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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1世纪初期日本对华外交分析论文摘要:现实主义是日本外交的传统。随机应变、攀附强者以发展自己的外交特征既符合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符合日本政治家对如何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判断。21世纪以来，日本政坛首相更替频繁，日本对华外交也经历着冷暖的交替。在变幻莫测的对华外交活动的表象之下是不变的日本现实主义外交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日关系一直起伏不定。进入新世纪，中日外交关系更是大起大落，由小泉时期的“政冷”低谷、安倍时期的“破冰”之举到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日本的对华外交呈现急速大转身的特征。其实质只是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依据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迅速做出的调整，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鉴于此，基于日本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视角，回顾日本对华外交的近十年历程，分析日本政坛历经小泉、安倍、福田和当前麻生等不同时期的对华外交决策与实践，对于我们认识中日关系的发展不无裨益。一、日本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美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说，日本是立志要跻身于强国之列的，它的地位不是上天恩赐的。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不断地为赢得大国地位而苦苦奋斗。强权第一的想法和日本的民族特征促成了日本外交政策的现实性。这种现实主义成了整个近现代日本外交政策的最大特点，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表现为“与强者为伍”的外交传统和外交上的“机会主义”两个突出的特征。历史上的日本一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重视等级的观念使日本人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权威的服从与依赖。外交实际上是“内交”的延伸。和对待国内问题的看法一样，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在日本人看来，国际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各个国家按照其国家实力的大小、强弱、贫富分别处于这一等级结构的不同层次和位置上。小国、弱国、贫国只能在大国、强国、富国控制和左右的国际秩序下生存。因此，早在明治维新之时，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福泽渝吉，就将人类分为“浑沌”“野蛮”“未开”“文明开化”四类，并主张日本应加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阵营，“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具有等级观念的民族主义的实践导致“与强者为伍”、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来达到战略目的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重要特征。纵观近代以来日本的外交实践，每一次结盟，日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它所认为的世界第一强国。从“日英同盟”到“德意日轴心”，再到战后的“日美同盟”，都证明了这点。在整个日本外交史上，日本外交另一个重要的、多次重复出现的特点就是随着国际秩序的主流而见风使舵，以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前提，呈现出跟随强者走的富有灵活性的现实主义特征，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和机会主义色彩。对此，美国学者肯尼思派尔指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日本那样迅速调整国内秩序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翻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的历史，就会发现：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在面对西方入侵时，为了重获日本的自主地位而对社会进行调整；上世纪30年代，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使得日本试图创造一个自己的东亚体系；二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体系中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复苏。同样，面对冷战结束后东亚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不可避免地会针对冷战后的新环境进行调整，不过是以他们国家特有的方式”。概而言之，于日本自身的脆弱性及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日本的外交表现为很强的现实主义倾向，一方面为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日本外交很善于针对国际局势作机会主义式的调整，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另一方面日本民族具有服膺权威主义的倾向，外交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傍霸主”的理念，谁足够强大就结交谁。认清日本外交的现实主义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当前日本对华外交和中日关系的走势。二、新世纪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下的对华外交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进入了一个过渡期。以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为背景，日本的对外关系在多边与双边两个层次都进人了一个结构性变化的新阶段。今天走向“政治大国”的“普通化”之路已成为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在该战略中，日本给中国的定位是政治上的“对手”，军事和安全上的“威胁”或“潜在威胁”。不管是小泉时期的对华强硬外交还是以后安倍的“融冰之旅”、福田的“迎春之旅”，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鲜有实质上的改变。(一)小泉时期的“联关抑中”战略小泉内阁在外交上一直奉行“联美抑华”路线，选择了“冲突中合作”的对华关系模式。对日本来说，中国经济发展是机遇，而军事现代化则是威胁。为此，日本采取利用中国机遇与应对“中国威胁”的两手政策：一方面继续保持双方经济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加强了防范、遏制中国的一面。在日本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主导下，日本政府不惜利用“中国威胁”凝聚国内共识。通过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不向中国妥协和诬蔑中国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干涉日本内政，争取摆脱受历史问题“矮化”的心态，从精神上寻求全面与中国对抗的心理资源。可以说，日本坚定而明确的“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既满足了通过加强美日军事同盟、让自己在历史和现实中永远都是“与强者为伍”的心理和安全感，又为日本摆脱二战后的战败国地位和战败后发展起来的“和平主义”提供了重要的阶梯。在历史上每当日本民族面临外在的威胁时，这种威胁立刻能转化成一股一致对外的民族凝聚力。因此小泉政府通过在“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向世人展示日本的“自主性”，吸引和调动国内舆论，激化中日两国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两国民众的“互厌”心态恶性循环上升，从而达到遏制其迈向“普通国家”之目的。日本决心“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直接加剧了中日之间日益对抗性的历史问题认识和排斥的民族情绪，使得中日关系中冲突性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中日关系陷于1972年复交以来最严峻的“政冷”低谷。(二)安倍晋三的“价值观外交”安倍上台后，面对的是小泉留下的“差距社会”和“外交孤立”的负遗产。日本国民对“差距社会”的不安与不满，令安倍对继续推动“小泉”式改革望而却步。经过权衡，安倍掩藏其鹰派锋芒，把调整小泉“从美轻亚”外交路线作为巩固政权的头三把火。因此，上台伊始，安倍成功打破了中日政治关系僵局，与中国领导人一道创造了“破冰、融冰、回暖”的局面。此次“破冰之旅”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稳定持续动荡的中日关系、减缓双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对立发挥了直接作用。然而，在困扰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上安倍并没有承诺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他所采取的“既不说去，也不说不去的政策显示了安倍在对华政策上比小泉富有灵活性，但却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外交上的“小泉路线”。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安倍“右翼”政治理念的一面逐渐表现出来。2007年月，安倍屡次发表否决当年日本强征“随军慰安妇”罪行的言论，同时大力提倡“价值观外交”，推动构筑“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欲在中国周围构筑一道意识形态围墙。与小泉政府的“冲突中合作”的对华关系模式相比，安倍政府则采取了“在竞争中合作”的模式。安倍一方面倡导“日中战略互惠”，另一方面推动“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其实就是对中国采取“两面下注”战略，即一边与中国交往从中取得实惠和达到稳定周边的目的，一边又在战略上试图防范和牵制中国。(三)福田康夫的“平衡中关”外交中日关系经过“破冰”“融冰”而出现“回暖”趋势。但是安倍首相推动的“价值观外交”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一股寒流。福田出任首相后，不再提“价值观外交”，明确否定“中国威胁论”，并把“日美关系与亚洲外交的共鸣”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福田首相在jE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中日两国应该继续深化“战略互惠”，成为“建设亚洲及世界美好未来的创造性伙伴”，为此建议把“互利合作”“国际贡献“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作为三大支柱。福田的曲阜之行，既是对中日悠久文化交流史的重温，也是对东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福田成功访华，给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中日关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继福田成功访华之后，中日关系呈良好发展的势头，2008年5月7日双方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即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为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纵观21世纪初期的日本三任首相小泉、安倍、福田的外交路线，表现了如下变化：小泉推行了一条“挟美制亚”“联美抑华”路线，采取利用中国机遇与应对“中国威胁”的两手政策，强调“制衡”中国的一面，使中日政治关系跌人“底谷”；安倍采取了一条“两面下注”“联西围华”的路线，价值观色彩浓厚，其特点是改善对华关系和强化对华包围并举，困境十分明显，其对华包围战略引起了中国各界高度关注，其“日中战略互惠”政策宣示的局限性日益暴露；福田采取的是一条“亲美入亚”“平衡中美”路线，意在探索出一条在新的内外环境下日本外交的最佳路线，表现出其对华关系中重“协调”的一面。嘲而现阶段，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麻生的对华外交政策尚未表现出太大的动摇性和不确定性。日本的对华外交要服务于其迈向“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因此，从本质上看新世纪日本不同时期的对华外交没有实质的差别，如果有变化也只不过是战术层面的调整而已。诚如新加坡着名学者卓南生所言，小泉之后，其后任安倍、福田以及麻生三任首相对华态度之调整，与他们不稳定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安倍上台之初要面对一年后参议院的大选；福田和麻生都得面对执政党在参议院大选受挫后、处处受反对党民主党牵制的窘境。基于此，上述三名首相无不把精力集中于内政，而无暇顾及外交。在对华态度上，三者都倾向于采取相对稳健的态度。三位首相都明白节外生枝并不利于其政权的稳定，与此相反，如果善于与邻国沟通和对话，还可作为刺激其支持率上升的武器。由此可见，小泉下台后中日关系之所以能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小康状态，并非由于其接班人较为“亲中”或对华态度有着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变，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三、日本对华外交的未来走势2l世纪中日关系的走向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但是，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中日两国，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诚如日本学者山田辰雄曾所言：“中日关系不是两国间关系，而是多国关系。”现在和未来的中日关系的发展与稳定，是建立在良好的中美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众所周知，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也是日本现实主义外交的重要内容。日本政府历来十分担心美国带来的外交冲击，尤其是美中关系突然改善。1972年的“尼克松冲击”和1998年的“克林顿冲击”就是很好的例子。由此，日本政府目前正时刻关注奥巴马政府是否也将如此。但对奥巴马政府从成立至今的对日外交人选和政策倾向综合分析的结果表明，“奥巴马冲击”的可能性不大：其一，美国东亚外交政策最前沿出现了多位重量级的“知日派”官员，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被任命为驻日大使，非常熟悉日本事务的库尔特坎贝尔被任命为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积极强调重新定位美日同盟、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其二，美国明确表达了重视美日同盟的立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中，将美日同盟定位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础。当前，美国面临一系列难题，需要战胜经济危机、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火、防止恐怖行为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应对全球温室效应等。在这些方面，美国十分需要同盟国13本的协作。而希拉里上任后首访亚洲的第一站就是日本亦证明了这一点。目前问题在于自民党政权的存否。继短命的安倍、福田政权后，麻生内阁也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在今年将要进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极有可能负于小泽率领的民主党。但正如韩国学者孙基燮所说，无论日本政权是否交替，美日同盟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将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台伊始，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不排除未来日本对华外交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日本未来国内政局的变化而进行的机会主义式调整，但就目前国际形势与日本国内情况而言，日本未来的对华外交仍将延续其合作与防范的两手策略。这一策略在中日双方综合实力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较长时期内不会轻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日本民族的趋强性和日本现实主义外交传统中“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告诉我们，决定中日关系最终走向的还在于中国的综合实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的根本因素，也是解决当前中日问题的最终答案。预测未来趋势，中日关系有望继续保持“回暖”势头，但也要充分预见到遭遇“冷空气”的可能。只要中日双方保持“破冰”“融冰”的初衷，就能经受住“不测风云”，最终迎来战略合作的“暖春”。参考文献：1美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美KennethBPyleJapanRisingNewYork：PublicAffeirsTM，2007美HenryKissingerDiplomacy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94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美安德鲁。戈登着日本的起起落落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中日民情感何以落差C-IN参考消息，2008128马黎明主编日代日本与中日关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美日同盟或因“巧实力”更加紧密N参考消息，2009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