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综述.docx

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综述摘要：随着印度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相关也逐渐增多。本文从印度引资历程、影响印度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对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文献进行梳理。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经济绩效随着印度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印度自由化改革之前，印度利用FDI问题已纳入印度学者的视线，但多数研究都倾向于否定FDI对印度经济增长的作用，将FDI与垄断、产业安全性、转移定价等问题联系起来(，1973；Meena Gupta，1975；Ajay Kumar Rath，1982； and Prabir Purkayastha，1982)。自由化改革后，印度对外资规制的放松使流入印度的FDI逐渐增加，而此时，印度也已实现年均6%的快速增长，学者们对印度利用FDI问题的讨论也日渐激烈。按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有关印度利用FDI问题的文献进行梳理。一、印度引资历程回顾印度的引资历史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距今已超过百年。就现有文献而言，对印度利用FDI历程较为详尽的研究是Amar KJR Nayak(2006)的研究。其文章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化： 1900-2000年将研究重点放在印度整体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及外国公司在印度直接投资的性质和方式三个方面，对1900年-2000年间FDI在印度的性质和环境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Nagesh Kumar(1995)的文章产业化、自由化和FDI的双向流动：印度案例也颇具影响力，他根据邓宁的折衷理论将外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有机结合，阐述了印度政府如何通过国内经济政策减少外国公司的优势，以建立并培养国内企业区位优势和竞争力的过程。此外，一些学者对外国公司在印度的绩效进行考察。Bagchi(1972)认为，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因为英国与印度政府的联系，英国跨国公司在印度获得了成功。Tomlinson(1989)的研究指出，1947以后，英国公司是失败的，原因是在1947年前他们在印度仅从事一些短期业务。而Encamation(1989)认为，从外国公司与本地公司、本地金融机构和印度政府的关系看，外国公司是失败的。显然，这些研究都把外国公司在印度的成功及失败归因于地方政府。同时，外国公司针对印度政策改革的策略也不尽相同。1974年，印度政府要求可口可乐公司根据外汇管制法减少持股比例，将其股份限制在40%以内，结果迫使可口可乐公司离开印度市场。而AjayKumarRath (1982)对联合利华公司的个案研究显示，为应对印度令其减少股份的要求，该跨国公司采取扩展生产线并追加投资等做法，最终联合利华公司反而加强了对公司的控制。在印度漫长的引资历程中，其引资政策的制定、演变及实施受到本国企业、外国政府、外国企业、国际组织及国际投资法律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同时，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变革也对本国企业及在印度的外国企业的地位及战略选择产生深远影响。二、影响印度FDI流入的因素对印度利用FDI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应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展开。(一)定性分析。学者们通过定性分析考察了影响FDI流入印度的因素，认为阻碍印度外资流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落后、腐败、官僚主义和审批程序繁琐等原因。通过调查研究，印度政府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六大主要因素制约了外资流入印度：一是形象和态度；二是国内政策。虽然大多数部门的FDI政策越来越简化和开放，但一旦投资者进入就会受到印度国内政策的约束，而印度国内政策约束被视为过高；三是程序障碍。虽然印度对投资的核准假设较容易，但实际设立却需要中央、邦、地方政府的一连串审批，这表明实际执行的滞后；四是基础设施质量。外国投资者关心与基础设施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电力和交通问题，而供给的不规则和不可靠都是摆在外国投资者面前的难题；五是来自州政府的障碍；六是法律程序拖延。尽管印度具有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但争端解决和合同执行都是一个耗时的活动。诚然，印度必然具备一些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才使得近年来流入印度的FDI不断增长。Kalpana Arjunan(2005)和V N Balasu bramanyam、David Sapsford(2007)将这些有利因素归纳为庞大的国内市场、廉价的劳动力、高技能的英语人才、西方民主制度体系及法律环境等因素。(二)定量分析。一些学者对印度吸引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Sivakumar Venkataramany(2002)的实证研究指出，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对FDI流入有显着的积极影响，通货膨胀对其产生了不利影响，其他变量，如定期存款利率、商业利率、进出口交换比率和进口变化均被证明非常重要，而出口变化对流入印度的FDI的影响并不显着。Amitendu Palit和Shounkie Nawani(2007)的研究发现，研发型创新能力和现代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能力是影响亚洲发展中国家引资的两个关键因素，这也是印度的技术密集型行业能吸引更多FDI的原因。在印度FDI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Padma Venkatachalam(2000)的研究最为详尽，他在博士论文中选取5个经济变量和2个政治变量，并通过两个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出市场规模、国内技术能力和跨国公司的创新是印度FDI流入的重要决定因素，而FDI与经济增长、市场规模及技术能力这3个变量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三、FDI对印度经济的影响FDI对印度经济的影响问题已成为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一些学者认为FDI并未对印度经济产生显着的积极影响。一些研究显示：在印度，FDI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刺激物，反而是经济增长的生成物。Dua and Rashid(1998)、Alam(2000)、Chakraborty and Basu(2002)、Maathai and K. Mathiyazhagan(2005)的实证研究均未得出FDI对GDP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Abhaya Kamalakanthan and James Laurenceson(2005)也认为，当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占其资本总额的比重还不足百分之一时，外资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Kishor Sharma and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2000)和Sharma(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FDI与印度出口之间同样没有显着的正向关系，即FDI不会对促进印度出口有显着作用。这一结果也证实了Pailwar(2001)的观点外国公司更感兴趣的是印度市场，而不是瞄准全球市场。此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FDI对印度经济有负面影响。Mahua Paul and (2002)的研究指出，外国资本的流入，实际上对印度国内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Vinish Kathuria and Smruti Das(2004)的研究发现，FDI流入减少了印度本国公司的研发投入。Chaudhuri(2004)也认为印度制药业的成功并不是外国公司的作用，而应归功于印度政府对外国跨国公司所采取的规制。(二)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FDI对印度经济具有正效应。Vinish Kathuria(1996)的研究发现，当印度企业从事的是一些对技术含量要求较低的行业时，他们可获得FDI的正溢出效应。同时，Basant and Fikkert(1996)的研究显示，外资的技术溢出只有那些拥有研发能力的印度企业才能获得，而缺乏产品研发能力的印度企业不会获得来自外国公司的任何技术外溢。Kathuria(2001)的实证研究发现，FDI带来的生产效率和溢出效益在科学导向部门趋于相关。Dukhabandhu Sahoo and Maathai K. Mathiyazhagan(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关系。Tushar Poddar(2004)运用了动态离散选择模型实证得出，FDI的进入加剧了印度国内市场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促进了国内公司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且也增加了国内公司的出口。T J Joseph(2007)从印度厂商吸收能力入手，考察了外国公司进入对印度公司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外厂商的市场存在具有正的外溢效应，它增加了国内厂商的生产力。Franoesco Daveri、Paolo Manasse and Danila Serra(2003)的抽样研究也证明了进入印度的外国公司对印度公司的雇员起到了一个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一些学者通过国别或产业间的比较分析得出，来源于不同国家的FDI对印度经济有不同的影响，而不同产业可能受惠的溢出渠道和溢出效果也不尽相同。Rashmi Banga(2002，2006)的研究得出，在行业层面上，来自日本的FDI对印度经济具有积极的外溢效应，但其对印度出口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来自美国的FDI产生的外溢效应并不显着，但它促进了印度出口的多样化。从FDI对印度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中，不难发现，否认FDI促进印度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几乎采取的都是总量数据，并倾向于对FDI与需要考察的经济变量直接进行回归。而支持二者之间存在正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国别和产业层面的数据，或者注重FDI影响机制的考察。正如Rashmi Banca(2002，2006)所指出的：FDI的溢出效应会因FDI的来源国、产业流向、投资动机、国内不同部门吸收能力的差异而表现不同。因此，后者的研究更为细致。四、中、印利用FDI的比较近年来，印度已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最具吸引力的FDI东道国。与此同时，将两国利用FDI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逐渐增多，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数量与结构的比较。多数学者对中印两国利用FDI问题的研究从引入的角度进行比较，他们侧重两国FDI数量与结构的比较分析。但事实上，中印实际利用FDI的数量差异并没有两国官方统计上表现的那么大(The Financial Ex press 2002)，这也得到国际金融组织首席经济学家Guy Pfcttermann的赞同。尽管如此，所有学者一致认为两国利用FDI的数量相差很大，一些学者分析了这种数量差异产生的原因。Nirupam Bajpai and Nandita Dasgupta(2004)指出，中印两国在FDI统计方法上存在显着差异。中国对FDI的定义严格按照IMF的定义，而印度对FDI的定义不包含IMF定义中的再投资等因素。Wenhui Wei(2005)将中印吸引FDI的数量差异归因于统计差异、基本经济决定因素的差异、发展策略和政策的差异及涉外工作网的差异四个方面。王勇(2007)认为流入中印两国的FDI数量差距是由两国政府对FDI不同的欢迎程度和政策优惠导致的。而V N Balasubramanyam and David Sapsford (2007)将中印引资数量差异的原因归结为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他认为印度国内部门固有大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在生产过程中鼓励资本替代劳动力造成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使印度企业拥有大部分资本密集型业务。这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对管理和组织技巧的要求都远低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大量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能适应和调整进口诀窍，使其适合本地要素和产品市场。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工艺和技术诀窍由外国公司向在当地的国内公司有效外溢。因此，能够产生真实外溢，并有助于生产率增长所需要的FDI的最适宜水平，在印度要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可能要低得多。(二)外资影响因素及吸引力的比较。Shang-JinWei(1999)通过计量研究指出，中印两国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阻碍了FDI的流入。而印度的腐败程度明显高于中国，降低了印度对FDI的吸引力。如果将中国的腐败和官僚系数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进入中国的FDI将比目前的水平高218%；如果将印度的腐败系数和官僚系数同样降低到新加坡的程度，意味着流入印度的FDI将比印度目前的水平高348%。埃绍克古哈和艾米特S雷(2002)在充分考虑母国与东道国经济因素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印两国FDI流入的因素。估算模型显示，工资水平和市场规模都是FDI，进入中印两国的重要决定因素。此外，一些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中印两国FDI吸引力进行了定性分析。如，李凡、王巾英(2006)从经济基础、人力资源和法制建设三个方面对中印两国吸收FDI的能力进行比较；而葛秋颖和李卫(2006)从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工资成本、法律制度、投资环境五个方面进行比较。他们的比较研究得出，印度在人力资源和法律制度等软环境方面对外资的吸引力超过中国，而中国在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超过印度。(三)溢出机制的比较。Yukiko Ito和Yuko Kinoshita(2004)使用中印工业级别的数据，比较分析了两国不同的FDI溢出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劳动生产力是导致两国FDI存在的一个积极因素，而进口对两国FDI有不同影响。在中国，由于外商主要投资于中国的出口加工工业，这些行业需要大量进口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因此，进口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几乎是相辅相成的。在印度，这一进口推动型FDI并不具有影响力(只有在出口倾向较高的部门这种影响力才能得到发挥)，进口的竞争压力才是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因素。因为在贸易自由化趋势下，这种进口替代了FDI，二者的互动效应是负面的。因此，印度所能获得的技术溢出更容易受惠于进口原料，而不太可能通过外国公司存在所导致的直接溢出。(四)FDI经济绩效的比较。尹翔、王英(2006)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中印两国FDI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FDI与两国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的结论。谢兴龙(2006)对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的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印度的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影响，巴西的吸收能力较弱，中国的吸收能力居中。此外，作者还指出，FDI的溢出效应是否实现还与东道国的行业特征有联系。在中国，FDI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机电产业。FDI对农业的发展，几乎没有贡献。在印度，FDI主要通过IT产业和软件业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FDI对印度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小于对IT产业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