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关系网络与中国大陆的“民工潮”.docx

同乡关系网络与中国大陆的“民工潮”一理论与历史的回顾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从六十年代兴起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成长，近年来更成为在欧美社会学理论流派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理论流派。网络一词最早可见诸于德国社会学家格。齐美尔群体联系的网络一书中所提及，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首先使用了社会网络的概念，近年来不少以网络分析作为研究工具的学者，对网络和社会网络的概念作了各具特色，各有擅场的论述，Gary， Hamilton ，金耀基和杜维明均出版过论文集，研究亚洲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时期，对社会网络研究有较大突破的理论阐述，分别有网络的社会资源论和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理论都指出，个人可以利用周围的社会关系实现其工具性目标，而从这两个理论的最初涵义来看，社会资源仅仅与社会网络相联系，而社会资本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泛，林南教授在近来的研究中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这两个概念作了新的阐述，他认为，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都与社会网络相关，而科尔曼教授所说的 社会团体成员资格 也是其成员的另一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林南将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联系起来，使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关系在社会网络中的作用。金耀基教授认为，网络建构是许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关系网则是中国式的网络建构。作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其关系的基础完全取决于有关个体共有的归属性特征，正如雅可布斯指出共有的归属性特征是所有关系的基础在中国的关系网络研究中，同乡关系就是使有关个体彼此认同的共有归属性特征。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这些言词是表达中国人对于同饮一江水，同说一种方言的故乡人的深情厚意，故乡人亦即同乡或曰老乡乡亲。在这里，同乡是一种颇有弹性的表述，它既包括毗邻而居的乡亲鸡犬相闻的村黎，同镇同县的故人，由此推广出去，还包括来自不同市集村镇仅为同省籍的人。同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标志，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作为血缘关系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 ，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其社会关系是由血缘与地缘两种主要的纽带联系而成的，在乡土社会中与乡民对血缘关系的强调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地缘关系的重视。对于安土重迁的传统乡民来说，一村一庄，许多情况下是一族一姓，即使是杂姓集居，也常常是世代为邻。因此村子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而在地缘关系上建立的邻里关系就是他们除血缘关系以外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呈现出两个彼此矛盾对立的特点即在本村本乡内部，相互间的交往强调和睦相处，止息纷争。故此有 至者邻里，比屋联居，非亲即有，亦宜有无相通，患难相顾，以让救争，以礼止暴，仍成仁厚之分。而对外部世界，对外村或外乡，则抱着提防和疏远的心理。乡民重视地缘关系的另一个表现是，如果迫不得己背井离乡，乡民们在外地总会依赖其地缘关系构造一个以同乡为纽带的亚社会结构。明清两代十分盛行的会馆就是这种以乡土为纽带由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的一种社会组织。在明清末期的中国城市，外地人占居民的比重可能接近50% 从钱庄到特别手工技术的许多行业，都可以看到人口按家乡的专门化，即某一手工业的从业者主要来自于某一地区。因此同乡组织和行业组织部分地交叉在一起。除了这种常设的组织外，黄宗旨在对1949年前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研究中还发现，在外地或进城做工的乡民一般都是按 家乡或家族结帮1949年以后，由于刚性的户籍政策形成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乡村居民甚少有机会离开农村移居城市。近二十年来，随着制度空间的解冻，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跨区域流动呈高速增长的态势，据估计，到90年代中期，已有2 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其中，乡镇企业吸纳了约 亿，另有约1 亿人流动于城市之间。而这约有1 亿人之巨流动于城市之间的农村劳力大军，在中国大陆被称之为 民工潮.千千万万的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在 民工潮 潮水般的簇拥下，背井离乡进入异乡客地的都会城市，打工经商以求生存。这批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在缺乏正式的组织架构的协调，和充分的社会资源支持的情况下，他们是怎样来确定自己的流动方向及生存方式，他们是怎样来协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并嵌入这新的社会环境，在这过程中以地缘为标志的同乡关系网络有无发挥作用或发挥了何种作用，这些作用有无正面的意义或负面的影响，这即是本文所关注的。二 民工潮 与同乡关系网络中国经济大潮所呈现的民工潮，是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跨区域的由农业向非农业流动的劳动力转移，这一现象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且显着的结构性特征。这一现象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在农业产业中积淀了大量的 零值劳动力 ，相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农村人口及劳动力增长速度过高，就业及提高生活水平都相当困难，因而农村的乘余劳动力又是一种缺乏经济与转移基础的 空悬劳动力.根据宋林飞的研究，按照总体估计法，以中国现有的耕作水平，全国农业劳动力乘余60% 左右，相当于 亿劳动力。这达几亿人之众的 空悬劳动力 出路何在呢从八十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基本上已形成两条主要途径一是离土不离乡，二是离土又离乡。离土不离乡由于转移成本偏低而吸纳了千百万贫困的农村乘余劳力，并推动了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严格控制城乡人口迁移，城乡户口隔离的情况下，迫使农村中 隐藏 着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另找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人口不向城市集中而把工业拉进农村，使农村里的乘余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向自办的工业转移。这应该说是中国农民逼上梁山，自己闯出来的一条生路。这条出路亦即是 离土不离乡 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这种模式是八十年代农村乘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模式，但 离土不离乡 只是农村乘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途径，它是一种隐性的 民工潮.随着户籍政策的有所松动，在产业与地区比较利益的驱使下，规模庞大 离土又离乡 的 民工潮 ，从西部中部向东部，从内地农村向沿海城市长途迁移滚滚而来。这种跨区域的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大规模的 民工潮 所采用的迁移方式是所谓 接龙式 或曰 联锁式的迁移 ，就是先前外出的乡民向后来者提供就业信息，使后来者跟随先行者到其迁移的区域，并给后来者提供寻找工作和解决住宿等实际帮助。这种迁移方式就像一条龙，一节接一节，像一根锁链，一环套一环。正是这种连环套式的迁移方式，才形成蔚为壮观和持续不断的民工移民潮。这一条龙，这连环套，亦正是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起着巨大的作用。具体分析可以看到，同乡社会网络是通过面对面的微观层次，和信息传播的宏观层次两个层面来发挥作用的。从微观层次来看，本村庄彼此相熟的乡邻外出打工，这些第一次来到都市的农村青年发现 外面的世界尽管很无奈但也很精彩外面找工作不容易但仍然可以赚到钱.岁末年终带着鼓起的腰包和满肚子新鲜事的 打工仔打工妹 荣归故里，他们当然成为村里人心目中的 英雄.春节一过，出去过的人收拾行装又要出发了，而没有出去过的那些乡里乡邻，则带着家人的期待，跟随这些同为乡里的先行者上路了。这样一带一，一带二，连环交错，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一波接一波，一茬接一茬，可以网罗带出一个村子或邻近几个村子的打工人群，这是同乡社会网络在可以直接了解接触到的范围内，所引发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从宏观层次上来看，本地民工进城打工经商，空手而出，抱财回家的信息，除了街谈巷论在熟人小圈子里传播，更会通过传媒的传播在本地区及本省的范围内造成巨大反响。如 三百万川军闯天下，一年赚回五十个亿 劳务大军又添劲旅，赣军已达一百五十六万 ，中国中西部省份的传媒春节前以这样欣喜兴奋的语调报导本省外出的民工给本地经济带来的好处，这种舆论导向从宏观层次上引发了规模更大的连锁迁移。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同乡网络效应下，远方的大都会中，大到出现了同乡聚居的飞地，如有十万人之众的北京 浙江村 以及 新疆村 ，南京的 河南村安徽村 ，最一般的情况是在全国各沿海中心城市出现了无数个以省藉为标志的打工群体，如深圳的 四川妹子湖南妹子 广东各地的 江西老俵 ，可见，同乡网络的连带关系确实是成为民工潮流动的方向仪和指示器。三同乡关系网络在外来工群体中的功能从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到，同乡关系网络对外出打工的乡民来说，其首要的功能是提供了迁移方向的信息传播。但对成为农村中 空悬劳动力 的青壮年农民来说，在产业和地区的比较利益情况下，他们流向城市的最强动因是经济的利益，但为什么对大多数外出或准备外出的村民来说，他们首要考虑的是有熟人带路呢深圳的外来工杂志对此作了一些调查，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以上的外来工是被老乡带出来的，调查还认为，这些外来工与其说是投奔经济特区，毋宁说他们是投奔老乡。 跟着自己的老乡走，心里踏实 从四川到南海一间陶瓷厂打工的马姓女青年这样说，96 年，我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就想出来找些事干，碰巧珠海有家工厂到我们县城招工。我想去报名，但我母亲坚决反对，说没有弄清楚对方的底细，担心靠不住。因为，在此之前，有5 个女孩子就是被劳务中介公司以招工之名骗到广东陆丰卖掉的，母亲说要出去的话，先与已经在广东打工的几个老乡联系，让他们帮忙先联系一些厂，有了眉目后，再出来。我就是按照这种办法来到南海的。跟着老乡走，心里踏实。其实是说出了同乡关系网络在民工潮中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能_人际信任的功能或曰提供安全感的功能。在每个人际关系网络中，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人是把与自己交往的人按远近亲疏区分成几个向外扩散圈子。在这种 差序格局 的社会结构中，人际交往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规则就是两分法，即把一部份人称为 自家人 或 自己人 ，而把除自己人以外的人视为 外人 ，而对待这两类人是奉行不同的道德要素，其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 信 字，即对 自己人 可以放心，可以信任；对外人则必须有所戒备，必须小心谨慎。这个 自己人 的说法又是很有弹性的，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论述，自己人应该是以一 己 为中心，根据一根根私人交往的环节向外伸展，它小可以小到就包括自己的家人，大，可以大到任何跟一 己 有某种关系的人。对离乡背井外出打工者来说，同乡就是自己人，是值得信赖，可以拜托的人。对大部分外来工来说，同乡确实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同乡关系不仅为外来工指出了流动的方向，还提供了一系列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正式的组织机构提供的实际的帮助。在广东中山一间印花厂打工的章某说 在外打工的人最怕遇到两样麻烦事，一是失业；二是生病。一旦被炒鱿鱼，马上就得卷铺盖走人，栖身之所没有了，住旅馆，又花销不起，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奔老乡，到老乡的出租屋或宿舍里挤一挤，暂时渡过难关。要是生病了，看病买药料理生活更得要依靠老乡。一般的工友也不是不肯帮忙，但总觉得欠了他们人情，自己老乡来做这些事，心里就很自然坦然。同乡关系网络除了对外出民工个人生活提供帮助外，还是为外来工在所在工厂争取合法权宜的群体力量，李静君在研究深圳外资企业的打工妹时发现，外资企业内缺乏保护工人利益的正式组织机构，有些工厂的工会组织只是象征性的存在，当工人与厂方发生一些矛盾或工人之间有纠纷时，很难找到正式的组织机构来解决问题，而真正能为那些形影孤单的打工妹出面说话，并发挥协调作用的，是工人中间存在的同乡关系群体。可以说，在缺乏正式的组织机制保障的情况下，同乡关系网络是外来工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同乡关系网络作为非正式组织所发挥的社会支持社会整合和经济协调的作用，在大批农民移居城市并以同乡群体为归依所建立的，称之为都市里 村庄_ 移民飞地的现像上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示。有关都市里的村庄，北京的 浙江村 可能是中国各大城市中最大和最有名的一个了，所谓 浙江村 其实并不只是一个聚居地，它统指来北京务工经商的浙江人在北京近郊形成的几个聚居区，据北京有关部门1994年底的统计，在京的浙江人为59万，其中集聚而居的人数号称有十万之众。这些村落的成员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浙江温州和温岭一带，形成有专门销售珍珠的 珍珠村 ；专门销售眼镜的 眼镜村 和专门制作销售皮革和其它成衣的 皮服大院 ，在这些浙江人聚居的专业 村 中，在经济上是搞产供销一条龙服务，从而在温州和北京之间架起一道热线，并在全国各地布下网点，以点带线，以线盖面，生意越做越热闹，擅长经商的浙江温州人由此而名闻天下。在浙江人运用同乡关系网络搞活经济这盘棋时，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浙江同乡还拉起了安全保障的网络。位于北京丰台南苑乡的 金瓯皮服大院 就是这样一个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圈起来的安全地带。金瓯皮服大院是在原本占地面积五十多亩的空置地上，由散居在北京各处的浙江老乡出资1000万圆，当地南苑乡出地皮，开发兴建的一座有一千多间房屋的大院，供浙江人在这里居住和加工及销售服装。据大院 管理小组 负责人介绍，他们都是一些本份的生意人，离开家乡到北京只想把生意做得好一点，但在经商中不断受到地痞流氓的骚乱，有的还受到严重侵害，而当地的公安派出所等市政部门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进行管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几拾个同乡亲友投资1000万圆，兴建了这个大院，并向丰台保安公司雇了10个保安人员，轮流值班，昼夜巡逻，以保障在这里居住及经营的浙江同乡的人身及财富的安全。在城市边缘，外来人口大量聚集之处，政府部门鞭长莫及，公共管治松弛，从而使治安问题日益恶化，这是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浙江人在北京的浙江村中所尝试的这种筑院而聚居的生存方式，即是在社会治安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外来移民发挥同乡群体网络的作用，所进行的一种自我管理和社会整合。类似的自我管理还有那种更为正式的，并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在案的同乡会，如广东省丰顺县的外来人员于1995年在佛山成立的 佛山 丰顺同乡会 ，这种同乡会既制订规章和规则，还设立理事会，同乡会不仅帮助会员解决个人实际困难，协调处理会员与所在工厂的权益，还以同乡会的名义捐钱资助家乡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事业。上述种种都是同乡关系网络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四结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引发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标志，但由于相关制度建构的滞后，使劳动力的流动又充满了盲目性和随意性，几千年来被土地所束缚，几十年来被户籍所控制的中国农民，当他们因应社会结构的转型，摆脱束缚与控制，浩浩荡荡地进入城市时，先是被养尊处优的城里人视为洪水猛兽般的盲流，继而又作为外来工担负起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差活。在离土离乡，缺乏正式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同乡关系网络成为城市新移民的重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组织资源，它即可以作为个人之间的关系互惠互助，又可以作为具有同一归属特性的群体与外界社会协调整合，弥补正式社会组织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同乡权益受损失或同乡群体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失调，帮助同乡新移民能够尽快嵌入所处的社会。它就像一座桥梁把家乡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使源源不断的家乡人可以怀着一份信赖一份期待投奔而来；外来人员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和学到的技能又成为家乡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力量。当然，同乡关系网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当的负面影响，如同乡之间的恶意竞争，以及由同乡关系聚集而成的犯罪团伙，这也是在许多城市外来人员集中的地区社会治安差的基本因素。参考资料1.格。齐美尔群体联系的网络1922 2. 拉德克利夫。布朗，19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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