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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墓志丛札（一）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中古墓志的出土进入又一个高峰期。整理和研究墓志，成为中古史研究开拓史料范围的重要方向。本文以新出北齐和绍隆墓志、北齐元华墓志及北魏染华三墓志为例，利用墓志文字所提供的新史料，解决或接近解决一些问题，借以展示北朝墓志的重要史料价值。
　　近颇读新出中古墓志，深感新史料之大有助益于读史。兹整理笔记，举北朝墓志中有关材料，以证北朝史相关问题，非敢谓确知新史料之价值，聊以示意云尔。一、和绍隆墓志与和士开族属
　　北齐和绍隆墓志，1975年9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张家村，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元华墓志，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墓志的出土情况及录文，详见考古简报。《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收有墓志拓片图版和录文。和绍隆本人不见于史，但据墓志所载其家世线索，可以考知其为北齐后期权臣和士开的叔父，而这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和士开的族属。
　　墓志叙和绍隆家世曰
　　君讳绍隆，字绍隆，清都临漳人也。源流冥浚，与九派而齐深；基构崇竦，等三峰而比秀。克昌世载，茂绪蝉联，门袭公侯，家传将相。高祖尚书令、定陵公，声高海内，名重群公，模楷前朝，栋梁往代。曾祖雍城镇将，祖燕州史君，并习兵书，俱传接要，气陵韩白，勇夺关张。父从事府君，学擅儒林，言成辩囿，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君即司空文贞公之季弟也。兄以清白播响，弟以雅素显名，花萼相承，传芳不绝。
　　依墓志的线索，可知和绍隆之父祖官位为
　　①高祖 尚书令、定陵公
　　②曾祖 雍城镇将
　　③祖父 燕州刺史
　　④父　从事史
　　⑤兄　司空、文贞公
　　“尚书令、定陵公”应当是道武帝时期的和跋。据《魏书》卷二八《和跋传》，“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国附臣”，世居犲山一带。从道武帝平后燕，“以功进为尚书，镇邺，……改封定陵公”，后被诛。墓志称“尚书令”，可能是夸大之辞，也可能是太武帝时期追赠。
　　“雍城镇将”，据《和跋传》，应是和跋少子归，太武帝时为雍城镇都大将。和跋死后，诸弟亡奔长安，“太祖怒，遂诛其家”，而和归幸免，可能是由于年幼。太武帝校猎犲山，致祭和跋之墓，其家族始获昭雪，和归从此被用。　　“燕州史君”，即燕州刺史，是和归之子和度。《和跋传》云：“子度，袭爵。尚书都官郎、昌平太守。”墓志不称昌平太守而称燕州刺史，当是援称死后赠官，以昌平太守而赠燕州刺史，情理可通。
　　从事府君，即从事史，指和度之子和延穆。《和跋传》：“度子延穆，司州部郡从事，早卒。”这和墓志“父从事府君……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完全相合，“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就是说死得太早。
　　“司空、文贞公”，指和延穆之子和安。《北史》卷九二《恩幸传·和士开传》：“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父安，……齐神武闻之，以为淳直，由是启除给事黄门侍郎，位仪州刺史。士开贵，赠司空公、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文贞公。”而《魏书》卷二八《和跋传》：“子安，子安，武定末，给事黄门侍郎。”以《魏书》体例，记事限断于东魏之末，和安在北齐的赠官情况并未记录。而《北史》和士开之父和安，与《魏书》和延穆之子和安，在东魏时历官相合，可知和延穆之子和安，即和士开之父和安，亦即和绍隆之兄“司空、文贞公”。
　　据以上推论，和绍隆的父祖世系为：高祖和跋，曾祖和归，祖和度，父和延穆，兄和安。
　　和安是和士开之父，史籍叙和士开家世止于其父，其族姓渊源付之阙如。通过以上揭示和绍隆墓志中和安、和绍隆两兄弟的父祖世系，关于和士开的家世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资料。
　　《北齐书》卷五○《恩幸传·和士开传》：“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其先西域商胡”一语，为后代学者所重视，有些学者遂以为和士开家族乃西域商胡。《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高思好传》，载高思好与并州诸贵书，指责北齐朝廷“遂使刀锯刑余，贵溢轩阶，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吕思勉先生认为“商胡丑类”是指和士开，说“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姓素和氏，思好是言，盖有所指”，说明他相信和士开为西域商胡之后的说法。万绳南先生所编《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西域商胡居洛阳者众多，北齐邺城的西胡即其子孙，“象和士开，其先即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周一良先生亦曾引用此条史料，以说明西域商胡在北朝落户的情况。
　　由于史籍在和士开“其先西域商胡”之外，还有一句“本姓素和氏”，因此存在着抵牾扞格的地方。《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部有素和氏，“后改为和氏”。与素和氏前后相邻的，是薄熙氏、乌丸氏和吐谷浑氏，皆乌桓与东部鲜卑。又《魏书》卷一○○《勿吉传》，附勿吉国旁有大国若干，其一即素和。这个素和未必便与和跋所从出的素和部同族，但是可以认为素和属于东胡系统，并非“西域商胡”。《元和姓纂》卷八“素和氏”条：“素和，鲜卑檀石槐之支裔。后魏有尚书素和跋，弟毗，右将军素和突。《后魏书》云，以本白部，故号素和，孝文改为和氏。”所引《后魏书》云云，姚薇元先生认为“当系《官氏志》注文，今本脱佚”。以上可知，素和氏为东胡支裔，并非西域商胡。这个内在矛盾是显然的。
　　和士开精于握槊，又善弹琵琶，无疑近于西胡的文化面貌，所以姚薇元先生感到了问题的复杂，“其为西域胡人，宜为可信。惟素和氏乃鲜卑素和国之归化人，……疑士开先世本素和国人，徙居西域，或本出西域，归魏后赐姓素和，亦未可知”。陈连庆先生直接把素和氏置于鲜卑慕容部之内，称“素和氏系与契丹邻近之鲜卑部落，当然不会成为西域商胡，如果是西域商胡亦不会本姓素和氏”。王仲荦先生也曾直接称和士开为“鲜卑人”。
　　所有这些纷歧理解，都源于《北史》卷九二和《北齐书》卷五○《恩幸·和士开传》“其先西域商胡”一语。《北齐书》此卷序赞俱备，钱大昕认为“系百药元本”。唐长孺先生所主持的中华标点本《北齐书》卷五○“校勘记”，则“疑此卷仍出自《高氏小史》之类史抄。……并非直录《北齐书》原文”，当近实。《北齐书》此卷原文是否有“其先西域商胡”语，已不可考。要之，前所依据和绍隆墓志，考定和士开家族世系，自和跋以下至和士开，世代明晰，既非西域商胡，亦不曾“徙居西域”。可见，《北史》此语，并非实录。
　　和士开为魏初拓跋集团中的素和部落后裔，素和部落属于东胡而非西胡，具见前考。素和部落的这一支，由于加入到拓跋鲜卑之中而进入中原，与仍居东北的素和部落有较大差别。和氏以代人南迁，着籍河南洛阳，迁都邺城以后，又改籍清都临漳。这是和氏本为代人的证据。可是，《北史》为什么会有“其先西域商胡”一语呢？很有可能，把和士开算作“西域商胡”的后裔，与北齐后期朝野人士对他的厌恶有关。由于和士开文化面貌很接近西域胡，胡化倾向明显，所以当时人说他是商胡后裔，既有可能出于误会，也有可能是故意贬斥。亦可见当时论人，文化面貌重于血缘世系，“进于夷狄则夷狄之”。二、元华墓志与江左文献的北传
　　元华是和绍隆之妻，元华墓志与其夫和绍隆墓志同于1975年9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张家村，志石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墓志的出土情况、墓志拓片图版及录文，同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县文管会《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收有图版和录文。元华墓志中两用江左文献近典，值得重视。兹节引其文于下
夫人讳华，河南洛阳人也。七世祖魏昭成皇帝；……夫人承风帝绪，挺质卿门，虽国曰虞宾，而家犹宋子。学求为戒，善且弗为，及百两有行，一礼无阙。故以樊英答拜，冀缺如宾，梦兆熊罴，庭罗芝玉。训逾捕豕，教比埋羊，邑里仰其英声，姬姜重其盛烈。
　　其中“国曰虞宾”、“庭罗芝玉”两句，分别取自江左文献，说明北朝后期南朝北传的文献中，不仅汉魏旧籍深受朝野重视，晋宋新着亦为北朝文士所熟知。
　　“国曰虞宾”一典，极有可能出自范晔《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赞语，原文作：“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虞宾，指尧子丹朱，陶渊明《命子诗》所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垂光”。魏晋南朝的文献中，每以“虞宾”指禅位之君及其后裔，范晔的赞语最为北朝熟知。《魏书》卷一二《孝静帝本纪》，孝静帝被高洋逼迫禅位，“乃下御座，步就东廓，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元华墓志以“虽国曰虞宾，而家犹宋子”，来描述元魏被高齐取代以后的元姓皇族，一定是受到了孝静帝逊位时口咏范晔赞语的影响。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在北朝受欢迎的程度。
　　“庭罗芝玉”，典出东晋谢安与谢玄的对话。《世说新语》言语篇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这一条又见《艺文类聚》卷八一“兰”字条引《语林》，文字小异。《世说新语》刘义庆原文及刘孝标注，有多条涉及裴启《语林》中载谢安事。《世说新语》谢玄答谢安语此条，本从《语林》中来。
　　据说，汉武帝时堆砌众宝以饰神堂，号为“玉树”。东晋时出现以玉树比喻不凡之人。《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庾亮出葬时，何充叹曰：“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前引谢玄答谢安语，以芝兰玉树为喻，遂成名对。《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僧辩欲遣弟世珍纳款于贞阳侯萧渊明，萧渊明答书，有“复以庭中玉树，掌内明珠，无累胸怀，志在匡救”云云。以“庭中玉树”指王僧辩之弟，这个用法显然是从谢玄语中化来。
　　元华墓志以“庭罗芝玉”喻元华教养儿女，这个用法，更是直接来自谢玄之语，就是从《语林》或《世说新语》而来。
　　南北朝分裂时期，江左文化最高，传统典籍既富，当代着作亦多，为西北、东北及北方各政权所艳羡。《北史》卷九三《沮渠蒙逊传》，蒙逊“又称藩于宋，并求书，宋文帝并给之。蒙逊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与之”。沮渠北凉所求于刘宋的，就包括了当代着作《搜神记》。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国和青藏高原上的河南国，都曾经求书于南朝。北魏求书于南朝的愿望更是无比强烈。《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后魏始都燕代，南掠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孝文帝向萧齐求书之事，又见《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北魏《李璧墓志》也提及孝文帝“规借完典，而齐主混迷”，王融启“宜借副书”云云。
　　虽然江左政权可能订立过国家藏书不得外借的制度，但是经各种途径北流的图书数量一定极大，北方朝野对江左文化状况，不仅关心，而且也相当了解。周一良先生指出魏收《魏书》袭用南朝史书，以证“北方亦流传南朝史籍”，举例甚多，此不赘。元华墓志熟练使用江左近典，实是一个例证。
　　北魏后期至北齐、北周之末，南朝文献流行于北方，并且成为北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染华墓志与冉闵史料
　　北魏染华墓志，1990年秋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城关镇杏元村东砖厂，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出土情况及墓志拓片的照片见发掘简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所编《洛阳新获墓志》、李献奇《北魏六方墓志考释》，也都收有染华墓志的拓片照片，并作了简短考证。
　　染华墓志叙父祖家世，提供了研究十六国时期的冉闵的新史料
　　君讳华，字进乐，魏郡内黄人也。其先帝喾之苗裔，周文王之少子冉季之后。高祖闵，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群臣依皇图，奏改族，因即氏焉。崩，谥曰平帝。曾祖叡，仕燕散骑常侍、海冥县侯。祖兴，圣世太武皇帝安远将军、殿中给事、蒲阴伯。崩，赠辅国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惠侯。父雅，孝文皇帝为辇曹给事，迁使持节、征虏将军、怀州刺史、北平侯，转武卫将军、北中将、光禄太府二卿。崩，赠平西将军、河州刺史，谥曰贞侯。
　　染华墓志称高祖为染闵，即十六国时代的冉闵。案《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及《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均作冉闵，而不作染闵。可是《元和姓纂》卷七琰部，冉、染两姓并收，其染氏条曰：“《石赵录》云，石季龙将染闵，魏郡内黄人，或作冉氏。”所谓《石赵录》，当即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据此，唐人所见崔鸿原书，实有作染闵者。《元和姓纂》多处提到冉闵，或作染，或作冉，或作梁，案梁当是染字之误。《宋本广韵》卷三上声第五十琰部染字条：“又姓，石勒时有染闵。”可见冉闵的确切姓氏，是作染，还是作冉，唐宋人已经难以明了，唐修《晋书》作冉，可能只是整齐体例的处理方法。
　　流传于日本的六朝文献中，也见有把冉闵写作染闵的例证。京都府东山区粟田口青莲院所藏《观世音应验记》写本，据研究抄写时代在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包含三种《观世音应验记》，即南朝刘宋傅亮所撰《光世音应验记》、南朝刘宋张演所撰《续光世音应验记》以及南朝萧齐陆杲所撰《系观世音应验记》。据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其中傅亮《光世音应验记》之第三条“邺西寺三胡道人”条，提到“石虎死后，冉闵杀虎”，其冉闵写作“染闵”。而同为平安时代末抄本的日本大阪府河内长野市天野山金刚寺藏《佚名诸菩萨感应抄》写本，是一部从佛教经典中抄出的汉文菩萨感应故事集，其中“观音菩萨”部分，亦有“邺西寺三胡道人”条，并且，也把冉闵写作染闵。可见，冉闵的姓氏，很可能本来应作染而不是冉。染华墓志是现存关于冉闵姓氏第一手资料中最早的，虽然未必可据以否定冉氏说，却给染氏说提供了强证。
　　墓志云：“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武帝，指石虎。案墓志所云冉闵在石虎初年封西华王，是不准确的。石虎即位之初，降号天王，亲王贬封为公，藩王降为县侯，冉闵没有封王的可能。据前揭《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冉闵于石勒时期封西华侯，石虎即位后封修武侯。墓志西华王当为西华侯之误。《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石虎时封冉闵为兰陵公，改兰陵郡为武兴郡，冉闵为武兴公，直到石鉴即位，“以石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武德王，墓志作武信王，德、信两字形近易讹，未知所是。
　　墓志又云：“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案据《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冉闵于东晋穆帝永和六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资治通鉴》卷九八，《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并以为冉闵称号皇帝而非天王，与墓志不同。墓志又称冉闵“谥曰平帝”，为史书所不载。案冉闵于永和八年四月被前燕慕容儁俘杀，随后被慕容儁谥为武悼天王，而邺城之破在八月。史籍没有冉闵的太子冉智继位的记载，但是在这三个月之中，冉魏可能而且应当给冉闵一个谥号。染华墓志中的“谥曰平帝”，很可能就是当时邺城的冉魏朝廷所为。
　　染华墓志又称：“曾祖叡，仕燕散骑常侍、海冥县侯。”《晋书》提到的冉闵诸子有智、胤、明、裕，不见染叡。据染华墓志，冉闵诸子在慕容燕还得到了善待。染氏似在太武帝时候灭北燕后归魏，定居平城。染华本人在孝文前期曾经“出身应召”以“蹔卫皇宫”，并“得为领表”，可能是较低级的内行武官。
　　染华墓志叙高祖以下及染华本人之死，皆书“崩”，这种情况，在其它北魏墓志中虽然也偶有同例，但毕竟较为罕见，可能是私家殡葬时僭越礼制的行为。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县文管会：《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文物出版社，1994年。和绍隆墓志图版见上册429页，录文见下册398-399页。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00页。
万绳南：《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300页。案万绳南先生所记录和整理的这一段话，与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音乐”章论北齐末年宫廷西域胡化之若干段落相近，唯不见举证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等文字，中华书局，1963年，121-123页。亦可见陈寅恪先生下笔之谨严。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见周先生所着《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75页。
林宝：《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1233-1234页。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78页。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79页。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73页。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599页。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一，商务印书馆，1958年，593页。
《北齐书》标点本，中华书局，1972年，695页。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图版见上册430页，录文见下册399-400页。《宋书》卷九三《隐逸传》。“历世垂光”，传世陶集皆作“历世重光”，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27页。
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45页。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390页。
《世说新语》轻诋篇“庾道季诧谢公”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844页。同书文学篇“裴郎作《语林》”条：“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亦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269页。裴启《语林》采集古今“言语应对之可称者”，遂成《世说新语》之前驱。《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小说家类收《语林》辑本二卷，马国翰序谓“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甚多”。
《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所载《甘泉赋》“翠玉树之青葱兮”句下，颜师古注曰：“玉树者，武帝所作，集众宝为之，用供神也，非谓自然生之。”《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载《两都赋》“珊瑚碧树，周阿而生”句下，李贤注引《汉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树，葺珊瑚为枝，以碧玉为叶。”
《南史》卷四二《萧子云传》，记“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南齐书》卷五九《羌传》，“使求军仪及伎杂书”；《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
李璧墓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五，图版232，科学出版社，1956年。李璧墓志录文，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18-119页。
牟发松：《王融〈上疏请给虏书〉考析》，《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84-385页。
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省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版见14页，录文及研究见200-201页
李献奇：《北魏六方墓志考释》，载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10-213页。
《太平御览》卷一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581页。
林宝：《元和姓纂》，1149-1150页。
《宋本广韵》，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本，1982年，314页。
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页。这条材料承叶炜先生提示，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