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docx

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一引言假使周礼真出于周公而是西周政典的话，也只有史料上的价值，作为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一种材料。假使它不是一部西周的作品，出于后人的伪托，我们当它是一部假古董，分析它、批判它，看它还有没有一些史料上的价值。其实，无论真伪，周礼本身不应负责任，从天官冢宰以至于秋官(考工记暂除外)，没有一句话说到它是西周的政典，也没有说到它是周公的书。它开头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是几句纲领性的说明，既没有指出武王或者成王来，也没有提到周公，它也没有说明是一部实际的政治典范，或者是一部理想的书。把周礼一部书的问题当作政治史、学术史上的大问题来看，是由于经学今古文之争；而经学今古文之争基本上还是因为统治阶级本身的矛盾，造成思想上的纠纷。如果说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是封建领主阶级的反映，今文经学的产生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地主阶级起来以后，他们要求变，要求变更那已经腐朽了的封建领主制度，今文经学也正好代表这种要求。到西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还是代表部分地主阶级的思想，来作推翻汉朝统治者的企图，所以从昭帝时起，社会上盛传“汉历将终”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被王莽利用了，帮助他推翻了汉朝的统治，但新莽的设施对于地主阶级有更多的不利，于是部分地主阶级也在响应着农民起义。东汉建立后，政权完全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这时他们不再要求变了，他们要巩固政权，加紧剥削，力图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于是代表今文经学传统的变的哲学，遭遇到了个不要求变的场面，原来反映这种思想的阶级变了，他们放弃了这种思想体系，因之今文经学在学统上遭逢不利，而古文经学兴起。我们研究王莽夺得政权的经过，知道经今文经学给了他许多方便。然而后来的经今文学派，尤其是晚清的今文学派，硬说王莽夺得政权和古文学派有关，说是由古文学派所包办。康有为就是说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他又说刘歆遍伪诸经，以周礼及左氏传为主，然后遍伪诸经以作佐证(均见伪经考)。这是缺乏根据的说法，古文经的出现及其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及历史原因，不是一两个人能够伪造出来并且使之发达的。这些经典也不可一概而论，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类。一、整部全是古文经，它本身并没有今古文的分别，如周礼、左传；二、部分的古文经，如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等；三、传授上的今古之别如诗经齐、鲁、韩诗是今文，毛诗是古文，论语鲁论是今文，古论是古文等。第二类古文经已不可得，是真是伪可以不说，第三类古文经与今文经只有篇目或字句上的不同，也不是有什么根本上的歧异。只有第一类古文经书是非常突出的两部，虽然在西汉以前这两部书没有师法传授，然而却不是新莽时代伪造出来的。为什么这两部篇幅很多的书，在西汉惠帝以后，大举搜求遗经的时候，没有经师传授?这是当时和后来的人致疑于这两部书的重要原因。当今文经学最发皇的时候，本来提倡今文学的(如刘歆)为什么又推崇几部古文经?这也是使人怀疑的重要原因。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一般经师既不注意史学，也不了解史学，所以在春秋三传中，公羊有传人，谷梁有传人，这两部书注重所谓春秋的“微言大义”，它们鼓吹唯心论的历史哲学，它们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经师们可以“持以干禄”。左传纯粹是历史记述，虽然有时也讲些“义法”，在经师看起来是卑微不足道的。司马迁是懂得历史的人，他首先看重了左传，史记中关于春秋史和古代史的材料，很多取自左传，假使没有左传，史记的成书是不可想象的。司马迁就是左传的传人，不过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一百年后，刘歆继承了司马迁的事业，又来表彰左传。周礼也是一部历史着作，是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并没有微言大义。西汉经师们不重视历史记载，也不重视典章制度，周礼所以没有传人，理由和左传相同。今文经学虽然给王莽夺得政权许多帮助，但那里面缺少典章制度，少有可供王莽取法的地方，所以他重视周礼，也曾经取法周礼。王莽要以复古作维新，他要恢复领主封建制度，消灭和他争夺土地的地主阶级，周礼正好供给他一些材料。井田制也就是领主封建时代的制度，没有大地主，土地是国家的“王田”，农民是国家的农奴，所以王莽要尊重周礼，“以明因监”了。东汉以后，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希望社会能够安定，而古文经学是古代的历史与典章制度，这种学风至多只能造成讲章句的儒生，对于统治者会有帮助的，于是在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与古文尚书、毛诗等经同置弟子员。此后经师多是呫哔小儒，埋头于章句的钻研。由此知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兴起，各有其社会根源，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与条件下，它们全可以为地主阶级服务，然而彼此却长期地在斗争中。二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研究周礼中的经济制度，不是要肯定它是某一代的实际制度，只是要说明它是周礼中的制度。研究的结果如果和某一时代的制度相当，也不能说明周礼就是某时代的着述，因为当我们还没有判定它是一部实录或者是一部托古书以前，还不能遽下断语。就周礼的内容说，它有着奴隶制残余材料，但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周礼中有“人民可以买卖，证明这些“人民”不是自由人。地官质人中说：“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这上面的“人民”，自来经解全说成奴隶。在春秋以及战国时代有几种人是可以买卖的，一是俘虏，庄子徐无鬼说南伯子綦的儿子梱遇盗，被刖而卖到齐国；一是妾，檀弓中记载子硕曾经请求卖他庶弟的母亲；一是犯罪的人，国语吴语有：“王乃命有司，大徇于军曰：“谓二三子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斩，妻子鬻。”这全是处于奴隶地位的人。虽然奴隶的来源不一，然而最重要的来源是俘获，秋官朝士说：“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所谓“得获”，是指战争中的得获说，左传定公九年有云：“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公羊昭公二十三年也有：“君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的记载，这全是说战争中的得获。大的得获，即是说重要的物资和成年的人民，归于公家，小的得获，即不重要的物资和没有成年的人民，归于私人所有。无论奴隶的来源如何，他们是罪人的身份，在周礼秋官中有许多专管奴隶的机关，司厉说：“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春稾。”奴隶就是罪人，所以“罪隶”一名，几乎是专称了。周礼秋官中有罪隶百二十人，是罪犯而罚作官奴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裴豹隶也，着于丹书。”杜预注云：“盖犯罪没为官奴。”这是正确的解释。鹞冠子世兵说：“百里奚官奴官。”也是指罪隶说。周礼中又有许多女奴，如天官中的女酒、女浆、女篷、女醢、女醯、女盐、女幂，地官中的女春枕、女囊，这些全是官奴婢。他们不从事主要生产事业，是家内仆役的性质。俘获奴隶的对象以外族为主，所以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等职别，另外有罪隶，他们全归司隶所辖。司隶的职掌“司隶掌五隶之滨，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为百官积任器，凡囚执人之事。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秋官司隶)。这一机构中有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入，徒二百人，他们的任务多半是“烦辱之事”。一直到汉朝置司隶官，还是“将徒治道沟渠之役”。其余五隶也全是管些“烦辱之事”，或者管输送，如罪隶，或者看守王宫，如罪隶和蛮隶，而所有蛮隶、闽隶、夷隶和貉隶全管畜牧的事。这是些奴隶的头目，他们还管辖着许多奴隶。他们是俘自“四夷”的，“四夷“的经济生活，比当时中原地区为落后，中原是农业生活了，他们还过着畜牧生活，所以要他们来管畜牧。研究上述关于奴隶的材料，我们初步可些得到如下结涂：第一，这些奴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不从事主要生产事业，他们所管的事，或者是为了贵族的享受，如女浆、女酒；或者是看守门户?如罪隶、蛮隶；或者服贱役，如司隶的职掌；或者是管畜牧，如夷隶、貉隶；同时我们知道周礼中的主要生产是农业，奴隶而不从事于主要的生产，意味着这不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第二，由于奴隶可以买卖，又因为小的奴隶可以归于私人，我们断定其中有私人奴隶的存在。因为这是一部叙述政府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书，很少关于个人的记载，所以关于私奴隶的情形不详细，但我们推测私奴隶也不是从事于农耕的，因为尚有大批农奴存在。以下将要讨论到。第三，关于奴隶的称谓，有几处是“人民”的记载，其意义就是奴隶但不能说周礼中的“人民”全是奴隶，“人民”仍然是一个广泛的称谓，包括着自由民、农奴和奴隶。周礼中虽然有奴隶而不是奴隶制社会，从事于主要生产事业的是农民，在周礼中叫作“忙”，地官遂人说：“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错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耡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强予任甿，以土均平政。“甿”和“氓”可以通用，说文解字田部云：“甿，田民也。”正是农民的适当解释。“以田里安甿”，“以土宜教忙稼穑，以兴韧利毗”的“甿”，很明显是指住在田野而从事农耕的人。新来的农民按着土地的等级授地，可以免去征役。地官旅师说：“凡新甿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媺恶为之等。”在春秋末以及战国时代，各国君主都希望招徕新的农民，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增加他们剥削的对象。孟子滕文公上说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日：愿受一廛而为氓”。吕氏春秋高义也说：“墨子于越，欲自比于宾萌。”“宾萌”是客户的意思，也就是“新甿”。“甿”或者叫作“野民”，除了耕田以外，还耍担任许多力役，如战争和打猎，地官县正说。“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野民”就是住在田野的农民，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奴隶，在周礼中往往把“夫家”(农民)放在“人民”(奴隶)的上面，地官县师说：“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夫家”，周礼注疏认为指“男女”说，既然放在“人民”的上面，可以解释“夫家”的地位比奴隶高。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夫家是农民了地官遂大夫说。“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以教稼穑。”遂大夫稽查“夫家”数目的多少而教以稼穑，那末一定是农民了。这些“夫家”全是授田的对象，地官遂人说：“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五十晦；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莱百晦；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二百晦，余夫亦如之。”这上面的“夫”是指有妇的男子说，代表独立的一家，或称作“家”，地官大司徒说：“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这是以“家”作单位。由此可以知道，无论是“夫”是“家”是“夫家”，全指农民说。这些农民以耕田为生而没有土地，要领主们择给他。这些农民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假使他们要徙于他乡，必须“为之旌节而行之“，没有旌节的，关上便须呵问，查出来是要下狱的(见地官比长)。而孟子却把这种情形说成农民的美德，他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说明了农村自耕农民的农奴化，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了。周礼中关于田制的记载共有四处(考工记除外)，计为：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及大司马、大司徒和遂人原文已如上引，小司徒说：“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又夏官大司马说：“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以上四处记载，就内容来说，可以分作两类，大司徒和遂人是记载授田的数目；小司徒和大司马是一类，记载着每一家可供力役的人。据大司徒的规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分别，据遂人的规定，田有上、中，下和莱的差异。所谓不易就是年年耕作而地力不衰，等于上地；一易是一年耕种、一年休息，等于中地；再易是二年休息、一年耕种，等于下地；“莱”，据郑注是“休不耕者”。两种记载比较，遂人上地一夫田百晦莱五十晦是和“不易之地家百晦”有差异的，但就上下全文来通盘考虑，是可以解释的。大司徒一开头就说，“凡造都鄙”，可见所指是都鄙田制。都鄙，据各家注疏，全是说公卿大夫的采邑。就上下文来看，上面说建邦国封诸侯、下面说到设置采邑，也是合理的。遂人所说是六遂的制度。为什么遂人中上地百晦外，还有五十晦莱?原文没有说明，这可能在乡遂首先实行了三圃制耕种法。此外在遂人中有关于余夫的规定，“余夫”的解释虽然有种种不同，但惠栋以为“余子”(余夫)就是庶子的说法，最为正确，解释为一家已有正夫受田，尚有余子娶妇也可以受田，是讲得通的。晦数多少据原文应当是同于正夫，但孟子说余夫受田二十五晦，所以有人解释周礼中的“余夫”也应是二十五晦，不然与正夫相同，在许多方面不好解释。说到都鄙，说到六遂，在王畿内还没有说到六乡。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以为六乡的制度与六遂同，那末王畿内的田制都说到了，侯国的制度是不是同于王畿?依照周礼封建诸侯的制度，其内部组织，大体是王畿千里的缩小，中央是封君的都城，周围近者为乡，乡的外围为遂，五等封的规模是：公国，方五百里，有三乡三遂；侯国，方四百里，有二乡二遂；伯国，方三百里，有二乡二遂；子国，方二百里，有一乡一遂；男国，方一百里，有一乡一遂。乡遂以外当然也有卿大夫的采邑，每一个诸侯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王国，所以它的井田制度也是相同的。井田制度有完备的沟洫系统，专门讲求水利设施。小司徒记载道：“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这上面说到井田与地方制度的规划而没有说到沟洫制度，考工记匠人道：“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这可以补充小司徒的记载，但与遂人的说法不同，遂人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郑玄对于这不同的记载，解释一为采地井田，一为乡遂井田。然而这乡遂的沟洫制度就形式论不成其为井田，程瑶田就曾经这样说过，因为十夫受田千晦，不能成方。那末乡遂和采地的田制是否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我以为乡遂基本上是自由农民居住，不行助法，而采地是农奴居住，要实行劳役地租。沟洫制度，固然可以排除水患，也可以用来灌溉，增加农业上的收获。这些农民有了自己的份地：有了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生产会很发达吧？但他们一无耕牛，二无铁器，生产工具是很原始的，因之生产力水平很低。地官里宰有道：“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所谓“合耦于耡”，即两人相助而耦耕。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诗经周颂，“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全是耦耕。一人的力量有限，必得两人合耜而耕，这是没有牛耕的证明。周礼中也曾有利用牛的地方，比如秋官罪隶：“凡封国若家，牛助为牵旁。”这是指利用牛从事运输，而没有说到牛耕。地官牛人关于牛的用途有较详细的说明道：“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餐食宾射，共其膳羞之牛。军事，共其犒牛。丧事，共其奠牛。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旁，以载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以待事。”这里面的牛有三种用途；一是作为祭祀的牺牲，一是作为肉食，一是驾车。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也是说用牛来驾车。贾公彦的周礼正义就说周礼中没有谈到牛耕(原文是说周时没有牛耕，他以为周礼是周朝的作品)。周礼中也没有关于铁器的记载，地官说。“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秋官职金下说：“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全是以金玉锡石并称而没有铁。关于“金”，依说文解字的解释，固然可以说作五金，然而这是汉人的说法。周礼以金、锡并列，正是青铜器时代的铜与锡，周礼中的“金”，解释为铜，没有丝毫困难，而没有铁的痕迹。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用铁，如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铁刑鼎，是很有名的故事春秋末年也曾有过牛耕，比如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全是很好的证据。在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的事，周礼中还没有踪迹，这意味着二种事实，周礼的作者至少对于这两件事还不熟习。农民的负担，就是说领主们对于他们的剥削程度如何，据天官大宰的记载道：“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九种赋敛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从“邦中之赋”到“邦都之赋”全是田赋。“邦中”指城郭以内说，“四郊”指近郊远郊说，距王城一百里以内；“邦甸”是六遂所在，距王城一百里到二百里地带；“家削”指距王城二百里到三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邦县”指三百里到四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邦都”指四百里到五百里地带，也有公邑和釆地。其余三种赋在性质上有些不同。“关市之赋”是“司市”、“司关”所敛的财贿。“山泽之赋”是山林川泽的地征，由“山虞”、“泽虞”，“川衡”、“林衡”来收敛。“币余之赋”是政府机关法定用款的余额，由职币来收敛。赋税的比率，据地官载师说：“凡任地，国宅无征，国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削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以上共分六级。国即城，国宅据郑玄说指官家宫室及官吏治所而言，不收赋税，“园廛”指城中与近郊的民居及场圃而言，“近郊”，“远郊”同属“六乡”，“甸、削，县，都”就是指“邦甸”、“家削”，“邦县”、“邦都”说，“漆林”的税率最重，因为它是天然长成，用力少而所得的利益多。这段说明了乡遂等区的自由农民比以外的农奴负担较轻。综合起来说，这税率是重的，领主贵族们完全是剥削者，他们不出任何赋税，“国宅无征”的国宅，也包括领主贵族的私人住宅在内，是不出赋税的。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沈彤的话道。“国谓城中宅，即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言所以无征者，于贵者优之也。”贵者本来贵了，还要优待，这是封建社会最不合理的制度之一。其余除了园廛的二十而一以外，主要税收对象从近郊的十分之一到邦都的十分之二，税率是很重的。汉书食货志引魏文侯时李悝的话，计算战国初年农民的生活情形，说农夫一家五口，耕田百亩，一年得粟一百五十石。除租税十五石，余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食一石半，五人每年共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卖钱三十，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赛会用钱三百，余钱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钱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疾病、死伤、天灾、赋敛等意外费用，都还不算在内。这是战国初年的情形，十分之一的租税，农民们已经负担不了，假使是二十分之三，或者是十分之二，负担加倍，农民的困苦又将如何。况且实际税率还不止此!由以上的叙述，我们知道农民是周礼中讲到的主要生产者，是领主贵族生活的担当者。周礼中共讲到哪些贵族?他们中间分成多少等级?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如何?在周礼中除了周天子和他的卿大夫以外还有许多封建诸侯，诸侯的名称是：公、侯、伯、子、男。名称有五，是不是分成五等?讨论这些问题，要牵涉到王莽、刘歆和康有为。汉书王莽传有这样的话：“莽乃上奏曰：明圣之室，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明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康有为在王莽传辨伪内说：“用饮周官说也。按孔子之礼，则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羊说，则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已。康有为这些话，在好多地方有问题，他最疏忽的地方，是王莽的“爵五等、地四等”的制度，根本和周礼不相干，而康有为说他是本于周礼。周礼记载诸侯封土有两处，一处说：“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地官大司徒)。这明明是封地五等。另一处说：“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夏官职方)。这也同样的是封地五等。全部周礼内并没有周爵五等地四等的记载，想不到康有为这样疏忽。在周礼内不特不是封爵五等地四等而且是封爵三等地五等。公羊的爵三等是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同一位。周礼不同，它以公为一位，侯、伯为一位，子、男为一位。周礼中关于诸侯的等位，莫不以此为标准，如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周礼中的所谓“命”，等于魏晋以后的“品”。那末，公为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正是爵名五而三等。此外关于诸侯的礼仪，也莫不等别为三。过去也曾经有人看到这一点，周礼正义引陈君举的话道：“虽周亦三等也。大抵公一位，侯伯一位，子男一位。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礼，侯伯之礼，子男之礼行人叙诸伯，则曰如诸侯，诸男则曰如诸子。而司仪赞见，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则亦三等，校然着见矣。”据此，周礼中的爵分三等，是没有疑问的了。其中诸侯等级就表面上看，唯一可以区别为五的地方是春官典瑞：“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圭，男执蒲圭。”关于此，周礼正义卷三十五引易氏的话道：“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谷璧蒲璧五寸：皆命数也。”以圭壁与命数相配合，见于周礼秋官大行人原文，易氏的话是正确的，这依然是爵三等，并没有例外。因此我以为新莽分封爵土是本于孟子和王制，全是封爵五等，地四等，虽然孟子、王制和新莽的制度大同而有小异，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以上这些诸侯全是领主，有支配其封内土地和农民的叔力，虽然在政治上要接受周天于的制裁，在经济上对周天王有纳贡的义务。关于纳贡，秋官小行人记载道：“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公，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藉礼之。”贡物的种类在大宰和大行人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朝贡以外，正常的赋税，直接从农民身上剥削得来的劳动果实，天子和诸侯又如何分配?地官大司徒道：“诸公之地，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广。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其食者四之一。”这是有关于赋税的处理也分作三级，据郑众的意见，“其食者半”，是“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余以此类推。而郑玄则以为，“大国贡重，小国贡轻”，“其食者”云云，是指周天子说。先后两郑的意见，正好相反。清代的江永赞成郑众的意见，他说：“先郑(郑众)谓其食者为诸侯，后郑(郑玄)谓其食者为天子。以文势言之，土其地、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国，则其食亦当指侯国，先郑之义为长”(孙诒让周礼正义引)。孙诒让也赞成江永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就文法构造上立说。而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列尊者贡重，相反，列卑者贡应薄，正和后郑的意见相同。顾颉刚先生曾经对春秋时代的职贡有很好的说明道：“春秋之世，王纲解纽，齐、楚、晋、秦、吴、越各争为伯主，其所以争者，非特以会盟执牛耳为荣也，亦以便于榨取弱小。襄二十九年传记晋女叔侯之语曰：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史不绝书，府无虚月。昭十三年传记郑子产争于晋曰：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贡献无极，亡可待也!鲁与郑皆服于晋，而不胜晋之诛求，月必有贡，鲁郑贡之无艺，晋人府无虚月，质以周语之文，是直以王者待晋而以侯服自待。鲁郑如此，同时他国之服属于伯主者，何莫不然，此伯国之所以日侈而小国小民之所以不堪。襄二十七年弭兵之会，子木谓向戊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谓晋所属国亦贡于楚，楚所属国亦贡于晋，易言之，两伯既志在争贡以兴战祸，弱小诸国，惟有双方纳贡以求弭患耳。故是时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令曰视诸滕，杜注；两事晋楚则贡赋重，故欲比小国。即据此一事观之，弱小之受经济侵略，其严重宁可言耶!”(浪口村随笔卷二)周礼中所描绘的天子，高于春秋时代的伯主，那末周天子对于诸侯的榨取情形，诸侯和天子间的经济关系，由此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而当时伯主属国，愿下比而不愿上同，也足见大国贡重之一斑，结合到周礼食贡的分配，当以郑玄的说法较为合理。三周礼中的政法制度在上一节中，我们研究了周礼中的经济制度，适应于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政治与法律，是这一节研究的对象。根据上一节研究的结果，这种经济制度和春秋时代的实际情形相当（尤其是齐国)。在春秋末年，因为生产力有了进一眇的发燕尾服，社会经济制度也起了变化，领主阶级逐渐走向衰亡。这些是周礼的作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事。即便是看到了，也不愿意这种情形在周礼中出现，在周礼中仍然维持着领主阶级的地位。铁器，周礼的作者也许知道了，但没有记载，牛耕也在拒绝着。没有土地的买卖，而奴隶的买卖仍然流行。这不是春秋末年以后的情形。虽然我们说过，即使能够证明周礼的制度和某一个时代相当，也不能就说它是某一时代的实录，然而明确了它的经济制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中的思想体系。作者既然以封建领主制作为基础，那末所描绘的上层建筑，是否适应于这种基础?虽然他也许意识不到一定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一定的基础，毕竟是存在决定了意识，周礼的作者被领主封建的社会意识所支配着，在其菱中所表现的思想，各封建领主制不能相违。这就是我们研究了经济制度，继续研究其中政治和法律的原因。周礼中最高统治者是周五，政府中的官制，有所谓天、地、党委会、夏、秋、冬等六官。六官的长官，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表面上看，六官好似平列，实则天官地位要高出五官。周礼天官大宰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这六典是无所不包的。原文说：“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以上教典即地官职掌，礼典即春官职掌，政典即夏官职掌，刑典即秋官职掌，事典即冬官职掌。六官职掌全统于天官，天官的职务实统辖其余五官。周礼六卿兼军将的职务，夏官司马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这里面有两件事可以和春秋时代的制度相印证，一是“军将皆命卿”的制度，与晋国的制度相同，也和齐国管子“因内政寄军令”的制度相同。二是王六军、大国三军等制度和左传的记载相合。左传襄公十四年说：“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关于军队的组织形式，夏官司马道：“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为上士。二十有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依此类推，则五师为军，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六军共七万五千人。自基层上数，五伍为“两”，“两”就是兵车一乘。古代兵车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选强壮武勇者为甲士，又选其尤勇者，居车上三人，左持弓矢主射，右持矛主击刺，中间主御，是为甲首。左传所谓“获其“甲首三百”(桓六年)与“甲首三千以献于公”(哀十一年，甲首就是甲士之首。其余甲士七人，居于车的左右，步卒十五人在车后。这二十五人为一乘的制度与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制度相合，孙诒让说；“以二十五人为一乘，按之诸书皆合。方叔南征，车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万五千人，是王六军之制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军，明以前无三军。诗言公徒三万，僖公时止二军也，二军二万五千人，言三万举大数也。每乘二十五人则千乘适二万五千人，是为二军，并将重车者计之，适三万也。孟子言武王虎贲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车甲士十人，故革车三百两也。韩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与纣战，亦一证也。又左氏闵二年传云，师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乘马云，一乘四马，白徒三十人奉车两，皆无不合”(周礼正义卷五四)。周王统辖着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所以对于诸侯掌握制裁的大权。这一点和春秋时代的周天子徒拥虚名者不同。大司马所载“九伐之法”，即为对于诸侯的制裁：“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凌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凌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这不是徒拥虚名的天子能够有的权力。为了加强王国与诸侯间的关系，更有朝觐会同等礼仪。大宗伯说：“春见曰朝，夏见日宗，秋见日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頫曰视。”四时朝觐是诸侯照例到京都拜见周王的礼仪，四时以外的会同是周王临时的召见。秋官大行人更记载朝觐会同的内容道：“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四时的朝觐主要是布置和检查，时会是战时发布“九伐之法”，殷同是大会诸侯发布政令。朝觐的次数，据大行人的记载，依九服距离的远近而有不同。周礼中的诸侯，因距王畿远近而有九服的划分。九服或称为九畿，夏官大司马说道：“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这里称作“九畿”，夏官职方则称之曰“九服”。侯服中的国家每岁一见，甸服二岁，男服三岁，采服四岁，卫服五岁，蛮服六岁。除了朝觐以外，周王为了加强统治，尚有巡守，大行人记载道：“十有二岁，王巡守。”巡守的时候，究竟作些什么事情，没有明白记载，夏官职方说：“王将巡守，则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职事，无敢不教戒，国有大刑。”这恐怕是一种实地检查，所以先诰诫四方，要注意自己的职守，如果不谨慎，国家是有大刑的。除了巡守以外，每隔一两年王与诸侯间总会有些来往的，在大行人中有着详细记载。诸侯对于周王除了朝觐会同，接受制裁，还要纳贡，这在上节中已经有了说明，另外在天官冢宰及秋官大行人中也可以看到关于贡的类别。以上我们考察了周礼中有关政治的制度，并且作了一些说明。周礼中的周王不同于春秋时代的天子，那时天子实在等于“千朔之饩羊”对于封建一分为二不特没有制裁的大权，而且常被强大的所胁持。战国时候更不成样子，地位等于三等以下的小诸侯了。周礼的作者要建立起一个有机体的封建帝国，虽然在九服以内分布着许多大小不诸侯，然而这些诸侯在周王的统辖下，他们不是独立国家的群主，一切生杀予夺凶大权全操在周王手内。天官大宰说：“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此所谓“驭群臣”，不仅指王朝的群臣说，诸侯及诸侯国的卿大夫也包括在内。一方面周王有授爵封侯的大权，另一方面也有制驭和诛杀的大权。八柄，归纳起来就是赏罚二柄。韩非子的二柄篇说：“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周礼八柄即韩非子二柄的前身。在管子中有“六秉”的说法，小匡篇说：“管子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六秉就是六柄，国语齐语记载这段话就是六柄。从管子起一直到李斯，许多法家都有这种主张他们提倡中央集权，提倡君主专制，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也就不容许有许多独立侯国存在，这是先秦时代大一统思想的起源。这一种思想，这一种要求，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不可分，这代表了他们的要求，为了商业上的便利，希望全国统一起来，为了巩固既得利益，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当然也希望一个地主阶级中的大地主来作他们的君主。这种统一的要求，是合于大多数人民愿望的，也是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春秋中叶以后的社会发展，正朝着这个方向走，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要求的实现。这种愿望和这种思想萌芽于春秋，那时新兴地主阶级抬头了。到战国时候，这个阶级的势力越发膨胀起来，这种思想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周礼的作者在经济基础上虽然顽固地维持领主制的封建社会，在政治体系上却队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这是周礼本身的矛盾，是过渡时期容易发生的矛盾。由大小领主们组织起来的政府，怎么能够出现强有力的政权?那些大大小小的领主们各有各的军队，各有各的土地和人民，所有的诸侯全会变成独立的王国，哪里会接受周王的制裁?领主阶级崩溃了，新兴地主阶级组织起来的政府，军队统一，兵刑分开，才能够有统一的集权的中央政府。但在周礼的经济基础上打算有那样的政府，岂非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