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城市与农业.docx

宋代的城市与农业

　　引言：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名着《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写道：“欧洲和别处一样，城市在创立和成长过程中都遇到同一个问题：城乡分工。这一分工从未得到明确的确定，始终下不了一个定义。……沙漏可以翻个儿：城市使乡村城市化，乡村也使城市乡村化。……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从来不会像水和油一样截然分开：同时兼有分离和靠拢，分割和集合。更何况，直到十八世纪，甚至大城市里也保留某些农村生产活动。城市居民中有牧人、乡村警察、农夫、葡萄种植者；城市在城墙内外拥有一批菜园和果园；有的城市，如法兰克福、沃尔姆斯、巴塞尔、慕尼黑，还有更远的地方拥有三年轮作的耕地。中世纪的乌尔姆、奥格斯堡或者纽伦堡响彻连枷声；街上任意养猪，街面变得泥泞，肮脏不堪，行人过街需要踩高跷或从一头到另一头搭木板。每当交易会前夕，法兰克福居民便勿忙在主要街道铺上麦秸或刨花。谁能相信，1746年威尼斯还有必要禁止‘在城内或寺院里’养猪？”[1]布罗代尔还提到了小城市的情况，它们刚从乡村生活中脱颖而出，其农业化程度更高，甚至可以说是“农村城市”，这些城市中出产有葡萄、葡萄酒、小麦、油、肉一类的农产品。
欧洲的城市如此，中国的城市似乎也不例外。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和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导致在行政区划上出现了城乡分治，在户籍管理上也出现了城镇居民的“坊郭户”和农村居民的“乡村户”，城乡似乎已截然分开，这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直到如今，已有上千年。但宋代城市中还有相当的农业成份，城乡居民的身份也并没有因为职业而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城市中的农业状况 皇家园林和私家花园中的农业。先从一则诏书说起。宋元丰七年，诏：“旧制，荐新米麦之属，皆取于市，今后宜令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及金明池后苑供具，其所无者，乃索之杂买务。”荐新是宫廷中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都要举行的大礼，主要内容是以新收获的五谷和其它时鲜果品等祭献祖先和神灵。杂买务是官方的一个采购机构，“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以前，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包括粮食等等物资，都是通过杂买务从市场上去采购的。为了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敬，用于荐新的物品贵在新鲜，而从市场上采购的物品难以保证。皇佑三年，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择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损败。”用已损败的物品来荐新是有违礼制的，元丰元年，宗正寺奏：“据太常寺报，选日荐新兔、薯藇、栗黄。今三物久鬻于市，而庙犹未荐，颇违礼意。”为了确保新鲜，元丰七年，发布诏书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用于荐新的粮食等物资，首先应该由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提供，没有的才要求杂买务购买。由玉津园等所提供的粮食等项物资，在来源上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有所不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取自市场采购，而玉津园所提供的物资则是自己生产。玉津园等都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也是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宫廷和官府的需要所进行的生产，构成本文所说的城市农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虽然用于荐新的物品数量不大，但种类较多。《开宝通礼》所载，凡五十余物。景佑二年，定为28种，包括春孟月荐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荐冰，季月荐蔬以笋，果以含桃。夏孟月尝麦，配以彘，仲月荐果，以瓜以来禽，季月荐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尝粟尝穄，配以鸡，果以枣以梨，仲月尝酒尝稻，蔬以茭笋，季月尝豆尝荞麦。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薯藇，仲月羞以雁以獐，季月羞以鱼。这28种之中，除了冰和来禽、雁、獐等野生动物之外，大多都是农作物和牲畜。值得注意的是这28种都是“京都新物”。也就是说是京都本地所产。
京都新物又是产自何处？从这则诏书可知，至少自元丰七年开始，用以荐新的“京都新物”系来自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后苑等皇家禁地原本是赏花游玩之处。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后苑赏花，第二年之后，即雍熙二年后苑赏花便成为礼制。每年的暮春时节，都在要后苑赏花，三馆学士都必须参加。一些文人学士，往往视有幸在后苑赏花为殊荣。
园苑除了具有一般园苑所具有的供人游玩的特点之外，农业在其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国家职能部门，从有关的职官设置便可以看出其机构的性质。玉津、瑞圣、宜春、琼林四苑园，由主管农业的司农寺负责，“掌种植蔬莳以待供进，修饬亭宇以备游幸宴设。”也就是说，四园苑在提供游玩的同时，还负担有农业生产，提供农产品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加强对园苑的管理。仁宗天圣三年三月，臣僚有这样的议论：“宜春、琼林苑、玉津、瑞圣园，有殿宇、池亭、田土及管下小园池至多，全籍干力使臣监领。近年多是皇亲或势要子弟陈乞勾当，不能总领课种、修葺，是致园苑荒废，岁课不登。乞依刘承珪、谢德权奏请，四园苑各差三班使臣一人勾当，更不许陈乞。”从臣僚的这些议论中也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在这些园苑中的地位。
四大园苑中，玉津园的农业特色最为突出。玉津园位于开封府城南的南熏门外，夹道为两园，园中有闵河水支流贯穿。又名南御苑，建于后周显德年间，是四园苑中最早的一座园林，宋朝因之。[10]内有方池、圆池。原本为车驾临幸游赏之所。也是皇帝藉田所在地。这里有一支由军校兵隶及主典组成的266人的服务队伍，以三班及内侍监领。主要任务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为此，这里种植了大量的农作物，仅麦子的种植面积就占据了园的一半面积。[11]玉津园中还种有桑、稻等农作物。这既可以从当时人留下的许多诗词歌赋中得到反映。[12]也可以从宋朝皇帝的行踪中得到说明。每年仲夏麦收时节，皇帝都要亲自前来观看麦子收割。[13]宋太祖、宋真宗、宋仁宗等都留有幸玉津园观刈麦、观种稻、观稼的记录。除了麦、稻等大宗农作物之外，这里还种养了各种奇花、异果、珍禽、怪兽。最值得注意的是园中养象所内来自交趾的的几十头大象，为此园内种植茭草15顷，用以“秣象”。[14]
瑞圣园在景阳门外道东。原名含芳园，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改名瑞圣园。以三班及内侍监领，军校兵隶及主典，凡212人。主要职责也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孟秋驾省敛谷。”瑞圣园与玉津园一样，除园林部分外，“旧有隙地，异时主者垦为公田，岁藉其收，以备常用”。有人请求于御苑空地内种植以奉祠祭，具体做法是“择上腴之地，播五种之种，谨耘耔之法，慎登获之勤，每春种秋敛之……至于果蔬之类，皆须苑囿之植，外尽庶物，内将至诚，达其令芳，以介福禄……”。[15]宋真宗和宋仁宗也曾多次驾幸瑞圣园观稼或观刈谷。
和玉津园、瑞圣园相比，宜春苑和琼林苑则更多的类似于后世的动物园和植物园，赏玩的意义多于经济的考虑。宜春苑，又名东御园，位于朝阳门外道南，三班及内臣监领，军校兵隶及主典人数共290人，主要职责是“每岁内苑赏花，则诸苑进牡丹及緾枝杂花。七夕、中元，进奉巧楼花殿，杂果实莲菊花木及四时进花入内。”[16]琼林苑，为款待进士之所。“在顺天门大街，面北，与金明池相对。……两旁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各有亭榭……柳锁红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17]宋人晏殊的诗句“三月扬花飞似雪，内园佳树绿成荫”，描写的就是琼林苑的景象。不过除花卉、果树等园艺植物之外，这里似乎看不出有更多的农业生产的迹象。
金明池位于顺天门外，是一处水上乐园，最大的娱乐项目是水上争标，但也是一处养鱼垂钓去处。“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18]另一处比较重要的养鱼场地则是外城濠护龙河，刘攽有一首《观鱼》诗描写的就是在护龙河捕鱼的“壮观”场面：“清濠环城四十里，蒹葭苍苍天接水。使君褰帷乘大舸，观鱼今从北阙起。开门渔师百舟入，大罟密罾云雾集。小鱼一举以千数，赤鲤强梁犹百十。”刘攽还有一首《城东观鱼》的诗，其中也有“东城水深色如黛，居人来过不知爱，……万鱼挂网同时急，赤鲤长大犹人立”[19]的诗句。可见当时城区的的渔业资源是很丰富的。
四园苑及金明池和护龙河分布在东京城四周，与郊区接壤，里面含有农业的成份不足为怪。就是在皇宫大内也有农田的分布。其中又以后苑最为集中。后苑本是皇宫帝妃们宴游之处，然而，农业场景却随处可见。这些地方也就成为皇帝及其大臣们了解农业、体察民情、观察庄稼，甚至进行农事实验的场所。史书中有多次关于皇帝及其大臣在后苑观稼的记录。如，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在向江、淮、两浙推广占城稻的同时，就在后苑玉宸殿等地对小香稻、占城稻做过许多试验和观察[20]。次年七月，召近臣观嘉谷于后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绘以示百官。[21]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子。天禧二年十月又在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22]天禧四年七月十一日，诏近臣及寇准、冯拯观内苑谷。十月二十九日，又诏皇太子、宗室、近臣、诸帅赴玉宸殿翠芳亭观稻，并以稻分赐来宾[23]，来宾中是否有宋祁不知，但宋祁有首诗名“赐禁中所种稻米”。仁宗景佑二年还在后苑建造了专门的观稼殿，用以观种稻。[24]皇佑五年，又于苑中作宝岐殿，用以种麦。仁宗在对辅臣们解释作宝岐殿的用意时说：“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25]宝岐殿之得名可能就与麦有关。传说东汉张堪为渔阳太守，有惠政，童谣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26]哲宗绍圣元年八月丙戌，召辅臣观稼后苑。[27]
出于观稼赏花的需要，宋代的皇家园苑中，都保留着相当大的农业份量。以艮岳为例，里面不仅移栽有枇杷、橙、柚、桔、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还有参、术、杞、菊、黄精、芎藭等药用植物，以及禾、麻、菽、麦、黍、豆、秔、秫等粮食作物。[28]
皇帝观稼是把它当作一种了解农业，体察民情的方式，而被邀参与观察的大臣，则视之为一种荣耀，他们在游玩之后，往往借助于诗歌记录了游玩时所见所感，从中可以规见当时园苑中农业之一斑。比如从仁宗天圣八年八月九日，宋祁“侍宴太清楼”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后苑中除种植有水稻之外，还有橙子、菊花、水禽、鱼类等。[29]宋祁“赐禁中所种稻米”诗中有“霜茎矗秀纡宸玩，玉粒凝甘剰禁储”[30]句，说明宫殿四周都有稻田，并且收获颇丰。又从嘉佑二年，刘原父与同乡好友欧阳修的唱和诗中，得知后苑稻田的种植面积很大，有“种稻满滮田”的句子。[31]
观稼之外，皇帝和大臣们另一种参与农事的方式就是所谓“藉田”。藉田始于周朝，以后历代相承。藉田虽然名义上为天子亲耕之田。实际上是一处较大规模的国营农场。又因地处城近郊区，而成为城市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宋代的藉田中也得到体现。宋神宗元丰二年，下诏于京城东南划出千亩土地作为藉田，设置藉田令一员，将先农坛迁入其中，在东南角建神仓，选拔士兵中有农事知识的人为藉田兵。第一任藉田令由郊社令辛公佑兼任。辛公佑请求在旧钹麦殿规地为田，引蔡河水灌溉其中，并种植果树蔬菜，冬季还负责收藏冰块，一年中所有祀祭用的祭品都要由藉田来提供。藉田上的产品首先是用来荐献，而后是进御，还有富余的话，则用来卖钱，以支付其它的一些杂费开支，剩下的就上交内藏库。藉田上还修建了用于耕作人居住的房舍和牲口棚。[32]
皇家园林之外，城市中还散落着许多私家园苑。据学者考证，宋代开封有名可举的园苑就至少80处以上，[33]除皇家园林之外，大多为各级官吏所拥有。这些私家园苑本是士大夫用以休心养性之所，故山水之间点缀的多为异花异木。花园和农田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花园可以变成桑田。洛阳城中以培育牡丹名品魏花而闻名于世的魏仁浦家的池馆，随着魏氏的破亡而易主，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34]不仅如此，有些花园本身就不乏有农业的成份。以小城吴兴的园林为例，“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园圃之中最多的是观赏植物，如莲花庄，“四面皆水，荷花盛开时，锦云百顷”；赵氏菊坡园“植菊至百种”；赵氏兰泽园“牡丹特盛”；赵氏小隐园“梅竹殊胜”；章氏水竹坞“有水竹之胜”等等，但经济植物也是随处可见，如，南城的沈尚书园，“近百余亩，果树甚多，林檎尤盛”；北城的赵氏清华园，“有秫田二顷”；城外如叶氏石林，“大抵北山一径，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章参政“城之外别业可二顷，桑林、果树甚盛。”[35]北宋时，苏轼在京师开封的花园中也种植有：葡萄、石榴、葵藿、萱草、芦笋、蓼草、牵牛、秋瓜、芎、白芷等食用、观赏和药用植物[36]。这些都表明当时士大夫的私家花园中有一定的农业成份。园苑中的农业性质，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将有关园林景观植物方面的着作列为农业着作。欧阳修所撰《新唐书·艺文志》便将唐王方庆所撰《园庭草木疏》二十一卷着录为“农家类”。宋代的私家园苑也很发达。
除了国都宫殿附近有农田之外，郡县治所所在的中小城市也有农田。中小城市规模虽小，然而官宇之间，也散落着一些花园蔬圃之类。“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37]这些园圃由官府兴办、管理和使用，所以又称为“郡圃”。如宋时，吴郡的郡圃“在州宅正北，前临池光亭大池，后抵齐云楼城下，甚广袤。”[38]从文人墨客们所留下的诗题来看，当时郡圃的地面和水面有不少的可供观赏的动植物，如鱼、菊花、白莲之类。但也有稻等粮食作物的栽培。从宋庠“郡圃观稻”一诗可以看出当时洛阳城中有稻田的分布，被田埂和灌溉小渠纵横分割的稻田，看上去象僧人穿的佛袍，稻田种植晚稻，有可能是属于虎掌稻一类的粳稻品种。[39]又从张耒的《齐安行》可知，当时的黄州城市中，甚至到了“引水种稻官街旁”[40]的地步。正因为如此，苏轼在黄州时，他的朋友才有可能为他“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41]。他自己才有可能“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42]
2，园囿之外的城市农业
宋代普及了一种能在水面上进行作物种植的葑田，这种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43]。架田的出现使城区水面种植成为可能，宋代杭州西湖上就出现了大量的葑田[44]。从后面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葑田这种人造耕地的出现，还可能与市民的某项民俗活动有相似之处。
在城市农业中，蔬菜种植业是最引人瞩目的。《齐民要术》卷首“杂说”云：“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45]当时只要在“负郭之间，但得十亩，足赡数口。”[46]北宋京师汴梁的蔬菜种植情况在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得到了反映。图中可以看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有一堵土墙，墙上趴着两个小孩，正在望着一队清明扫墓归来的人马和轿子，而墙内则是整齐的田园。这里的田园分成许多长条形的田畦，非常规整。两排田畦中间，有灌溉用的水沟，在一大片田畦内，有一口圆口形井，井上架着施萨，拢沟内有水正在流向田畦。田畦内，有的已生长着密麻的幼芽，有的种子可能还未出土。一个农夫可能是灌罢田畦，顺便挑了一担水，正向茅屋走去。茅屋旁和田畦中，各有一副浅筐，像是施肥或卖东西用的。[47]宋代文献记载，汴京城里有一名老圃名纪生，几十年来靠种菜养活一家30口，临死告诫儿孙们说：“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48]现今开封繁塔内，存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石刻，记载：“菜园王祚，施菠棱贰仟把，萝卜贰拾考老。”可见王祚是个种菜专业户。[49]南宋都城临安则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说法，何谓“东门菜”呢？周必大讲到“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50]。这种情形在一些小城中也存在，如“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51]又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八《川篇》载城内东南隅的采莲泾，“两岸皆民居，亦有空旷地为蔬圃。”阳思谦《万历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志·城池篇》载南宋绍兴十八年以前，“光孝塘半鞠为蔬场”。
在城市中经营菜圃的人并非来自农民，而是城市的工商业者。古人云：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经商是致富的窍门，但在传统中国，一般人在致富之后，并不是扩大工商业的经营规模，而是求田问舍，这就是所谓“以末求富，以本守之。”城市菜圃的经营者就有来自这方面的人士。宋代“临川市民王明，居廛间贩易，赀蓄微丰，买城西空地为菜圃，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52]
在城市农业中发展起来的还有花卉种植业。宋代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开封、洛阳、扬州、绍兴、成都等地都有较为发达的花卉生产。北宋时，东京城西水门外金水河畔有养种园，“四时花木繁盛可观。”又“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53]这些园圃大多以花卉种植为主。宋代一些城市成为名花产地，如洛阳的牡丹、扬州的芍药等。受其影响，一些城市的养花业也得到了发展。远在西隅的天彭自崇宁及宣和年间，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石子滩杨氏，将洛阳牡丹引入之后，“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以致“花户连畛相望”[54]。相比之下，临近洛阳的陈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55]足见其规模之大。
城近郊区除了蔬菜和花卉之外还有相当规模的果树生产。宋人杨万里在衢州近城就看见有大面积果园，种植柑、橘、杮等果树。[56]
3，市民的庭园经济
城里除了有成片的农田菜地花圃外，居住在城里的人们也在各自的房前屋后，进行种植和养殖，形成庭院经济。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57]同样意思的话在《孟子》一书中再三提到，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畜之以鸡豚狗彘，即利用宅基地进行种植和养殖，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所以看到了桑和另一种种在宅旁的遮荫树梓就会想起宅中的父母，进而桑梓成为故乡的代名词。林语堂说：“中国人对于家宅的概念是指一所住宅，那里有一口井，一片饲育家禽的场地，和几株柿枣之属的树，要可以相当宽舒的互相配列着，因为要使地位宽舒，在中国古时，以及现代的农村里头，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园的配置里，退处于比较将要的地位。”[58]林语堂说的是一般农村的情况，其实古代中国城市中也未尝不是如此。
且看宋代的情况。《清明上河图》中还有这样一个画面：在城门楼外一个十字路的北端的沿河柳荫下的一群猪，能够辨认清的有五六头之多，正从柳荫下往大街上走，猪嘴近地做觅食状。从图上看，未见赶猪人，是外地赶猪进城贩卖呢？还是当地住户喂养的？有研究者认为，图中所绘的猪群，显然是在白昼，正在大街之上，这与城市卫生及观赏大概都是不相适宜的。作者安排这一画面，恐亦非随着之笔，大概也不会用几头猪来点缀城市繁荣街景吧。因此认为图中所绘为外地赶猪进城贩卖的，并引述了《东京梦华录·朱雀门外街巷》中所载“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毎日至晚，毎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来证明。[59]但我们认为，图中所绘的猪有可能就是当地住户喂养的。首先，从规模上来说，《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是“每群万数”、“数十人驱逐”，显然与图中所绘的五六头，无赶猪人是不同的。五六头猪且无人看守的规模更符合当地住户一般养猪的实际情况。其次，卫生及观赏完全是现代人的眼光，当时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景观。北宋东京城中就有由官方经营的牧苑，在城北陈桥东北，有牧养马、驼、牛、羊之所。[60]宋初“开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由于事出草创，“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煕宁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鉴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61]这一事实说明，宋初以来，汴京都城中就存在养猪的事实，而且规模甚大，以致影响到京城的修筑。
这种景观，即便是在晚近也并不少见。二十世纪初，就有“城里的猪都得了瘟疫，已经有上千头猪死掉了”[62]的报道。可见当时报道中那个城市养猪业的规模。这种情况可能相当普遍。三十年代初经济学家冯锐对中国农业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广义上说来，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便象广州这样拥有九十万人口的繁忙都市，都处处养着鸡。而拥有七十七万七千人口的南京，当时的首都，它所拥有的农田面积也要超出商用和住宅面积。除作物和牲畜之外，渔塘和肥堆在城中也是随处可见。每个中国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干些农活，事实上，每个中国家庭，无论贫富，都在生产着一些农产品。农耕似乎是中华民族的本能。”[63]宋代的城市人口数以百万计，但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人口并没有真正脱离农业。其实主张《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猪群为外地赶猪进城贩卖的作者，在另一本书中也提到，《清明上河图》中“可看到背街处有人户养的猪在中跑动”。[64]王禹偁在一首诗中也提到邻居园中养猪种黍的情况[65]。北宋时期，都城中有人户养猪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猪以外，宋代城市中还大量养狗。有几个事例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养狗的盛况。“绍兴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可救者才二三。淳熙元年六月，饶州大雷震犬于市之旅舎。”市中犬多，必致扰民，于是“德佑元年五月壬申，扬州禁军民毋得蓄犬城中，杀犬数万，输皮纳官”[66]可见当时象扬州这样的城市中，狗的数量是数以万计。
庆厯八年，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毎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官买。也即户马法。[67]户马法要求“自买马牧养，坊郭户家産及三千缗，乡村及五千缗，养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须四尺三寸以上，及八嵗以下。”[68]可见属于坊郭户的城市居民上户还需要养马。
实际上城市中农产品相当丰富，谷、丝、麻、茶、菜、果、竹、木、花、药、禽、兽、虫、鱼，应有尽有，这在宋人吴自牧所撰着的反映整个南宋时代都城临安的《梦粱录·物产》中就可以略见一般。[69]兹以北宋池州居民滕润之为例：“永静太守南阳滕大夫润之家于池州，州距山甚迩，尝筑圃于所居之西，择九华之药可以种者种之，可以移者移之，分畦以别其品，立石以识其名，清泉灌沃，泽根本也；恶草锄去，养善类也。不杂花卉，恱不在目也；不植蔬果，嗜不在味也；药斋居中，用药之书聚焉；药轩在北，治药之器具焉；华实根叶，采之有时，君臣主使，处之有序，以之攻疾，疾无不痊，以之施人，人蒙其惠；于是药圃之名传于缙绅，莫不慕大夫之所存。”[70]
宋朝政府曾经向坊郭户征收过“和买”和“和籴”税收，[71]形式为绢和粮草等实物，为了完成税收，坊郭户要么持钱到市场上购买，要么，则要自己生产，这也说明当时的城市居民有某种蚕桑和粮草的生产能力。
城市农业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物质上的需要。蔬菜生产即是适应城市的需要发展起来的。蔬菜是中国人最主要的食物，古人称“谷不熟曰饥，菜不熟曰馑”。而在谷物歉收的情况下，蔬菜就成为食物的唯一来源。古有“菜色”一词，《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注：“五谷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颜色变恶。”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的美国学者珀金斯说：“过去和现在都大量消费的唯一的其它食物是蔬菜。在1955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吃了二百三十斤蔬菜，差不多占所吃粮食的一半。蔬菜由于缺乏冷藏、容易腐烂，因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因此在中国，它们总是在大城市附近的郊区栽培的，它们在当天就可能实现收割和销售。倘使不是具有蔬菜的亩产量要比粮食高得多这个事实，那就会将城市的食物供应问题变得很复杂。”[72]如果说，市民的粮食需求主要依靠市场的话，那么，蔬菜的需求则主要靠自给。因此，即便是贵为宰相的王安石也要“三亩荒园种晚蔬”[73]。城市对于蔬菜的需求，和蔬菜自身不耐贮藏，却又相对容易栽培管理的特点，促进了蔬菜栽培技术在城市及其近郊区快速发展。蔬菜栽培业可能是城市农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
生存的需要多为物质的需要，但除了物质上的需要之外，城市生活更有精神上的需求。昔日中国城市大多为富人所居住，或者说中国的富人都愿意居住在城市里，饱暖思淫佚，有些富人流连花鸟之间，或整日与猫狗同伴，这种需求就使得一些原本在农村中难发展起来的与农业有关的行当，如宠物的饲养和观赏植物的栽培等，在城市及近郊区发展起来。
在宋代，最突出的就是城市对花卉的需要。唐都长安，王室宫苑种花、赏花之风盛行，并影响到社会风尚。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XE"《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当时京都长安有“移春槛”和“斗花”的习俗。宋代赏花的风气和唐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挿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逰遨，徃徃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74]。又如，XE"牡丹"“越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絶丽者，三十二种。始乎郡斋、豪家、名族、梵宇、道宫、池台、水榭，植之无间，来赏花者，不间亲疎，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里语曰：弹琴种花，陪酒陪歌。”[75]农业的存在也是城市园林建设的需要，城市造园通过借助田野的景色，以营造出一片田园风光。吴兴的园圃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除了观赏和经济生产的性质之外，城市农业还具有政治的色彩。中国城市的居民，相对来说都比较富裕，经济问题并不突出，特别是对那些拥有苑囿的皇家和官家来说，他们根本用不着为衣食发愁，如果仅是为了观赏他们更愿意选择具有观赏价值的植物，因此，园苑中稻麦的出现，除了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观赏作用之外，更多是出于对民瘼的关怀，出于重农劝农的需要。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重农劝农成为中国的传统政策。宋真宗不仅致力于推广占城稻，而且在皇宫内苑亲自督种占城稻，并且在收获时召集大臣们一起参加收获庆典，如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丙子，出玉宸殿新稻，赐辅臣。上曰：“禁中种稻，暇日观刈获，见其劳力，愈知耕农可念也”。并以圣制五言诗示之。[76]
为了增强对于农业的认识，自后周以后，宫中还用美术的形式来表达农桑的内容，耕织图，在宋仁宗宝元年间已在宫廷中出现，当时已将农家的耕织情况绘于延春阁壁上。[77]它在供帝王欣赏时，同时提醒帝王不要忘了稼穑之艰难。宋高宗也曾经说及此事：“朕见令禁中养蚕，庶使知稼穑艰难。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78]此后各代相沿不辍，
深居简出的皇帝还通过宫中种稻和养蚕等方式来考察农业生产情况。北宋皇佑五年，后苑宝政殿刈麦，谓辅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自是幸观谷、麦，惟就后苑。[79]绍兴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上谓辅臣曰：“朕闻祖宗时禁中有打麦殿，今朕于后圃令人引水灌畦种稻，不惟务农重谷，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穑之艰难。”[80]绍兴七年七月，张浚等言：“雨泽稍愆，乞祷。”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实，宫中种稻两区，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须精加祈祷，以救旱暵。”八年，宰臣奏积雨伤蚕，上曰：“朕宫中自蚕一薄，欲知农桑之候，久雨叶湿，岂不有损。”乃命往天竺祈晴。[81]
城市农业发生的原因也就决定了它的性质。园囿中种植和饲养各种植物和动物供人观赏，此古今之所同，但昔日园囿除有观赏的价值之外，更有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
　　农业中的城市：城市对农业的贡献洛阳牡丹何以成为天下第一？宋人的解释是洛阳“得中华之气者多，故独与他方异”；或“得一气之偏”[82]，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洛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不全面，欧阳修就不大同样此种说法，因此引入了灾妖之说。今天看来，牡丹的繁荣除了自然条件之外，还与城市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和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具有两个显着的特点：首先，它是政治的中心。城，即城墙，城堡的意思，它是政治中心的象征，从京城到省城，再到县城，莫不如此。城市的主要职能在于统治和管理，所以城又经常与另一个字结合起来称为“城镇”。其次，它也是经济的中心。作为经济中心，它虽然具有商业的一面，这也就是“市”的由来，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有很大的成份，市场上出售的也以农产品为主。农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这也和传统中国重农轻商，重本轻末的历史特质是相一致的。中国古代城市乡村化和以工商为主体的本方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政治中心和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相结合，导致了城市农业全面的发展，使得城市在中国农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主要是通过下面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的首先，城市农业的内容广泛。中国传统农业把解决温饱为己任，产品不过是五谷、桑麻、六畜而已，一切与衣食无关的项目都被排除在农业之外，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但这种较单一的农业远远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对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于是一些被传统农业排斥的项目，在城市及近郊区得到发展。以观赏植物的栽培为例，这在一个以温饱为目标的农业大国里，原本是不受重视的行当。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就说过这样的话：“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83]但爱美之心会随着经济的繁荣而跳动。唐宋就是这样的时期。当时洛阳、扬州、杭州等城市，每到春天都有花节，届时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要倾城而出，一睹牡丹、芍药风采。“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这种风气之下，花卉栽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花卉事业的发展，又为各种诸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之类的花谱着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唐宋时期农学发展的一朵奇葩。这就丰富了中国农业的内容。城市农业内容的广泛性不仅表现在加入了观赏植物栽培和宠物饲养这样一些属于消遣性质的内容，即便是在解决衣食方面，城市农业也走在农村的前面。以食物而言，中国农村的人口的食物结构一般都比较简单，相比之下城市相对要复杂一些，这也是与经济状况相联系的，由于城市居民相对富有，他们也有能力对食物在一定范围内做出选择，这就导致了食物品种的多样性，以蔬菜为例，据宋《梦粱录》记载，仅南宋临安一地，蔬菜就有近四十种，远远超出现在一般农村所拥有的蔬菜种类的数量。城市需求是导致城市农产品丰富的根源，同时城市所具有的政治、经济优势也为这种需求提供了可能。占城稻的引进就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大中祥符四年……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84]和占城稻引种一样有名的就是花石纲，宋廷为了兴建艮岳等园林建筑，从南方将大量的花草树木和异石运到东京，真宗时，“广南岁进异花数千本至都下”，[85]到宋徽宗时，在宦官权贵童贯、蔡京和朱勔等人的主持下达到了高潮。“大率灵壁、太湖、慈溪、武康诸石，二浙奇竹异花、海错，福建荔枝、橄㰖、龙眼，南海椰实，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毁桥梁，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异味珍苞，则以健歩捷走，虽甚远，数日即达，色香未变也。”[86]宋徽宗在御制《艮岳记》中也写道：“即姑苏、武林、明、荆、越之壤，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郍、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栏曲楹。”加上药寮中的各种草药及西庄中的各种农作物，艮岳可谓集中国南北各地植物之大成。艮岳之外，移植到汴梁的植物还有很多，举例
物种原产地资料出处银杏江南曲洧旧闻，卷四江梅江南曲洧旧闻，卷三无花果岭南续墨客挥犀，卷七禇子江南能改斋漫录，卷十五七叶木洛阳居士集，卷十四红梅姑苏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巴揽子西蕃曲洧旧闻，卷四金橘江西游宦纪闻，卷二山茶浙江宛陵先生集，卷十八紫竹西南宛陵先生集，卷十六美人蕉两广枫窗小牍，卷下城市在引进外来的物产同时，也在利用自身所具有的人才和技术的优势不断地培育出自己的新的物种和品种。韭黄和黄芽的就早先出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的城市尽管有自己一定的蔬菜生产能力，但由于人口众多，城市生产的蔬菜并不能满足自身人口的需要，特别是到了冬季，北方一些大城市，如首都东京等地，蔬菜难以越冬，为了解决冬季城市蔬菜的供应，是有蔬菜黄化技术的出现。韭黄 XE "韭黄" 即是宋代出现的一种黄化蔬菜 XE "黄化蔬菜" 。黄庭坚有诗云：“韭黄照春盘，菰白媚春菜”。宋代诗人梅尧臣 XE "梅尧臣" 在一首题为《闻卖韭黄蓼甲》的诗中描写了当时汴京卖韭黄的情景，诗云：“百物种未活，初逢卖菜人。乃知粪土暖，能发萌芽春。柔美已先荐，阳和非不均。芹根守天性 XE "天性" ，憔悴涧之滨。”[87]梅尧臣之后，苏东坡 XE "苏东坡" 、黄庭坚 XE "黄庭坚" 、张来、刘挚和曾几等人都曾写有咏韭黄的诗篇，但可考韭黄的培育地域都不出京畿一带。只是到了南宋以后，韭黄的生产地域才得以扩大[88]。可见韭黄的出现与解决城市冬季蔬菜短缺有关。《东京梦华录》 XE "《东京梦华录》" 中就有“十二月，街市尽卖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勃何、胡桃、泽州饧”的记载。可见当时韭黄已成为京师冬月的当家菜。梅诗中提到“乃知粪土暖，能发萌芽春”系利用粪肥发酵所产生的热量生产韭黄，这种方法是宋元时期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王祯 XE "王祯" 农书》 XE "《王祯农书》" 卷八“百谷谱”五“蔬属”载：“至冬，移根藏于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古人还将培育韭黄 XE "韭黄" 的方法运用于其它的蔬菜。《本草纲目》载：“南方 XE "南方" 之菘，畦内过冬，北方 XE "北方" 者多入窖内，燕京圃人又以马粪入窖壅培，不见风日，长出苗叶，皆嫩黄色，脆美无滓，谓之黄芽菜 XE "黄芽菜" ，豪贵以为嘉品，盖亦仿韭黄之法也。”这里说的是明代北京冬贮大白菜的情况，实际上，类似的方法在宋代即已采用。东京城在每年的“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京师地寒，冬月无蔬菜，上至宫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食用。于是车载马驼，充塞道路。”[89]南宋时期这种技术又出现在临安。《梦粱录·物产·菜之品》中有黄芽一品，“冬至取巨菜，覆以草，即久而去腐叶，以黄白纤莹者，故名之。”农历的四五月份也是个蔬菜淡季，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从事蔬菜生产的菜农还通过促成栽培技术，使蔬菜瓜果提高上市，以抢占市场，获得较好效益。梅尧臣有一首“五月七日见卖瓠者”诗曰：“老圃夺天时，马通为煦妪，四月彼种瓜，五月此卖瓠，阳陂与粪壤，功力且异趣，瓜迟瓠何早？岂不同雨露，速利乃在人，争先无晚暮。”道出菜农为争“速利”而种早瓠的实情。其次，城市农业的技术先进。城市在扩展农业内容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技术。以引种为例，宋时，将各地作物引种到汴梁，它不仅丰富了农产品的种类，同时也带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引种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首先是要保证长距离移栽的成活。真宗时，“广南岁进异花数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烦拢，震奏罢之”。[90]由此可见，移栽的成活率是极低的，并且这也影响到引种移栽能否正常进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借助于保鲜技术。其次，就南方向北方移植而言最难的是越冬。因为“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但这些问题在宋代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宋代洛阳在向京师开封进献牡丹花时就运用了一种保鲜方法。具体作法是：“用菜叶实竹笼子，籍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保鲜技术的进步是引种得以成功的保证。宋代城市中的树木移栽普遍采用了带土移栽的方式，如内翰就曾将李右丞相家的红薇子带土移栽到学士院。[91]宋代还发明了保障南木北移安全越冬的方法，如，银杏从南方移到北方后，一些不能正常结实。于是便有人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于腊月去根傍土，取麦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则不过一二年皆能结实。若岁用此法，则与南方不殊。”[92]对于一些从岭南远道移植而来的物种还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使得一些南来的植物得以安全越冬，甚至早花早实。如美人蕉从岭南移植到京师之后，“大都不能过霜节，惟郑皇后宅中鲜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独过冬，更能作花。”[93]还有“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兴国寺牡丹红紫盛开，不逾春月”[94]，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睿谟殿“御榻之前，有宝槛，植千叶桃花，陛下指示群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开。”[95]虽然大臣们往往要借此吹捧皇帝的“神圣”，但显然这些地方都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据《癸辛杂识》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