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新气象，明确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信心。但作者徒有抗战的热情，却无亲身经历，以上作品直奔主题但艺术欠佳。相反，被楼适夷批评的以 无毒 为代表的作品却最能表现出一定的真实性和艺术性。这类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对战争的后方书写。同样是写抗战“大时代”下的人生，大后方的张恨水说：“我们有力量，就赶上大时代的前面去站定”643，而包天笑最接近左翼话语色彩的 大时代的夫妇 依然描写身处战火后方的普通人。在上海“八 一三”抗战爆发时，身在乡间的黄礼芳能做的只是快点完婚与妻子逃到邻村避难。他们一路上对战争的直观感受来自于负伤并强行搭船的军人、打劫的强盗以及头顶盘旋的“铁鸟”，他的困难是与妻子不能安眠的夜晚，他的挣扎体现在逃难过程中每一次前进还是后退的选择中，他的消息闭塞只能依靠抗战演剧队和路过“后方”将要上“前线”的新闻宣传组。当然，相比起阿英在30年代批判徐卓呆的逃难小说主人公“他们不计划着整个民族应该担负起的任务他们只想着个人的利益，以及家室的安全”，包天笑的主人公明显被代表左翼启蒙话语的新闻主笔高翔如震动，他为粗暴的军人献出唯一的饭菜，他为宣传队贡献出房屋，受感召的妻子决定前往村子的临时医院做看护。但当医院决定迁往前线时，黄礼芳夫妇依旧选择留在乡村，战争中的上海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因为他们真实生活的半径有限，可以承受和所能经历的仅是如此而已，他们是在后方承担着将战争体验浸透入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在这里虽没有炮火连天却有时代投下的阴霾与生存压力。无毒 写于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三年，那时上海经济畸形繁荣，周边城市比如苏州因战火毁坏房屋而人口流动较大故而旅店生意兴隆、妓女产业滋生。主人公方先生便亲见了一位妓女的悲惨生活。“你知道苏州城里做我们这项生意的有多少人？不说虚头，一共有三千人。自从打仗以后，一天一天的多起来，不独本地人，还有江北人，无锡人，常熟人，嘉兴人，自近还多了一批宜兴人，溧阳人，你想有这许多小姐，那里来这许多客人”7。这些妓女每天除了努力招揽生意养活家人，还要与老板和验毒所争生存权，这无疑是战争带给她们的最真实的苦难，作者对其破旧旗袍与疤痕的描写，无疑浸染着怜悯与无奈。在楼适夷指责“包天笑小说的主人公小心翼翼地回到苏州，什么也没有见闻”的时候，他预设了主人公“应该”宜宾学院学报2023年第23卷第3期（总第290期）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85见到火热的斗争，包天笑“应该”描写正统战争历史所看重的英雄，却忽视了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如何通过自身的苦难“试图定义身边正在发生的那场战争”839。姑爷 同样写一位方老太太从上海回到苏州，看到故乡满目疮痍，但管家徐妈只在意从邻居那里拿回属于自家的旧物“大有近代国际间对于收回失地，不免挟有一种强硬态度”，谁知邻居的姑爷是一位身材矮小、留着一撮小须子的日本人。“记得我们出去逃难的时候，李家的小姐，还没有出嫁。怎么现在已有一个姑爷了，而且又住在她们家里，居然是一个主人模样”9。这话语里所包含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这场关于旧物的争斗应该作为一个政治寓言来理解，它暗喻了日本殖民力量以及政治压迫的无处不在。以楼适夷、王元化为代表的左翼耿耿于怀的，是通俗文学缺少对战争和迫近的民族危机作出严肃而正面的回应，并且后者对上海作为中国国土内的一个孤岛所具有的“不孤”的政治意义也显得毫不在意。但通过上述阅读，我们发现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并非没有战争叙事，只是与左翼的“孤岛”文学抵抗模式不同，他们选择了时代的后方，以一种高度日常化的方式来切入时代。现代战争形势所构成的威胁浸透了上海大众的基本感官，因此在左翼作家处成为抗争资源的文学符号，在鸳蝴派通俗作家手里变成“孤岛”生活中的日常流行元素：“无线电一忽儿唱京戏，一忽儿唱着木兰从军”，“我”在看着 陆放翁诗集 时与女郎相遇10。时代的灾难与抗争的压力被推到背景之中，前台是上海青年男女的日常生活。这与战前鸳蝴派作家本就熟悉上海大众日常生活并以“良友”的姿态从事日常化书写一脉相通。相比左翼以巴人为代表的“孤岛”最为激进的抗战宣传者因为“抗战八股”等单调斗争方式引起多方争论，从后方书写个人化的战时日常体验，以包天笑为代表的鸳蝴作家无疑开辟了一种新的战争叙事，成为上海沦陷时期张爱玲 封锁 式书写的先声。二、俗的庇护与雅的沉沦1936年底，包天笑与周瘦鹃一起作为通俗文学作家的代表，与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新文学作家共同署名发表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如果说包天笑代表了“正义老人”的角色，那么周瘦鹃则代表了此时鸳蝴派作家的另一种取向消闲。他们并没有公开、明确地宣称“文艺为抗战服务”，而左翼认为“战斗的新道德告诉我们：离开了罪恶，你还是维持着罪恶的存在，要为善必须灭恶。在文艺者的领域里，如果他的工作不是灭恶的工作，那末，必然就是罪恶的工作。今天民族战斗的善恶阵线，是没有第三种地位可以自处的。”因此，虽然他们的刊物几乎没有政治背景、靠广告收入维持生计，但他们还是处在“孤岛”言说合法性的边缘。“孤岛”四年鸳蝴派期刊主要有一下几种：可以看到，“孤岛”时期的鸳蝴派通俗期刊按照办刊方式可分为个人办刊与公司办刊。个人办刊以 橄榄 玫瑰 乐观 为代表，公司办刊则以永安月刊 与 小说月报 为代表。“八 一三”抗战爆发后，鸳蝴派通俗文学期刊因作家四散而衰落。如程小青于1937年与周瘦鹃及多位东吴大学教授往安徽省黟县避难，1938年返沪，鸳蝴派的文坛老将们才相继重逢，同居孤岛。相比 现世报刊载时事动态的刊物性格，橄榄 玫瑰 就作家阵容与文学栏目设置方面，可说是“孤岛”时期鸳蝴派作家重新集结的开始，虽比不上 小说月报“堂堂的阵容”与高销量，却是后者的先声。区别在于，公司办刊的 永安月刊 与 小说月报 会更加强调报刊的社会使命借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譬如“所谓精神食粮，当然同日常所需的面包有同等重要性在这迫切需要条件下，我们为提供一种新鲜的食粮，所以出版了本月刊”11。但考察此时个人刊物的办报宣言，可以明显感受到“精神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86贾胜美：上海“孤岛”时期鸳鸯蝴蝶派与左翼的文学互动食粮”等合法性话语背后鸳蝴文人的个人情绪。在这个年头，困居在异样环境的孤岛上，谁也觉得无可奈何地可怜橄榄有着苦尽甘来的滋味。我们很想把它来做一种象征，藉以安慰一般焦虑，悲愤、颓丧，失望的人们。12然则吾侪蚕居于此别有天地之孤岛，岂果鱼鱼鹿鹿，随众浮沉，闲居为不善，放心而不知求乎？“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三闾大夫之痛语也。13我们既以 玫瑰 为名，当然是象征着玫瑰的多刺，时时得给人们以一些小刺激！如此，这或者正也是，目下困居孤岛上的一般人们所需要的吧？14从这些创刊词中，可以读出鸳蝴文人如何通过自身体验为他们所面临的“现在”赋予意义和形式。这里的体验是指“一种特殊的实在与心理相混合的状态，即实实在在的个体对自身现实生存状态的深层体察或反思”1527。他们在“孤岛”上体验着受限的行动与言语，好似活埋一般，困、闷、无聊是他们感受的关键词。这种感受不独鸳蝴派作家有，新文学家也有。“孤岛”时期期刊有着消闲取向但不属于鸳蝴一派的当属胡山源创办的 红茶。其“孤岛”情绪从 红茶 取名伊始便可感受到：“我们大家喊着苦闷，不如就叫做 苦闷 吧何不就索性坦然到底，称之为 无聊？至于目前的环境，更使人大非 无聊 不可”16。在无聊的体验下，橄榄、罗汉菜、玫瑰、红茶刊物的名称直接隐喻了文人对期刊及自身的定位。这些期刊不是面包等生活必需物，不是呐喊救亡的强心剂，而是日常生活中对抗苦闷的“不害健康的消遣”；“我们”这帮文人也不是为“文艺抗战”效命的卒，只是“一班穷酸的书呆子，既发不出什么高声的议论，亦做不出什么经世的文章，当然谈不上文章救国 这句话”14；“因为我这样的文人，除了会执笔写几个字以外，其他一无所能，对于国家社会，实在很少贡献。假使我能够不自暴自弃，不自甘堕落，不丧良心害人，肯拿出我的起码技能，作一些事情，为自己打算，不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过着猪猡的生活，那我就可以因此自慰，聊以解嘲了”16。文学不再担当任何“载道”的功能，而纯粹成为安慰娱情的工具。在这样的心绪下创办刊物，与其说是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不如说为文人自己提供疗伤场所。“我辈文人假使绝无发泄之处，实在耐不下，一般读者假使没有略可快心的读物，也有些过不来，我们总必得要有一种适应双方面的刊物”16；“于是另有几位热肠前辈先生，来探讨我悲观的病源，结果却说：平日间太空闲了，太空闲就多思虑，多思虑就要引起悲观来，不如给些事情你做做，使你忙得没有思虑的工夫，也许可以医可你的悲观病。因了这个动机，立时决定办一个杂志，就定名为表表1 1 上海上海“孤岛孤岛”时期鸳鸯蝴蝶派文学期刊时期鸳鸯蝴蝶派文学期刊报刊名称现世报黑皮书橄榄罗汉菜永安月刊东南风玫瑰小说月报乐观万象创刊时间1938年5月1938年8月1938年10月1939年1939年5月1939年7月1939年7月1940年10月1941年5月1941年7月编辑者徐卓呆陆宗海、沈公持、吕伯攸等程小青、徐碧波等刘述庭郑逸梅等顾冷观等顾明道、赵苕狂顾冷观周瘦鹃陈蝶衣、平襟亚发行者现世报社沈公持、张聊芳何怀达三乐农产社永安月刊社联华广告公司玫瑰出版社联华广告公司乐观杂志社万象书屋宜宾学院学报2023年第23卷第3期（总第290期）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87乐观，把发行编辑的两副重担，一起搁在我的肩上，真的要使我忙不过来，再也没有思虑的工夫了。”17他们虽然还按照战前的惯性将刊物定位成为上海市民大众服务的通俗文学刊物，但考察其实际内容，却一改二三十年代鸳蝴刊物的都市民间品性：橄榄 上有许多与市民互动的猜字谜游戏，但更多的是文人之间的诗词应和与集锦联话；红茶 虽声称要通俗俏皮，但以名家收藏的 金瓶梅 古画为宣传噱头，几乎每期刊载考证文章；周瘦鹃不再创作小说，多在各大刊物上发表旧体诗，并连载 清闲集 收录前人杂句这些鸳蝴遗老自知沉沦在与现实无涉的高雅文化中会被抗战力量唾弃，其报刊只能借着打出通俗、读者取向的名号来为自己的言说进行合法性庇护。他们打着俗的旗号声张自己的“社会使命”，实则实现自身雅的沉沦。为什么部分鸳蝴文人会选择沉沦于“雅”文化来对抗无聊情绪呢？鸳蝴派文人的知识构成本就复杂。他们既有对传统文化中保守稳定一面的承继，又有着对都市日常生活与人情世故的体察18。如果说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鸳蝴文人从保有旧派文人的精英意识与政治诉求转向在价值取向和审美品味上彻底靠拢都市民间；那么，“孤岛”时期的鸳蝴文人则在动荡与苦闷中选择躲进安全的“博物馆”，直到公司办刊的 永安月刊 小说月报 才逐渐拾起读者取向。“博物馆”这一著名比喻来自列文森对儒教在现代中国命运的洞察。“博物馆”象征保存，保存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可供鉴赏，其意义只在于审美与考古，因而是“过去时”与现实状况无涉1915。鸳蝴文人对中国传统“雅”文化的态度与此相仿。1940年代新文学已站稳脚跟，文言诗词等传统形式已经不能对其主导地位构成威胁，仅仅作为被征服的美学艺术品而存在。这些艺术品疏远现实，带着过去的气息，安全且有既定秩序，在固定的轨道上给“转轨”时期的文人提供心理支撑。因此鸳蝴文人以及在感情上嗜好旧文学的胡山源，通过把文言当作古董把玩，使自己与某种安全的过去、悠闲的人生相连接。“孤岛”时期的周瘦鹃喜作七绝诗与人分享、示文字得意，楼适夷批评其 苏州杂札“世界依然是一个太平的世界。即使有些微的战争，那战争也是飘渺的过去而是 兵戈扰扰，而是 兵连六月劫火弥天”。通过在“博物馆”中找到对实际战争的形容词，通过对汉字进行模式化的诗歌美文的排列，通过在程式化的语言表述中避免直面现实，传统世界中的“文”的风景比实际的风景对鸳蝴文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使他们能够“避秦幸有桃源地，不管人间乱似麻”20。鸳蝴派文人的“消闲”展现了异于左翼文人“抗战救亡”的“孤岛”文坛的另一面，而更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消闲”在“孤岛”上何以可能？首先，从主观心理角度来看。“孤岛”文艺创作环境恶劣，发表抗战言论的文人时常生活在忧惧之中。“一九三八年底，敌人写了各种恐吓信，有时还附上子弹一九三九年秋，汪伪丁默村的特工队已在秘密筹建暗杀队，以迫害进步文化人”263；“敌伪特务机关（即后来被称为“七十六号”的）要通过租界工部局 引渡 一批爱国的文化人”2157；“同时，我也厌倦了：恐吓信不知接到过多少次，当然是汉奸搞的；每天到馆办公，必须在楼梯下经过三道由武装巡捕把守的铁门，才能进入编辑室”2123。复杂的斗争形势和沉重的生活担子，使得知识分子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一度天天失眠，但仍不停止写作，直至昏厥到神志不清，甚至一变常态，跺着脚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跪在 鲁迅全集 的书箱前痛哭”263。在激烈的斗争之余需要消闲自然是人之常情。左翼文人将消闲作为个人生活放松调剂之用：“王任叔等同志像哄孩子一样，教他打牌，做游戏，故意让这个从来不会打牌的人取胜，以放松思想，解除烦恼”263，鸳蝴文人则选择将其登上报刊与读者分享：“白天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找些美的诗词来读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88贾胜美：上海“孤岛”时期鸳鸯蝴蝶派与左翼的文学互动读”，晚上“我老是被拉去做舞场的座上客”22。中国文人本来就有士人与名士两种精神传统，有金刚怒目式的战士，也有以“玩世不恭”为特征缓解失意的“名士”，消闲是“孤岛”文人生存的一种必要的精神避难方式。但左翼与鸳蝴派的区别就在于，左翼文人担当社会角色的需要大于个人情感调适的需求，而鸳蝴文人从1920年代起便注重经营个性化的杂志期刊，他们在家庭、女性、爱情等私密话题中周旋，通过暴露个人生活来拉近与读者的亲昵关系，他们的自我散布于都市生活的多重时空当中，与大众的日常欲望一同呼吸23217。因此，在表达消闲娱情的心理需求时，鸳蝴文人比左翼文人少了道义苛求、身份转换与袒露倦意的困难。而就读者层面来讲，战争之初，市民的情绪核心是强烈的乐观主义，然而随着抗战持久化以及日军对上海的严加管控，一种“孤岛生涯未知何日方了”的颓废情绪在市民中间弥漫开来。上海租界人口突增，空屋皆满，贫苦人家天天向四乡去走单帮；有钱人因为地价飞升，房租高涨而越来越富裕，同时家家储粮也让米商发财，这些人继而开餐馆、开舞场、开戏院2447，孤岛的交响曲是由溜冰场、舞女、高脚杯、骰子等玩乐声音组成的，“孤岛”市民渐渐感到“呆子，凭你一个人多忧多虑，走向死路上去，难道能挽回世界的劫运么？来来来，跟我们一块儿陶情作乐去”22，因此在求生之余少有余裕继续关注孤岛文坛抗战新变动，毋宁说鸳鸯蝴蝶派糖衣药丸似的文章更能缓解他们的生活苦痛。其次，就客观文坛环境来看。随着大批作家西撤，无论是战前的左翼文学还是“民族主义文学”，都不能再对左右两派之外的自由力量构成挤压，“孤岛”再也不会出现30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因反对政治干涉文学而受到左翼文坛批判的情况5。大后方的梁实秋因“与抗战无关论”被群起反攻，最终辞去职位。而“孤岛”上鸳蝴文人的消闲取向尽管被左翼文人批驳，但却因其高销量依然令左翼侧目；1930年代左翼可以抢占鸳鸯蝴蝶派在 申报 的大本营 自由谈，令其只能另辟 春秋 以自存；“孤岛”时期 自由谈 成为各派必争之地，又因为言论限制、关系复杂等缘故使得编辑连换三任，而 春秋 依然地位稳固；胡山源1930年代想复刊“纯文艺”弥洒 刊物，但“那时的社会，正在闹着红的文学，白的文学，左的文学，右的文学，此后又嚷着这种文学，那种文学，我不愿投入他们的集团中去便是我肯加入他们，他们也不见得容纳我。我既自己没有地盘，办不成刊物，也就罢了”25。但是在“孤岛”时期，他可以自办 红茶 并自由游走于各种通俗文学刊物之间。这些现象都表明，“孤岛”上各派政治力量的无力为鸳蝴通俗文学提供了有力的发展空间。此外，左翼虽有团结鸳蝴之心，却无法落实到实际的组织工作中：“因为政治环境的特别形式，在这里文艺者的战斗组织，不能有广大的展开，对于旧文艺工作者礼拜六派的文人迄未取得密切地联络”，“组织力量的薄弱，基本干部的稀少，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环境势力的压迫”26这些有别于国统区、解放区的“孤岛租界机制”下的文坛状态都让鸳蝴文人消闲取向的存在得以可能。三、互渗与正名通过以左翼文学为参照系，我们挖掘出了“孤岛”时期鸳蝴派的两种面相后方书写与消闲取向，并详细探讨了此中暗含的两派之间的文学主张、文学根源差异以及此类面相得以存在的原因。接下来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孤岛”上左翼与大部分鸳蝴文人尽管有差异，但都是坚持爱国大义不曾动摇，在对立之外亦有联合。他们进行了怎样的合作？文学主张上有无相互影响、发明之处？其实，左翼文人虽然看不上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品性，但在“孤岛”的特殊环境中，却也处处依赖他们。左翼文人吴岩回忆学校里来往信件受到检宜宾学院学报2023年第23卷第3期（总第290期）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89查，言行被监控“我的宿舍书桌上只有外文书也引起怀疑，后来借了张恨水的小说 啼笑姻缘 和 落霞孤鹜 装饰书桌，才比较 安宁 一点”2142；因为进步刊物存在困难，地下党工作者楼适夷创办了一个表面几乎不显露政治色彩的文化综合刊物大陆。为了使其政治面目含糊，编辑特约鸳蝴派作家，发表了包天笑的笔记、王小逸的短篇小说和唐谋伯的随笔。大陆 名义上的对外编辑裘柱常与天虚我生等鸳蝴作家私人关系交好2134。除了裘柱常，更有与鸳鸯蝴蝶派“交朋友”的王元化，他联系包天笑、范烟桥为共产党隐蔽的文学阵地万人小说 供稿，因为刊物旗帜不鲜明又有两位鸳蝴作家挂衔，很能在读者中打开局面2158。这说明，在模糊政治属性通过“迂回”手段主张抗战并争取读者的方式上，鸳蝴派可以助左翼作家一臂之力，而在报刊发行上更是如此。鲁迅风 名义上的编辑人是来小雍，发行人是冯梦云。这两位都不是新文学界人士而是办小型报的报人，冯梦云更是著名小型报、鸳蝴派作家云集的 大晶报 编辑。当时在“孤岛”上办刊物，就必须向“工部局警务处”登记，经核实后有执照才能出版。期刊的发行人责任重大，除了需要办理登记手续，还要负责与“巡捕房”打通关系。“来、冯两位因办小型报多年，和 警务处 的人相熟，所以由他们出面申请，就有把握。这也是由巴人辗转设法拉上的关系，实际就是利用合法、开展统战的一种方式”，巴人更是坦言：“如果用我的名义去登记，这张执照就不会发下来了”2127。王统照编辑美商 大英夜报副刊 七月，但因该报涉及国民党势力而不愿出面，便由在新闻业区出入多年有办报经验的鸳蝴文人秦瘦鸥从中帮助2131。梅益与王任叔主持“编辑人出版人座谈会”也不忘叫上“老礼拜六派的徐卓呆”，而徐卓呆对会议危险性心知肚明却还是幽默地说：“下次开会，可以借殡仪馆。随它什么鼻子也嗅不出来”2320。这表明，左翼清醒地认识到在人脉、发行、编辑、出版等方面，鸳蝴报人有着自身无法比拟的优势这是他们自上海开埠以来就积攒的文化资本，因此左翼有意识对鸳蝴文人借重利用。这是上海“孤岛”特殊机制下的产物。当然，更有左翼文人直接加入鸳蝴期刊创作队伍，周楞伽和钱今昔都是参加过“孤岛”鲁迅风杂文潮的作家，但也在鸳蝴期刊 小说月报 上频频出现，除此之外还有阿英、赵景深、陈伯吹等人。这是左翼为了使文艺影响的效果深入群众，对当时“孤岛”上广告刊物的特别重视。而同处“孤岛”上的鸳鸯蝴蝶派也不可能对左翼的主张无动于衷。赵苕狂曾于1924年编辑鸳蝴派著名趣味杂志 红玫瑰，又在“孤岛”时期复刊并改名 玫瑰。前者发刊词拒绝陈义过高的异己之作，而后者却明确与前者划清界限：“我们现在这本 玫瑰半月刊，却是今日的玫瑰，不论在精神方面，或是在文字方面，大家都抱上一个决心，须得努力赶上这时代，决不和这已没落了的，已蔫谢了的 红玫瑰 一般的！诸位休得误会！”14如果说，红玫瑰 代表了20、30年代鸳鸯蝴蝶派对新文学及左翼的态度当新文学主动出击时，应战的也只是胡寄尘、袁寒之等人，而鸳蝴派主要大将则采取不予理睬、独自发展的态度；1927年范烟桥出版 中国小说史 只字不提新文学，可算作是不卑不亢的回应；当左翼占领 申报自由谈后，周瘦鹃本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主张各自发展那么，玫瑰 则代表了1940年代鸳蝴派对左翼态度的改变，即再也不能忽视这“孤岛”中的强大他者。赵苕狂将剑芒的 一棹东行 特意安排在第一期第一篇，此文通篇似写闲情，却以沿河的枪声结尾，冷峻异常，可谓此时鸳蝴派趣味与意义并存的短篇小说代表，赵苕狂凭此篇喊出“莫谓我党无人”之语27。“谁”谓“我党”无人？鸳蝴派又为什么如此在意“谁”的评价？很明显，在爱国抗战的语境中，鸳鸯蝴蝶派文人已经将左翼的要求逐渐内化，成为自身言说的标准之一。即使是以“消闲”的方式否定，也是在似左翼与非左翼的参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90贾胜美：上海“孤岛”时期鸳鸯蝴蝶派与左翼的文学互动考系下完成自身定位。可以说，“孤岛”的现实令左翼的文学主张也部分渗透进了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意识中。此外，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更是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借着左翼“大众化”的口号为自己正名。关于“文艺大众化”在1930年到1934年间便进行过三场重要的讨论，直到1940年代借“政治之力”得以广泛实践，并在抗战语境下于“大众化”之上更着重强调“民族化”2892。抗战时期，“孤岛”与大后方一起展开了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1939年、1940年巴人在 文艺阵地 上先后发表相关文章。这一时期左翼对大众化的讨论不仅停留在理论，更实操于创作。“八一三”期间，赵景深的大鼓词是“利用旧形式”的一次成功实践；“孤岛”时期，谷斯范利用章回体形式写作 新水浒，王任叔以笔名“方生”运用章回体连载 超然先生列传，阿英以”寒峰居士”笔名用扬州评话的叙述方式写作 建国儿女英雄传。虽然以上作品均未完稿，且利用文学扩大抗战宣传的左翼文学的灵魂也并不能很好驱遣“旧”的形式，但在对“旧形式”的重新挖掘与提倡中，鸳蝴与左翼产生了共鸣。相比1930年代大众化讨论时鸳蝴派的置身事外，此时他们也愿意借助“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为自己洗清罪名。范烟桥在 玫瑰 上刊登回忆性文字 说海微汇录，为1930年代被批判的武侠小说开脱罪名，强调其本土民族传统的正当性；小说月报 的文艺欣赏言论中明显渗透新文学“旧瓶装新酒”讨论的话语资源；徐文滢对新文学批判的火药味很强，直陈“若以前代的评衡标准来估价，民国以来实在不乏水准以上的章回作品，而我们的小说史中列着的新文艺作家们，何尝没有不成熟的滥竽充数的劣品！”但他更真实的心理藏在这一句“我盼望作家们谈到 文艺大众化文艺通俗化 的时候，稍稍注意到这个的确深入民间占有了很久很广的一个力量：章回小说。我且请你们收回你们的冷笑，冷静地看一看三十年来这一种文学的末流有没有优秀的作品？以及这一种真正的通俗的形式是不是有继续被运用或者改良地被运用的可能性？”29话语中交织着被新文学承认的希望及自身被倚重的迫切。这种对自身合法性的诉求与对左翼“大众化”话语的吸收到沦陷时期便促成了万象 的“通俗文学运动专号”。主导者陈蝶衣的开篇论文 通俗文学运动 中阶级分析色彩浓厚，左翼“中国气派”等话语资源也被自由借用来说明通俗文学的定位与意义，其中对如何实现大众化的设想与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分相似。这是遥远的呼应，也是“孤岛”左翼话语对以鸳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渗透与启发。区别在于，延安的 讲话 是一种政治策略，最终成为推行解放区文艺大众化的“宪法”；而上海沦陷区的通俗文学运动更多是通俗文学文体自觉的宣言以及借用左翼话语为自身争取话语权的正名实践。结语上海“孤岛”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被充足挖掘，鸳鸯蝴蝶派也被左翼文学赠予一顶“美丽的帽子”而处在文学史末流，文学史对二者在40年代的关系也以“雅俗融合”一概而过。因此，考察“孤岛”时期鸳鸯蝴蝶派与左翼的互动便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挖掘鸳蝴派异于左翼的后方书写与消闲取向，有助于体验“孤岛”情绪，还原丰富的“孤岛”文坛原貌；爬梳鸳蝴与左翼的合作细节，可以完善“新旧互动”这一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史始终的线索；肯定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与中心人物在“孤岛”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才能进一步理解他们为沦陷时期超越雅俗的“通俗海派”搭建了怎样的文学平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回到二者互动的文学现场，可以将我们“对 文学 的关注融入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30，有助于我们深层理解与阐释“孤岛”文学的创作机制与生态环境。宜宾学院学报2023年第23卷第3期（总第290期）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91注释：鸳鸯蝴蝶派虽被学界公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团体，但其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内涵、边界及统一文学主张的派别。青社、星社于1922年创立，虽称“社”但却没有宣言章程及活动规划，更多是联络私谊的会社。以往主要根据郑逸梅在1923年 红杂志 第70期发表的 稗品 及魏绍昌 我看鸳鸯蝴蝶派 中归纳的“五虎将”“十八罗汉”圈定其主要成员与代际划分。刘扬体 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 认为鸳鸯蝴蝶派是流动中的派别，吸取时代新养料不断发展。本文主要聚焦于上海“孤岛”时期，其时左翼作家佐思（王元化）在 礼拜六新旧小说家的比较中 认为此时的礼拜六派作家应该分为旧派与新近两类，区分标准是幽闲与色情即文化根底与品性的不同。王鹏飞“孤岛”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将此时的鸳鸯蝴蝶派称为“旧派通俗”，而将融合新旧的作家称作“通俗海派”。由此可见在不同时期对鸳鸯蝴蝶派进行界定与命名的困难。本文采取约定俗成的“鸳鸯蝴蝶派”之称，将其理解为兴起于清末民初，有相对固定的创作发表园地，及以此集结的较为稳定的作家群，在某个时期有着相对统一的文学旨趣、创作倾向及写作范式，自1920年代后主要转向娱乐通俗话语，20到30年代相对单一、稳定发展，此处冠以“老”是为在存在时长与文艺追求上，与“孤岛”时期逐渐崛起的、明显融合了新文艺笔法的其他通俗作家区分。包天笑 大时代的夫妇 最初刊载于 旅行杂志 1939年第13卷第1期至第13卷第12期。转引自钱理群主编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通俗小说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佐思 礼拜六新旧小说家的比较 原载于 奔流新集 之二 横眉 1941年12月，转引自魏绍昌主编 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