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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下)

　　学术之兴趣，而力求进步。1；Ⅴ
“学术讲演会”的具体地点，在教育部会场、北京高师和北大法科礼堂。原先刊出的广告，第一讲是章士钊的“论理学”，后因章临时外出，改为陈大齐的“现代心理学”1；Ⅵ。在此后的三个月里，除了上述二题，还举办过如下题目的系列讲演：社会与教育、燃料、墨翟哲学、天文学、放射性化学、教育学、生物与人生哲学、社会与伦理、电子相对论、政治学、园艺与害虫学等。如此规模的“学术讲演”，在让大学走向社会的同时，也让“演说”承担起传播高等学问的责任。
教授们不再只是针对社会问题发言，而是努力向公众传播自己所擅长的专门知识。这么一来，如何有效地演说“学问”，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共同关注。当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口说”，将“讲坛”搬到了纸上，所谓的“着述”风格，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嬗变。如果采用的是传统的讲学形式，以解读经典为中心1；Ⅶ；或因职责所在，演说时学术性不是很强1；Ⅷ，那么，将其言谈记录下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若讲授的是专深的学问，要实现从“声音”到“文字”的转化，难度就大多了。
这就牵涉到晚清的另一个新生事物——速记法。梁启
超特别推崇的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止是久野龙溪采用口述笔记的形式完成的；“同时他在卷尾附录了一篇名为《论速记法》的文章，向《经国美谈》的读者介绍了‘速记法‘”1；Ⅸ。对于《清议报》能及时地译介“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经国美谈》，梁启超十分得意，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特别予以表彰1；Ⅹ。一年后，梁撰《新中国未来记》发表，第一回中有如下一段
却说自从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坛开讲，便有史学会干事员派定速记生从旁执笔，将这《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从头至尾录出，一字不遗。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社登刊。1Ⅰ
如此强调“速记”，明显受《经国美谈》的启发。所谓“一字不遗”，当然过于夸张；但速记的出现，使得“演说”之成为“着述”，平添了许多可能性。
谈论中文速记，一般从蔡锡勇说起。京师同文馆毕业后，蔡在驻美使馆任参赞期间，对当时美国流行的“快字”感兴趣；回国后，参考美国凌士礼的速记法，撰成《传音快字》一书，于光绪二十二年在武昌刊行。到了清廷推行新政，设置咨政院，开会时亟需速记员，于是召蔡的儿子蔡璋进京，创办速记学堂，并将其父的《传音快字》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于1913年正式出版1Ⅱ。此后，不同的速记法纷纷面世，对学术文化的整理以及思想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然而，在这中间，陷阱依然很多——即便速记员训练有素，还有口音差异，以及话题的专业性等。一般的社会动员或知识普及比较好记，倘若是“学术讲演”，可就没那么轻松了。章太炎晚年曾拒绝刊行未经自己审定的讲演稿1Ⅲ，就是担心记录有误，以讹传讹。此举并非多余，谓予不信，请看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经历。《新青年》3卷1号的“通信”栏里，收有蔡元培致《新青年》记者函
《新青年》记者足下：鄙人归国以来，偶在会场演说，事前既无暇预备，事后亦不暇取速记稿而订正之。日报所揭，时有讹舛，以其报仅资一阅，即亦无烦更正。不意近日在政学会及信教自由之演说，乃为贵杂志所转载，势必稍稍引起读者之注意。其中大违鄙人本意之点，不能不有所辨正。1Ⅳ
蔡元培自称信奉引力说及进化论，可报载他在信教自由会的讲稿，竟阑入一大段“宗教家反对进化论者之言”，让他实在不能容忍。至于“政教会演说报纸所载有漏脱，有舛误，尚无增加之语”。其中“最为舛误者”，蔡开列了十条，逐一辨正。
此信让既是北大文科学长、又是《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狼狈之至，赶紧以“记者”名义附言：“本志前卷五号，转录日报所载先生演说，未能亲叩疑义，至多讹误，死罪死罪。今幸先生赐函辨正，读之且愧且喜。记者前论，以不贵苟同之故，对于先生左袒宗教之言，颇怀异议。今诵赐书，遂尔冰释。”1Ⅴ引领学界风骚的《新青年》尚且如此，其他报章的情况可想而知。
正是有感于此，后人为慎重起见，不太敢用报刊上的演说资料。可完全放弃这些口述实录文献，又实在可惜。若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其《凡例》的第一则称：“本书所收以先生亲自撰着之文字为限，其为先生口述，他人笔录或代作者，如先生生前各报刊登之谈话、语录、讲词等，一概不收。”1Ⅵ严守边界，宁缺毋滥，固然是好事；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半个世纪后朱维铮所编篇幅剧增的《马相伯集》1Ⅶ。
不再满足于固守书斋的现代中国学者，开始走出校园，面对公众，就自己熟悉的专业发表公开演讲，而且借用速记、录音或追忆等手段，将“口说”变成了“着述”。对于此类不够严谨专深、但也自有妙用的“大家小书”，到底该如何评价?
倘若速记者听得懂方言，有较高的文字修养，也能大致理解演讲的内容，这种情况下，速记稿还是可信的。当然，正式出版前，需要演讲者做一番仔细的修订。192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封面署的是“梁漱溟讲演，陈政、罗常培编录”。为什么这么署，不外是突出速记者的成就与责任。在《自序》中，梁漱溟称：“这是我今年八月在山东济南省教育会会场的讲演，经罗君莘田替我纪录出来，又参酌去年在北京大学讲时陈君仲瑜的纪录而成的”；“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着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在这里着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说的话。”1Ⅷ更有意思的是，这部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名着，连序言的落款都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二十二日漱冥口说陈政记”。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代名着。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就曾给予此书高度评价：“在当时大家热烈批评中西文化的大潮流中，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要推梁漱溟先生在一九二一年所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1Ⅸ
以“演说”为“着述”，不是完全不可行，除了演说前的殚精竭虑以及演说中的超常发挥，还依赖以下三点：一是需要好的记录稿，二是需要作者认真修订，三是需要读者转换阅读眼光。对此，举三本书，略作说明。
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的邀请，到辅仁大学作系列演讲。因其平日所思所感，别有会心，“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看过邓恭三的记录稿后，周大为称奇：“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于是，将讲稿交北平人文书店刊行。表面上，作者姿态很低，一再谦称此书“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皆是，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可接下来的
这句话，可见作者并非真的那么谦卑：“我的意见并非依据西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单是“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1Ⅹ，便可知作者的立意与抱负。在众多关于此书的评论中，钱钟书的意见最值得重视。钱对周说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1=Ⅰ。称周书“有系统”，实在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
1961年，应香港某学术机构的邀请，钱穆就“历史研究法”这一总题作了八次演讲。作者称：“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1=Ⅱ此讲演集，先由叶龙记录讲辞，再经钱穆本人整理润饰，1961年刊行于香港，1969年在台北重版。到了为台北版作序，钱穆开始自得起来，提醒“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所谓“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明显有所指。在钱穆看来，主流学者只讲研究方法，不考虑历史背后的文化与意义，并非理想的学术境界1=Ⅲ。同样是在香港，同样是为非本专业的学生讲课，牟宗三讲的是中国哲学。牟说得没错，在总共十二小时的系列演讲中，“想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介绍给社会上公余之暇的好学之士，当然是不很容易的”。可成书时，作者显然颇为得意，其《小序》相当有趣，值得大段引录
本讲演并无底稿。在讲述时，托王煜同学笔录。口讲与自己撰文不同，而笔录与讲述之间亦不能说无距离。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许比较严整而详尽。但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机会，也可以逼迫我作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这也自有其好处。而王君的记录也自有其笔致。换一枝笔来表达，也自有其新鲜处。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也觉得与我的原意并不太差。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是在读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1=Ⅳ
好一个“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一下子点到问题的关键，也说透了学术演讲之所以吸引人的奥妙。至于“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更是道尽此类文章或着述的特点。
周、钱、牟三书，都是“小而可贵”。惟其篇幅小，讲者不能不有所舍弃；也正因此，面貌更加清晰，锋芒也更加突出。所谓“虽非着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于一堂之上”1=Ⅴ；不以严谨着称，但“疏略而扼要”，“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在一个专业化成为主流、着述越来越谨严的时代，此类精神抖擞、随意挥洒、有理想、有趣味的“大家小书”，值得人们永远怀念1=Ⅵ。
比起“文字的中国”来，“声音的中国”更容易被忽略。引入随风飘逝的“演说”，不仅是为了关注晚清以降卓有成效的“口语启蒙”，更希望借此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文章风气以及学术表达。附记本文初稿于2005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的“东京大学论坛2005AT北京大学”“亚洲视野中的中国学”上宣读；二稿于2006年1月20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三稿提交给东京大学主办的“近代东亚的知识生产与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的评议及提问，使我的思考得以不断深入，特此致谢。2006年8月16日，定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①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卷11—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周谷城在《“五四”时期的自由辩论》一文中，简要评说五四时期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等四个方面的“自由辩论”，结尾是：“‘自由辩论‘，即在近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故特举出于此”。参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411—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1Ⅰ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新小说》1号，1902年11月。
④李伯元：《文明小史》，1903—1905年连载于《绣像小说》，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吴蒙《学究新谈》，1905—1906刊《绣像小说》47—71期；叟《学界镜》，1908刊于《月月小说》21—24号。
⑤⑥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三篇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附录一“改革起原”、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70页、126页、137—138页。
⑧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11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⑨《说演说》，1902年11月5日《大公报》。
⑩参见《周作人回忆录》52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28秋瑾：《演说的好处》。此文初刊《白话》杂志第一期，因错字甚多，这里用的是校正本，见《秋瑾集》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
1230上海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译丛·演说》，《新小说》20号，1905年9月。
1350《论中国宜遍设白话演说所》，1905年8月25日《顺天时报》。
14“伏查‘宣讲‘二字之义，即日本之所谓‘演说‘。今我国顽固士大大尚多憎闻‘演说‘二字，彼辈不知‘演说‘二字见于南北史，为唐以前之常语，而谬指为日本之新名词，可谓不学之甚矣。”
15《创设宣讲传习所议》，《宋恕集》上册415-4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6参见杨天石辑《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一辑和第九辑，以及王森《反西方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97—21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7其中商业类265，教育类103，政治类85，学术类65，外交类50，农业类、风俗类各26，青年类、艺文类各17，宗教类6，工业类、慈善类各4。参见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90—14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18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7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19《练习演说会之发达》，1904年11月9日《警钟日报》。20《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
21《敬告宣讲所主讲的诸公》，1905年8月16日《大公报》。
22这段文字，乃根据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65—66页撮要；另外，本节的论述，受李着第四章“宣讲、讲报与演说”的启发，特此致谢。
23参见《说宣讲所》，《敝帚千金》第二册，1905年9月。关于《大公报》附张《敝帚千金》，参见杜新艳《白话与模拟口语写作——〈大公报〉附张〈敝帚千金〉语言研究》，夏晓虹等着《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379—41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24参见拙着《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小说史：理论与实践》227—2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5参见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26《戏园子进化》，《北京画报》3期，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27参见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09页，以及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现代中国》第五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29《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1904年4月25—26日《警钟日报》。此文刊“社说”栏，未署名，之所以断为刘师培作品，参见李妙根编《刘师培生平和着作系年》，《刘师培论学论政》48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31《论中国宜遍设白话演说所》，1905年8月25日《顺天时报》。
321；Ⅸ参见小森阳一着、陈多友译《日本近代国语批判》30页、41页、110—11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3福泽谕吉着、群力译：《劝学篇》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34“比如用文章叙述出来不大使人感兴趣的事情，一旦改用语言说出，则不但容易了解，而且感人至深，古今有名的诗歌都属于此类。”“换句话说，就是借观察、研讨、读书等方法搜集知识，借谈话交换知识，并以着书和演说为传播知识的方法。”。
35“近来社会上演说会很多，可以听到有益的事情，诚属有利，如言语通俗流畅，则演说者和听众双方均感便利。”
36《文明论概略》第一章“确定议论的标准”中，谈到在鼓励不同观点互相碰撞方面，报章与演说所起作用：“有识之士所以特别重视人民议会、社团讲演、交通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为它有助于人民的接触。”见福泽谕吉着、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3751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14—150页、95—96页。
38任鸿隽：《前尘琐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70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39如柳亚子在晚清文坛很活跃，但因口吃，极少演说；严复、王国维学问好，也偶有讲稿传世，但远不及文章精彩。
404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402页、450—45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4243参见《〈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7卷5页。44参见鲁迅《壬子日记》，《鲁迅全集》14卷6—10页。45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11卷308页。
46参见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李霁野文集》2卷29—3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47参见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16—19页，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刊本，1979年。
　　48参见鲁迅《〈集外集〉序言》，以及朱金顺的《鲁迅演讲资料钩沉》和马蹄疾的《鲁迅讲演考》。
49参见拙文《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
52参见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译丛》中的《弁言》及《演说》，《新小说》20号。
53黄炎培：《八十年来》，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53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54参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544页。

55参见宣炳善《大学演讲与自我启蒙》，《书屋》2005年8期。
56参见《复旦公学章程》第十六章《演说规则》及马相伯《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57参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1110、1151页。
58于右任：《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1939年11月26日《国民公报》。
59参见《复旦大学志》卷一第2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60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申泮文主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39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
61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3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
62吴大猷：《十年的“南开”生活》，《国立南开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
63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301—30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64闻一多：《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12卷41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65参见颜浩《千古文章未尽才——〈闻一多演讲集〉序言》，《现代中国》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66参见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二章第三节“以拒俄为中心的学潮高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67正如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所说的：“京师大学堂的拒俄运动，是北京大学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政治性群众运动，是北大学生运动的开端。”
68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5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69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2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70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580页。
71参见《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及《英文演说奖金条例》，均见1919年3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72《雄辩会开会》，1917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73《北京大学雄辩会国语第一支部细则》，1918年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74《雄辩会布告·北京大学法科雄辩会国语辩论成绩表》，1918年2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
75《改组雄辩会之提议·公启》，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
76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改组雄辩会之提议》；同年4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有《辩论会开成立会纪事》。
77参见1919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所刊《辩论会启事》，以及同年11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的《辩论会通告第三号》。
78朱务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1921年9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另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26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7986参见《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
80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所刊《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称新加入团员中有俞平伯；1920年3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分组单》中，第四组成员包括朱白清。俞平伯的生性沉穆不善言辞，可谓人所共知；至于朱自清，虽长期在中学、大学教书，同样不以演说见长。参见曹聚仁《文坛三忆》3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吴组缃：《佩弦先生》，郭良大编《完美的人格》1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8188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06—114页、1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彭明《五四运动史》228—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82《平民教育讲演团报告》，1920年6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83相关史料，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2601—2612页，以及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中1919至1923年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84《平民教育讲演团长第三次常会纪略》，1920年3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
85《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1920年3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
87与此相类似，辩论会刊行杂志的计划似乎也落了空。
89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96—97页。
90《北大国语演说会、北大国语辩论会启事》，1925年3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
911924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北大国语演说会简章》，声明“本会以练习语言交换知识为宗旨”，会期每周五举行一次，聘请导师“以指导演说及辩论之进行”；1925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载有《雄辩会通告》
本月4日午后7时在二院大讲堂开讲演大会，由陈启修、燕树棠、高一涵等讲授辩论演说之方术及理论，欢迎全体会员及校内同学参加。
92参见周策纵着、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262—26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93亚理斯多德称：“我们只讨论有两种可能的事情。至于那些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没有另一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拿来讨论。”现代中国史上的“辩论”与“演说”，其差异正在于此。有没有对手，允不允许驳难，涉及到开口说话时的心境与姿态。大部分情况下，居高临下的启蒙者，不允许、也没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94平等阁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新小说》2号，1902年12月。
95参见1904年4月20至22日《警钟日报》。另外，同年4月25日，《警钟日报》又刊出了六折优惠的“《演说学》折价券”，称“开通社会风气，以演说之力为最大，是书图说详明，颇便学者”。
96童益临编：《演说学讲义》，关东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冈野英太郎着、钟观诰译：《演说学》，广州：文明书局，1923年；冈野英太郎着、钟观诰译：《演说学》，上海：国光书局，1925年；汪励吾：《实验演说学》，上海：人生书局，1928年；徐松石编着：《演讲学大要》，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余楠秋着：《演说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8年；郝理思特着、刘奇编译：《演说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程湖湘编：《演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徐松石编着：《演讲学大要》，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余楠秋着：《演说学概要》，昆明：中华书局，1941年；任毕明着：《雄辩术》，桂林：实学书局，1943年；任毕明着：《谈话术》，桂林：实学书局，1945年；任毕明着：《演讲·雄辩·谈话术》，桂林：实学书局，1946年。97陈源：《西滢闲话》335—336页，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3版。
98《〈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2卷209页、29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99参见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此传撰于1939年，现收入曹述敬着《钱玄同年谱》作为附录；此处引文见曹着17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1：Ⅰ如刊《中国白话报》第五期的《中国理学大家颜习斋先生的学说》、第六期的《黄黎洲先生的学说》、第七期的《王船山先生的学说》等。
1：Ⅱ钱穆《中国史学名着》称：“此刻白话文应用范围，其实也尚只在报纸新闻副刊乃至普通着作之类。如要写一传记，白话文反不易写。如要写一碑文，用白话，实不甚好。有时连日常应用文字也不能纯粹用白话，不得不转用简单的文言。若我们要来写一部历史，如《中华民国史》之类，单就文体论，便有大问题。”
1：Ⅲ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Ⅳ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1：Ⅴ参见拙着《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四章“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Ⅵ参见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76—27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1：Ⅶ参见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及《国语文学淡》二文，均收入《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
1：Ⅷ参见拙文《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当代中国人文观察》121—1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1：Ⅸ据太炎先生晚年弟子沈延国称：“又先师曾谕延国云，昔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曹聚仁所记录，错误较少；而另一本用文言文记录的，则不可卒读。”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39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1：Ⅹ参见曹聚仁《章氏之学》，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175页，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55—5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1；Ⅰ参见罗常培《自传》，《学人自述》268页，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1；Ⅱ参见拙文《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中国大学十讲》135—18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Ⅲ亚理斯多德着、罗念生译《修辞学》1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1；Ⅳ《章行严先生莅雄辩会演说纪要》，1917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
1；Ⅴ《学术讲演会启事一》，1918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1；Ⅵ《学术讲演会特别启事》，1918年2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1；Ⅶ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除总纲性质的《开讲日示诸生》《学规》《读书法》《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外，主体部分按原典《论语》《孝经》《诗》《礼》《洪范》《易》来展开阅读与阐释，不受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制约。
1；Ⅷ1920年新潮社编辑刊行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被视为蔡先生思想学说“最好的结集”。此书共收文84则，大致可分为三类：演说40则，文章21则，序跋及书札23则。演说占主导主体，但专业性不强。集中不少演说，除注明登坛时间，还有何时修订成文。
1；Ⅹ《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1Ⅱ参见葛继圣《中国速记应用的历史、现状、问题及建议——纪念中文速记创始一百周年》，《广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Ⅲ汤炳正称：“当时，应全国学术界的要求，每一门课讲毕，即将听讲记录集印成册。先生以精力不给，付印前皆未亲自审校。因此，在听讲记录出版时，他坚决反对署上自己的名字。”见《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462页。
1Ⅳ1Ⅴ《通信》，《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及《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政教会欢迎会之演说》二文，刊《新青年》2卷5号。
1Ⅵ方豪：《马相伯先生文集·凡例》，《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上智编译馆，1947年。
1Ⅶ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Ⅷ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1Ⅸ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
1Ⅹ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3页，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订正三版。
1=Ⅰ中书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4卷4期，1932年11月。
1=Ⅱ1=Ⅲ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47页及《序》，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Ⅳ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小序》，《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2年初版，1987年第六次印刷。
1=Ⅴ钱穆《中国史学名着》一书《自序》，称“此稿乃一年之讲堂实录”；“亦有前后所讲重复，并有一意反复申明，辞繁不杀，此稿均不删削。亦多题外发挥，语多诫劝，此稿乃保留原语。虽非着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于一堂之上”。
1=Ⅵ近年风气大变，喜欢阅读“演讲稿”的大有人在。若北京的三联书店推出“三联讲坛”，“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便博得读书界一片叫好声。至于像《钱仲联论清诗》那样，“其中，评骘先贤时人诗文人品，思想言论，或褒或贬，‘随口而谈‘，‘思至语出‘，为存原貌，并未刊落”，更是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