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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近年中国明清与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城市虽然早在约一万年前就已出现，但今天最普遍的城市形式，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第一种在全世界成为普遍形式的城市。随着全球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这种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中心于一体的城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和重要．城市史(Urban History)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正是这样应运而生，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一 近年新兴的城市史学与传统史学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它已经远远超出史学范围，而成为涉及到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尤其是近年从人类学发展出的一个分支即都市人类学)以及经济学、生态学乃至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这种跨学科的挑战性产生了巨大的学术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事这一领域的学习与探索。第二。新的城市史学研究更加体现出社会史的色彩，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社会主体，把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塞思托姆(Stephan Thernstrom)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贫穷与进步：关于一个19世纪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被学界公认为是美国“新城市史学”诞生的标志，在研究对象上，该书首次把史学兴趣引向千百万无名大众，从研究方法上，对复杂的计量统计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尝试。80年代以来，欧美等国的城市史研究更是成果甚丰。美国印第安纳等五十多所大学开设了城市史课程，英国莱斯特大学也在1985年成立了城市史研究中心(Center for Urban History)。美国网上教程(Oncourse on-line course)中有专门的城市史课程设置。西方目前的城市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一是比较城市史学。通过探索城市的共同性来掌握城市发展规律，了解其兴衰原因，建立起科学的城市系统研究框架。二是应用城市史学。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方面，城市史学可以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出计献策。三是城市史学方法论。 我国有着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而且未曾中断的城市文化传统，如今又处于向城市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但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在70年代以前还是以国外学者的成果居多，其中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这不仅在70年代，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成果。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在《亚洲研究学刊》连载。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实际上毫无意义，要重新有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区域出发。他依照河流系统，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这样的划分不但打破了传统上以政治边界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而且深远。1977年，施坚雅又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77)一书，收录了欧美与日本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一些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成果。该书围绕中华帝国晚期(施氏所谓的帝国晚期指的是中国的明清时期，至1895年为止)城市的三个方面来论述。第一编“历史上的城市”，论述城市的建立与扩展，以及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诸种因素。第二编“空间的城市”，着重城市在各自的腹地和区域中扎根的过程，论述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关系。第三编“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论述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各部都有一篇由施坚雅撰写的单独的导言。在第一篇导言“中华帝国城市的发展”中，施氏再次将他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贯彻到对中国城市的具体研究之中，认为直至19世纪中叶，在中国从各大区各自发展出的独立城市体系之间，经济与行政事务关系还过于薄弱，不能把各部结合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城市体系，这也是把各区城市化分开来进行分析的充分理由。他认为地方制约、行政收缩以及中世纪嬗变形式是对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发展最具意义的三个问题。第二篇的导言名为“中国社会的城乡”，施氏在此文中把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与作为行政治所的城市加以区分，认为治所的正规行政属性，大部分是由它在相关经济中心地区域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发展出来的，非正规政治体系的规模与强度，与官僚政府的强度成逆变化关系——这是一种协变，它把“自然”经济区的结构，表现得至少与各省的排列一样清楚。施氏此文中提到的两个问题十分有趣，一是中国士大夫有多少城市成分；二是传统中国有没有独特的城市文化。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在一般人想象之外的。在第三编导言“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中，施氏尖锐地提出，对于这个问题，尚无几个学者作过详尽的微观研究，所以许多概括并无可靠的理论根据，多的则是哗众取宠的炒冷饭。施氏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城市生态问题、客居与城市社会问题以及城市社会如何管理的问题：“帝国晚期的城市在什么程度上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实体呢?提供过什么市政设施，又通过什么制度上的安排呢?官绅商人的政治权力又如何行使与调停?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城市毕竟是管理着的呢?”(中译本，第649页)他认为在这方面进行新的研究，是可以取得丰富报偿的．施氏的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中国国内兴起的城市史研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译本之后，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城市史研究论着中，都随处可见施氏的影子。二 我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史这一课题的探讨，始于80年代中期，研究重点与所获成果更多集中于近代史方面．这一研究虽然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但由于备受政府与学界重视，所以发展堪称迅速，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七五”期间，规划小组即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四个不同地区有代表性的重要城市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分别由这四个地区的史学研究者承担；“八五”期间又将近代区域城市群的发展及不同类型城市的比较研究列为规划课题，并且先后在成都、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举行过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仅在上海即曾举行过3次)。自1989年起，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编了《城市史研究》专刊，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发表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论文。足见学界对这一研究的重视。 关于我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如通史类，可举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为例，这是一部通论中国古代至近代城市发展史的着作，带有填补中国城市通史研究空白的意义，但限于体例和篇幅，对各个时代城市史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再如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可谓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题目是“传统城市的继承与演变”；第二篇论述开埠与近代城市的发展；第三篇讲近代工业、交通与城市发展。通观该书论述，最强调的是城市转型问题，认为近代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主要内容和形式就是城市类型的转换，并且将城市转型视为近代城市化的同义语。具体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则认为城市化的动因来自经济的发展，而这一经济发展包括商业和工业发展两方面，在西方是以工业化为主导，在中国是以商业化为主导，即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由于商业化无法独立发展，所以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下，中国城市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该书认为市镇化是城市化的特殊形式，这在世界上是个特例，是中国独立的城市化处在较低层次的原因，并详析“商业城市”与“城市商业”的区别。作者并且指出，中国城市化之所以特殊和复杂，就在于几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并存和相互转换。认为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必须从类型着手，进行分类研究。此外，还有虞和平《中国近代城市史》(三联书店，1995)，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曹洪涛、刘金声《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等，也都是探讨近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着作。 隗瀛涛书中用来具体说明转型问题的四个城市，是上海、天津、汉口与重庆。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中，一直也是以研究这四个城市的课题组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其中较早期的成果，有隗瀛涛主编的《重庆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和周勇主编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社会与经济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等，分别是研究重庆发展史的专着和专题论文集。其中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据称是建国以来第一批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的专着，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古代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近代重庆城市作为商业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城市人口与城市社会组织、城市基础设施与市政建设、城市行政管理、城市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新闻事业的兴起和发展、重庆的爱国民主思潮和运动等不同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该书对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城市的目的意义、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城市的分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研究方法上，则提出了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功能演变及其近代化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的研究模式，被学界的一些人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结构—功能学派”。 有关近代中国城市群的区域性研究成果，还有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是以近代化的发展为主线，对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东南沿海重要城市进行的对比研究。张仲礼主编的另一部《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则是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张仲礼此前还曾主编过《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等．对于各个城市的研究，有杨蒲林、皮明庥主编的《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武汉城市史专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和皮明庥等人着《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前者是探讨武汉城市各方面发展历史的论文结集。另有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和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谢本书等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围绕天津城市展开的研究，有罗澍伟着：《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姚克宏《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相关论文则多发表在《城市史研究》期刊上，如周俊旗：《清末华北城市文化的转型与城市成长》(13—14合辑，1997)，《民国时期新文化在华北城市的发展》(15—16辑，1998)，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13—14合辑，1997)，《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15—16辑，1998)等。 总之，近代城市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其已取得的成果，对促进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深入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它使近代史研究者得以从新的视角考察丰富多姿的中国近代历史，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同时也可为当下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城市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现实意义尤为显着。 选择这四个城市为重点，自然有它的道理，这四个城市的发展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经济发展乃至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也是政治史为主的近代史研究多年来的缺门．但是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发展，仍感到有些空缺需要弥补。 首先，这四个城市在中国历史上都没有成为首都(重庆也仅仅作为国民党时期的“陪都”存在过短暂时期)，亦即没有成为全国第一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如果按照时下学者非常热衷的类型区分，四城都应属于大体相同的“商业城市”一类。相比之下，对于作为传统行政中心的北京、南京等城市，虽然屡被作为一种类型提到，但系统深入的研究却薄弱得多，这种薄弱直接牵制到对近代全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刻把握。凡为国都，都居于最高行政地位，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它们与商业型城市并存并且互相影响，深入探讨它们的转型过程与特点，不仅会丰富目前对近代城市史的具体研究，在理论上也可能会有突破。 其次，多年以来，我国史学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将清史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分期，从事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者，无论从学科训练、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很少交流对话，这无疑为自清代中期甚至之前就已开始出现萌芽的城市化过程研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研究古代城市与近代城市的衔接与对比时，出现诸多断裂和空白，而作转型研究所最需要的，恰恰是要了解具体城市前后发展的一脉相承之迹．近代史学者近年一直将研究重点放在那些没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传统的新兴城市上，是否就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好妄加揣测了．而我认为，这是目前城市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三，虽然有些老一辈学者认为：“近几年我国城市史研究较热，但研究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全部照搬西方的研究模式，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城市史的理论与方法．……要逐渐把这个学科中国化，形成自己的看法。”(龚书铎语)但我却认为，对西方模式的引入和研究目前还远远不够。譬如美国学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运用计算机建立的电脑数据库来搜集、贮存、分类和分析历史资料，使史学变成一门更为精确的社会科学，城市史又是计量史学最有用武之地的一个领域。我国从清朝自近代，保存的档案资料浩如烟海，但借鉴和采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却远未受到学者的重视，将计量史学方法运用于此更鲜有人问津。再者，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目前国内各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研究还未充分展开，至少在历史学界，就很少有人会去注意都市人类学家对城市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至于国外社会史学界将目光更多投入到对普通下层民众生活之中的观念，直至如今仍被一些学者斥为琐碎而无意义的“吃喝拉撒睡”，表现出不屑一顾乃至抵触的态度。
　　三 明清时期的城市史研究，与对近代城市的研究相比更是明显薄弱，可以说迄今尚未形成气候。施坚雅的区域分析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更多限于经济史领域。近十余年来国内从经济史角度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市镇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包括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统计或估计，而尤以江南等地为最，便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区域史研究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这已成为我国经济史学界最热衷最前卫、而且硕果累累的领域，有关成果如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众出版社，1993)等，恕不一一列举。但施氏理论中有关城市(Ur- ban，或可称为都市)而非集镇的丰富内容，也许因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也涉及到政治、社会与文化，却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忽略。 不过，说受到忽略，是与近代城市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比较而言的。受大气候影响，这些年有关明清城市的研究，还是出了一些大部头的成果。其中较早的，可以以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为代表。该书长达五十余万言，分十章三十三节，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论述明代各类城市发展的概况和随之而来的市场的开拓、商业的繁荣、竞争的加剧、工商业管理的改进、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明中叶以后白银使用的普遍与钱庄会票的出现；二是分析了城市的阶级结构、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城市的特点与管理、城市发展的阻力以及城市所起的作用。 作者认为，明代城镇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太祖朱元璋建国直到成化、弘治之世可以算作是明代城镇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的城镇主要是作为全国乃至地方的统治中心而发挥着政治控制的功能，学者们一般称之为政治型城市。与这种明显政治型城市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军事型城镇，它们多处于边塞地区或者内地的军事要地。这种城镇中有些虽然不是地方政治中心，但是实际上就国家控制的角度而论，它们所起的作用则都是国家对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因此这些城镇的构成往往多有相近之处。这些城镇社会构成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国家控制机能，因此也就必然十分突出地表现出等级社会的特征。 与这种政治军事型城镇截然不同的是工商型城镇．明代的工商型城镇发展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它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是在明永乐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如北京附近的通州(今通县)，明永乐迁都北京之后，随着漕运的疏通，成为南粮北调的集散地，开始发展为漕河沿线的重要市镇．然而作为工商型城镇真正得到发展的时期还是在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北京作为都城消费的增长，通州不再仅是南粮北调的集散中心，而且成为了“百货汇集处”。除去通州这类沿运河而发展的城镇外，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市镇，这种市镇的兴起构成了明朝城市发展的特征。 明中后期的城镇，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网络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与原有的政治中心型城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化的自身特征：政治型城镇的工商化。这种工商化的城镇社会容纳了相当数量从农村流入的人口，但是却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城镇的政治中心特征，城镇的工商化为城镇自身服务成了一大特点，这就必然限制了城镇的工商化进程。由于城镇的类型不同，因此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必然不尽相同，而且这种情况也伴随着城镇自身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大量的寄生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城市劳动者人数越多，也就说明当时城市的消费化程度越高。 该书具有前辈学者论述全面、史料扎实的风格，在写法上许多方面也已超越了传统治史的套路，其中谈成分复杂的城镇阶级构成以及城乡矛盾的几个章节，我认为最有特色，因为这是近年来年轻一代的学者因恐陷入俗套而不愿谈论，其实却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另一部较为引人注目的着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刘风云所着《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该书特点是在原有史料上力图出新，希望能从城市空间的分布、结构及人文文化的视角，对明清两朝近六百年的城市历史进行全面的阐述与分析。作者认为“不同的居住空间必然会折射出各自文化的特点及其差异性”，从而试图系时间于空间，将城市空间的组合——城墙、壕堑、坊巷、官衙、民居、市廛、寺观、戏院、茶馆、会馆、园林等，从空间展开，空经时纬，时空融会，剖析其文化内涵。以人文为经、建筑为纬，是该书的又一特色。在“坊巷与社区”、“市廛与寺观”、“茶馆与会馆”等章节里，突出了人文文化对城市建筑的影响。比如茶馆、茶园成为市井文化传播的载体；会馆凝聚士人的文化情结；寺观则同市廛链接，庙市的形成则促使寺观、市廛、人文三者的融合等等。该书探讨的主题就是城市空间的两大载体：物质建筑与人文文化——物质建筑是文明的物化，人文文化是物质的神韵。由城、街、坊、巷组成的城市地域空间，形成不同等级的人文社区。不同的社区’凝聚着不同的社区人文文化。该书得出的结论是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走势，是政治性逐渐淡化，人文性逐渐浓厚。 刘凤云还着有《日本江户时代的城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一文，该文认为，作为都市居民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人，其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乃至权利和义务等，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及其都市文化的特质。17、18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前夜，处于都市发展时期的中日商人在地位与权益上表现出的差异，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都市的政治与经济，从中不难找到19世纪中叶两国在转型时期迥然相异的原因。 谈到清代城市，可以提到的是赵世瑜的《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这是湖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中的一部，该丛书的宗旨，是以每个朝代的首都和一些大城市为中心，描述城市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民俗等各方面的情况，由小见大，由近及远，借以达到了解当时社会前进、历史发展情况的目的。除赵世瑜的着作之外，还有《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城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等，被赞为关于中国历代城市社会生活研究的代表性着作。而赵着作为该丛书中独立的一部，对年鉴学派史学家的“总体历史”理论作了自己的探索与追求，这是该丛书中其他几部不具备的。在该书的自序中，作者即开宗明义地提到，他提供的并不是一部关于城市的政治史，尽管书中将涉及政治这一城市的重要属性，但是关于发生在城市中的政治变动、改革甚至革命、关于官僚机器中的尔虞我诈和制度的层叠架构等却不是作者关心的主要方面。该书也不是一部城市的沿革史，关于城市的规模、建置等等历史发展，他认为是历史地理学家的事情，尽管空间的尺度始终也是在书中需要用到的尺度之一。作者想要提供的，是一部城市社会生活史，一部由各种表面上看起来微不足道、琐细至极的生活层面组织起来的历史。 据该丛书要求，是要用比较通俗的写法，讲述比较学术性的内容。这种写法在几年前曾十分盛行，初衷是可以将趣味性与学术性二者兼顾。以达到扩大发行量的商业目的，但结果往往是左右不讨好，出现了一批在学术上轻描淡写、没有深度’同时也兴味索然的作品．当然，这里绝没有将赵世瑜的书归于此类之意，但正如作者自己也察觉到的，这种体例确实限制了此书本可以就某些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和发挥。诸如该书谈到清代城市中的众多人口，正是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的产物，谈到中国城市街区内部的变化以及在各不同阶层人之中形成的空间活动网络等，都一笔带过，未能深人剖析，作者称此书为“浅尝辄止”，虽系自谦，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关于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本文在下面谈到北京城市研究时还要详细讨论，此不复赘。以上几部关于明清城市史的着作作者都是历史学家，写的也是以文献为主的史学着作。刘凤云、赵世瑜二人的视角颇具新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即如赵着，毕竟是几年前的着作，在无论视角还是研究方法上尚未发生质的突破，看起来反而未达到韩着的厚度。除了体例与篇幅的限制之外，题目过大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地域辽阔，城市类型众多，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不同的面貌与性格，聚集的人物也各不相同，以一部二十、三十万字的着作，在高水平的个案研究尚不很多的基础上，很难面面俱到地概括完全，更遑论深入。由此亦可见，对于城市史的研究者来说，对各个不同类型的城市，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法各自进行细致入微的方方面面考察，也许是使研究水平真正提高的途径之一，而这却正是当今研究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四 具体到明清时期对各个城市的研究，总的看来以描述性、通俗性的作品为主，或介绍名胜古迹，或渲染当地风俗，旨在为旅游观光服务。还有些虽然为学术专着，但仍然采用传统地方史志的角度和写法，把地方历史作为通史的缩影处理，强调的是重大事件和政治、经济。就以对北京城市史的研究为例。近二十年来出版的通史类着作，有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李淑兰《北京史稿》(学苑出版社，1994)，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中国书店，1994—1997，共十卷)等。专题类则有孙健主编《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汤锦程《北京的会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沙之沅等《北京的少数民族》(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佟洵主编《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以及译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瑞典)奥斯伍尔德，北京燕山出版社]与翁立《北京的胡同》等。这类着作即使写的是发生于某个城市的重要事件，也很少会注意到这一事件所发生的特定的城市背景。虽然不乏上乘之作，但却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也就是说，北京史并不等于或者说不完全等同于北京城市史。 近年在北京古代城市史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应属历史地理领域，据称其宗旨是跟踪国际地理学研究动态，利用丰富的近现代档案资料、地形图与专题地图，尝试功能一区位分析方法和地理信息技术，研究城市内部功能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和城市景观、城市文化的时代特征和演化过程，分析千年故都的城市内部地域结构变迁与近代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并以此为21世纪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这方面的成果，从已发表的专着看，有尹钧科等人的《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同心出版社，2002)，此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由尹钧科主持，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韩光辉、毛希圣、罗保平、富丽等。该书作者认为，大量史料表明，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直到明清北京，其城市管理都是相当复杂的工程，呈现出由粗略到细微、由宽松到严密的演变规律，这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北京城市不断发展的反映。该书选择了城市管理中最重要的六个方面，即城市规划、市政建设、户籍人口与民政管理、工商税务管理、社会治安管理和教育文化管理，分时期进行具体阐述。虽然在史料上未作更多发掘，但城市管理毕竟是一个前人未曾系统研究过的重要领域，该书主要作者又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专家，所以确有奠基之功。该书第三章谈到，清代大量人口涌入京师，清政府对这些人口的控制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乾隆中期以前严禁流民占籍，乾隆中期以后则明显改变，导致移入北京外城的直省人口到清末已达30万人。人口的增长带来一系列问题，对此本书在第二、第三两章都有详细讨论，如因为水资源日趋紧缺而扩建西湖、多开水井；因柴薪资源枯竭而发展了相当规模的采煤业等，有些问题以往虽有过专门研究，但与清朝乾隆年间人口迁移的特定背景联系起来讨论城市的管理，却是单纯治史的学者较少注意的角度。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韩光辉已着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探讨了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和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及其演变特点与机制，以及人口迁移与人口控制措施、人口分布等人口地理问题，可视为《古代北京城市管理》的前期成果。韩光辉近年有关北京历史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还有《清代北京城市郊区行政界限探索》[《地理学报》54(2)]，该文系统考察了清代北京城市城属行政边界的大体走向，阐述清雍正中勘定京师城属外部行政边界的意义。与贾宏辉合作的《从粮食供应看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则从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王朝时期粮食供给措施、京师粮食供应与消费、京师乏粮后果与应急措施四个方面阐述了封建帝都北京粮食供给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关于北京的粮食供应问题，日本人田口宏二郎的《浅析明代北京的粮谷再分配机制》(载《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选择的论述角度也很有趣，他对明朝在京官僚、军士的薪饷支付状况加以考察，对漕运这种国家的财政行为在京师附近的米谷供应中占什么位置，从物质的“再分配”角度进行定位。该文认为由于漕米流人民间市场和军士购买商品米，使从来的官与民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这恐怕与明中期以后一定程度上普遍化了的军制的崩溃、匠籍制的崩溃等互为表里关系。 另外，尹钧科在发表《明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历史地理》第三辑)和《北京郊区村落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专着《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作者认为，城市与村落是人类建造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聚落，它们各自孕育了反差很大的文化，一个城市需要一定范围的郊区作为生存与发展的支撑力量和后备空间，一个城市的壮大也必然会对郊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强大的牵引力和推动力。城市与郊区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利用与互相适应的一体化关系。作者在谈到明清两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时，详细论证了其与北京城市之间的关系’如明代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城池，因需要大批木材、石料、沙土等而在京郊形成一批村落，如神木厂、皇木厂；清代皇帝屡次出巡’广建行宫和园林，使皇室生活的影响在北京郊区相关村落留下清晰印记；由于死人不能埋葬在城里而导致北京郊区涌现大量以“坟”为名的村落和守坟的坟户，并成为城与郊之间一个联系与交流的渠道等等．无论从研究的新颖视角还是从立论的扎实来看，都堪称一部力作。 与这一项目相关，田涛、郭成伟整理的《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1906—1910)》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也于几年前问世，该书收集了20世纪初清朝政府实行“新政”之后制定出的有关首都城市管理方面的一批法规，包括道路交通法规、医药卫生法规、饮食服务行业管理法规、市场管理法规、特种行业管理法规等共39种，这些法规均为国内外首次发现，明显地带有新旧嬗变时代的印迹。两位整理者并撰写《中国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新发现的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研究》一文附于篇首，对制定这批法规的有关机构及相关管理体制作了详细的考订和介绍。指出晚清政府在京师正式建立近代管理机构，是从仿照外国侵略者在华设置机构开始的。清末上至民政部，下至京师巡警总厅与各地巡警总厅形成独立完整的市政管理体制，最终完成了行政管理权与司法审判权及军事管制权的分离。而清末的社会改良，城市的发展变化较农村更为突出，城市内部的变化又集中体现在新职业的产生与新的秩序关系上，这些都为北京城市管理法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新的法学思想开始向中国输入，则是城市管理法规产生的必要条件。这批法规的特点，在于绝大部分属于在新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新出现的行业的管理，在制定过程中，则引进与改良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相应法规，这在中国的法规编纂上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突破。而从基本立法精神与立法意旨上说，更与传统的法律有本质不同，最突出的就是贯穿了对人格的尊重。 北京大学博士、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均与祝功武合作撰写《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的初步研究》一文，其主要论点是，在北京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经济地位成为空间分化过程的主导因子，导致社会空间出现了三方面的时代特征：(1)社会中上层倾向于居住在市政进步、活动便利的中心地带，贫民在房租地价的压力下被迫迁居边缘地带。(2)家庭规模与家庭经济条件正相关，户量由中心向边缘降低。(3)满汉畛域逐步化除，满族、回族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使馆区等西方事物成为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因素。王均还与孙冬虎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北京城市史的论文，计有《八年沦陷时期的北平城市规划及其实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 《民国时期北平市域的拓展计划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和《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影响》(与吴文涛合作，《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等。此外还可以提到的，如岳升阳着《北京城市结构演化及宣南文化的研究》，对典型地段结构变迁、近代文化特征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该论文被评为北大1999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奖。相关的论文还有章英华《明清以迄民国中国城市的扩张模式》(方志学研讨论文，台湾“中央图书馆”，1995)；与人口有关的，有袁熹《清末民初北京的外来人口探析》(《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冯晓英《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的演变及其特征》(《北京党史》1999年第1期)等。
　　五 下面具体谈谈有关城市生活史方面的研究，因为在目前涉及城市的文章中，这类题材是最大量的。在西方学术界看来，所谓城市生活史，有三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第一种是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城市生活史的比较研究，借以了解各类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道路与特点，研究城市生活的共性和个性。如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教授主持的《上海、香港、纽约城市史比较研究》，联合美国、香港和上海有关学者共同进行，分别在香港、纽约和上海召开过研讨会。第二种是不同时代不同城市生活的比较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地理学会组织编写的《三个城市的故事》(Tale of Three Cities)，分别研究三个标志性年份三个有代表性城市的特点和生活，即公元元年的埃及城市亚历山大(建于公元前330年)，公元1000年的西班牙城市科罗多瓦(Cordoba)，公元2000年的美国城市纽约，借以了解人类在两千年间城市生活的变迁。第三种是关于单个城市生活史的研究，这方面成果最多，既有对伦敦、巴黎、东京、纽约等世界大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也有对埃及、古罗马城市生活的研究。 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应以对上海、天津等近代生活变迁的研究成果较为多见，如吴圳义的《清末上海租界社会》，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苏智良等《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尚克强等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和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等，各从某一城市、某一侧面、某一时段研究了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前些年出版的《上海通史》中，在晚清、民国、当代部分，也各有一卷专述城市社会史，相当篇幅是关于社会生活的。这当然与国际汉学界对上海城市生活史的研究情有独钟有直接的关系，据有人统计，截至2002年，英语世界以上海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就有328篇，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与社会生活史有关。美国的魏斐德、裴宜理、高家龙、叶文心、韩起澜，德国的瓦格纳，法国的白吉尔、安克强，澳大利亚的伊愁可等许多国际着名汉学家，都有关于上海城市生活史的着作问世，涉及资本家、警察、士绅、商人、职员、工人、妓女、茶馆、书场、里弄等城市生活的许多群体、阶层和空间。 相比之下，对于北京明清与近代城市生活史的研究，虽然也不谓不热闹，但就成果来看，堪称学术佳作的并不太多。 自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甚至更早时开始，北京古籍出版社就致力于北京古籍丛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出版的明清迄至民国有关北京史的古籍点校本，迄今已不啻数十种。这些史料对于北京的名胜古迹、宫廷园囿、街道胡同、寺庙道观莫不备载。如谈风俗，在《北京风俗杂咏》、《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和《京都风俗志》之外，还有《北平风俗类征》这样将各种相关内容辑于一书的本子；谈集市会馆戏园，有《朝市丛载》；谈沿革，有详细考证了各处名胜沿革之迹的《燕都丛考》，等等。除此之外，一些资料汇编类的书籍也陆续出版，如《清实录中的北京史资料辑要》(紫禁城出版社，1990)，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等。这些资料的出版，无疑为研究北京史包括北京城市史的学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举凡涉及明清北京历史的着作，包括本文上面列举的诸种书籍，无不一再地、反复地征引。紧随其后，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北京旧闻丛书》，有文章赞其“集历史之大成，不仅过去没有，恐怕将来也难有出版物在其广泛、全面和权威方面出其右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套丛书具有里程碑的重要作用”。该出版社1999年又推出《老北京丛书》，囊括老北京的穿戴、出行、商市、吃喝、玩乐等专题。不过，对这些史料如果只停留在表面的叙述，不加以深入分析，不辅以其他有关文献，而只是将重点放在对“京味文化”的渲染上，一味地对此加以排比铺陈，在内容上或热衷于宫廷轶事，或关注文化名人，结果往往流于对掌故的流连，是不能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对待的。而目前有关北京史的着作，恰是这样的掌故占据着相当比重，如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上)(下)、《水流云在丛稿》，金受申的《老北京的生活》，翁偶虹的《北京话旧》，石继昌《春明旧事》和赵洛《京城偶记》等。从几年前由郗志群主编的《北京史百年论着资料索引(1900—1999)》(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中即可略见端倪。上述这些记录掌故的着作都属精品，作者所写多为亲身经历，京味醇正，文字优美，极富可读性，也当然地拥有一批读者。但毕竟资源有限，近几年有关京城掌故的作品，很多就像是被一次再次勾兑了水的白酒，越来越寡淡无味了。而由于乘承办奥运东风，热心此事者却尤见增多，如民间成立“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是为研究地方史志、地理和民族的学术团体。该学会与学苑出版社组织编写《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第一辑)，于2002年出版，共五种：《日下回眸》(胡玉远主编)，《喜庆堂会》(常人春、张卫东着)，《燕京八景》(高巍、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