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docx

解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如何认识和解决贫富差距过大，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没有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强调“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注重社会公平”。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解读。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关于分配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现就这个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少人的观念中，公平是一个超历史的绝对的概念，公平就是平均分配，就是人人有份。其实，“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是一个法律用语，在不同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包含不同的内涵；在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中，不同经济地位的当事人有完全不同的公平观念和标准。离开生产方式的性质谈论社会公平，离开生产谈论分配，不仅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曾鼓吹以“公平的分配”代替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分配。对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惟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来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他说，作为同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固然体现了平等的权利，是一种进步，但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包含着各种弊病。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他还说，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回顾人类历史，在所有对立的生产方式中，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真正的社会公平在于社会成员对生产条件的共同占有和联合劳动，在于消除等价交换、消灭阶级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条件，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公平，都只是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历史性的、相对的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合同劳动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实现上述意义的社会公平。所谓社会公平，主要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来说，只要是坚持了按劳取酬和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只要是没有出现贫富过分悬殊的情况，都不能说是不公平。社会公平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有人认为，我国贫富差距过大是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造成的；今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把社会公平单纯看作是公平分配的结果，把社会公平完全寄托于公平分配。这种看法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其实，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背面和表现，要实现公平的分配，必须以公平的生产关系为前提。第二，把分配同分配的对象分离开来。但是，公平分配只能以可供分配的产品为前提，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和产品的丰富，谈论公平分配只能是空头支票和画饼充饥。的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字面上好像是讲第一、第二的关系，好像是此长彼消的关系。但是因此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颠倒过来，则是不正确的。必须明确，贫富差距过大不是因为过分注重效率，不是因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而是因为在变革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和交织，存在漏洞，对社会公平关注不够。效率和公平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不存在第一、第二的关系，二者都很重要；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物，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同公平发生矛盾的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效率。所谓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是强调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在发展的意义上理解效率，那么，“效率优先”无非就是“发展优先”。但是，和“效率优先”相对应的，不应当是“兼顾公平”，而应当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一定要服从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括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以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而不是颠倒过来。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理解发展，那么，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含着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就变成普遍的贫穷，就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就像动物的生存斗争同种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样。历史上所有的对立关系，都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们还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物质前提的。贫富差距过大时更应注重社会公平当前，一方面，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条件的改善允许国家加大调节力度。因此，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实施的某些倾斜政策；不合理的战略思维和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不力；等等。以历史的观点看分配关系，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认为，贫富差距的任何扩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体现了现实的公平性。只有体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为造成贫富差距的过大，才属于分配不公。公务员之家:现阶段的分配不公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综合标志：一是基尼系数过大，二是贫困人口过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当明确，提法的某些改变基本属于政策性调整，而不是基本分配制度和基本分配原则的变化，更不意味着在牺牲效率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决定收入分配的，首先是初次分配，其次是再分配。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与再分配有关，也与初次分配有关。在目前的体制下，初次分配并不是基本上由市场机制决定，还存在很多的不公平。例如，工资率过低和利润率过高，就是属于分配不公；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更是不公平了。即使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也不能认为初次分配只要注重效率就行了。同样，再分配不仅要解决公平问题，而且也要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进而解决效率和发展的问题。因此，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既要调整再分配关系，又要调整初次分配关系。所有的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只能在发展和改革中解决。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规律有人认为，我国“一部分先富”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共同富裕”，中央“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这种认识笔者以为同样是不恰当的。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当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先富的地区要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逐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贫穷。邓小平所说的由“部分先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不仅是我国正确的发展道路，而且是一条客观规律。“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而是通过“部分先富”达到“共同富裕”。在“部分先富”的过程中，就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成分；在“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实现以前，始终表现为“部分先富”。“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充分积累。在我国现阶段，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要承认劳动差别，又要承认资产差别。也就是说，不仅要默认劳动能力是每个人的天然特权，而且要承认对象化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同样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前者要求同量劳动相交换，要求同量劳动获得同量报酬；后者要求财富转化为资本，并实现价值增殖。只有这样，才既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又能够调动资本所有者和企业主的积极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以及采取市场经济形式，就是体现了上述利益要求。在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形式中，收入的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率先富裕起来的只能是一部分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调节，富裕起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