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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一）

　　一总论
　　历史上的敦煌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1]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就先后定居过三苗、火烧沟人、塞种、允戎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粟特、吐蕃、嗢末、苏毗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龙家[10]、南山[11]、仲云[12]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13]、党项、蒙古[14]及黄头回纥[15]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民族间既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与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融融岁月，尤以后者为主，构成了历史上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这在今存于世的敦煌石窟艺术和见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献中都可反映出来，中外史乘也不绝于书。今敦煌地区现存的500余个洞窟中，除了汉人政权时代开凿的300余窟外，少数民族政权时代所开的洞窟也有170余个，约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敦煌发现的50000多卷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另有突厥文、龟兹文、焉耆文、摩尼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钵罗婆文、叙利亚文写成的文献。它们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民族的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16]
　　敦煌民族是敦煌学领域中内容复杂、研究难度较大的分支学科。在1949年以前，我国研究者不多，偶有论及者也都主要局限于利用汉籍史乘的记载来考证在敦煌活动过的古代诸族，如三苗、乌孙、月氏、匈奴等。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全面复兴，敦煌民族研究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历史、古代文献、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7]其中尤以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研究成果最为显着。在新世纪伊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二吐蕃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政府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北庭、安西等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内地，西北边防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乘机进攻，逐步占领了陇右及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至于吐蕃何时攻占敦煌？则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直接资料较少，学者们只能通过间接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的，推测成分较大，故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多种，如大历十二年、[18]建中二年[19]、贞元元年[20]、贞元二年[21]、贞元三年[22]及贞元四年[23]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上述诸说中，笔者倾向于786年说。自此年至848年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贵族在敦煌的统治，吐蕃统治敦煌达68年之久。关于这一时期吐蕃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施政及当地的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状况，两《唐书》及其它史乘都绝少记载。有时虽偶有提及，也往往语焉不详，且失之传闻。幸赖敦煌写本的发现，才弥补了这一缺憾。
　　敦煌发现的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一为古藏文文献，一为汉文文献，它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都有大量发现。不幸的是，这些文献大都于20世纪初由英人斯坦因(A.Stein)、法人伯希和(P.Pelliot)等巧取豪夺，席卷而去，其中就有约5000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伦敦和巴黎，分别庋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前者由比利时藏学家瓦累·普散(L.delaValleePoussin)整理编目，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CatalogueoftheTibetanManuscriptsfromTun-huangintheIndiaOfficeLibrary)》，于196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收录古藏文佛典写卷765件，分作10类：一、律；二、经及注疏；三、经；四、经及注疏；五、怛特罗文献；六、怛特罗文献；七、怛特罗文献；八、论；九、论；十、吐蕃人撰述。非佛教部分则由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玛斯(F.W.Thomas)整理成《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藏文文书草目(DraftCataloguesbyF.W.ThomasSteinTibetanThirdExpeditionMSsEurE.281)》供人阅览，但迄今未出版。不过，托玛斯曾先后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的藏文本，后辑为《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TibetanLiteraryTextsandDocumentsconcerningChineseTurkestan)》分作4卷于1935~1963年陆续出版。后来，日本东洋文库又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题解目录》共12分册，在瓦累·普散编目的基础上，又新加518号，但还不完全。法藏部分则由法国着名藏学家拉露(MarcelleLalou)编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InventairedesmanuscritstibétainsdeTouen-houangconsevésàlaBibliothèqueNationale)》，分作3卷于1939、1950和1961年相继刊行，收录文献2216号。据这些尚不完备的编目可知，二图书馆典藏的敦煌古藏文写本即在3000件以上。如再加上流散国外的其它各收藏单位的写本，其数量应是相当可观的。[24]这些文献，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被视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25]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30年代初负籍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望洋兴叹。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一文。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随后，他又发表《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通过对河西所藏古藏文经卷中百余人题记的研究，指出这些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也是吐蕃奴隶主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具体反映。继之，他又发表《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一文，通过对两部佛经抄本的研究，以阐明中唐时期吐蕃与兄弟诸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协作。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广泛重视。
　　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巴考(J.Bacot)、托玛斯(F.W.Thomas)和杜散(Ch.Toussaint)合作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deTouen-houangelatifsalhistoireduTibet)》以及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ChoixdedocumentstibétainsconsevésàlaBibliothèqueNationale)》。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共存3件，编号分别为P.T.1289、S.T.750、Or.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使，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早期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合力将其译为汉文发表。[26]最近，黄布凡、马德又对该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译注。[27]
　　敦煌发现的《吐谷浑纪年》、《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等则是用吐蕃文撰写的反映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状况的重要典籍。前者记载了吐谷浑国灭亡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自公元706年至715年间发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浑史弥足珍贵的资料。[28]后者则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乌护、回鹘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及其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珍贵历史资料。[29]
　　如前所述，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吐蕃统治时期，很注意融洽当地各民族间的关系，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和周边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往来，这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都有反映。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关系补证——P.T.1284号吐蕃文书译释》、马林《敦煌文书P.T.1083号藏文写卷考释》、黄盛璋《关于瓜沙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等都利用相关文献，以揭示吐蕃统治时期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外交措施，乃至敦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吐蕃在敦煌统治时期推行的部落制，在敦煌吐蕃文献中也多有反映。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其历史概况已逐渐明朗起来，可知者有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纥骨萨部落、悉东萨部落和中元部落等。关于部落的设置情况与历史演变，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都有精湛论述。张广达、姜伯勤、杨际平等则以敦煌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据，结合吐蕃文资料以探讨古代敦煌的部落，其成果可与吐蕃文献的研究相辉映。[30]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Bal研究》及《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也是研究吐蕃部落情况的力作。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法律文献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基本上是就狩猎伤人和纵犬伤人赔偿命价及盗窃追赔来标明尊卑贵贱，严格等级差别的文献。其数量虽不多，仅有3件，但因其所载法律条文不见于其他文献，故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藏学巨擘王尧、陈践曾合力刊布之。[31]
　　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献中，宗教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佛教文献为多。吴其昱先后发表了如下四篇论文：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敦煌学》第2辑，1975年；
《卧轮禅师逸语敦煌吐蕃文译本考释——兼论卧轮与摩诃衍入蕃所授禅法之关系》，《敦煌学》第4辑，1979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译释》，《珠海学报》第11辑，1980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释》，《敦煌学》第5辑，1982年。
其中，第一篇论文介绍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4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藏文译本，后三文则译释并探讨了与卧轮禅师相关的吐蕃文写卷。王尧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佛教文献也相当关注，单独或与陈践合作发表了如下论文：
《蕃占时期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T.999、1001藏文写卷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P.T.1297号敦煌吐蕃文书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
《敦煌吐蕃文书P.T.1297号再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其译者》，《法音》1989年第2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译者考述》，《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
《〈贤愚因缘经〉藏文本及其译者小考》，《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可以看出，在佛教文献方面，王先生对《贤愚经》及吐蕃文译者的研究用力尤着，他先后发表的多篇论文为《贤愚经》及其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以王先生的这些成果为基础，黎蔷撰写了《藏文〈贤愚经〉与佛教戏曲流变》一文，以探讨《贤愚经》与吐蕃佛教戏曲流变之密切关系。对其他比较重要的佛教文献，研究论着也不在少数，值得重视，如：
李邦琴《敦煌写卷藏文〈大乘无量寿经〉校译记》，《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9期，1988年；
罗秉芬《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的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陈庆英《敦煌藏文写卷P.T.999译注》，《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从敦煌藏文P.T.999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藏学研究论丛》，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强俄巴·次央《试析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等。
　　除佛教外，敦煌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藏文本教文献，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T.239解读》、《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可谓研究这类文献的重量级产品。而王尧《敦煌P.T.351吐蕃文书及景教文献叙录》又为我们认识景教在吐蕃中传播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证据。而刘永明《S.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则为我们认识吐蕃道教投下了一丝亮光。与宗教文书相关的还有占卜方面的文献，谢后芳较早撰文进行研究。[32]王尧、陈践合力对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发表了多篇研究着作，如：
《吐蕃的鸟卜研究——伯字1045号卷子译解》，《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P.T.1047、1055号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
《三探吐蕃卜辞——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藏文占卜文书译释》，《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
　　随后，杨士宏撰《敦煌古藏文残卷〈鸭鸣占卜法〉译解并探源》。
　　通过这些研究，敦煌发现的藏文占卜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多种占卜方法都得以为世人所了解。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首推印度着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份，王尧、陈践在《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一文中将其拼接、整理并汉译。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进行对照，发现无论就内容还是就篇幅而言，作为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可以说应迟于藏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藏文本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除了印度的文学作品外，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史学名着，如《尚书》、《春秋后语》及《项托孔子相问书》等，其吐蕃文写卷在敦煌石窟中也都有发现。对前者，吐蕃人仅翻译了其中的《牧誓》、《武成》及《泰誓》上、下，共四篇。[33]有趣的是，藏人选译的这四篇都属于周书范围，与罗振玉所刊日本写本《古文尚书》残卷完全一致。何以如此？值得深究。《项托孔子相问书》是汉族地区流传极广、极有趣的民间故事，以孔子师项托的故事赞扬不耻下问、以能者为师的高尚情操。[34]后来，蒙古族又从藏族那里接受了这一传说，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黑牛娃的故事》就与藏文本极为接近。[35]这些从文献本身基本可得到确认，但P.T.1291号藏文写本的情况就不有所同了。由于后者之藏文译本具有编译性质，故其内容到底是《战国策》还是《春秋后语》，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王尧、陈践释之为《战国策》，[36]但马明达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该写卷其实应是《春秋后语》中《魏语》之某些片段。[37]窃以为，后说似乎更接近实际。
　　敦煌发现的藏族医学文献很多，有《医疗杂方》、《医灸法》、《医百病疗方》、《针灸图》、《医马经》，还有用象雄语书写的医药文献，罗秉芬在《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中对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他与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及最近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为古代藏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王尧、陈践《敦煌本藏医学残卷介绍》、《敦煌吐蕃写卷〈医马经〉〈驯马经〉残卷译释》中也译释了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献多件。蔡景峰《从〈佛说养生经〉看藏医的养生学》、洪武娌《敦煌石窟〈藏医杂疗方〉的医史价值》、容熔《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藏医史料》、黄颢《吐蕃藏文针灸图释》、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火灸疗法〉的研究》、王弘振《安多北缘敦煌石窟出土的藏族医药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医学文献进行了译释、研究。
　　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为中古时期吐蕃语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7～9世纪，在藏语历史分期上习称中古时期。这一时期，吐蕃文业已创制，并在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改进，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改革前后的文献在敦煌写本中均有出现，因而，语言学研究者特别注意从敦煌写卷中去发掘古代藏语材料，其中，编号为S.2736、S.1000的两份写卷，内容为汉藏对照词汇手册，当为吐蕃人学习汉语的“教本”，共收录214条汉语语词或短语，用藏文注明汉字的读音，并译出藏语相应的意义。黄布凡[38]及王尧、陈践[39]都曾着文研究之，推定其书写时代大约在9世纪初。写卷所反映的汉藏译音方式同罗常培研究的时属763～857年的5种汉藏对音译音材料的对音方式也基本相同。[40]此外，我国学界对敦煌发现的用古藏文拼写的南语文献写卷[41]及古藏文词汇的研究[42]也都有相应的成果问世。
　　对于其它吐蕃文文献，我国学者也给予了广泛的重视，涌现出大量的成果，兹择其要者列述
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陈践《敦煌、新疆古藏文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P.T.990如来降服大王记译注札记》，《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王尧《P.T.1288登里回鹘可汗告牒译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孙修身《敦煌遗书吐蕃文书P.T.1284号第三件书信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褚俊杰《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罗秉芬《从三件〈赞普愿文〉的史料看吐蕃王朝的崩溃——敦煌古藏文文书P.T.16，I.O.751，P.T.134，P.T.230初探》，《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21期，1994年；
杨福泉《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黄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李淑萍、黄维忠《敦煌市档案局所藏藏文写经定名》，《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诸如此类，都是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的上乘之作。尤其值得述及的是王尧、陈践合着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敦煌吐蕃文献选》、《敦煌本藏文文献》和王尧着《西藏文史考信集》等多部专着，将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内容翻译成汉文或现代藏文，并予以详细注疏，金针度人，极为有用。最近，由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也得以问世，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计有编号4450个，含3375个卷号。这是古代藏族文献研究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他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研究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来说，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资料。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当推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他于1927年就发表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于道泉、王重民、向达诸先生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并作过报导。惜未形成研究性论文，故公诸于世的文献为数不多。对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实也是最近20年间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对巴黎国立图书馆藏P.2555号《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研究成果最丰。
　　该文献包括沙州敦煌郡佚名氏诗59首、甘州张掖郡马云奇诗13首，共计72首。[43]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时就注意到这一文献，将其全部录文后带回北京，进行了整理，指出其写成年代当在大历元年凉州陷蕃至建中二年敦煌沦陷之间。[44]但直到1977年才由舒学整理后于《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中发表。舒学进一步指出，此诗为唐德宗建中年间河西重镇张掖、敦煌相继陷于吐蕃后，被蕃军押往青海湖东侧监禁的两位唐俘所写的囚诗。高嵩根据诗歌内容，并亲赴青海湖东侧进行考察，然后对每首诗几乎都作了系年说明，撰成《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一书。随后，柴剑虹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如：
《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辨”》，《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84年；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补录》，《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伯2555号唐人写卷分析》，《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文中指出，这些诗中，仅有一首为马云奇所写，其余可能为“落蕃人毛押牙”的作品。台湾学者潘重规也有类似看法，并有更细致的论证。[45]与上述将诗集系年与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意见不同，着名敦煌学家陈国灿于近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佚名氏的59首诗当为910年金山国张承奉派往吐蕃的使者的作品。[46]这些诗按时间先后编排，记录了作者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其所记地区，当时都已为吐蕃所占，在唐五代史籍上基本上没有记载，故这些诗作便成了研究唐朝中期或唐末五代之交吐蕃历史与吐蕃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珍贵史料。
　　P.2555号卷背面窦昊撰《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也是研究唐代唐—蕃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也由王重民先生从巴黎抄归，惜一直未能发表。直到1982年才由邓小楠整理研究后以《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校释》为题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继其后，陈祚龙在《敦煌学散记》之《新校重订敦煌古抄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中对该文献也作了校录。[47]
　　敦煌文献中所见汉文吐蕃佛教典籍为数不少，其中尤以昙旷《大乘二十二问》、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的有关着作最引人注目。
　　S.2674《大乘二十二问》为长安西明寺僧人昙旷为回答吐蕃赞普关于佛法的垂询而撰写的。文中罗列有关大小乘教理、教义、教史方面的22个问题，诸如涅盘、三身、佛性、真如、十地菩萨、三乘异同、部派分裂之类，然后答之，是研究昙旷思想及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
P.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记录了8世纪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僧和印度僧侣在吐蕃赞普主持下于拉萨所进行的“顿”“悟”之争，对于研究汉地禅僧在藏族中的活动以及禅宗教法在西藏的传播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藏族高僧法成的着作在敦煌石窟中留存极多。其中有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20部；藏译汉者有《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象法灭尽之记》等五部；着述有《大乘四法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叹诸佛如来无染着德赞》等三部，另有法成讲，弟子谈迅、福慧、法镜、洪真、恒安、一真、明照、智慧山等人手录的《瑜伽师地论讲议录》等。这些对研究古代吐蕃乃至河西地区的佛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这些文献中，昙旷所着《大乘二十二问》写成于吐蕃攻陷河西之前，反映了汉地禅宗与吐蕃的早期接触；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则反映了禅宗在吐蕃的盛行；到法成时期，禅宗在吐蕃已几无影响，从其着作中反映出来的完全是惟识宗的思想。所以可以认为：昙旷、王锡、法成的着作，大致代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入、兴盛到衰亡三个阶段的历史。[48]
　　上面所说的这些佛教文献，对研究吐蕃历史，尤其是佛教史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如法国着名汉、藏学家戴密微以《顿悟大乘正理决》为据，结合其他文献撰成的《吐蕃僧诤记》一书曾名重一时；日本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对《大乘二十二问》、《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着作的研究，都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幸的是，这些文献已逐步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如王尧通过这些敦煌发现的汉藏吐蕃文献以阐述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49]杜斗成、陈海涛则以之为据论述了法成在河西汉藏佛教融合中的作用；[50]张广达、佟德富通过对《顿悟大乘正理决》的研究，探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播及其影响。[51]王邦维则通过对《大乘二十二问》最后一问的深入论述，以揭示昙旷对部派佛教的认识。[52]
　　除上述文献之外，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历史、文化、宗教关系甚为密切的尚有释门杂文、王锡致吐蕃赞普奏表、牒状、户籍、契约、写经题记、碑铭赞、变文等多方面的资料。
　　敦煌发现的为数丰富的这些藏汉文资料，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在这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王尧、陈践在致力于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同时，很注意利用这些文献来研究吐蕃王朝的历史及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撰成《吐蕃兵制考》、《敦煌吐蕃官号“节儿”考》、《吐蕃职官考信录》、《笼馆与笼官初探》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论文。杨铭近期出版的《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就是利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汉文文献撰写成的，对吐蕃统治河陇及西域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在此之前，他一直孜孜矻矻于敦煌吐蕃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先后发表过《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少数民族》、《试论吐蕃统治下汉人的地位》、《关于敦煌藏文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的研究》、《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吐蕃“十将”(Tshanbcu)制补证》、《吐蕃统治时期河陇政权机构设置考》、《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等文。《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可以说是对其以往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
　　此外，相关的论着还有很多，兹简列其要者
饶宗颐《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大学，1964年；
——《王锡〈顿悟大乘政理决〉序说并校记》，《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
陈祚龙《敦煌写本〈洪辨、悟真等告身〉校注》，《大陆杂志》第24卷1期，1962年；
——《关于敦煌陷蕃初期的僧尼“牌子历”》，《中国佛教》第36卷第6期，1982年；
苏莹辉《陈着〈敦煌写本洪辨、悟真等告身注〉校读记》，《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1962年；
——《论敦煌资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统》，《幼狮学志》第5卷1期，1966年；
——《从敦煌吴僧统碑和三卷敦煌写本记吴法成并非绪芝之子亦非洪辨和尚》，《大陆杂志》第48卷3期，1974年；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
——《突地考》，《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敦煌本乘恩帖考证》，《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
陈国灿《对未刊敦煌借契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
——《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陈庆英《从敦煌出土帐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兼及其时的税制和户口制度》，《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
——《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吐蕃时期沙州仓曹状上勾覆所牒研究》，载同上；
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
方广锠《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流行的偈颂帙号法》，《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
齐陈骏、郑炳林《河西都僧统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纪年》，《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
郑炳林《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等价物》，《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李正宇《吐蕃子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两残卷的发现、缀合与考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邓文宽《三篇敦煌邈真赞研究——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
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
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几个问题——八至九世纪吐蕃对瓜沙地区汉人的统治》，《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刘进宝《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
孙林《敦煌写本S.370(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陆离《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源流辨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文化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这些论着简括了敦煌遗书中的多种资料，其反映的敦煌吐蕃史事大多为正史所不载。通过细致而深入的排比、分析、研究，许多笼罩在古代吐蕃史，尤其是唐代敦煌吐蕃历史上的迷雾逐步得到或正在得到廓清。
　　在为数丰富的汉藏文吐蕃文献之外，敦煌现存的吐蕃文化遗产还有相当数量的石窟艺术品和一定数量的藏文题名[53]。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曾在敦煌大兴法事，广度僧尼，由来自吐蕃本土的高僧大德管理敦煌佛教并参与政事。在吐蕃统治敦煌的60余年间，莫高窟的开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很多，据统计，新开洞窟57个，补绘前代洞窟近20个，后代重绘约11个，即今天莫高窟所留吐蕃时期的洞窟近90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112、231、237、159、360、261等。[54]吐蕃时代的洞窟在制作上比较考究，线条潇酒流畅，色彩清雅明丽，构图严谨紧凑，富有生活气息，对晚唐、五代乃至宋、回鹘、西夏时代洞窟的修造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敦煌艺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55]
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在蒙古军进攻河西之前，成吉思汗就向西藏佛教界表示愿意皈依，西藏地方势力也派使者表示臣服之意。1244年阔端王与西藏萨迦宗教领袖班智达会晤于凉州，遂使藏传佛教密宗艺术渐次盛于河西，莫高窟第465窟的金刚乘藏密壁画即为其代表。此窟主室为正方形，覆斗顶，设中心圆坛。窟顶绘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四壁绘各种金刚，有表现男女双身合抱“双合像”，有表现以恶制恶的各种愤怒金刚等。各种形象都很生动细腻。用色变化多样，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不特在藏族密教艺术中堪称上品，即使在整个敦煌石窟艺术中也是难得的瑰宝，值得珍重。学界对其多有研究，如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杨雄《敦煌藏传密教艺术的珍贵遗存——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附榆林窟第四窟的内容与形式》》，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谢继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双身图像辨识》。至于该窟的时代，学界一般称之为元代洞窟，但同时又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该窟的开凿应在唐代中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如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金维诺《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谢继胜《莫高窟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等。
　　[1]汪泛舟《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史料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2期合刊；《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杨富学《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专辑2《海峡两岸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论文集》。
李聚宝《“舜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在敦煌》，《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
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李聚宝《允戎不是塞种》，《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余太山《允姓之戎考》，《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曹怀玉《商周秦汉时期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甘肃师大学报》1964年第3～4期合刊；陈可畏《乌孙、大月氏原居地及其迁徙考》，《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朱悦梅《张骞“凿空”前的敦煌诸族》，《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齐东方《敦煌文书及敦煌石窟题名中所见的吐谷浑余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周伟洲《嗢末考》，《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
高永久《萨毗考》，《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周伟洲《苏毗与女国》，《大陆杂志》第92卷第4期，1996年；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59～267页。
[10]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龙家及其相关问题》，《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所编印，1995年；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11]牛来颖《释“南山”》，《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黄盛璋《敦煌文书中的“南山”与仲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邵文实《敦煌遗书中的“南山”考》，《社科纵横》1992年第6期；杨铭《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
[12]郭锋《略论敦煌归义军时期仲云人物的族属诸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钱伯泉《仲云族始末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13]汤开建《解开“黄头回纥”与“草头鞑靼”之谜》，《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张久和《河西地区的达怛》，《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谭婵雪《〈君者者状〉辨析——河西达怛国的一份书状》，《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14]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杨富学《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专辑2《海峡两岸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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