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俗韵：明小说四大奇书.docx

元明俗韵：明小说四大奇书(二)，明代古典小说之天人通与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它源于宋元话本，带有浓厚的通俗文学特色。无论短篇“三言”、“二拍”，还是明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家、国、个人命运都与天命相连。老百姓常把天当成倚靠，当成必然，当成最公正的法官和最私密的倾诉对象。二三千年前的黍离之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到今天也常听到：“天哪！怎么这样惨！”，“我对天发誓！”，结婚典礼也是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这些人未必就真的把天当成有灵的人格神去烧香磕头，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积淀罢了。其实既或历史上，一些有文化的人早已不那么迷信。西周就有“绝地天通”的提法，春秋时“怪力乱神”就已成为“子不语”的物事了。所以对明四大奇书的小说也当作如是观。小说有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都于天人交构中展开。一，人物高度典型化的结果：人性通天性。一些英雄人物都是在长期口头流传中，经历了民间艺人的造神运动。象诸葛亮，原本只是躬耕陇亩的普通知识分子，可是一步步成了军师、宰相。祭风、借箭，气死周瑜、骂死王朗，一座空城吓得司马懿不知尚有头否，很早就有死诸葛吓退活仲达的故事，早就成了半人半仙的牛鼻子老道。至今尚有堆石成阵的遗迹；成都诸葛祠前游人如织，香火不断，做为神仙是绝无下岗之虞。清代三国专家毛宗岗赞道：“历稽载笈，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歧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亦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更不得了，原本是因抱打不平杀了人，飘泊在外，准备投军的无业游民，桃园三结义之后，屡立战功，义勇兼备，成为五虎上将之首。被杀之后，屡屡显灵，骂孙权，毙吕蒙，惊曹操，杀潘璋，玉泉山追命，皆非人间所能有之事。有故事说金圣叹批三国，阅到千里保皇嫂夜坐读春秋时，心意一动，怀疑能如此吗？刚一闪念，忽见半空关公显灵喝道：“老先生，笔下留情！”金圣叹马上批道：“亘古一人”。在人们心目中关公早已成了神仙。战争需要，他就是战神；做生意需要，他就是财神。眼下饭店、商铺、甚至浴池都有关老爷的供龛，四季瓜果供奉，不点蜡烛，以红灯泡代替。手提大刀，不知是不是专宰顾客之用。中国人擅于造星，嫦娥一号不算数，自古就造了紫薇星、文曲星，有神灵的二十八星宿，还有大救星等，这些都化作了神。近些年又造出各行明星：笑星、丑星、政治新星。姜昆参与了造星，相声打电话：“我是周润发！”，赵本山也参与了，小品一敲门“谁呀？”答曰：“刘德华！”。香港女星夏梦，照亮半面天，而今有几根“粉丝”？形散神不灭，对象变了，追星心理还在，总要找个满足个人心理欲望的符号嘛。关二爷何尝不也是人造出来的心灵寄托？关帝庙上联说他“赤面秉赤心”云云，以后京剧脸谱中红脸成了关公的代表符号，为正义的化身；而其对立面白脸的曹操则成为奸邪的代表。文论中通常反对人物的脸谱化，可三国人物高度典型化，好人绝对的好，没一点缺点，如诸葛亮、关羽，缺点也变成了优点。坏人绝对地坏，没一点人性，如曹操，好事也成了包藏祸心。人们为什么不责怪作品中脸谱化，反而津津乐道呢？一是小说的写作要求不仅要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还要求有生动真实的细节描写。这一点明代小说，特别四大奇书表现非常出色，绝无概念化、脸谱化的感觉。例如那位近乎神的诸葛亮，三国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中写道，诸葛亮三气周瑜，把周瑜气得箭疮复裂，死于途中，他却亲赴柴桑口吊丧，一篇祭文情辞恳切，七吊一哭一哀，令人荡气回肠。书中写道：“孔明祭毕，伏地大哭，泪如泉涌，哀恸不已。众将相谓曰：“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睦，今观其祭奠之情，人皆虚言也。”鲁速见孔明如此悲切，亦为感伤，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而。”看来孔明此行大获全功，化仇恨为谅解，其泪亦非伪饰，乃为抗曹失去友军主帅而痛惜，为抗曹联吴，置个人恩怨，危险于不顾，有识有胆，够情够义，在人格上又上升了一个台阶。神，神得真实，毫无脸谱化、概念化的虚假之感。再如派关公守华容道捉曹操一事，刘备不放心，孔明说：“亮夜观乾象，曹亦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 明知关羽将空手而归，而在他回来时，书中写道：“孔明正与玄德作贺，忽报云长至。孔明忙离坐席，执杯相迎曰：“且喜将军立此盖世之功，与普天下除大害。合宜远接庆贺！”云长默然。孔明曰：“将军莫非因吾等不曾远接，故而不乐？”回顾左右曰：“汝等缘何不先报？”云长曰：“关某特来请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华容道上来？”云长曰：“是从那里来，关某无能，因此被他走脱。”孔明曰：“拿得甚将士来？”云长曰：“皆不曾拿。”孔明曰：“此是云长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军令在此，不得不按军法。”遂斥武士推出斩之。”他也明知刘备不会斩关羽，故意卖个人情罢了。这套故弄玄虚，一连四问，步步紧逼的作法，也不过为狠狠教训、折服一番这个骄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家伙。如此传神之笔，写出这等活灵活现的个性人物、心态，哪里会有什么脸谱化、概念化。白脸的反面人物也是这样。三十回官渡之战曹操绝粮，一筹莫展。发友许攸来投，曹操已解衣就寝，来不及穿鞋，光着脚出帐迎接，“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可是当许攸问道：“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曹亦笑曰：“岂不闻军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只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这是官渡之战中最有趣的故事。大可领教这位白脸奸雄之奸诈本性。京剧中的白脸红脸只是奸忠理性认识符号，不是感性艺术形象本身，打动人的还是靠真实生动的感性形象。先告诉你谁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不设悬念，不甩包袱，而全靠挖掘艺术形象本身的深刻社会含意，来揭示人性本质，进入人的感性本体境界，打动读者的心灵，这就更见功力。可以说细节的真实是小说艺术的生命。稍加留意即可知道，这些经典小说里的人物，并不是平面的、单一的形象、性格，而是有血有肉包含人性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即内在矛盾性。并不是好人只有优点，坏人只有劣点。比如关羽，骄傲自大，不把孙、刘联合国策放在眼里，孙权派人提亲，他骂孙权儿子是狗崽子“虎女焉配犬子？”不屑与吴讲联合，导致身亡、失荆州。岂不想想他兄长刘备为孙刘联盟，冒死跑到东吴娶回了狗崽子的姑姑。再如华容道放跑了曹操，那是有关军国大业成败的天来大的历史罪过。而作者却用个人的所谓“义”字来定论此举。义个屁！简直是个人主义叛徒行为。为什么会如此？这就是春秋笔法，一字寓褒贬，为贤者“讳”。而对曹操呢？咱不论真实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单就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而论，曹操是做过一些好事的，聚义内讨董卓、冒险征乌桓，都是极大好事。而东征乌桓，碣石遗篇是何等壮举，作者仅用不足一页的篇幅，草草而过。颇有藏善之嫌。而于操兵败华容则不遗余墨，一再嘲弄。此为仇者“彰”耳。毛宗岗后来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不能制禄山，不如操之系乌桓于塞外；韩侂胄不能贬秦桧，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草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一个“似”否掉了所有“忠、顺、宽、义”等好字眼。而一个“奸”字定了乾坤。将所有好事贬作了恶行。剥去对人物人为的理性“褒”、“贬”，还其本来面貌，回归人的本性，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本性就是阴阳消长、灵肉交合，人兽递变、物我转化的过程。人化的过程，把西游记中一个没爹没妈没师父(不承认)的野猴子，变成了“齐天大圣”、“斗战胜佛”，成了正果。孙悟空的形象，是反异化、回归自然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与李逵鲁智深、宝玉黛玉晴雯同气，即与天同气；而与唐僧、宋江林冲、宝钗袭人异调，致于贾政夫妇王熙凤之流，已异化到人的界外去了，王夫人与凤姐都“吃”过人，人命在身；而贾政除了船上雪影里见宝玉和尚那一瞬间象个爹以外，其余时间与二王一样都异化为封建权势的板子、刀子了；而在金瓶梅中，金钱、权势却把人异化成为动物。比如西门庆，就象他给潘金莲讲那个故事一样，闫王发现把人错变成驴，急忙换张人皮让那人还阳，走得急了，别处都变成人的了，只是下边那物件没变过来，还是驴家伙。这正好应在西门庆自己身上，他祗少还有一多半动物性没“人化”过来，而被动物“物化”了过去。矛盾主导方面决定事物本质，在西门庆身上人与兽、灵与肉的矛盾，后者占主导。因此他兽性大于人性。就象猴群中的猴王将所有母猴都霸为己有一样，他也要淫遍天下美女。他身上有三大特点：一是不择手段巴结权贵抓权。送金银珠宝，送女人，拜人做干爹；二是不择手段坑人害人捞钱。拐骗李娇儿、孟玉楼、李瓶儿三富婆大量金银财宝，财色双收；吞没亲戚寄存财物。刨绝户坟，踹寡妇门，什么损事都干；倚仗权势贪脏枉法，收受贿赂；不法经商，官商勾结，私放高利贷，巧取豪夺，不上五年遂成暴富。不算万贯家财，光生意上就合银九万一千七百四十四两。而当时一个伙计月薪仅二两，买一个丫环仅四两、五两。西门庆的家财能买二万奴仆。三是不择手段奸占妇女。奸占潘金莲，杀死武大郎；勾引李瓶儿，气死花子虚：霸占宋惠莲，陷害其夫充军远离，迫使惠莲自缢、并残害死其老爹。家拥六名妻妾，还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妓女。私通贵妇。梳拢一个妓女李桂姐就花了五十两银子，外加四套衣服。穷奢极欲，淫欲无度。他原是个破落财主、商人，以钱铺路，集官、商、恶霸于一身。这一典型，充分暴露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金瓶梅五十七回，西门庆为助修永福寺捐款后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这就是商业社会金钱万能的典型心态。在这部暴露黑暗的市俗社会小说中，作者假宋代之名，深刻地揭露了明代商业社会雏型期新兴暴发户们的丑恶形象：人性的扭曲，理性的泯灭，道德的沧丧。人退化为物，成为拜物教狂。俄国作家果戈理说：“如果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时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见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这部奇书警示我们，这样的社会渣滓，是人类文明社会的蛀虫。是违背人类本性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老百姓的逻辑，不仅是愿望，也是规律，即天意。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意自我民意。西门庆死于王六儿、潘金莲胯下，是有必然性的。人们还不解恨，编出故事说他下辈子托生为痴呆，任人当面奸其妻女。人性通于天性，西门庆违背人伦，因而也是违背天性的，即违背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根本规律的。人类总是朝向不断摆脱动物性、努力把自已变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人性化、社会化的过程。恶人天必厌之，吉人天必相之。诸葛亮借东风，是“先天而天弗违”(易经下句同)；乘江上大雾草船借箭，是“后天而奉天时”。毛宗岗说他“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就清楚地表明，所谓天时无非就是可予见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在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上体现的“神”性，即上面易经所说“天人合一”，不过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即美的人性。这样人的超乎一般、不可捉磨，人神合一的性格、形象，就形成了人性、人格的至高境界。人类所追求的这种人生境界，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天地境界，亦即我们所说的人生的神韵境界，在小说中艺术神韵主要由人物形象体现的，在这里艺术的神韵境界与表现人生的神韵境界是直接统一在一起的。天人合一不仅表现人与外部大自然的统一，也还包括人与其内自然的统一。大脑功能在思维，是人与其它物的根本区别。体现人特征的脑，就既体现为人化了的“人”的一面，也代表自然-天的一面。古典小说中遇见什么想不到的幸事，就“以手加额曰：天助我也！”这里的天，是指命运、造化。而天字原本怎么讲？说文曰：天者，颠也。就是上额部。又谓：颠者，顶也。也是脑上部。“甲骨文”中以人的大脑袋表示“天”，所以人的脑袋是很重要、很神奇的。是直通天地、与造化的天是直接相关的。这是另一类的天人合一的表现。二，尖锐复杂社会矛盾发展情节：人事隐天机。前面所讲美与丑、善与恶、人与兽、灵与肉矛盾斗争是在个人内部展开的，是小说情节发展的根源和依据，那么这里是反过来讲小说中人物性格、形象，是如何在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展开的。四大奇书中，三国是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军伐派系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出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水浒传是表现官逼民反的民与官的斗争，造就出一百多位起义英雄人物；西游记是写人与妖的斗争，而神居二者之间，不少妖是从神那里来的，而在一定时候神又邦助人战胜或收回妖；金瓶梅是以揭露官府、豪商、恶霸的腐朽黑暗为主，除了武松和一两个稍好些的官以外，没什么正面人物，一面是贪官恶霸地痞，一面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普通百姓特别是妇女。只有人渣和无力反抗的被害者，没有英雄人物；只有暗无天日的社会，没有亮光与希望，希望都寄托在天惩与来世的循回报应。英雄人物都是经千锤百炼煅造出来的。小说情节就是矛盾产生、发展、结束的过程。孙悟空在五行山下经五百年劳其心性，老君炉里七七四十九日炼其筋骨，炼成铜头铁臂火眼金睛。师徒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公布成佛、成菩萨大团圆名单的时候，故事就结束了。所以吸引人的地方，在情节发展的过程，美在过程。而大团圆结局，只是为满足人们心理愿望挑选的一个时段，以便在人们听、看到高兴的时候快乐地走回家。这就是产生于说唱文学的小说常以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世界就停止了吗？当然不可能。水泊梁山英雄排座次之后还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等一些故事，金圣叹就取了七十回大团圆结局。可能也是懒得看象电视剧中宋江把屁股蹶得高高地等人踢的劣根性、丑态。不忍、不爱、不肯看被毒、上吊的败落结局的具体情节，感情不允许。只用卢俊义的一个梦塘塞一下算了，反正他也不怎么真心想造反。无怪金圣叹后来被清廷杀了，那么喜欢造反强盗？可见“大团圆”结局，是人们的感性选择，也是理性期待，“好人胜利了，坏蛋失败了”！“好人必有好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然希特勒们横行到现在，那世界还了得？所以同“脸谱化”一样，“大团圆”也是一种可被允许的理性选择么。老百姓喜欢看，看了高兴，有助于向善就够了，何必象什么学家似的太苛求？不是共识“老百姓是天”吗？那就听天的吧！因为天是客观规律。 情节就是矛盾发展过程，有开头、高潮、结尾。中国古典小说情节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开头予伏下结尾，整个故事情节是个划圆运动；二是前面提到的大团圆结局。三国头一句话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百多年争斗，费一百二十回、九十余万字笔墨，绕了大大的一圈，到最后结尾一段复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这就是古人认为的天地轮回的必然规律。不管你刘备多么能，(民间有评三国者问，三国中谁最能？或曰：关公。谓：哥三个没打过吕布。或曰：吕布最能。谓：吕布被曹操捉杀。曰：曹操最能。谓：赤壁为周郎大败，几乎被活捉。曰：周瑜最能。谓：周瑜被孔明活活气死。曰：孔明最能。谓：白帝城托孤，刘备一句悄悄话令他叩头流血。看来还是刘备最能。)，多么得人和；曹操多么奸，多么占天时；也不管孙权多么得地利，都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三国谁也没统一了中国。而被内部新生势力晋朝所统一。然而此由分到合的圆圈乃螺旋圈，己跨入了历史的新一格。时人认为万事由天定，半点不由人，在全书结尾的古风中说：“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水浒传中，开头就是洪太尉放跑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单八位魔君，最后自然要一个个被收回去，这也是天命注定，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的。小说中这种结局，恐怕和一些深受佛、道影响的知识分子吊古伤今的消极情绪的影响有关。三国书前所引明杨慎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此故作超脱语，把自己升华至是非、爱憎之上。如罗氏真把三国故事看作笑谈，何必费那么大劲把它集结成书呢？水浒传引首中，也用了类似一首词：“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及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这一定是集结成书时，把作者作为有别于那些说唱故事的下层艺人的俊逸儒流相标榜，以示自已及编写后的故事，无论在学问、见识、思想境界，比原来的说唱故事都高雅得多了。艺术性上是这样的，可是那种逃离现实的雅而不高的思想情调却是消极的。王渔洋们“神韵说”最可怕之处，就是背弃了人民群众那点来源于现实斗争的生气与力量。那种真正的通贯天地的中华民族之魂。那是水浒、三国、西游记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万不可当成酒后笑谈。我们现在一演再演，一讲再讲，就证明并没有“转头空”。一个沉溺于夕阳、浊酒中的民族是千劫不复的软弱、落后的人群。这是在提倡神韵说时最需警惕的危险。三，环境的展现与升华。环境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有硬件有软件，这两年市里为招商引资，大搞软环境建设。在第三产业服务窗口搞评比，群众不满意，评在后面的，政府就给你黄牌警告，或出红牌将一把手末位淘汰掉，市民们挺高兴，争相参与。这个软环境中最软也最根本的一层，就是良好社会习惯、风气、时尚。这属于精神环境的集中体现。社会环境有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精神环境属意识形态方面，李泽厚先生提出的“社会氛围”就是这种精神环境的综合与升华。它是由长期社会生活积淀而成。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大染缸的薰陶，看不见摸不着，好象天意如此似的。它自己不能单独产生与存在，就象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关系，无形资产是由有形资产衍生出来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它虽无形，却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作用。艺术作品所反映出的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氛围，正是作者长期社会生活积淀成的“天才”表现。是小说典型化的结果。环境的典型化，即将广泛、深刻的人生内容、社会生活，转化、凝聚、塑造为艺术审美形式，展现社会历史的本质特征。我国传统小说的环境总是在人物性格情节展开的过程中显现的，情节即生活过程。小说的美就来源于人的生活，杜威认为，艺术或美感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高度完善而已，席勒则将美说为生命的形式。小说中所凝聚着的生命的力量、时代的氛围，正是生活的积淀，社会的群体无意识。这就是小说神韵境界之来源，艺术生命力之所在。中国古典小说这种环境不脱离人物性格，不脱离生活情节的写作方法，正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环境是天，人物的性格及命运是由天决定的。天人合一，这天地之道，正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这种写法也与其产生背景直接相关，一章一回的说故事，如果象巴黎圣母院写教堂建筑那般繁细，听众早跑光了。我看了两遍，都把这部分跳过去了。如果当小说看，很少有人能挨页看完。除非他是搞建筑的。小说的环境描写本就是为表现人物性格、社会生活本质服务的。小说作为艺术品，应成为审美对象，而不是知识、理论教课书。它要诉诸人们思想感情、精神境界，使读者进入角色，爱憎感同身受，把自已变成里面的正面人物：“俺老孙来也！”是学令前后男孩的常用的自报名号。读过一篇或一本好小说，看过一场好戏剧，往往半天转不过神、回不到现实中来。虽不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可常是谢幕半天才想起鼓掌。忘记了自己，那么自己到哪里去了呢？到故事的环境中，故事的社会氛围中去了，忘记了现实的是非、你我。林黛玉死了，好象她自己或亲人死了。所以小说这种夺人心魄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或许正是作家所要达到的目的。西游记从开天辟地大环境入手，创造出一位由天地生成的正义力量的代表的孙悟空，在正与邪、人与妖的斗争中，展示正义力量的胜利，给人以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三国从由古至今历史大变革角度出发，塑造出忠奸一大批历史人物，在改朝换代的斗争中，热情讴歌了大智大勇大忠的英雄人物，贬斥了大奸大恶的邪恶势力。传播着一种民族天地正气。水浒传从五胡乱华大背景入手，借宋代治乱兴废，引出一百零八位英雄人物，歌颂了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伸张正义，为民请命。这是作者所要达到的现实功利目的。但是作为客观存在的艺术作品和作者审美追求，只能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民愿望、社会氛围、历史特征。不能代替后世读者的主观审美心理，故事本身的逻辑发展，甚至作者也很难完全左右(在关公、曹操形象中都存在这个问题)。三国与水浒传书前的引词，看去好似为全书大背景、大环境定调子，造气氛的，但却不是。而是超越历史时空、事件，反映出另一种非主流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小说三国演义，与其成书之前苏东坡赤壁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慨叹，和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历史感怀，也并无直接联系。它们与流传民间的三国故事及三国演义的思想境界并不相同。那种遁世的文人情怀，令人不敢恭维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消极意味不是导向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生命的、宇宙的力，而是在消解这种力。倒是近年三国电视连续剧片尾曲历史天空好些，同样是沧桑怀古，神韵悠悠，令人进入本体境界；然而“历史天空”的历历群星却指向“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反映出当今时代的社会氛围，它既是中华民族真正主流传统的，也是英雄后代真正现代的。李泽厚先生说：“意味层(实即神韵境界)的意味，那超越情欲形象和感知形式的人生意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种类或内容，便来自这种“天人合一”的感受，即其中包含有与宇宙普遍性形式的情感同构感应。正由于人生意味与这种天人同构相沟通交会，使艺术作品所传达出的命运感、使命感、历史感、人生境界感等等，具有了某种神秘的伟大力量。”(美学四讲311页)可见神韵境界来自人、天力的同构。离开了力，离开力的同构，所谓神韵说就失去了生成和存在的基础。运动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消解了力，宇宙包括人类世界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