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约束与观念变革.docx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约束与观念变革摘 要：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高度综合性的社会发展战略。十余年来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没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持，仅从经济和技术层面实施该战略必然产生诸多的问题，而作为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持的基础是观念的变革。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制度约束；观念变革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highly integrated strategy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he global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as proved that apart from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field,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should also be involved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basis of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upport is the reform in ideology.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at;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 ideologyreform自联合国里约会议以来，“可持续发展”相继被世界各国纳入国家的经济社会规划中，成了世界性的发展战略。然而，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可持续发展以后，世界经济仍然没有摆脱危机的困扰，全球生态环境也未发生明显的改善，而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正从反面揭示我们经济活动的不可持续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有必要深刻地反思我们已走过的道路，以便为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未来的方向作更明确的谋划。一、可持续发展内涵辨析在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尽管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各有不同，却有相通的内涵。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权威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52 从这一定义，我们看到可持续发展的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对“满足需要”的理解；二是将代内公正扩展到了代际公正。何谓满足需要？就当代人而言，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可持续发展所满足的需要首先是与生存相关的基本需要，如粮食、衣服、住房、就业，等等，这必然涉及两个方面：为满足全人类的基本需要而对少数人的奢侈性消耗给予限制；为满足后代的基本需要而对当代人的浪费性消耗予以限制。因此，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概念作了说明，认为可持续发展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需要”的概念；二是“限制”的概念。前者尤指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需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后者则是技术状况和社会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80可持续发展本身并不只是经济的发展，它涉及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诸多方面。就可持续发展的含义而言，“首先，它要求消灭贫困与剥削。第二，它要求保护和增加确保永远消除贫困的资源基础。第三，它要求拓宽发展概念，使它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而且包括社会和文化发展。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要求在所有层次的决策中把经济和生态统一起来” 。 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诸多内容。从这一概念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公正性问题，并且公正问题由代内延伸到了代际，使得子孙后代的利益也能得到伸张，它主张的是在不损害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谋求满足现在需要的发展。事实上，公平公正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如果能够较为公正地解决资源分配和利用，那么全球性环境危机就能够大大缓解。因此，可持续发展概念突出公正性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广义的可持续发展至少涉及经济的可持续、社会的可持续和生态的可持续三个方面，经济的可持续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资源开发不超出其自然的更新速度，这是人类持续利用资源的基础；社会的可持续则要求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它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从而减少了资源的消耗；而生态的可持续则是经济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更为基本的支撑条件，它要求恰当的人口增长、合理的资源开发和污染排放，更不能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如果“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那么它就必须得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健康联系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此，可持续发展仅仅考虑代内公正、代际公正是不够的，这些只是人类的利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只有将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之内，才能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那么，谁能够决定发展是否可持续？显然不是人类，它只能是自然生态系统，道理很简单，生态系统能够支持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它不支持的发展则不可持续。因此，可持续发展观本质上突出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它要求人类改变对自然的态度，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这样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约束可持续发展为人类未来社会绘制了一幅理想的蓝图。自里约会议以来，世界各国高举可持续发展的大旗，实施该战略已有16年，但取得的成效却并不明显，尤其是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面前，可持续性问题已经退居到了次要地位。这便是为什么一旦出现了经济危机，各国便重操旧业，不遗余力地开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药方，而不是优先考虑我们所走的发展道路是否是可持续，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路线作更周全的规划。事实上，有危机则表明还没有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需要在反思危机从何而来的同时，对过去所走的道路作深刻的反省。我们究竟只是把它作为装饰门面的口号，还是真心实意把它当作我们必须得走的唯一道路。为什么在各国作为国家战略来追求的目标，在现实的操作进程中却总是无法找到实现该目标的有效路径？这是否意味着在合理的经济手段之外还需要找到解除手段有效运用的外部约束？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这样的结论：“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保证公民有效地参与决策的政治体系；在自力更生和持久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剩余物资和技术知识的经济体系；为不和谐发展的紧张局面提供解决方法的社会体系；尊重保护发展的生态基础的义务的生产体系；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技术体系；促进可持续性方式的贸易和金融的国际体系；具有自身调整能力的灵活的管理体系。” 160我们从这里至少看到了这七大体系的健全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障作用。确切地说，我们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直面临着两种硬约束：一是生态资源约束；二是制度约束。就生态约束而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完全取决于生态的可持续性。世界经济的可持续性必须建立在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共识。可持续发展是以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为前提的，其核心是资源持续利用问题。由于人类活动必须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的硬性约束，因而自然资源和环境才是人类经济与社会是否可持续的决定性要素。然而，很遗憾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权威定义中我们只看到对人类利益的关注，而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表明，我们任何的决策和规划都需要受到观念的约束，在现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下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考虑。如果说资源约束要求我们必须走资源节约型道路，那么制度约束则要求我们变革而非改良现行的制度框架。因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要达到的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如“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制定的环境与发展政策主要目标包括：恢复增长；改变增长的质量；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卫生的基本需要；保证人口的持续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重新调整技术和控制危险；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148-49。对于如此众多目标的顺利实施不能没有制度的保障，然而，建立一种与达到这些相一致的社会体制却并非易事。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是对原有增长模式及其体制发动的一场革命性颠覆，这一战略的实施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经济模式，也就必然要求与之相关的社会体制结构也要变革，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未在一个新体制运作中展开，而且只是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对经济运行模式作些改良，并力求使改良的结果超越其体制框架，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多年来进展并不顺利的重要原因。一位印度学者说得更是悲观：“我们不该认为我们在现在发展框架中能够找到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布伦特兰委员会在政府、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的反生产框架中找到解决方案是很愚蠢的。因为现在的体制给了我们这个弊病，那么再由这个体制提供治疗补救方法符合逻辑吗？这看起来就是该委员会的局限，因为它本身就是生长在现在的体制之上的。” 这话说得很重，但很有道理。如果在原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框架之下去寻求一种与之相冲突的发展模式，诸如，试图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去解决资源利用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下，将代内公正扩展到代际公正根本不具有实质的可操作性。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作用。它确实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但指望它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是对它过分的要求了。一方面，从逻辑上讲，试图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资源利用问题，等于间接地否认资源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技术的解决方式只能在其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范围内有效，一旦超越便有失效的可能，并会带来相反的后果。此外，技术不可只依据原理而独立地使用，它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我们的自然观和价值观联系起来才能正常发挥作用。今天人类所遭遇的全球变暖、气候异常、核事故、化学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都与现代技术的运用相关。通俗地讲，不是技术的品质不好，而是技术不能独立地被运用。因此，任何试图通过技术的解决方案来回避生态和制度的约束是愚蠢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技术，但不可完全依赖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三、可持续发展观的变革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曾深刻地指出：“可持续发展这一词语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它。它能够存在是因为它在环境学家和开发者的需要中建起了一座桥梁。它听起来很悦耳，持久的人类福利和经济保障，而不会遭到生态崩溃或社会灾难的践踏。它是一种忠诚，并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一种宗教观念，类似于正义、平等和自由。实际上，当它等同于这些宏伟目标的时候，它已经到达其长期过渡行程的第一阶段。” 183-184 由此看来，可持续发展的本身是一项高度综合性的战略。任何单一的路径都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成效，需从观念、制度、经济、技术等诸多的层面建构起一种新型文化，从而为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多重保障。这种文化体系建构的基础不应以人的利益为中心，而是要对人、社会、自然三方的利益作通盘的考虑，即把这三者看成一个整体，用系统或整体的观念来理解它们的关系和内部作用机制。这样来理解可持续发展，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应有利于保持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只有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是健康的，才能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有保障；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谈得上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既然是协同发展，就必须在考虑人的利益的同时也同等地考虑自然的利益。没有一种整体主义观念，没有真正实现人从“自然的立法者”向“大地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的转换，仅从人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可持续。历史地看，可持续发展观较之增长观和发展观，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当下的可持续发展是否就是我们所期望的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显然不是。那么，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究竟是什么？我们所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否具有持久的可持续功能？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生态整体主义观点来看，我们现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其量只能具有短期的可持续。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过于狭窄。它关注的只是人类这一个物种，它所要解决的只是人类物种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它并没有真正关注人以外的物种或事物。因此，它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观念下的战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许多人把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观看成是生态上合理的，如马克斯尼夫认为：“既然另一种发展主要关注的是满足现在和未来人类的基本需求，那么它就应把发展看作一个生态上合理的概念。这意味着要努力建立一套指标可以用它们来区别在真正符合人性的发展过程中，什么是积极的，什么是消极的，以保证在长远发展过程中，基本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持续性。”不过，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观在人类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无法彻底摆脱与增长观一样的局面。今天我们所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它立足于满足人类的需要，却没有考虑生态系统的需要，更没有确立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人类想要确立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并且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其他部分和谐相处，那么，就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以一种负责任的形象去维护和扞卫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在处理自身与其他部分的利益关系时，就需要以整体的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基本需要高于非基本需要的原则作为出发点。这种需要人类对自身行为有理性约束的要求对人类而言是困难的，但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本前提。这种看似超前或激进的观念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绝对是必要的。事实上，在当今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有许多新的理论值得我们重视。例如，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就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思考路径和总体框架。它把地球生态系统看成“人社会自然”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人和自然的整体性由于三者关系的相互依赖而加强。今天的世界不仅因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空间扩大而实现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也大大加深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因此，依赖于国家利益作出的任何决策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它需要一种超越了国家利益的整体主义观念作支撑。在这种整体主义观念下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将会使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变得更加宽阔和平坦。至少，这种文化和制度的构建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更为可行的保障。“任何通向可持续发展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是缓慢的，要经过几代，而不只是几年。完全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文化的变化，而不只是经济和政治的调整。”185由此看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既需要制度的重新安排，又需要着眼于长远的文化建设。在这种意义上，倡导生态文明可谓是明智之举。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大卫皮尔斯,阿尼尔马肯亚,爱德华巴比尔.绿色经济的蓝图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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