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员仕途研究_陈必佳.pdf

史学月刊 年第 期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员仕途研究陈 必 佳康 文 林 摘要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史学研究者带来研究方法的变革，越来越多专题性历史数据库的涌现，对人文学者掌握和利用数据库的技术手段方面也带来新的挑战。在将清代缙绅录建设为史学量化数据库的过程中，利用人物姓名、籍贯等关键信息构建有效的内部连接是追踪官员仕途迁转的关键，而跨数据的外部连接能够进一步拓展数据分析维度，补充科考名次、出生年月、家族背景等影响仕途的重要因素。利用明经通谱中的拔贡名册和缙绅录连接比较，可以得到各科拔贡生员入仕的人数比例。在分析拔贡不同的入仕途径过程中，不能忽视履历、方志等史料中对官员捐纳等信息的搜集，同时在任职时间等方面，这些信息可与缙绅录数据库中的信息互补，勾勒出更完整的官员仕途路径。在团队跨学科合作方面，缙绅录就开发检索平台、互动式可视化界面都进行过尝试，但存在成果难以维护和共享利用等问题，为数字人文在史学领域的发展提供思考借鉴。关键词数字人文；跨数据连接；清代官员；缙绅录；拔贡仕途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据信息化的发展，各类史料、档案、报刊都逐渐被全国各图书馆、高校和科研团队利用并建立了相关的数据库，内容、形式不一而足，为学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利用和处理相关数据化的材料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本文以自身参与其中的“中国历史官员数据库 清代缙绅录（）”项目和相关拓展研究为例，展示历史研究中如何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系统性的历史数据库为核心，连接各类其他史料或数据集。系统性和结构化的史料通过数据连接和恰当的分析方式，在量化分析层面能够发掘问题、验证推论，最终服务于以发现、描述和解释为目的的历史研究。同时，以跨学科合作为基础进行的数据可视化也尝试在数字人文兴起的大背景下，给传统人文学科带来新的思考和挑战。一从计量统计分析到量化历史大数据按照中国史学传统，历史研究长期以来皆以政治史为核心展开叙述，因而作为政权运作执行者的历代官员，也是历史研究的重点对象。与清代官员群体相关的档案史料存世多而繁杂，有学者从具有代表性和传奇色彩的官员生平入手，根据目标人物宦海沉浮的经历勾画时事变化与仕途命运的关系，典型的代表作如罗威廉 救世 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一书，对清代中叶著名政治人物陈宏谋超过半个世纪的为官经历进行解读，透过其思想与政治生涯反映 世纪的官僚政治思想和社会。随着计量史学的兴起，从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有一批以 清季职官表、地方志为材料依托的学者，对清代官员中的几个代表性群体尝试过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以揭示群体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中央地方权力分配和时局联系在一起。最早结合社会学理论，利用数量分析方法处理方志史料，讨论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关于本数据库在人名连接方面更为系统和技术性的分析和讨论，参见康文林、陈必佳：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 清代（）中的官员人名连接 ，“（）”，历史生命历程研究（）年第 期，第 页。士绅社会来源的是张仲礼，他对 世纪地方志中 名中国绅士传记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既无家庭背景又出身异途的“新进者”和有家庭科举背景的“继进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同时期的学者何炳棣在 明清社会史论 中，也多处利用缙绅录这种官员名册统计对清代官员出身进行研究分析。瞿同祖在 中国地方政府 一书的论述中，也曾借缙绅录为据分析知县等地方官的出身构成。除上述与士绅、官员的社会来源和社会流动分析密切相关的研究中利用到了大样本的数量统计和比较分析外，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人文的兴起，在如何科学有效地利用史料中包含的数量信息开展研究方面，学界有了不少新尝试和新探索。数字人文的发展是以计算机技术引入人文领域为基础的，数字工具的应用和量化分析的方法是其主要特点，跨学科合作是其重要的开展模式。目前数字人文学科的发展已经从探索走向了应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城市地图、知识图谱、文物 模型和 展示等，广义的数字人文在公共文化传播、文物保护和城市旅游开发等领域不断有开创性的应用。在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中，各领域的学者也呈现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在此选取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进行简单概述。第一，伴随大量检索型人文数据库的建设，利用词频统计等工具对文本进行的量化分析研究。这类研究方法在档案管理、图书情报等学科应用方面更为广泛，汉语言文学等学科也有学者利用语料库进行词频分析方法研究文体特征。这类分析的数据统计较为基础，只能得到一些概括性的推论，在深入研究和解释方面尚存在诸多不足。第二，沿袭资料卡模式的史料分析方法，将“大规模、系统性材料”进行结构化处理，把其中的专题类信息分门别类整理为表格式的大型数据库。围绕这类数据库可以进一步演化为知识库等更具有功能性的数据库形式，也可以由研究者独立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再以大样本、长时段的实证性分析结果为依据，辅以其他档案史料展开细化分析。梁晨和李中清指出，这种社会科学化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发现新史实或新规律上优势明显”，但也承认在观察到有趣的规律性现象时，“仅凭数据本身无法对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导致对部分现象的解说和阐释较为肤浅，因此不能忽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的结合。第三，经济史方向的研究则结合社会科学、经济学领域计量模型的分析方法，利用从史料中提取和收集到的有效数据，应用数理模型进行带有因果假设推断的检验性分析。梁晨等学者在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一文中，将以量化数据库展开定量研究推动“求是型学术”和传统计量史学和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学科推动的“解释型学术”进行了比较和说明，并重点解说了量化数据库方法在应对大规模、长时段的整体史学和同类型的群体性记录的历史材料具有优势，不仅可以扩大史学研究应用的材料门类和范围，也能“为克服史料繁芜提供重要思路”。李伯重对经济史领域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这类研究的代表，可参考项洁等：数位人文视野下的知识分类观察：两部官修类书的比较分析，东亚观念史集刊 第期，年 月，第 页。唐榕：基于词频统计的宋词文体特征分析，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期，第 页。此类研究建立的代表性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中国大学生数据库、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 清代（原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 北洋民国。关于这些数据库项目和相关研究的详情，可参见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的网页 ：。此类大量运用描述性统计研究分析方法的代表性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李中清、王丰著，陈卫、姚远译：人类的四分之一 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梁晨等：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梁晨：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北京：科学出版社 年版；陈志武、彭凯翔、袁为鹏：清初至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利率史初探 基于中国利率史数据库（）的考察，清史研究 年第期，第 页；康文林：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 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 年第期，第 页。梁晨、李中清：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 以学籍卡材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清华大学学报 年第期，页。这类研究包括陈志武等：清代妻妾价格研究 传统社会里女性如何被用作避险资产？，经济学（季刊）年第期，第 页；白营、贾瑞雪：科举停废对于精英去向和政治稳定性的影响（，“：”），计量经济学（）年第期，第 页。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 年第期，第 页。利用统计学特征的计量和量化方法进行了辩证的讨论，提出史学研究对量化方法应采取开放的心态，但不能忽视其适用性，也要注重对史料可靠性的考察。第四，历史学者在引入和应用量化分析方法时，更注重历史学的叙事性和史料的丰富性，因此经量化统计的数据分析结果作为研究过程中展开的论证依据之一。社会学和历史学者最初关注和利用缙绅录这一史料，便是用于统计分析特定官员群体的科举出身和来源比例。前辈学者的研究受到史料搜集的时空局限，基本都是援引个别身边易于获得的缙绅录版本，对其中对应季节反映的特定时间点的官员名册进行单独统计，大规模的追踪分析也因技术限制而难以实现。在历史大数据和分析技术的发展背景之下，缙绅录成为覆盖清代文官群体全样本的理想的时间序列型数据材料。据考，缙绅录源于宋代，也有学者提出唐代或许已有该类名册的雏形，现存最早的版本可追溯到明代，是记录所有官职和官员信息的名册。至清代，缙绅录体例逐渐成熟并形成了按季更新，官本、坊本流传并行的局面。起初其印制和发行是服务于皇帝和中央机构的，需要“进呈御览”，因而由吏部负责组织刊刻的缙绅录书名为 爵秩全览。坊刻本通常名为 大清缙（搢）绅全书 爵秩全函，由京师琉璃厂的各大书坊发行，书坊互为商业竞争关系，各自有其搜集官员信息的渠道。坊刻本的商品属性使得各书坊力求官员任职信息来源的精确性和时效性，成为在京官员、候补官员和京外官员及家属争相求购参考的时报类工具书。“中国历史官员数据库 清代”的建设，最初就是以研究官员流动为目标，以发现和了解缙绅录这一官员名册为契机开展的，与图书馆和档案馆以资料整理为目的的历史文献数据库有所区别。上文已提及，缙绅录在清代按季发行，但有官刻、坊刻之分，而存世和可供查阅的缙绅录在时间连续和版本一致性上无法保持始终统一。实际的材料转录中也确实发现不同版本来源的缙绅录，相邻的季节在同一机构的人员顺序和格式上存在差异。随着转录材料的累积和追踪分析，项目组发现人员数量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官刻本和坊刻本对于“额外司员”这类候补官员的记录标准不同，因而及时做了分析策略的调整 将仅出现在坊刻本中的“额外司员”进行标记，在涉及时间变化和连续性的量化分析中，将所标记的官员记录排除。除此之外，按照时间顺序录入的缙绅录数据基本遵循清代文官系统的结构，满足追踪分析官员群体特征的需求。数据库开始转录工作以来，同步开展的分析工作大致分两个脉络进行，一是熟悉了解缙绅录数据库本身的特点，对所载官员在不同年份季节中的官职记录进行内部连接，二是搜集其他与清代职官有重合的人员名录和数据集，尝试跨数据匹配的“外连接”。二传统史料数据化后的内外连接：从科考到入仕的群体路径分析将缙绅录中的官员任职条目化信息转录为数据库具有重大意义，可以有效帮助我们从整体角度研究分析清代官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清末仕途壅滞，捐例大开，科举士人难寻出路，但在具体的数量和比例层面，仅有时人笔记中的直觉性判断和学者的估算性统计作为参照，并无确切统计。缙绅录本身按季更新的特性和覆盖所有文官名录的属性，使得分析科举士人由科举到入仕并进入仕途，及在文官整体中的占比数量和动态变化成为可能。数据库在从录入到量化分析的过程中遇到了多方面的困难，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技术进步为人文学术问题带来的潜在新解法，并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方法体系。数据的“内连接”是我们开展量化分析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追踪已经成为文官系统正式成员的官员群体，在进入官场后的迁转路径是否有其内在规律。清代有成李伯重：史料与量化：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讨论之一，清华大学学报 年第期，第 页。此类研究尝试的代表包括但不限于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 年第期，第 页；胡存璐等：清代州的政区分等与知州选任的量化分析，数字人文研究 年第期，第 页。石鹏：国家图书馆藏明代万历及崇祯缙绅录研究，文献 年第期，第 页。梁晨：推动数据连接，促进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年月 日，第版。“内连接”即将同一名官员在不同季节中的任职记录进行识别，赋予唯一的编号。由于针对缙绅录的转录我们遵循尽量不改变原始史料包含的信息，所以不同版本的缙绅录即使在时间上连续，针对同一名官员也可能会出现姓名、籍贯地用到异体字或同音字的情况，这对保证识别一名官员唯一编号的准确率带来一定挑战。熟且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套人事制度，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库验证官员升迁路径是否整体上符合制度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发现与制度背离的人事变动情况，可以快速锁定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此为线索从“人事变动异常”的官员出发，搜集其他相关史料，开展研究分析。缙绅录内部连接的完善：构建追踪职官生涯的基础目前大部分数字人文方面的数据库，都是由数据库开发者对人名等进行专名识别，并建立关联，但这种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方法比较粗糙，且因数据库中的史料来源并不具有系统性，不可避免存在错漏。缙绅录数据库中一人对应数十甚至上百条任职记录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作为数据使用者，需要首先进行数据连接，同时在研究实践中发现并调整连接方法，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目前我们形成了较为有效的“两步走”处理方式：第一步是基于每条记录的姓、名、籍贯省、籍贯县四项内容，将其中内容完全一致的记录赋予一个编号，该步骤保证了大部分应该被关联的记录能够连接为同一名官员。第二步是通过 软件中的 命令进行进一步的概率性数据连接（）。以缙绅录数据库的“内连接”为例，在最初的数据库分析预处理中，由于官员姓名中出现异体字，或因版本问题存在籍贯不一致（主要是县一级信息），部分属于同一名官员的记录在系统运行初期被赋予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编号，这样在量化分析中，会将一名官员的连续记录识别为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官员，造成统计上的偏差。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将官员记录中的姓名拆解，并忽略字形，转换为拼音，与籍贯信息排列组合，进行“模糊匹配”。最终形成的匹配分值达到程序运行者的预设时，可以认定该结果是第一步的连接中所遗漏的，将这些记录的编号替换为第一步中生成的编号。关于满蒙旗人的连接匹配，我们目前的连接结果尚无法保证统计学层面的准确性，因此基于“内连接”开展准确度较高的量化分析尚有待时日。外连接的探索与尝试：打通科举、捐纳与入仕途径的量化分析手段为探究官员仕途履历背后的因果关系，并分析制度变迁下官僚阶层的流动性，我们通过“外连接”来补充缙绅录没有涵盖的官员信息。缙绅录所载官员有相当一部分经历过科举并获得功名，这也使得我们最初尝试的分析从大量存世的科举录入手。晚清“官多缺少”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而作为候选官员中享有最高优先级的进士，仍要面临漫长的轮候，甚至终其一生没有机会任官。通过外连接到“清代进士题名录”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直观解答的问题有：进士轮候时间平均为多久，进入官场的进士比例如何，该比例是否因时变化。我们利用整理出版的 清代进士题名录 构建了清代进士数据库并进行连接，分析划分甲第和名次后，进士候缺时长和会试名次的直观关系。结果显示：三甲进士明显比一甲、二甲进士更难获得入仕任职的机会。在对三鼎甲及传胪和二甲、三甲进士的甲第名次划分后，通过累积比例图表的方式，展示会试年以后的二十年内陆续出现在缙绅录中 即获得由于缙绅录中满蒙旗人并无“姓”的内容，本文介绍的数据连接仅限于民人和汉军旗人。概率性数据连接的功能，是对数据库中所有记录的指定信息两两配对，尽可能多地将可能属于同一人的记录赋予同一编号，再通过对生成的匹配编号进行“打分”，通过得分标准来限定匹配成功的连接，从而保证连接结果的可靠性。打分的具体标准可以在分析过程中针对造成差错率的原因不断调整 关于 命令模块的作者内容见 （）：运行概率性数据连结的 模块（“：”），统计软件组件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院，年月 日修订。前期在数据处理中针对缙绅录中异体字、异形字造成的连接问题进行的相关“消歧”处理和数量统计，可参见陈必佳：“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 清代”的建设过程、现状与前景，付海晏主编：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 第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模糊匹配的思路是通过更宽松的匹配标准，尽最大可能抓取任意两条可能属于同一名官员的记录进行连接，再通过设定条件排除错误连接。打分的标准一直在调试变动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数据进行两两匹配的时候无法考虑其中的时间顺序。旗人连接准确率低的大致原因如下：第一，作为满蒙旗人官员，在缙绅录中并无“姓”的信息，仅存在名，而从数量上看大部分旗人集中任职于京师各衙门，担任笔帖式、主事等职，这类旗人重名率极高。第二，虽然旗分信息能够帮助判定身份，但满洲、蒙古八旗的组合情况远不及籍贯信息有效。另外，有学者指出，旗人的旗分并非终其一生不变，在清代存在因受功或犯错改变旗属的现象，从而使得连接结果更添不确定性。实缺官职的进士人数和比例。从分析结果可见：一甲、二甲进士在考取功名十年以内，九成以上都获得了官职，而三甲进士则平均要在考中进士十五年后陆续获得官职，比例最终稳定在七成左右。上述环节描述性分析，缺失了可能影响进士官职任命的关键要素 年龄，通过“外连接”其他科举名录等史料，可以部分补充年龄信息。朱卷和同年录、同年齿录中进士、举人的出生年月信息提供了年龄线索，同时他们的家庭背景信息，如父亲、祖父、叔伯、堂兄弟等人的任官情况，都会成为影响官员进身的关系网络因素。缙绅录与上述材料构建的数据库连接后，扩展部分的信息即可增加研究问题的切入点。除了这种扩展缙绅录数据库中所包含官员的背景信息的思路，另一种“外连接”是与相似性质的名录进行人员比对，可以大规模追踪在特定时段内官员的去向。该研究路径的例证之一是缙绅录与民国职员录的连接。清末民初，在社会变革大背景下，原来服务于清政府的政治精英群体的去留是很多近代史学者关心的话题，但通过传统方法开展的分析往往只能追踪个案。通过民国职员录数据库和清末最后一季缙绅录的连接，我们共计发现 多名清末官员供职于中华民国政府各部门，从分析结果推测，其中以新学人才为主。当然，数据库之间的连接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以数据库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提出研究问题，缙绅录相比于其他职官史料，最大的特点在于“全”，即可以将它理解为对清代官员的“全样本”收录。因此缙绅录适合数量基数较大的整体性研究，在一些情况下能够补充我们对于历史问题中的宏观层面认识。清代自咸同军兴以来，捐纳大行其道，已经成为官员进身不可绕过的问题，这一点通过近年来对清人笔记、奏疏、日记的分析整理能够知晓，但通过捐纳手段入仕的官员在全体官员中究竟占何比例，通过缙绅录和捐纳名册的连接，可从一定程度上窥见全貌。缙绅录与捐纳名册 川楚善后筹备事例 的连接，从数量上证明了嘉道年间，采用捐纳手段入仕的官员人数已经超过了同时期通过科举考取进士进而获得官职的人数。该分析的思路是通过缙绅录数据库与进士题名录和捐纳名册进行外连接，分别获得确切的由科考进士一途与捐纳途径得到官职的人数进行比较。川楚善后筹备事例 的时间为嘉庆三年（年），通过与缙绅录数据连接的结果可知，该批捐纳官员在文官系统中任职的时间大致在 年，部分捐纳名册中的人员在此次捐纳之前就已经是文官系统中的一员了。为提高数据连接的准确性，我们将进士题名录中用于连接的数据限制在 年、年、年、年、年、年、年的七科进士，将缙绅录数据的时间限定在 年间。上述七科进士题名录所包含的进士，约 出现在对应时段的缙绅录数据库中，共计 人。而共计包含将近 人的捐纳名册，有 人出现在缙绅录中，且所任官职在从七品及以上。我们第二份尝试连接的捐纳名册 豫工二卯事例满汉文员官生名次录（道光二十五年）在时间上与缙绅录数据库更接近，因此我们也将其整理为数据库，以求获得更理想的统计分析结果。该名次录共计收录捐纳官生名单 人，非旗人官员有 人。经过与缙绅录的连接，其中 人有文官任职记录，约占，略高于嘉庆三年捐纳名册连接的成功率。对于时间跨度在 年的这两批捐纳人员实际获得实缺任职人员比例的解读，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第一，最直观的判断是道光以降，此处的分析判断标准是进士在获得科名后出现在缙绅录记录中的年份，并未严格限制所任官职或差使的性质，与实际的“实缺”官职略有出入：一方面，翰林院庶吉士并非实缺官职，也都包含在缙绅录中；另一方面，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有部分进士会被分发至六部行走，待期满后，才正式成为实缺官员。缙绅录与科名录的连接分析中，同年齿录、题名录这类材料转录为数据库后，生成的是每一个人对应一条信息的数据，是“多对一”的匹配连接操作。连接的结果，同一位官员在同年齿录中包含的出生年月、父亲姓名、科名、曾任官职等信息就会作为补充信息添加进来，为量化分析增加新的“变量”。该分析由团队中的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吴艺贝完成。该数据分析及结果，引自张乐翔等于 年 年会论文“”。川楚善后筹备事例 的数据收集和录入整理皆来自于张乐翔，数据分析部分由笔者和张乐翔合作完成。关于更详细的分析和其背后反映的捐纳制度和相关研究，可参见张乐翔：权力的价格：中国清代的官职捐纳（，：），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年版。清代对官员捐纳次数并无限制，在 年之前即担任官职的官员，仍旧可以通过捐纳为自己的仕途争取更快的晋升机会。通过捐纳获得实缺官职的比例上升，反映出原有的以科考为主的文官选任制度受到挤压。第二，充分考虑缙绅录在两个时段的时间覆盖和完整度方面的差异，由 川楚善后筹备事例 得出的 的比例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实际的数量。通过计算可知，连接成功的 人中有（人）都在 年以内获得了实缺官职，而（人）则在 年内即获得了官职。而 人中，绝大多数出身为监生（占 人），即由捐纳而得的国子监生功名；另有 人为异途贡生，人为举人。对比考取进士后的候缺年限，捐纳大大缩短了等候时间，为较低功名的官生入仕提供了捷径。第三，在监生捐纳实缺官职的情况中，所捐多为九品或未入流的杂职末缺，并无多大晋升空间。拔贡任职比例：由“明经通谱”到“缙绅录”的追踪分析路径在搜罗整理同年齿录等科名录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明经通谱”这一专门汇集拔贡同年信息的名录，并由此通过与缙绅录进行“外连接”，展开针对拔贡群体的仕途追踪分析。将整理录入的五科明经通谱中包含拔贡和考官的信息都转录为数据库后，共计 名拔贡的信息，并由此可以得知诸位拔贡的中试年龄 均值在 岁上下浮动，此外我们也录入了其父亲、祖父、曾祖父等直系亲属的科名、曾任官职等信息。将数据连接到缙绅录之后，可以通过拔贡科考年份，追踪到上述 名拔贡出任实缺文官的数量和占比。通过连接成功的缙绅录职官记录中的出身分析，进而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连接到缙绅录数据库且来自明经通谱中的拔贡，都是继续科考之路，通过举人或者进士出身入仕的。表各科拔贡任职比例一览 基于“缙绅录”与“明经通谱”连接匹配的结果年份“明经通谱”拔贡数量（名）出现在“缙绅录”记录中（名）任职比例拔贡年与初次任职年间隔（年）出现在“缙绅录”且出身拔贡（名）时间间隔（年）任职比例 总计 晚清官员“官多缺少”的问题经常在围绕科举、士绅的讨论中提及，也因此诞生了由大量候缺官员组成的候补文官群体，而等候实授官缺的时间在不同时期究竟有多长，是通过个案分析较难得出结论的，跨数据连接的量化分析则能够通过不同时间节点的计算为官员由考取科名到获得实授官职的平均时长提供大致估算。在清代，贡生是在垂直关系的童试、乡试和会试三级考试之余开辟的另一入仕途径。正途贡生通常与举人并列被提及，称“举贡”，可以共同参加为举贡设置的考职并获取教职为主的官职。而贡生由于未通过乡试考试，地位略低于举人。正途的“五贡”，具体包括优贡、拔贡、副榜（副贡）、岁贡、恩贡五大类。其中优贡是在廪生和增生中通过会考选拔的。拔贡考试频次较低，每十二年举行一次。优贡和拔贡在正途五贡中又相对地位较高，有资格参加朝考，并授予相应官职。经整理录入的明经通谱数据库和缙绅录通过人名连接共得到 条匹配成功的记录。在排除明经通谱数据库中包含的各省考官记录之后，剩余 条记录。这五万余条数据记录对应 名拔贡，即平均每名匹配成功的士人有大约 条连续的职官任职记录，时间跨度平均在年以上。通过连接成功的缙绅录首条记录年份和拔贡年相减，得出间隔年份（见表，“拔贡年与初次任职年间隔”列）。由于出现在明经通谱中的不少拔贡仍会继续通过乡会试考中举人、进士，再由此获得仕进机会，因此我们对连接成功的第一条职官记录所载“出身”进行了统计，其中出身仍为“拔贡”的有 名。换言之，确定由“拔贡”出身入仕的只占到五科明经通谱中出任文官总人数的 。而对由于缙绅录按季更新，连接成功的记录，在出版时间上较早的可以推断为该名官员在豫工二卯事例的捐纳后获得官职的大致时间。按，表和下文的表中 年丁酉科拔贡任职时间均值的下降可能受到 年清政府覆亡的影响而有所偏差。于五科拔贡总人数而言，不到三成（）最后获得了文官任职，其中仅凭“拔贡”出身获得任职的只有 。对比两组人员的平均获得任职的时长，则能看到 年一科所需要等候的平均年份最长，在 年以上。成功匹配到缙绅录的 名拔贡中，属于民籍，共计 名，另有少量旗籍、军籍（名）和商籍。从考取拔贡的生员类型分析，绝大多数匹配到缙绅录的拔贡都是以优贡生（名，占）、廪膳生（名，占 ）或廪生（名，占 ）的生员身份考取的。这三类生员实际都可归为“廪生”，总计占到匹配成功的拔贡人数之九成。剩余的一成生员则包含附生、增生和小部分旗人。表由拔贡而参加乡会试并由举人、进士入仕的官员任职时间间隔拔贡年拔贡至以举人身份任职间隔（年）考中举人入仕的拔贡人数（人）拔贡至进士身份任职间隔（年）考中进士入仕的拔贡人数（人）总计 表列出了各科拔贡同年齿录中最终分别以举人出身和进士出身进身官场人数的情况。从考取拔贡至入仕时间来看，于 年考取拔贡的“后进举人”有 人，平均经历的时间最长。年及以后的历科由拔贡至“后进举人”所经历的时间间隔呈递减趋势，且以 年和 年两科间的时间减少最为显著，由 年降至年有余，将近减半。人数上则呈现不同的特点，年拔贡后来以举人进身的人数最多，为 人，而 年仅有 人。明经通谱中的拔贡，必然也有在乡试、会试中接连中试，进而以进士身份进身官场的情况。从“后进举人”和“后进进士”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对于有能力考取进士的拔贡来说，继续参与科举能够加速其进身仕途。但继续追求更高科名的优势随着历史进程在递减 道光五年（年）的拔贡在后续考取进士以后获得官缺的时间距离拔贡考试年的时间是 年，较由举人进身官场的士人缩短了年多。而这一时间差到 年拔贡中只有年多，年、年、年的时间差更是缩短到年左右，甚至仅一年有余。这在一个侧面间接印证了历届拔贡之整体素质还是较高的，并未因当时社会风气、官场积弊之变化而在数据上出现大的波动。有名可查的拔贡出身之举人，在后来的会试阶段位列鼎甲的就至少有三人，其策论试卷皆收录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 历科状元策，包括咸丰九年乙未科状元孙家鼐、同治四年乙丑科榜眼于建章、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状元曹鸿勋。拔贡历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是科举乡会试制度的重要补充，除去由拔贡朝考而分发官职一途，各科拔贡中有不少人都在后续的乡试、会试中接连考取了举人、进士，数量相当可观。就本文研究对象中的 余名拔贡中，有 名后来高中进士并出任实缺官职，具体分布情况和初次任职距离拔贡考试的时间见表第列。观察分析表可知，各科拔贡在后来高中进士的人数在 年的三科之间比较稳定，都在 人上下；年人数相对较少，为 人；年最少，为 人，这与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续再无会试得中进士的机会应当有密切关系。三量化数据库外史料的互证和补充：从结构化的数据库到个案叙事以数据连接为基础分析官员的仕途和流动，能够从全新的视角探究清代文官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明经通谱中对部分廪生的来源学校作了区分：州学廪膳生、县学廪膳生、府学廪膳生，在数据统计中已合并处理。生源类型是增生的情况中，也有类似的区分。为便于计算，表中拔贡年以公历年计算，实际各年对应的材料书名分别为 乙酉科各省选拔同年明经通谱 己酉科各省选拔同年明经通谱 癸酉科明经通谱 乙酉科各直省选拔同年明经通谱 丁酉科明经通谱。邸永君：清代的拔贡，清史研究 年第期，第 页。社会变化、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详实的背景分析和故事叙事也是必不可少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整理出版以来，不断有学者利用其展开研究，批量分析清代人事制度和运作特点无疑是较好的切入点之一。与个人微观材料的“连接”，因为可供结构化的内容较少，建立数据库会导致遗漏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所以目前的经验主要局限于利用履历档案、方志史料等材料，通过姓名检索追查官员的生平、仕宦信息，以补充缙绅录的不足。利用个案开展对照分析，对我们理解缙绅录材料本身所载信息的准确性也多有助益。以拔贡官员群体中不同仕途起点的官员系列个案为例，对照缙绅录和其他数据库之外史料，相互印证并勾勒官员仕途较为完整的路径。由拔贡捐纳入仕而至道员在分析拔贡出身的官员群体仕途特征时，通过数据连接追踪锁定一部分最终官至道员的拔贡官员，利用连接编号锁定具体的职官记录，再结合官员履历等档案，可以勾勒官员仕途较为完整的路线。如浙江归安的王观澄，拔贡出身，通过捐纳县丞入仕，捐纳究竟在其官至道府之路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究。根据缙绅录，道光二十年夏起至二十五年秋，王观澄出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要缺知县，选任方式为补缺。道光二十六年夏起调任济南府长清县最要缺知县，道光三十年秋升任东昌府中缺知府，咸丰八年（年）冬起任山东分巡道。从制度角度考虑，拔贡出身在道光年间直接出任要缺知县的情况实属罕见，因此通过缙绅录追踪到的这些记录所反映的升迁路径很可能不完整。履历档案的内容补充了王观澄仕途的前半段：道光十六年至十九年丁忧返乡，其仕途的起点则能够追溯至道光元年（年），通过报捐县丞，先后在安徽凤阳府的宿县、怀远、舒城任县丞，在江苏仪徵署理知县，于道光八年捐运判，道光二十八年再次报捐。由此可见，由于数据库在 年以前的时间覆盖较为分散，无法追踪到王观澄丁忧之前的仕宦经历，导致了单纯依靠缙绅录开展个案分析时内容的缺失，同时，履历档案对于一些频繁调任或者署理的任职经历，也并无详细的时间线叙述，对于履历档案生成以后该官员的任职情况，也有缺失。多种资料的交互补充，方能勾勒出王观澄个人仕宦生涯的全貌。由拔贡出任教职之官员仕途路径利用宏观大数据进行跨库连接，分析群体仕途特征确实能从整体层面把握特定群体在不同时段的趋势，但由于缙绅录本身的记录特点和数据的时间覆盖未必全面等原因，难免会出现一些“例外”的情况，此时就需要锁定官员编号，结合其他史料进行个案分析补充。在对拔贡官员仕途分析中，由拔贡出身出任官职的仕途起点，在缙绅录中最常见的有复设教谕、知县、训导、州判、复设训导、主事和七品小京官。通过缙绅录数据库中追踪到的上述各类拔贡仕途生涯终点任职规律可知：教职类官职的稳定性极高，而流动性极低。以“复设教谕”为例，名从复设教谕开始仕途的拔贡中，将近八成（名，占总数的 ）仍旧以复设教谕致仕。上述 名拔贡中，仍旧出任教职但官职有变化的超过，有名官至教谕，名官至教授，名出任训导，名为复设训导，名出任学正。从“训导”开始的文官仕途的 名拔贡中，有 名在结束仕宦生涯时仍旧任训导，另有 名最后分别在复设教谕（名）、复设训导（名）、教授（名）、学正（名）任上致仕，仅有名升任知县。名复设训导中有 名仍旧任职复设训导，另有最终出任复设教谕、教授、教谕的各名。有名最终出任“日讲起居注官左春坊左庶子”。总而言之，八至九成以教职授职的拔贡官员，最终在官场都未经历太大流动。由拔贡而出任“左春坊左庶子”一职实属不寻常，通常詹事府该职由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升任，数据分析捕捉到该“例外”后，锁定该名官员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对其人和为官经历继续深入考查。该生为道光乙酉科（年）拔贡喻增高，年出生，江西省袁州府萍乡人，根据姓名籍贯连接到缙绅录的记录共 条，时间跨度自道光八年夏季起，至道光十九年冬季，共十一年六个月。从连接到进秦国经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第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在利用缙绅录追踪官员个人仕途的过程中发现，地方志、官员奏疏等材料可能是补充临时署理情况较为理想的参考资料。履历档案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档案形成时间上并未完全按照先后顺序编排，需要结合上下文推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处的“致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仕途终点，可能会受到缙绅录数据库本身时间覆盖的连续性、官员名册更新的准确性的影响。但考虑到数据库在本研究课题中覆盖的时段连续性较高，故而结果仍旧具有参考价值。士题名录的信息综合来看，喻增高于道光十五年高中乙未科进士，在道光十五年夏季的缙绅录中他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六年夏季起直至道光十八年春季的条记录追踪中，任职翰林院编修，并同时任湖南正主考。后于道光十九年夏缙绅录中显示，他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一职，并于冬季任左春坊左庶子。追溯到喻增高在缙绅录中的出身改为进士之前有四条拔贡的记录，显示其于道光八年夏起任职江西南昌府丰城县训导长达五年，直至道光十三年夏。经与同治 丰城县志 比对，喻增高就任训导的确切时间是道光七年，其下一任训导到任时间为道光十二年，在任时间确为五年左右。可见尽管喻增高通过拔贡获得了担任本省教职的机会，但其仍追求科举一途，通过考取进士才进身翰林院庶吉士之列，进而由翰林院编修升任詹事府左右春坊庶子。本文查阅了相关方志文献，印证补充缙绅录中关于喻增高仕途记录的推测。据同治 袁州府志载，“喻增高，字凤冈，性聪颖，读书有特见。十七入郡庠，益精研经籍。岁科试三冠军，乙酉膺拔萃，廷试二等，授丰城训导，课士有方，门下生某以事触县令檄，学申详高廉其诬，不允，令愬于郡守，复毅然为之申理，事乃寝。辛卯举于乡，乙未成进士，改庶常馆，课屡列前茅。散馆授编修，丁酉主湖南乡试，所取多名士，江忠烈出其门，己亥大考翰詹，上嘉其才，拔置一等二名。召见，特加奖异，擢左春坊左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从地方志为喻增高所修传记来看，他天资聪颖，在科举一途各阶段的考试中都表现出色，以拔贡廷试二等的结果授职训导，后又考取辛卯科（道光十一年，年）举人。根据缙绅录和地方志中的时间线，乡试中举后，喻增高就不再出任训导一职，直至道光十五年以乙未科进士身份成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期间表现出色。在己亥年（年）从翰林院选拔人才入詹事府的考试中，喻表现优异，擢升左春坊左庶子。可惜的是，喻增高英年早逝，道光二十年尚且不到四十岁，就在任上离世。由上文可知，由拔贡出身出任文官的官员中，大部分都以地方教职为仕宦生涯的起点。另一名由复设训导官至知县的拔贡夏成业，仕宦生涯就比较漫长，且其仕途生涯的终点因时代背景而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和悲剧色彩。夏成业拔贡中试以后，在缙绅录连接到的任职记录多达 条，时间跨度从道光十年冬至同治二年春（年），说明其历官三十余年。根据缙绅录的记录，夏成业自道光十年至二十二年，历任湖北省襄阳府襄阳县复设训导，襄阳府南漳县复设教谕，再次追踪到夏成业的任职记录是十年后的咸丰二年（年）秋季，任贵州省镇远府天柱县知县，后调任贵阳府贵定县知县。缙绅录关于夏的任职记录在同治二年春季戛然而止，而据 贵州通志 记载，其又升任黔西州知州，并在任上因对抗地方盗匪而牺牲。贵州通志 中有关其传记记载，“夏成业，湖北江夏人，拔贡生。同治初任黔西州知州时，贵州各属贼匪纵横，遍地糜烂，乡团往往顺贼保家，即与贼战，器械不良，毫不足恃。成业勉力支持，多方应付。三年十月，号匪潜至袭城，遂陷。成业死之，长女适丁氏者，及幕友王朝栋等皆被害。”咸同年间，西南地区的湖北、广西、贵州等地区确实出现大量盗匪流寇，并对地方政府的治理造成很大的冲击，地方官衙署内的正印官、佐贰及教官等都不乏有在冲突中死亡的记录。根据明经通谱中出生年月的记载，夏成业 年出生，与前文所述喻增高大致为同龄人，而喻后续科举高中，因病死于京官任上，夏却在地方辗转，最终因盗匪战乱而亡。由拔贡出任知县之官员仕途路径相比之下，初次任职即能出任知县的拔贡在官场的流动性和升转机会似乎要更大。在 名初次任职为知县的拔贡中，最后终于知县的有 名，另有 名出任知州，名出任同知，名升至知府，官至巡抚和道员的各有名。有机会留京任职的拔贡中，仅有的 名主事或主事行走基本仍旧任主事一职。从最终致仕的官职分布来看，能够出任“七品小京官”确实属于各项出路中最优 以该职入仕的 名拔贡中，最终仍旧任七品小京官的仅 名，占到总数的不到三成，其余部分升任主事（名）、员外郎（名）、郎中（名）、监察御史（名），另有相当一部分外转出任知县（名）、知府同治 袁州府志 卷八之一 人物宦业，同治十三年刻本，第 页。民国 贵州通志 卷 前事志，年铅印本，总第 页。其中含名官职记录，为“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