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都市风情词论略.docx

唐宋都市风情词论略【内容提要】唐五代到宋的歌词创作之昌盛，与当时的都市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秦楼楚馆，无法在乡野村落生存，那里没有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消费群体。都市，是歌楼妓院的必然依托。歌词创作的主流倾向，则是描写文人士大夫在歌楼妓院歌舞享乐的日常生活。因此，都市风情也就必然成为歌词情感抒发的生活背景。歌词与都市风情，有着天然的联系。 都市的歌楼妓院，是催生歌词的温床。换言之，词是都市繁荣的衍生物。唐末五代，歌词创作第一次走向全面繁荣。欧阳炯描述当时的创作情景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这样的生活享乐及其创作场景，就是一幅典型的都市风情画面。随着歌词创作的演变，词人们将眼光转向更为开阔的生活场景。他们期望扩大歌词的描写范围，增加歌词的抒情功能，提高歌词的艺术品位。词人们因此做出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其中，将都市风情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便是词人们的一种努力。都市风情，本来作为享乐生活的背景，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歌词中。词人们只要稍微转变眼光，将画面上的歌舞场景和娇艳女子淡化，凸现出来的就是都市之风光、风物、风俗的描写。 一 都市风情词的滥觞 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辞。燕乐流行于歌舞酒宴之间，适宜于花前月下、浅斟低唱之际演奏或演唱。所以，歌词创作一旦出现，就天然的与“香艳”之类的题材内容发生联系。然而，这样的题材内容，与儒家的文艺思想和审美观念背道而驰。唐人的歌词创作，因而备受压抑，唐词创作呈现为萧条的景象。唐代最早从事歌词创作的一些文人士大夫，虽然都是文学创作观念相对开放、喜爱民歌风味天然的作家，如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等，但是，他们也不敢轻易涉足“艳情”这个创作禁区。他们的歌词创作，尽量绕开男女情思这个敏感话题，表现为更为开阔的取材倾向，如写隐逸情趣、边塞风光、乡土人情等等。偶尔也会描写到都市风光，成为最早的都市风情词作。白居易忆江南最为典型，词云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文人开始模拟创作歌词，都是篇幅极其短小的令词，没有太多的文学描写空间。这首写杭州都市的小令，也只是极为简练地点出杭州迥异宜人的风光，不可能展开作具体的铺叙。这样的作品，在唐五代数量是极少的。但也算得上是都市风情词之滥觞。 唐末五代，诸侯争霸，各个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浅，无政治远见。在狠斗勇战之余，只图声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在这样的社会风气浸染下，这个时期的文人也没有从容的心态去欣赏都市风情，他们只是在歌词中尽情叙说自己的性爱体验，表露自己的性爱欲望，“花间”创作风气，弥漫了整个时代。北宋建国，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交织。一直到真宗景德元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北宋才相对获得国际与国内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北宋建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还没有充裕的时间、闲暇的精力，去彻底享受生活，从容领略醇酒、美女、歌舞，更不可能悠闲自在地面对都市风光和人情。在柳永出现之前，北宋初年只有寥寥数篇写都市风情词，以潘阆的十首一组酒泉子最为着名，举三首词为例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 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潘阆一生，大致生活于江湖，身份类似于隐者。他居住杭州较长时间，对杭州风物非常熟悉，而且热爱。这组酒泉子在当时极负盛名，尤以“长忆西湖”一阕而获时人喜爱。文莹湘山野录卷“阆有清才，尝作忆余杭一阕，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杨古今词话载：“石曼卿见此词，使画工彩绘之，作小景图。”作为流转于江湖的隐者，潘阆更赏识杭州的山水风光，一组酒泉子也以此为描写中心。都市风情，在这里还混淆于湖光山色之中。这样的创作，依然可以看作都市风情词之滥觞。 二 都市风情词的兴盛 宋词全面繁荣局面的到来，已经是仁宗朝的事情了。仁宗在位期间，励精图强，致力于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之治理，社会的繁荣因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在这样一种“太平盛世”的社会环境中，流行于酒宴之间的歌词再次受到广泛阶层的关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浓厚创作兴趣，北宋词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也就来到了。相应的，有关都市风情的描写，也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形成都市风情描写的第一个创作高潮期。 第一位大量创作都市风情词的作家是柳永。柳永笔下描写最多的当然是与歌儿舞女缠绵缱绻的旖旎情景，所谓“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然而，柳永中举前后，既在汴京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又四处奔波，到过当时许多着名的城市，他对仁宗年间各地都市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当柳永兴趣稍稍转移，将目光投向自己生活着的非常熟悉的都市时，且以“专业作家”的身份进行创作时，都市的风情画面，次第完整丰富、细腻具体地在歌词中出现了。倾杯乐云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这首词写汴京元宵节繁盛的景象。元宵佳节，禁苑花已繁茂，春日迟迟，和风布暖，风光日益灿烂绚丽，整个都市洋溢在春日的气氛之中。都城里，有宏伟的建筑，有宽广的城郭，有美丽的花园；还有入夜后欢闹的车水马龙，有火树银花的彩灯，有悦耳动听的笙歌，有缤纷夺目的焰火。总之，词人笔下的汴京富丽堂皇而又繁荣昌盛，充分显示出汴京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外交流中心的 宏大气派。词中写元宵佳节的热闹场面，与东京梦华录中元宵一节、与大宋宣和遗事亨集中元宵观灯的描写，非常相似。汴京风光，频频出现在柳永的歌词中，透碧霄上阕说 月华边，万年芳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 这是汴京平日的景象，依然“壮丽熙盛”。高耸入云的宫阙，遍街欢腾的“歌吹”，美丽如“神仙”般的人物，装饰点缀着都城。这一系列描绘，透露了当时汴京商品经济发达、人民富庶、上层统治集团寻欢逐乐的历史风貌。满朝欢上阕有类似的描写：“花隔铜壶，露金掌，都门十二清晓。帝里风光烂漫，偏爱春杪。烟轻昼永，引莺啭上林，鱼游灵沼。巷陌乍晴，香尘染惹，垂杨芳草。”柳永采用铺叙手法，写出“金掌”、“花露”、“烟轻”、“莺啭”、“鱼游”、“香尘”、“芳草”等景象，组成一幅和谐的京城春日“风光烂漫”之长画卷。这类词篇，不仅是一幅幅很好的都城风景画，同时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风俗画。 柳永歌颂帝京，应该还有粉饰太平以邀统治者赏识的目的，其中渗透着柳永对仕途的渴求和热望。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载：“柳三变，景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方冀进用”是柳永创作此类都市风情词的主要目的，所以，词里难免有夸大之处，在词语的使用上也显得板滞而缺少生气。 柳永流落他乡时，写都市风情有时也有相当的功利目的，但不如在汴京时那么强烈，所以，柳永对杭州、苏州和成都等大都市的观察更为随意，描绘也就更加形象生动。其中当以望海潮最为杰出。词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上阕主要勾画钱塘的“形胜”与“繁华”。“烟柳画桥”三句写的是“都会”美丽的风景和人烟的茂密，这里垂柳、画桥、风帘、翠幕相互掩映，“十万人家”错落其间。“云树绕堤沙”三句侧重刻画“形胜”，写出钱塘江潮的险峻气势。这里钱塘江“天堑”气势雄伟，波涛卷雪，一望无际，堤岸上云树缭绕，更增添了大好江山的妩媚情调。“市列珠玑”三句突出了杭州城的富庶繁华，这里集市上多“珠玑”之类贵重商品的罗列，家家户户多有“绮罗”之类的奢侈享受，彼此之间在比阔摆富。下阕侧重于描绘西湖的美景与游人的欢乐。“重湖”三句描绘西湖美景。西湖周边，有连绵重叠、造型各异的翠绿山峰环绕，妩媚中别具峻峭。南宋康与之长相思?游西湖说：“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南宋袁正真长相思说：“南高峰，北高峰，南北高峰云淡浓。湖山画图中。”这些都可以与柳永的词句对照阅读。何况，这里还有“三秋桂子”飘香，“十里荷花”盛放。“羌管弄晴”三句写湖面上游乐欢乐的情景。晴日里，湖面上随处“羌管”悠悠；入夜后，西湖边依然“菱歌”悠扬，熙熙然然，往来不绝的是“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写的是州郡长官。据说柳永写此词是献给杭州地方长官的，杨古今词话载：“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预坐。”杭州城这样的繁华盛丽，百姓的安居乐业，都是地方长官治理的政绩。州郡长官不仅有“吟赏烟霞”的儒雅，而且也有了“乘醉听箫鼓”的与民同乐的闲暇。结尾两句归结到本意，柳永谀美杭州城长官，将来回到朝廷，也有足够的政绩可以夸耀了。换言之，仕途通达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柳永笔下的苏州也是很美的。他在木兰花慢中写道：“古繁华茂苑，是当日、帝王州。咏人物鲜明，土风细腻，曾美诗流。寻幽。近香径处，聚莲娃钓叟汀洲。晴景吴波练静，万家绿水朱楼。”词中不仅写到苏州的文明古史，还特别描绘了灵岩山下的采香径。在瑞鹧鸪一词里，还特别反映出苏州的富庶：“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此外，柳永歌咏成都说：“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木兰花慢和长寿乐等所咏城市不可确指，也是一片繁华景象。木兰花慢说：“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出郊。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长寿乐说：“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恣游人、无限驰骤，娇马车如水。竞寻芳选胜，归来向晚，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 在都市风情词的兴盛时期，都市的风光人情，不仅仅出现在柳永的笔下，其他词人的创作也多有涉猎。张先破阵乐云 四堂互映，双门并丽，龙阁开府。郡美东南第一，望故苑、楼台霏雾。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吴歌处处。近黄昏，渐更宜良夜，簇簇繁星灯烛，长衢如昼，瞑色韶光，几许粉面，飞甍朱户。和煦。雁齿桥红， 裙腰草绿，云际寺、林下路。酒熟梨花宾客醉，但觉满山箫鼓。尽朋游，同民乐，芳菲有主。自此归从泥诏，去指沙堤。南屏水石，西湖风月，好作千骑行春，画图写取。 这首词描摹杭州城“郡美东南第一”的繁华盛丽，词中一一罗列亭台楼阁、池塘流泉、巷陌街衢、吴歌粉面、西湖风月、宾客游乐等等。结尾“西湖风月，好作千骑行春，画图写取”，与柳永望海潮“千骑拥高牙。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有异曲同工之妙。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列举柳永和张先的词，从形式上看都是慢词。也就是说，都市风情词的兴盛，是伴随着慢词的兴起而兴起的。慢词由于曲调变长、字句增加、节奏放慢，在音乐上的变化更加繁多，悠扬动听。于是，这也就适宜表达更为曲折婉转、复杂变化的个人情感，适宜描写更为细腻具体的风俗人情，适宜展现更为丰富多彩的风光风貌。只有在慢词里，词人才能够比较从容地展开都市风情的描写，小令中是没有这样腾挪铺展的空间的。 三 都市风情词的高峰 徽宗年间，都市风情词的创作有了新的动力和诠释，其创作走向鼎盛，特别体现在御用的“大晟词人”之创作中。宋徽宗没有励精图强的志气，却好大喜功，追求事事超越前王。他公开放纵声色享乐，故朝野享乐之风甚盛。在北宋政权崩溃之前，在徽宗君臣们的眼中，曾有过一段繁荣似锦的太平时光。社会表面的繁荣景色，给徽宗君臣以极度自信，经常表现为狂妄无知。“太平盛世”不仅是当时的一种社会虚象，而且还是徽宗君臣们的一种普遍心理认定。究其原因，与北宋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社会心理状态有关。宋太宗说：“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不以外患为威胁，而注重对内的统治，是北宋治国的基本方针。这种观念，在北宋时深入人心，成为朝野的共识。所以，徽宗年间朝野对日益临近的外族入侵的灭顶之灾，浑然不觉。在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很难寻觅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没落感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不安、大难将临之感。“太平盛世”不仅是徽宗君臣的自我感觉良好，隐隐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徽宗时朝廷的诸多重大举措，都是这种观念的衍生物，如铸九鼎、修新乐、祀园丘、祭明堂等等。大晟府的设立，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它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的社会风气，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创作。 宋徽宗崇宁四年九月，朝廷以新乐修成，赐名大晟，特置府建官，“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礼乐始分为二”。这是宋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北宋词阶段性的重大事件。府中网罗一批懂音乐、善填词的艺术家，一时形成创作风气。后人称他们为“大晟词人”。大晟词人是典型的御用文人，他们的创作相当大的程度上视徽宗的喜恶而转移。 大晟府是点缀升平的产物，设立的根本宗旨就是“功成作乐”、粉饰太平。蔡京等推荐文人或音乐家入大晟府，其目的是要他们制作颂歌，“以文太平”。李昭圮晁次膺墓志铭说：“大晟乐即成，八音克谐，人神以和，嘉瑞继至。宜德能文之士，作为辞章，歌咏盛德，铺张宏休，以传无穷。士于此时，秉笔待命，愿备撰述，以幸附托，亦有日矣。除大晟府按协声律。”碧鸡漫志卷二载：万俟咏“政和初招试补官，置大晟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铁围山丛谈卷二载：江汉“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时时作为歌曲焉”。朝廷置府用人的意图十分明确。傅察代周文翰谢赐大晟乐表中的一段话，是对设立大晟府宗旨的说明 象成作乐，用锡予于庶邦；观德乡方，将训齐于多士。恭惟皇帝陛下盛德难名，丰功莫拟。辟土疆于万里，播声教于百蛮。用律和声，究六经之妙旨；以身为度，考三代之遗音。将易俗以移风，因审音而知政。臣敢不布宣德意，敕厉邦人。损益更张，于以识圣神之治。铿锵节奏，非徙为歌舞之容。 从大晟府的设立及其作为来看，“移风易俗”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布宣德意”才是其实质之所在。 北宋末年社会繁华的虚像，尤其是都市繁荣的景象，是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太平盛世、帝王政绩的直接证据，因此也时常成为大晟词人谀颂词中的背景描绘。时人的笔记和绘画对北宋末年的都市经济繁荣有许多记载和描绘，大晟词人则以诗的语言重现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万俟咏雪明鹊夜慢说 望五云多处春深，开阆苑、别就蓬岛。正梅雪韵清，桂月光皎。凤帐龙帘萦嫩风，御座深、翠金间绕。半天中、香泛千花，灯挂百宝。圣时观风重腊，有箫鼓沸空，锦锈匝道。竞呼卢、气贯调欢笑。暗里金钱掷下，来侍燕、歌太平睿藻。愿年年此际，迎春不老。 此调属大晟新声，全宋词仅存一首。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一引复雅歌词说：“景龙楼先赏，自十一月十五日便放灯，直至上元，谓之预赏。万俟雅言作雪明鹊夜慢。”词的上阕从描写清丽皎洁的元月灯节前后的夜景入手，烘托“香泛千花，灯挂百宝”的赏灯主题。节日的京城，盛装打扮，灿烂光辉，如同仙境蓬莱。临近元宵节，春意弥漫，梅花映雪，月光皎洁。以皇帝的宫殿为中 心，彩灯高挂，“千花百宝”，绚丽的色彩映透了半天。下阕则转换角度，突出节日里汴京的繁荣喧闹。徽宗时“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平民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家的少女闺妇，都成群结队，拥挤于喧腾的人群中，花团锦簇，“锦绣匝道”，目不暇给。中间杂以鼓乐声唱、杂耍表演、呼卢赌博，欢笑声沸天盈地。万俟咏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幕幕场景，旨在歌颂“太平睿藻”，与民同乐。 万俟咏另有凤皇枝令咏景龙门灯节窃杯女子一事，自序云：“景龙门，古酸枣门也。自左掖门之东为城南北道，北抵景龙门。自腊月十五日放灯，纵都夹人夜游。妇女游者，珠帘下邀住，饮以金瓯酒。有妇人饮酒毕，辄怀金瓯。左右呼之，妇人曰：妾之夫性严，今带酒容，何以自明。怀此金瓯为证耳。隔帘闻笑声曰：与之。”词 人间天上，端楼龙凤灯先赏。倾城粉黛月明中，春思荡，醉金瓯仙酿。一从鸾辂北向，旧时宝座应蛛纲。游人此际客江乡，空怅望。梦连昌清唱。 关于徽宗年间“窃杯女子”的故事，历代词话卷六引宣和遗事有另外一种说法：“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令卫士送归。” 万俟咏所记载的，应当是“窃杯女子”故事的原型；宣和故事的记载，则是经过他人加工的。再为之填写上鹧鸪天词，使这个故事平添了文学浪漫的色彩。两首词对照阅读，首先突出的都是京城元宵灯夜前后的极度繁华热闹，无论是满城的“龙凤灯”，还是“倾城粉黛”，或者是帝王赐金杯饮酒，乃至整个窃杯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的。这些词客观上让人们对北宋末年京师的繁盛多一层感性认识。 上元灯节是当时一年中最繁华热闹的节日，大晟词人颂圣之作多以此为题，都市繁华的风貌也在这类题材的词作中展示得比较彻底。如 帽落宫花，衣惹御香，凤辇晚来初过。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任狂游，更许傍禁街，不扃金锁。玉楼人、暗中掷果；珍帘下、笑着春衫袅娜。素蛾绕钗，轻蝉扑鬓，垂垂柳丝梅朵。夜阑饮散，但赢得、翠翘双。醉归来，又重向、晓窗梳裹。晁冲之上林春慢 阆苑瑶台路暗通，皇州佳气正葱葱。半天楼展朦胧月，午夜笙歌淡荡风。车流水，马游龙，万家行乐醉醒中。何须更待元宵到，夜夜莲灯十里红。 晁端礼鹧鸪天朱弁续说云：“都下元宵观游之盛，词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云。此词虽非绝唱，然句句皆是实事，亦前所未尝道者，良可喜也。”歌功颂德的创作宗旨使这些作品显得平庸乏味，实录性是这类描写元宵、反映都市风情词作的显性特征，也是这类作品的特殊贡献。大晟词人的这一类作品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识。 徽宗年间都市风情词的创作，在宋词发展的历史上，有其特殊的实践意义。宋词天然俚俗的风貌和写艳情的创作主流倾向，都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宋代词人们之急迫而不懈的追求。在宋词的流变过程里，贯穿着一条“雅化”的红线。词的“雅化”之努力，另一方面也就是“尊体”的需求。词原来被目之为“小技”、“小道”，到了设立大晟府，它再次从民间和文人手中转为国家乐府的正规创作，词体日益尊隆。与其品位提高相适应，词的题材和内容必须有相当的改变，方能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吟咏升平、歌颂盛世的都市风情词，被认为是表现了时代的重大题材。徽宗时御用文人便以此入词，以求改变词的品格和风貌。 大晟词人以前，一些描写都市风情、歌颂太平盛世的词作，向来受到一致肯定。如柳永词以“从俗”、“词语尘下”而备受斥责，然其中一小部分再现承平盛世的作品，却屡受称赞。范镇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黄裳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将吟咏太平的歌词与杜甫诗相提并论，品位已极尊崇。后人重读宋代词人的都市风情词，觉得多数作品阿谀夸张，令人肉麻。然对当时的词人来说，则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正在描写时代的重大题材，以词服务于现实政治，发挥歌词的社会和政治效用。总而言之，都市风情词的创作主观上有扩大词的社会效用的意图。在他们手中，词不仅仅描写男女艳情，局限于“艳科”的狭小范围，只是作为娱乐工具；而且还直接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与诗文一样肩负起沉重的社会使命。北宋词人的这种作为，正悄悄改变着词的内质成份，为南宋词的更大转移做好铺垫。“辛派词人”以歌词为抗金斗争的号角，最大程度上发挥歌词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功效，这样的创作表现并非突如其来。从歌词内部，也可以寻觅其嬗变演化的轨迹。苏轼之后，大晟词人的作为，具有相当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便是大晟词人都市风情词的实践意义。 四 都市风情词的衰变 南宋社会动荡，南北战争不断。横亘在词人心头永远的痛是北方半壁河山的沦落，是异族的随时入侵和随意蹂躏。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间虽然因为“绍兴和议”、“隆兴和约”等获得相对时期的和平安宁，但是，南宋小朝廷始终也没有摆脱异族入侵的巨大威胁，南宋士人始终也无法卸下国破家亡的凄悲愁苦。都市风情词的创作意图，是为了点缀太平盛世、讴歌君王功绩的。南宋社会的情景，使都市风情词失去了创作的现实基础，其衰变是必然的。 南宋都市风情词的创作分别为两种情况：其一，延续北宋创作模式，以词写个人享乐生活，都市风情作为享乐生活的背景出现；其二，将南宋都市风情和北方沦陷领土相比照，批判苟安江南、不思进取、文恬武嬉的社会现状。 歌词产生于享乐富贵的生活，南宋民族危亡的现实逼迫歌词的创作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时局稍稍平稳，生活一旦恢复常态，人们日常生活中便免不了有歌舞酒宴之类的寻欢作乐，歌词创作因此也故态复萌。作为享乐生活的背景，都市风情也再度出现在南宋词人的笔下。高宗曾经非常赏识俞国宝的风入松，词云 一 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垆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厌髻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寄、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历代词话卷七引中兴词话载：“淳熙间，御舟过断桥，见酒肆屏风上有风入松词云。高宗称赏良久，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也。重扶残醉，原词作重携残酒，高宗笑曰：此句不免寒酸气。因改为扶残醉，即日予释褐。”淳熙年间，高宗退居德寿宫已久，过着优游自在的太上皇生活。此时，“绍兴和议”、“隆兴和约”签定都已经有相当的时日，南北相安无事。作为退位的皇帝，高宗最喜欢看见的是天下太平、社会安宁、生活富庶的情景，俞国宝的风入松迎合了高宗这种特殊心态，所以大得赞赏。词写西湖游春的景象，以及西湖秀丽的风光。临安是南宋的都城，可以被视作南宋都市的缩影。春天的时候，西湖暖风十里，红杏绿杨掩映，隐隐箫鼓，秋千摇荡。游春的丽人错落其间，湖面上画船来往，一幅熙熙冉冉、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高宗当然喜欢。这首词所写的杭州城风情风貌，与北宋所写没有什么不同，已经很难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或阴影。 写节日风情的词作，也有许多类似于北宋的创作。如 月华灯影光相射，还是元宵也。绮罗如画，笙歌递响，无限风雅。闹蛾斜插，轻衫乍试，闲趁尖耍。百年三万六千夜，愿长如今夜。杨无咎人月圆 夕阳影里东风软，骄马趁香车。看花妆镜，藏春绣幕，百万人家。夜阑归去，星繁绛蜡，珠翠鲜华。笙歌不散，疏钟隐隐，月在梅木牙。 史浩人月圆?元宵 元宵节，凤楼相对鳌山结。鳌山结，香尘随步，柳梢微月。多情又把珠帘揭，游人不放笙歌歇。笙歌歇，晓烟轻散，帝城宫阙。 张孝祥忆秦娥?元夕 这些词都比较纯粹地描写元宵佳节都市的繁华盛丽，其宗旨同样是歌颂“政简物阜”之帝王圣绩。绮罗成群，笙歌遍地，香车出游，彩灯斗艳，士女往来，风景如画，这一幕幕情景，与北宋词的描写并无二致。但是，与北宋词比较，南宋节序词中歌颂圣恩、粉饰太平的因素明显淡化。前三首小令，或者根本不直接涉及歌颂的字句，或者只是含蓄地点出“帝城宫阙”。最后一首慢词，也只是说“政简物阜”，点到为止。这与北宋同类作品之雀跃欢呼、再三致意有很大的不同，词人们毕竟生活在苟安江南的小朝廷。 南宋更多的词人，无法忘记北方大好河山，在欢腾喧闹的节日里，引发出的却是对故国的深情怀恋，对现实的极大不满，甚至表现为对现实的激烈批评。这些节序词，就为南宋的都市风情描写增加了特殊的时代色彩，带上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深深烙印。李清照传世名作永遇乐，是这类词的杰出代表。词说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写元宵佳节“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的恶劣情绪，这是词人饱经忧患离乱的中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的兴衰巨变与个人身世沉浮之感，隐现于字里行间。这首词中“香车宝马”、“酒朋诗侣”和“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等等，展现了南北宋元宵节日都市类似的热闹场景，词人的心境却大不相同。在词中，都市风情的描写，一笔带过，成为悲苦情绪的背景衬托。文及翁贺新郎?西湖说：“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李清照永遇乐所寓含的批判旨意与之相似。 这种故国之思在南宋遗民节序词中显得更为突出，刘辰翁卜算子?元宵云 不是重看灯，重见河边女。长是蛾儿作队行，路 转风吹去。十载庆元宵，满耳番腔鼓。欲识尊前太守谁，起向尊前舞。 词人当然是不屑于“满耳番腔鼓”，正如词人另一首柳梢青中所说：“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词人的心情也是悲苦的。然而，这却写出了宋末元初都市风情的新场景：异域文化色彩浓厚了。 一 些展现都市风情的节序词，甚至有了更深沉的寓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从题材上说依然是写都市风情的节序词。但是，词的表层次写对一位理想美人的追觅，实际上是用象征手法写自己的理想人格。上片用夸张比喻等手法，描写元夕之夜的满街游人、火树银花、彻夜歌舞的热闹场景。下片先写观赏灯景的盛装妇女的喜笑颜开、追逐热闹。到这里为止，所展现的是一般化的节日都市场景。这些场景不再是节序词的中心，完全是为了下文理想美人的推出做铺垫。词人真正爱慕、追求的是一位自甘寂寞、远离尘嚣、沉思娴静的女子。这位理想女性，不就是词人不慕荣华富贵、超众脱俗、清高孤独人格的写照吗?词人并不是真的要在人群中寻找这么一位女子，否则的话应该到冷僻幽静处寻找，为什么要到喧闹的元宵灯节来呢?词人不过是借用特定情景，表达自己的心胸怀抱。都市风情，纯粹是起陪衬作用。 综上所述，大规模的都市风情词创作是从北宋词人柳永开始的，到了徽宗年间达到鼎盛。南宋都市风情词创作则趋向衰落。唐宋风情词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都市繁华景象；其二，都市节序时令之生活场景。词人游历某一都市，因新鲜而惊奇赞叹，因惊奇赞叹而有了文学表现的冲动，于是有了都市繁华景象的描写。此外，到了某一节序时令，都市有了过节的热闹气氛，有了节日的盛大布置，其情景非平日可比拟，因此也给词人留下深刻印象，成为文学描写的经常性主题。都市风情词，成为歌词的一种特殊创作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