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殊途：朱为弼与张廷济职业生涯对比研究_周成.pdf

077076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同年殊途：朱为弼与张廷济职业生涯对比研究文/周成摘要：朱为弼与张廷济都是清代书法史上写金文的先驱，但两人的职业生涯迥然不同，一个是学者型官员，一个是收藏家。这一点，只要对二人在科试之后的人生历程进行细致的对比追踪，便一目了然。但后世的研究者常因二人同为金文书家而将两人都归入学者之列，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鉴赏张廷济的书法，极具误导性。本文的写作，正为澄清有关张廷济身份的这一谬误。关键词：朱为弼、张廷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朱为弼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一个庞大的学术项目，需统合多种资源方能成书。从收器的规模来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聚集江德量、朱为弼、孙星衍、赵魏、何元锡、江藩、张廷济连同阮元自己，共十一家藏器及拓本，计 550 件，堪称古往今来之最。1虽然在今天看来朱为弼是全书主要内容的贡献者，但实际上他的工作也只是其中的一环研究。在前尚有阮元动员藏家，后有专人摹拓款识、缮写文字，还须通过阮元审定把关，才能最终付梓。2因而综观来看，朱为弼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如若不是阮元以地方大员的资源和力量，从其中协调各方、运筹帷幄，产出这样的学术成果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正由于项目过于庞大而复杂，朱为弼被阮元指定为“编定审释”全书的人选，应该不是偶然事件。其实在同一年的早些时候，朱为弼就曾参加过另一个吉金书籍工程，即为重刊王复斋钟鼎款识而进行校勘的工作。3关于这个出版项目，在金石学耆宿翁方纲的印象中，只有两个人作出了主要贡献，因而在一篇文章中，他仅列出了阮元和朱为弼的名字，而朱为弼的名字就紧接在阮元之后。由此可见，他在当中应承担了相当分量的研究及相关工作，以至于远在北京的翁方纲也有所耳闻。或许正是在这个项目中的出色表现，是促成他不久之后受邀负责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役的直接原因。嘉庆七年（1802）腊日这天，阮元在自己的积古斋中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聚会，参加者只有阮元和他的儿子常生及朱为弼三人。这次小聚的情形，我们今天还可以从周瓒所绘积古图中一窥大概。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集会中，阮元正式向朱为弼发出了修书的邀请。4由门生而幕僚此时的朱为弼，自嘉庆五年算起，在阮元幕府中效力将满两年。担任幕职给他带来的丰厚收入远胜于当时尚未出仕的士人可以选择的其他职业。5条件如此优渥的工作，自然也不是一般人可得。和已经成名的学者不同，朱为弼以门生晋身宾僚，走的是另一条路。朱为弼给阮元留下最初的印象是在嘉庆元年。当时阮元甫以学使之职来浙，依例第一年要轮番到各府主持岁试。七月出试嘉兴时，以经学、诗、古文试士，来自平湖的朱为弼因“根柢深厚，不为俗学”，引起了他的注意。6于是几个月后，也就是次年的正月，阮元经籍籑诂纂修工程启动时，朱为弼便成为其三十多人的编纂团队中的一员。历时一年多，于嘉庆三年九月成书。不过书刚编完，阮元三年的学政任期也到了。这意味着，他对浙江士人的识拔与奖掖，也将就此结束。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次年，阮元又回到了浙江。这次是出任巡抚。阮元再次来浙，像是天降福祉，浙省士民难掩欣喜。对于那些曾受到他赏识提拔的士子来说，大概尤其如是。7嘉庆五年，就在阮元甫任巡抚的这个春天，朱为弼被阮元聘为西席，课其子弟。阮元之弟亨即是弟子之一，他曾写过一段文字：两浙诗士为余兄所最赏拔者，每引居幕府为亨等之师友。前后凡十人，青田端木先生国瑚、鄞县童先生槐、钱塘陈孝廉文述、钱塘陈明经鸿寿、嘉兴吴明经文溥、会稽顾明经廷纶、平湖朱先生为弼、乌程张明经鉴、归安邵保初、石门方茂才珽瑚。余兄尝欲选十子诗，名曰官斋十子集，未果成也。8因知在当时受到阮元礼聘，成为阮氏子弟之师的，多是在诗赋上有过人之处的浙江士人。这些受到聘用的诗士前后一共有十位，朱为弼又居其中。朱为弼的诗才在浙江士人中并不是最突出的。定香亭笔谈记录了大量阮元督学时在各地巡试得到的优秀诗作，与其中阮元对端木国瑚、陈文述等人激赏的事迹相比，是书对朱为弼的记述只能算是一带而过。9朱为弼的诗才获得阮元的进一步肯定，或许凭借的是他在两浙轩录编纂项目中的表现。顾名思义，两浙轩录是阮元督学浙江时，乘着轩之便，遍访浙省十一郡遗稿，编成之总集。共收录国初以降浙省诗人三千余家。是编早在嘉庆三年（1798）已竣事，但因阮元学政任满，当时未及刊板，所以一直将原稿存放在学宫。嘉庆六年（1801），阮元再来抚浙，采纳朱文藻、陈鸿寿的提议，将原稿重加编定，付之梨枣。10朱为弼在是编中担任“参校补采”的工作。担任相同工作的还有戴殿海、朱文藻、汤礼祥、吴文溥、李富孙、郭麐、陈鸿寿、陈文述、朱壬、蒋炯、陈传经、张鉴、方珽瑚、顾廷纶。11在这连朱为弼在内的十四人中，有七位后来为阮元延聘，成其子弟之师。精舍高才未几，阮元于西湖孤山之麓立诂经精舍，就着昔日修 经籍籑诂 的房舍五十间，选两浙诸生读书其中。招收的首批生徒三十余人中，昔日担任经籍籑诂分纂的士人泰半皆在焉。12于是，朱为弼又顺理成章地成为诂经精舍的生徒。诂经精舍是阮元亲自参与设计的一所书院，从师资、招生到课程设置，都和当时浙江已有的几所大型书院拉开了距离。精舍以汉学为宗主，阮代谓：“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譬之越人之语言，吴人能辩之，楚人则否；高曾之客体，祖父及见之，云仍则否。”13在办学宗旨上专主汉学，认为只有汉人诂经多能得其实，去古最近。14仅此一宗旨，就让诂经精舍在当时的书院中显得十分独特。是时，杭州已有敷文、崇文、紫阳三大书院，但它们的教学内容均以科举考试为导向，以应举诗文课士。而诂经精舍授课的内容则以经解为主，即使旁涉词赋，亦多古体而不尚时趋。但诂经精舍并非无意于举业或课业不理想的士人进学之所，相反，它对考生课业的要求非常高。入于精舍肄业者，须是其他省城书院课业之出类拔萃者。15综此总总，虽然都是书院，诂经精舍在规制上俨然要高出浙江当时的其他书院，相当于省立大学的地位。16清初沿宋、明旧制，书院都为私立。雍正十一年（1733），始诏谕督抚，于各省会由官方设置。当时各省遵旨成立的书院，在直隶为莲池，山东为泺源，山西为晋阳，河南为大梁，江苏为锺山，江西为豫章，浙江为敷文，福建为鳌峰，湖北为江汉，湖南为岳麓、为城南，山西为关中，甘肃为兰山，四川为锦江，广东为端溪、粤秀，广西为秀峰、宣城，云南为五华，贵州为贵山。17这些书院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各省的省立大学。但是在浙江，敷文书院的这一地位后来却被诂经精舍所取代。嘉庆二年（1797）阮元督学浙江时，尚未有诂经精舍之设，当时他在按试各地时发现的人才，似都有以檄文召至杭州就读敷文书院的惯例。18但在有诂经精舍之后，情况即发生了变化，旧例中的敷文书院似已被诂经精舍取而代之。就连当时已经在敷文书院就读的洪颐煊、洪震煊和端木国瑚，又都经再次召调，成为诂经精舍的生徒。从诗杰到学者大概只有在这里，才能培养出最切用的英才，即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清一代，唯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诂经精舍，广州的学海堂等，都以讲求实业，著名当时。而其余亦不过月课八股诗赋，以为科举场的预备而已。”19当时科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已是人所共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始终是一条晦暗的狭径。因此，诂经精舍的创设看似一条蹊径，而实际上有可能正是阮元以其独到的眼界与魄力，为时下迷茫甚至绝望的读书人开辟的一条新路。诂经精舍的很多生徒后来选择了游幕生涯，流向各地的主要幕府，或修书、或佐理政务，但大多数仍以从事文职工作为主。他们能够胜任这种大型的学术项目，得益于他们在诂经精舍中所受的学术训练。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老师阮元的幕府便提供当时数量最多的幕职。阮元自己也因此成为当时声誉最为卓著的学术赞助人。20一些出色的学生，顺利地进入了这个幕府。诂经精舍没有一定的修业年限。清代之书院，例于每年二月开学，十二月散馆。21诂经精舍创于五月，由此推算，大概在嘉庆六年（1801），朱为弼已经从精舍毕业，正式成为阮元幕府中的一名全职幕僚。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从嘉庆七年开始，他才有精力接连投入宋代王复斋钟鼎款识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个项目的重刊及编纂工作。从嘉庆元年在岁试中被学政阮元发现，到担任两浙轩录的参校采补工作，再到阮元抚浙之初受邀077076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同年殊途：朱为弼与张廷济职业生涯对比研究文/周成摘要：朱为弼与张廷济都是清代书法史上写金文的先驱，但两人的职业生涯迥然不同，一个是学者型官员，一个是收藏家。这一点，只要对二人在科试之后的人生历程进行细致的对比追踪，便一目了然。但后世的研究者常因二人同为金文书家而将两人都归入学者之列，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鉴赏张廷济的书法，极具误导性。本文的写作，正为澄清有关张廷济身份的这一谬误。关键词：朱为弼、张廷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朱为弼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一个庞大的学术项目，需统合多种资源方能成书。从收器的规模来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聚集江德量、朱为弼、孙星衍、赵魏、何元锡、江藩、张廷济连同阮元自己，共十一家藏器及拓本，计 550 件，堪称古往今来之最。1虽然在今天看来朱为弼是全书主要内容的贡献者，但实际上他的工作也只是其中的一环研究。在前尚有阮元动员藏家，后有专人摹拓款识、缮写文字，还须通过阮元审定把关，才能最终付梓。2因而综观来看，朱为弼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如若不是阮元以地方大员的资源和力量，从其中协调各方、运筹帷幄，产出这样的学术成果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正由于项目过于庞大而复杂，朱为弼被阮元指定为“编定审释”全书的人选，应该不是偶然事件。其实在同一年的早些时候，朱为弼就曾参加过另一个吉金书籍工程，即为重刊王复斋钟鼎款识而进行校勘的工作。3关于这个出版项目，在金石学耆宿翁方纲的印象中，只有两个人作出了主要贡献，因而在一篇文章中，他仅列出了阮元和朱为弼的名字，而朱为弼的名字就紧接在阮元之后。由此可见，他在当中应承担了相当分量的研究及相关工作，以至于远在北京的翁方纲也有所耳闻。或许正是在这个项目中的出色表现，是促成他不久之后受邀负责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役的直接原因。嘉庆七年（1802）腊日这天，阮元在自己的积古斋中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聚会，参加者只有阮元和他的儿子常生及朱为弼三人。这次小聚的情形，我们今天还可以从周瓒所绘积古图中一窥大概。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集会中，阮元正式向朱为弼发出了修书的邀请。4由门生而幕僚此时的朱为弼，自嘉庆五年算起，在阮元幕府中效力将满两年。担任幕职给他带来的丰厚收入远胜于当时尚未出仕的士人可以选择的其他职业。5条件如此优渥的工作，自然也不是一般人可得。和已经成名的学者不同，朱为弼以门生晋身宾僚，走的是另一条路。朱为弼给阮元留下最初的印象是在嘉庆元年。当时阮元甫以学使之职来浙，依例第一年要轮番到各府主持岁试。七月出试嘉兴时，以经学、诗、古文试士，来自平湖的朱为弼因“根柢深厚，不为俗学”，引起了他的注意。6于是几个月后，也就是次年的正月，阮元经籍籑诂纂修工程启动时，朱为弼便成为其三十多人的编纂团队中的一员。历时一年多，于嘉庆三年九月成书。不过书刚编完，阮元三年的学政任期也到了。这意味着，他对浙江士人的识拔与奖掖，也将就此结束。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次年，阮元又回到了浙江。这次是出任巡抚。阮元再次来浙，像是天降福祉，浙省士民难掩欣喜。对于那些曾受到他赏识提拔的士子来说，大概尤其如是。7嘉庆五年，就在阮元甫任巡抚的这个春天，朱为弼被阮元聘为西席，课其子弟。阮元之弟亨即是弟子之一，他曾写过一段文字：两浙诗士为余兄所最赏拔者，每引居幕府为亨等之师友。前后凡十人，青田端木先生国瑚、鄞县童先生槐、钱塘陈孝廉文述、钱塘陈明经鸿寿、嘉兴吴明经文溥、会稽顾明经廷纶、平湖朱先生为弼、乌程张明经鉴、归安邵保初、石门方茂才珽瑚。余兄尝欲选十子诗，名曰官斋十子集，未果成也。8因知在当时受到阮元礼聘，成为阮氏子弟之师的，多是在诗赋上有过人之处的浙江士人。这些受到聘用的诗士前后一共有十位，朱为弼又居其中。朱为弼的诗才在浙江士人中并不是最突出的。定香亭笔谈记录了大量阮元督学时在各地巡试得到的优秀诗作，与其中阮元对端木国瑚、陈文述等人激赏的事迹相比，是书对朱为弼的记述只能算是一带而过。9朱为弼的诗才获得阮元的进一步肯定，或许凭借的是他在两浙轩录编纂项目中的表现。顾名思义，两浙轩录是阮元督学浙江时，乘着轩之便，遍访浙省十一郡遗稿，编成之总集。共收录国初以降浙省诗人三千余家。是编早在嘉庆三年（1798）已竣事，但因阮元学政任满，当时未及刊板，所以一直将原稿存放在学宫。嘉庆六年（1801），阮元再来抚浙，采纳朱文藻、陈鸿寿的提议，将原稿重加编定，付之梨枣。10朱为弼在是编中担任“参校补采”的工作。担任相同工作的还有戴殿海、朱文藻、汤礼祥、吴文溥、李富孙、郭麐、陈鸿寿、陈文述、朱壬、蒋炯、陈传经、张鉴、方珽瑚、顾廷纶。11在这连朱为弼在内的十四人中，有七位后来为阮元延聘，成其子弟之师。精舍高才未几，阮元于西湖孤山之麓立诂经精舍，就着昔日修 经籍籑诂 的房舍五十间，选两浙诸生读书其中。招收的首批生徒三十余人中，昔日担任经籍籑诂分纂的士人泰半皆在焉。12于是，朱为弼又顺理成章地成为诂经精舍的生徒。诂经精舍是阮元亲自参与设计的一所书院，从师资、招生到课程设置，都和当时浙江已有的几所大型书院拉开了距离。精舍以汉学为宗主，阮代谓：“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譬之越人之语言，吴人能辩之，楚人则否；高曾之客体，祖父及见之，云仍则否。”13在办学宗旨上专主汉学，认为只有汉人诂经多能得其实，去古最近。14仅此一宗旨，就让诂经精舍在当时的书院中显得十分独特。是时，杭州已有敷文、崇文、紫阳三大书院，但它们的教学内容均以科举考试为导向，以应举诗文课士。而诂经精舍授课的内容则以经解为主，即使旁涉词赋，亦多古体而不尚时趋。但诂经精舍并非无意于举业或课业不理想的士人进学之所，相反，它对考生课业的要求非常高。入于精舍肄业者，须是其他省城书院课业之出类拔萃者。15综此总总，虽然都是书院，诂经精舍在规制上俨然要高出浙江当时的其他书院，相当于省立大学的地位。16清初沿宋、明旧制，书院都为私立。雍正十一年（1733），始诏谕督抚，于各省会由官方设置。当时各省遵旨成立的书院，在直隶为莲池，山东为泺源，山西为晋阳，河南为大梁，江苏为锺山，江西为豫章，浙江为敷文，福建为鳌峰，湖北为江汉，湖南为岳麓、为城南，山西为关中，甘肃为兰山，四川为锦江，广东为端溪、粤秀，广西为秀峰、宣城，云南为五华，贵州为贵山。17这些书院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各省的省立大学。但是在浙江，敷文书院的这一地位后来却被诂经精舍所取代。嘉庆二年（1797）阮元督学浙江时，尚未有诂经精舍之设，当时他在按试各地时发现的人才，似都有以檄文召至杭州就读敷文书院的惯例。18但在有诂经精舍之后，情况即发生了变化，旧例中的敷文书院似已被诂经精舍取而代之。就连当时已经在敷文书院就读的洪颐煊、洪震煊和端木国瑚，又都经再次召调，成为诂经精舍的生徒。从诗杰到学者大概只有在这里，才能培养出最切用的英才，即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清一代，唯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诂经精舍，广州的学海堂等，都以讲求实业，著名当时。而其余亦不过月课八股诗赋，以为科举场的预备而已。”19当时科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已是人所共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始终是一条晦暗的狭径。因此，诂经精舍的创设看似一条蹊径，而实际上有可能正是阮元以其独到的眼界与魄力，为时下迷茫甚至绝望的读书人开辟的一条新路。诂经精舍的很多生徒后来选择了游幕生涯，流向各地的主要幕府，或修书、或佐理政务，但大多数仍以从事文职工作为主。他们能够胜任这种大型的学术项目，得益于他们在诂经精舍中所受的学术训练。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老师阮元的幕府便提供当时数量最多的幕职。阮元自己也因此成为当时声誉最为卓著的学术赞助人。20一些出色的学生，顺利地进入了这个幕府。诂经精舍没有一定的修业年限。清代之书院，例于每年二月开学，十二月散馆。21诂经精舍创于五月，由此推算，大概在嘉庆六年（1801），朱为弼已经从精舍毕业，正式成为阮元幕府中的一名全职幕僚。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从嘉庆七年开始，他才有精力接连投入宋代王复斋钟鼎款识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个项目的重刊及编纂工作。从嘉庆元年在岁试中被学政阮元发现，到担任两浙轩录的参校采补工作，再到阮元抚浙之初受邀079078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研究课其子弟，朱为弼之受知、受任、受聘，都是以其诗文上的才具。不知何时以及什么样的契机，使他后来转向铭文款识的专门研究。但这种转变也非无迹可寻。或许正是在诂经精舍肄业期间，朱为弼的兴趣逐渐发生了转移。这种专业方向的确立，不仅发生在朱为弼身上。当时同为诂经精舍生徒的陈文述（1771 1843）和陈鸿寿（17681822），后来皆因在治水方面的专长，为大幕争延。陈文述就曾对朱为弼做过这样的刻画：“庚申同岁生，椒堂吾畏友。低头注金石，一卷不离手。”可见，对这门学问他确实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情。22“成功者”道光十八九年间（1838 1839）的一天，朱为弼长子善旂（1800 1855）持其父早年所书手卷到访张宅。展观后，张廷济应邀作七律一首题于其上：重检青衫旧墨痕，待然官烛正黄昏。筹糈刘晏贫如昔，賸有零文付子孙。白首论交总似新，燕吴笔札两情亲。郑公门下同登日，十五人今有几人。23诗的最后两句，张廷济回忆了一个场景，并在诗注中做了补充：嘉庆二年丁巳九月，今予告相国阮仪征师案嘉兴府科试。试既毕，手书赤帖，招于午后到后院问话。府学吴东发，嘉兴学李、张廷济、丁子复、杨蟠、李遇孙、戴光增，秀水学周大豫，嘉善学孙凤起，海燕学沈三祝、陈石华，平湖学朱为弼，石门学吴曾贯，同乡学金以报，湖州府武康学徐熊飞十五人。既集谒于试院内慎独斋，逐一问话，置文燕，三更余告退。谕异日从至梅里，瞻重建曝书亭。张廷济选取的这个场景，正好是四十年前二人和其他十余人一同在科试中被阮元拔擢及与宴之事。四十年过去，当年同登榜的嘉兴学子中，不知有几人尚存。张廷济赋此时也绝未料到，不期年，朱为弼亦遽然下世。可以说，即使在阮元所获浙士中最优异的一批、且得以被阮元引为“官斋十子”的十人当中，朱为弼无疑都是仕途最为成功的一个，因而更勿论此嘉兴科试同年之十五人。道光十四五年（1834 1835）间，曾累官至漕运总督。这是一个正二品的官职，阮元也曾在嘉庆年间短暂出任过此职。虽然在朱为弼即将公车北上的前夕，阮元曾在一幅手卷上为他题写下满怀期许也流露着不舍的诗句，“飞腾颇愿诸君去，但恼云山寂寞时”，这位弟子日后仕途的表现，一定还是大大超越了为师的期望。24二、张廷济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张廷济和他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则是另一个故事。如果说朱为弼编撰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半官方的修书项目，张廷济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则纯属私人撰著。以一己之力成就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看似杂驳，却不散乱，有其自订而自足的一套体例。能形成这样的规模以及独特的风格，并非朝夕之事。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的分类，除内容侧重点外，还可按收器年代和传播途径等再做细分。不过，同样经过调查，亦发现了一部在类别上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非常相近，或说在传世著作中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最具有可比性的传世著作，即清仪阁金石文字。因在其他相关著作中，若按内容侧重点分，和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同属图录类别的，仅有清仪阁金石文字和张叔未解元所藏金石文字；如按收器年代分，和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样，多收商周钟鼎彝器的，只有清仪阁金石文字；如按传播途径分，和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样，同是张廷济在世时手订的，也只有 清仪阁金石文字。且就收录之器物进行逐件比对，清仪阁金石文字中收录的十件器铭，七件都见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25以上大概皆有助于说明，二者是张廷济自纂工程中一脉相承的两个项目。如此一来，回溯至清仪阁金石文字的成书背景，或许对我们理解其留名后世的代表作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有所启发。清仪阁金石文字编成的时间约在嘉庆八年（1803）或更早，比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一、二册主体部分完成的道光二年（1822）早出近二十年。26册成之后，张廷济向翁方纲请题，这时是嘉庆八年的六月。事实上这年张廷济并未到过北京，他是通过邮寄的方式使翁方纲得以在这本小册子上写下题跋。27而此时，自嘉庆七年腊日阮元托稿之日算起已近半年，正当是朱为弼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纂修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领跑人生张廷济和朱为弼可谓处在相同的人生起点。实实在在将二人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可以追溯到嘉庆二年（1797），即阮元出任浙江学政的第二年。这一年是科试之年，其结果决定哪些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是次科试乃合嘉兴一府的府县学生员进行考核，考在一二等即得参加下一年的乡试。试事毕后，阮元亲自书请帖，招十五人至试院内一一问话，并置文宴留款，逾子夜方散去。当日十五人为：嘉兴府学吴东发，嘉兴县学李、张廷济、丁子复、杨蟠、李遇孙、戴光曾，秀水县学周大豫，嘉善县学孙凤起，海盐县学沈三祝、陈石华，平湖县学朱为弼，石门县学吴曾贯，桐乡县学金以报，连同当时客居在平湖县的湖州府武康县学的徐熊飞。28次年浙江乡试，张廷济一举夺魁，高中解元。而朱为弼则以落第收场，他考得举人，是三年后的事了。会试在每年的二月举行。因此，从嘉庆三年的冬天开始，准备参加会试的浙江士子们便已开始陆陆续续北上进京。张廷济也有计偕的打算，他选在次年的正月出发。而与此同时，还没有取得举人功名的朱为弼，所能做的只有一次次地送别友人，以及一遍遍得闻这样的消息。29这无疑让他相当苦闷。除夕之日，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来朝三十已平头，惆怅年华逐水流。自问性情难入俗，谁怜骨相不封侯。敲门有客求新句，贯酒无钱典敝裘。堪笑毛锥成底用，细思耕凿是良谋。30过了这晚，倏忽已是而立之年，想到朋辈们一个个正奔赴人生的下一阶段，自己仍一事无成，此刻有的大概只是郁气难平。嘉庆三年九月，阮元已经卸任浙江学政之职。回京后，旋即升任礼部右侍郎。张廷济参加的这次己未科会试中，阮元正以户部左侍郎充任会试副总裁。嘉庆四年三月初发榜，张廷济未能获售。虽然早在此时已经得知结果，他并未马上南返，而是又在京城多待了数月，约于夏秋之间方才归家。会试虽然失败，不过在此期间，他亦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得阮元为他的书斋“八砖精舍”题额。有关这块匾额的事实，本文稍后将会述及。无缘经诂路嘉庆四年十月，阮元奉旨署理浙江巡抚事务，于十一月中旬抵任。阮元再次来浙的消息令浙省上下欢欣鼓舞，不过随之而来的际遇显示，和朱为弼相比，张廷济的优势渐渐变得不明显。前及嘉庆五年（1800）的春天，刚刚回到浙江的阮元就向朱为弼发出了聘约，担任其子弟的家庭教师。几于同一时期，又在西湖之畔创设诂经精舍。既经历过历时近两年的经籍籑诂一役，朱为弼和当年很多同任分纂的士人一道，被招为精舍的首批生徒。张廷济并未获得在诂经精舍中修习的机会，但这一事实却长期被误解。孙星衍是精舍创立之初阮元延聘的两位主讲之一，另一位是王昶，二人与阮元一道迭主诸生请业之席。孙星衍在精舍任教的时间不长，次年即辞去讲席，其后阮元仍嘱其为诂经精舍题名碑记。31孙在文中详述了精舍创办的理念、教学方法和阮元在育人方面的成绩，最后还一一列出了诂经精舍生徒、阮元识拔之士、纂述经诂之友连同嘉庆四年会试中试进士四类人士，近 200 个人名。过去将张廷济视为诂经精舍生的误谬，往往是将前两类人士，即原文“诂经精舍讲学之士”和“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目下所涉之士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唯有列名于“诂经精舍讲学之士”者，才在诂经精舍中肄业过。32据阮元称，精舍招收生徒的标准，是他任学政时印象中的那些“文行兼长”的浙江士人。33对这句“文行兼长”的理解，其弟阮亨有一段话适可作注解：“于是浙士之有志于学者不肯为俗学所囿，英才益多矣。精舍之设，原以励品学，非以弋科名，故课艺不用时文排律。”34如阮亨提到的“品学”即对应阮元的“文行”，便可知精舍招生不唯对学业有要求，须有真才实学，于人品德行亦有要求，须对治学本身怀有热情。对比嘉庆二三年（1797 1798）任经籍籑诂分纂士人的名单与诂经精舍题名碑记所开列之“诂经精舍讲学之士”名单可知，当年这些分纂后来悉数皆入于精舍肄业。但他们的人数也仅占“诂经精舍讲079078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研究课其子弟，朱为弼之受知、受任、受聘，都是以其诗文上的才具。不知何时以及什么样的契机，使他后来转向铭文款识的专门研究。但这种转变也非无迹可寻。或许正是在诂经精舍肄业期间，朱为弼的兴趣逐渐发生了转移。这种专业方向的确立，不仅发生在朱为弼身上。当时同为诂经精舍生徒的陈文述（1771 1843）和陈鸿寿（17681822），后来皆因在治水方面的专长，为大幕争延。陈文述就曾对朱为弼做过这样的刻画：“庚申同岁生，椒堂吾畏友。低头注金石，一卷不离手。”可见，对这门学问他确实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情。22“成功者”道光十八九年间（1838 1839）的一天，朱为弼长子善旂（1800 1855）持其父早年所书手卷到访张宅。展观后，张廷济应邀作七律一首题于其上：重检青衫旧墨痕，待然官烛正黄昏。筹糈刘晏贫如昔，賸有零文付子孙。白首论交总似新，燕吴笔札两情亲。郑公门下同登日，十五人今有几人。23诗的最后两句，张廷济回忆了一个场景，并在诗注中做了补充：嘉庆二年丁巳九月，今予告相国阮仪征师案嘉兴府科试。试既毕，手书赤帖，招于午后到后院问话。府学吴东发，嘉兴学李、张廷济、丁子复、杨蟠、李遇孙、戴光增，秀水学周大豫，嘉善学孙凤起，海燕学沈三祝、陈石华，平湖学朱为弼，石门学吴曾贯，同乡学金以报，湖州府武康学徐熊飞十五人。既集谒于试院内慎独斋，逐一问话，置文燕，三更余告退。谕异日从至梅里，瞻重建曝书亭。张廷济选取的这个场景，正好是四十年前二人和其他十余人一同在科试中被阮元拔擢及与宴之事。四十年过去，当年同登榜的嘉兴学子中，不知有几人尚存。张廷济赋此时也绝未料到，不期年，朱为弼亦遽然下世。可以说，即使在阮元所获浙士中最优异的一批、且得以被阮元引为“官斋十子”的十人当中，朱为弼无疑都是仕途最为成功的一个，因而更勿论此嘉兴科试同年之十五人。道光十四五年（1834 1835）间，曾累官至漕运总督。这是一个正二品的官职，阮元也曾在嘉庆年间短暂出任过此职。虽然在朱为弼即将公车北上的前夕，阮元曾在一幅手卷上为他题写下满怀期许也流露着不舍的诗句，“飞腾颇愿诸君去，但恼云山寂寞时”，这位弟子日后仕途的表现，一定还是大大超越了为师的期望。24二、张廷济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张廷济和他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则是另一个故事。如果说朱为弼编撰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半官方的修书项目，张廷济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则纯属私人撰著。以一己之力成就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看似杂驳，却不散乱，有其自订而自足的一套体例。能形成这样的规模以及独特的风格，并非朝夕之事。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的分类，除内容侧重点外，还可按收器年代和传播途径等再做细分。不过，同样经过调查，亦发现了一部在类别上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非常相近，或说在传世著作中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最具有可比性的传世著作，即清仪阁金石文字。因在其他相关著作中，若按内容侧重点分，和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同属图录类别的，仅有清仪阁金石文字和张叔未解元所藏金石文字；如按收器年代分，和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样，多收商周钟鼎彝器的，只有清仪阁金石文字；如按传播途径分，和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样，同是张廷济在世时手订的，也只有 清仪阁金石文字。且就收录之器物进行逐件比对，清仪阁金石文字中收录的十件器铭，七件都见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25以上大概皆有助于说明，二者是张廷济自纂工程中一脉相承的两个项目。如此一来，回溯至清仪阁金石文字的成书背景，或许对我们理解其留名后世的代表作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有所启发。清仪阁金石文字编成的时间约在嘉庆八年（1803）或更早，比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一、二册主体部分完成的道光二年（1822）早出近二十年。26册成之后，张廷济向翁方纲请题，这时是嘉庆八年的六月。事实上这年张廷济并未到过北京，他是通过邮寄的方式使翁方纲得以在这本小册子上写下题跋。27而此时，自嘉庆七年腊日阮元托稿之日算起已近半年，正当是朱为弼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纂修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领跑人生张廷济和朱为弼可谓处在相同的人生起点。实实在在将二人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可以追溯到嘉庆二年（1797），即阮元出任浙江学政的第二年。这一年是科试之年，其结果决定哪些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是次科试乃合嘉兴一府的府县学生员进行考核，考在一二等即得参加下一年的乡试。试事毕后，阮元亲自书请帖，招十五人至试院内一一问话，并置文宴留款，逾子夜方散去。当日十五人为：嘉兴府学吴东发，嘉兴县学李、张廷济、丁子复、杨蟠、李遇孙、戴光曾，秀水县学周大豫，嘉善县学孙凤起，海盐县学沈三祝、陈石华，平湖县学朱为弼，石门县学吴曾贯，桐乡县学金以报，连同当时客居在平湖县的湖州府武康县学的徐熊飞。28次年浙江乡试，张廷济一举夺魁，高中解元。而朱为弼则以落第收场，他考得举人，是三年后的事了。会试在每年的二月举行。因此，从嘉庆三年的冬天开始，准备参加会试的浙江士子们便已开始陆陆续续北上进京。张廷济也有计偕的打算，他选在次年的正月出发。而与此同时，还没有取得举人功名的朱为弼，所能做的只有一次次地送别友人，以及一遍遍得闻这样的消息。29这无疑让他相当苦闷。除夕之日，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来朝三十已平头，惆怅年华逐水流。自问性情难入俗，谁怜骨相不封侯。敲门有客求新句，贯酒无钱典敝裘。堪笑毛锥成底用，细思耕凿是良谋。30过了这晚，倏忽已是而立之年，想到朋辈们一个个正奔赴人生的下一阶段，自己仍一事无成，此刻有的大概只是郁气难平。嘉庆三年九月，阮元已经卸任浙江学政之职。回京后，旋即升任礼部右侍郎。张廷济参加的这次己未科会试中，阮元正以户部左侍郎充任会试副总裁。嘉庆四年三月初发榜，张廷济未能获售。虽然早在此时已经得知结果，他并未马上南返，而是又在京城多待了数月，约于夏秋之间方才归家。会试虽然失败，不过在此期间，他亦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得阮元为他的书斋“八砖精舍”题额。有关这块匾额的事实，本文稍后将会述及。无缘经诂路嘉庆四年十月，阮元奉旨署理浙江巡抚事务，于十一月中旬抵任。阮元再次来浙的消息令浙省上下欢欣鼓舞，不过随之而来的际遇显示，和朱为弼相比，张廷济的优势渐渐变得不明显。前及嘉庆五年（1800）的春天，刚刚回到浙江的阮元就向朱为弼发出了聘约，担任其子弟的家庭教师。几于同一时期，又在西湖之畔创设诂经精舍。既经历过历时近两年的经籍籑诂一役，朱为弼和当年很多同任分纂的士人一道，被招为精舍的首批生徒。张廷济并未获得在诂经精舍中修习的机会，但这一事实却长期被误解。孙星衍是精舍创立之初阮元延聘的两位主讲之一，另一位是王昶，二人与阮元一道迭主诸生请业之席。孙星衍在精舍任教的时间不长，次年即辞去讲席，其后阮元仍嘱其为诂经精舍题名碑记。31孙在文中详述了精舍创办的理念、教学方法和阮元在育人方面的成绩，最后还一一列出了诂经精舍生徒、阮元识拔之士、纂述经诂之友连同嘉庆四年会试中试进士四类人士，近 200 个人名。过去将张廷济视为诂经精舍生的误谬，往往是将前两类人士，即原文“诂经精舍讲学之士”和“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目下所涉之士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唯有列名于“诂经精舍讲学之士”者，才在诂经精舍中肄业过。32据阮元称，精舍招收生徒的标准，是他任学政时印象中的那些“文行兼长”的浙江士人。33对这句“文行兼长”的理解，其弟阮亨有一段话适可作注解：“于是浙士之有志于学者不肯为俗学所囿，英才益多矣。精舍之设，原以励品学，非以弋科名，故课艺不用时文排律。”34如阮亨提到的“品学”即对应阮元的“文行”，便可知精舍招生不唯对学业有要求，须有真才实学，于人品德行亦有要求，须对治学本身怀有热情。对比嘉庆二三年（1797 1798）任经籍籑诂分纂士人的名单与诂经精舍题名碑记所开列之“诂经精舍讲学之士”名单可知，当年这些分纂后来悉数皆入于精舍肄业。但他们的人数也仅占“诂经精舍讲081080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学之士”总数九十四人的三分之一。35由于材料有限，我们无法一一确认另外三分之二入读人士被选拔的原因，但通过其中一部分士人的事迹，大致能够推测：除了招自其他书院的优等生，剩下的一部分人应是在经史之外（包括政事、诗赋、天文、算学、地理等自然科学乃至西方科技等领域）学有所长的知名人士。张廷济的名字在 诂经精舍题名碑记 中被列于“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目下。这一名目之下的人士，除了事迹较为突出的几位，如晚清政治人物许乃济（1777 1839）、藏书家陈鳣（1753 1817），当然也包括以收藏登名的张廷济，作为一个群体以往则甚少被注意到。相较之下，“诂经精舍讲学之士”士人群体，则一直是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大致是从这些浙江士人与阮元学术赞助人身份的联结而进行的阐释。36如若能对“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士人群体给予更多关注，大概还可以在以往的阐释之外，开拓出另一面向这些当地士人与作为执政者的阮元之联结。官斋外的应和者大概在嘉庆八年（1803）五月，张廷济的清仪阁金石文字已经寄抵北京。37翁方纲花了一些时间考证这些器铭，并陆陆续续为每一种拓片写上一些识语。到六月十二日这天，大概已将所有器铭释读过一遍，于是在册后他写道：嘉兴张叔未，博雅嗜古，闻其多蓄古砖，昔侯官林吉人兄弟得甘泉长生瓦，同时王、朱诸君子以诗纪之。百余年来，士大夫渐多瓦当著录矣，近则嗜古之士更多蓄古砖者，物之聚好，又以类滋也。吾尝谓陆剑南得吴永安、晋太康二砖，龛于斋壁，其时相去甫及千年耳。而今仪征阮公得汉五凤、黄龙、吴天册、晋咸和诸砖凡八，以名其吟馆。叔未亦藏古砖八枚，阮公题以“八砖精舍”，事之巧合有如此者。阮公积古斋拓其所藏钟、鼎、簠、匜若干器装为卷，而叔未亦集其所得爵、觯、敦、瞿之属装为册，嘱方纲跋之。愚则窃有说者，近日南原顾氏缉辨古隶，曰：“吾将以解经也。”松厓惠氏撰 九经古义，亦多援款识文。然愚则谓释一器、诂一字，当虑它日有援以为质者，盖演说之滋蔓，不可不深慎也，其必确得所证据之处而后可也。方纲盖亦癖嗜摩挲，审定古器物文，以综核诂义，而至今始惶然汗洽襟也。阮公方汇诸经解诂为一编，而又适购得王复斋钟鼎款识，研审摹锓，以补旧人所未及，斯则鉴古即以解经也已。愚去年手跋复斋册后，今得阮公摹本，日得神游杨、刘、吕、薛间，而叔未此册适来，愚是以举数十年来所铭诸心而质诸同志者，为叔未告之。在这段跋尾的后半，翁方纲提到的“阮公积古斋拓其所藏钟、鼎、簠、匜若干器装为卷”，指的便是积古图手卷。38此卷画心起首为周瓒所绘积古图，其后则装入阮元手拓家藏的历代钟鼎、镜、洗、泉布及砖砚等 91 件金石铭文拓本和 91 方秦汉印蜕。故翁方纲认为，张廷济成此册清仪阁金石文字，正是效仿自阮元 积古图 手卷集拓家藏于一处的做法。但他同时又举出顾蔼吉辨古隶、惠栋九经古义的例子，意在说明考释古字与经学研究互为表里的关系。并进一步用阮元编经籍籑诂及其重刊王复斋钟鼎款识的事例说明，“鉴古即以解经”。虽然翁方纲没有直接评价张廷济这册清仪阁金石文字，但弦外之音不难听出：谓张廷济此效徒具形式，而无涉经史。跋尾的前半则提到与鉴古有关的另一件事。嘉庆四年（1799），张廷济参加完会试后，仍在京城盘桓了数月。四月间，他登门拜谒了时任户部左侍郎的阮元，并请他为自己的书斋八砖精舍题写了一块匾额。39三年后的岁末，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编事始。至嘉庆九年秋竣役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也正是阮元浙抚幕府中吟咏最盛的时期。集会的场所位于浙江巡抚节署东偏的一间小室，名为“八砖吟馆”者。阮元旧藏中有汉晋古砖极修整者八枚，曰西汉五凤砖、西汉黄龙砖、汉永吉砖、吴天册砖、东晋大兴砖、东晋咸和砖、东晋兴宁砖、西汉甘露砖，因别立一室而贮之，故有此名。每于三浣之暇，招幕中诸友吟咏于此。但每次集会时间短暂，“衹刻烛一二寸”。其后所得吟草最为一编，遂题作八砖吟馆刻烛集。40集中共收录 23 位作者的 99 首诗作，除阮元外，余 22 人为：朱为弼、陈文述、顾廷纶、焦循、张鉴、陈鸿寿、蒋征蔚、方珽瑚、许珩、王宗敬、程邦宪、翁方纲、吴廷琛、陈寿祺、何元锡、阮亨、阮荫曾、阮常生、陈廷庆、王学浩、黄文旸、郭麐。又除去阮元之弟亨、侄荫曾与子常生三人，其余 19 人皆属阮元的社会关系。截至此期，阮元的人际网络主要有三个来源：（1）江苏省，包括阮元的家乡扬州，以及安徽省等邻近地区；（2）浙江省；（3）福建、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