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彭福荣.pdf

17 清代改土归流是西南等地从因俗自治转向国家法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土司文化与中国土司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学术界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收稿日期：2022-10-12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边地土司国家认同研究”（20BMZ023）作者简介：彭福荣，男，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土司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向云峰，女，重庆酉阳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学生，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主持人语】改土归流是明清王朝一项历时长久的政治制度变革，更是清代在西南边疆从因俗而治转向依法而治、构建大一统中国的重大举措，历来是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新中国建立以来，学者们从改土归流的背景、目的、措施、进程、影响、地位等多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彭福荣、向云峰 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从民族政策、土司制度、区域与民族三个视野下的改土归流进行研究，并对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成就和展望等四个方面对学界关于清代改土归流的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认为此项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专题论著不多、学术观点主观片面和国内外学术对话不够等缺陷。我们认为，此文在清代改土归流学术史回顾方面是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有助于深化中国土司问题研究以及完善中国土司学的理论建构，有助于从国家治理体系能力与边疆内地发展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视角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龚荫先生 中国土司制度史 是中国土司制度史研究的力作，分为上中下三编，其中下编“各家土司纂要”，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所设置的土官 3 千余家 2 万余人，一一做了编纂与稽考。黄念、李士祥 中明代土司承袭校补以为依据 一文，对龚先生著作中所列明代土司承袭次序，尚有个别遗漏的地方进行了校补，一共校补土司 43 家，其中四川 14 家，云南 10 家，贵州 7 家，广西 5 家，湖北 5 家，湖南 2 家，补充土司承袭人员共 93 名，我们认为该文对龚先生的著作具有拾遗补阙的意义。（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陈季君）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彭福荣，向云峰（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摘要：学术界从民族政策供给、土司制度设计和区域与民族实践等视角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呈现出成果涌现、领域拓展、方法创新的发展趋势。专家学者从长时段、“整体史”角度，力争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统一，突出比较研究和现实关怀，进一步深化了清代改土归流研究。关键词：清代；改土归流；研究；展望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583（2023）-0017-08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Officers in Qing DynastyPENG Fu-rong,XIANG Yun-feng(School of Arts,Changjia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Academics studied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nic policy supply,Tusi system design and regional and ethnic practice,showing a trend of emerging achievements,expanding fields and innovating me-thods.Experts and schola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overall history,strive to integrate macro,intermediateperspective and micro,highlight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realistic concern,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officers in the Qing Dynasty.Qing Dynasty;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research;prospect第 25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遵义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Zunyi Normal UniversityVol.25,No.1Feb.2023 18 第 25 卷第 1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2 月化、国家民族政策与边疆民族事务治理、西南地区民族历史文化与区域发展，都难以忽略改土归流，迄今呈现出成果涌现、领域拓展、方法创新的趋势，但在范围拓展、资料深掘、范式创新、方法丰富等方面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1P78-84局限主要表现为较多研究渊源、较少研究方式和区域比较研究薄弱等。2P80+79因此，有必要回顾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学术史并展望趋势，深化中国土司制度与中国土司问题研究，完善中国土司学的理论建构，助力国家治理体系能力与边疆内地发展一体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民族政策视野下的清代改土归流研究清王朝实行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推动改土归流，渐次实现西南等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治理模式从土司自治转向流官法治，反映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治理的政策供给与制度设计，必然被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一）政策背景与原因角度的研究清王朝实行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随中央集权统治能力与王朝国家实力提升、西南等民族地区与内地紧密互动，以及近代国家转型与西南边疆危机，调整羁縻政策，发展土司制度，推动改土归流。较长时期专家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土司制度分治属性与国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冲突，但逐渐认可清代改土归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陈一石（1984）等从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角度，认为清代改土归流属于中央政府“偶然性”的应急措施。粟冠昌（1990）等认为“大一统”思想对清代改土归流具有决定性作用，使清王朝随中央集权统治能力与王朝国家实力提升，以及西南等民族地区与内地联系日趋紧密，推动改土归流。李恩军（1990）、王钟翰（1994）与王缨（1995）、余才忠（1996）等，指出清代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崩溃并导致改土归流，消解土司制度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冲突，显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忽略土司制度封闭分治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治理的冲突。二十一世纪学术界总体认为改土归流是国家固边防、御外辱和求统一的战略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林俊华（2002）、吴丽华与魏薇（2111）等强调国家推动改土归流，意在固边防、御外辱和求统一。方铁（2012）认为清代改土归流的缘由复杂，包含雍正君臣等关心边疆地区民生、希冀依法治保民众的企望。冯尔康（2015）认为清代改土归流是因土司制度与土司政治的落后，土汉民众不能容忍土司政治、国家力量强大并能瓦解土司势力。常建华（2015）批评简单套用社会进化、集权有力的研究思维模式，认为雍正改流属于新政改革，强调是国家权力、皇帝意志主动干预地方社会，而非地方社会自变，主张深入系统地把握清史，推进改土归流研究，具有指导价值。（二）政策目的与实质角度的研究学术界总体承认清王朝推动改土归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治理。徐铭（1982）、李世愉（1984）、吴永章（1987）等认为清王朝为实现“大一统”国家理想，以改流剥夺土司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夺取西南要地，获得更多利益，靖宁民族地区，深化“以汉化夷”。李治亭（2010）、张振兴（2015）等主张回到历史场域研究土司制度，认为清代改土归流是为了破解土司割据与统一行政，抵御列强侵掠与拱卫西南边疆，巩固“大一统”国家。方铁（2012）认为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就是要改革土司政治，使之适宜经济社会发展，但致土司制度延至清末民国时期，甚具启发性。（三）落实过程与事件角度的研究学术界宏观研究中国土司制度，整体观察改土归流的动议与决策、推行过程与善后措施，明确土司制度与统一国家存在冲突，土司与土民的矛盾不可调和，认为清代改土归流成败得失兼有。20 世纪最末二十年，王钟翰（1980）、李世愉（1984）、刘本军（1999、2001）等专家学者，研究改土归流的决策背景与目的动机、推行过程与善后措施，指出土司制度与统一国家、土司与土民存在冲突并引发改流，取得巩固封建统治、安稳边疆地区、开发西南地区等治理效果，成败得失兼有，3P72-78但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乱进而“完成”西南地区改流的观点未必妥帖。李世愉（1998、2000、2015、2018）从“大一统”国家视角，指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是清王朝的治策转变，与时机成熟、臣民呼吁及清世宗巩固国家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意愿有关。他认为滇黔等地的改土归流虽不彻底，但很有成效。他否定清王朝为防止西南地方势力策应漠西蒙古南下而推动改土参见李恩军：评清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满族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46-49 页。参见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3 期第 57-63 页。19 归流的观点，强调改土归流为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表明清代国家“进一步加强”治理和开发民族地区，尽管其中存在治理失误。吴永章（1987）、余宏模（1997）等研究鄂西、川西、贵州等地的改土归流，认为清王朝通过康雍以来的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确立和强化统一有序的政治体系，规定土司考成制度，促使土司被逐步“改流”，4P50-57但尖锐矛盾导致民众起义不绝。5P66-7421 世纪学术界继续宏观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微观研究改流相关的地域、人物和事件。宏观层面，马国君（2007、2011）、孙宏年（2013）等代表性学者，从国内权力互动、国际利益博弈角度，以及近代中国转型视野，探讨改土归流对维护国家统一、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影响。6P51-58他们认为清代“新辟苗疆”和改土归流加强了西南地区的国家统治，维护了边疆地区稳定，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增强了各民族对国家一体化、边疆内地化的认识，7P137-142巩固了我国西南与西北的内陆边防和国家统一。张鑫昌与李兴福（2008）、衣长春（2012、2015）、陈维新（2018）等，指出雍正皇帝君臣推动改土归流并积极善后，“首次将郡县制推行到了西南边疆”，解决了千百年悬而未决的国家统一问题，8P30-37促进了云南、贵州等地的稳定发展，加速了各民族多元一体为中华民族的历程。9P122-128岳瑞芝与陈跃（2016）强调清代改土归流打击了彝族土司势力，但因流官政治“未能深入”，改流不彻底。10P236-237（四）政策结果与影响角度的研究学术界总体肯定清王朝实行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认为改土归流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1P1-11除范同寿（1963）外，王钟翰（1980、1992）、张捷夫（1980、1984）、尤中（1993）、徐新建（2011）、李良品与李思睿（2015）、张传跃（2020）等专家学者总体肯定其积极性和进步性，指出清代改土归流改变了土司封闭分治局面，在西南各省确立了与全国一致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措施，促成了国家权力深入西南等民族地区，认为武装对抗与军事镇压是主办官僚和反动土司互动的结果，12 P73-80能为国家整合治理西南等边疆民族地区提供经验、个案和方向；13P173-188调整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移民开发和地主经济发展，但较少关注国家“镇压”问题。栾成斌（2013）以贵州改流为中心，比较明清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策，具有方法论意义。14P7-11李良品与袁娅琴（2020）肯定清王朝推动改土归流，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王朝国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观点。15 P27-33专家学者主张结合“新辟苗疆”，全面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客观评价善后举措，不支持单纯依据战争破坏而否定改流作用的观点，方法论价值突出。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是清代改土归流的重点区域，学术界颇有相关研究涉及。除江应樑（1963）认为云南等地武力改流造成人民死亡、生产破坏和民族关系恶化等外，侯绍庄（1980）、吴永章（1984）、龚荫（1986）、范同寿（1993）等专家，认为清代改土归流剿抚兼用，造成社会动荡、生命财产损耗和民族关系紧张，但认为其促使大部分土司“不复存在”，加强了国家统一、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发展求存的愿望。川边藏区改土归流，以及筹建西康行省等，抵御外来侵略，促进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但仍使民众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没能消除“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隔阂”等观点，或是过高要求。16P43-49+74冯尔康（1983）、王缨（1995）、刘本军（1998、1999、2001）等，分析鄂尔泰改土归流的思想，总体肯定鄂尔泰推动清代改土归流。另外，专家学者发现清代改土归流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开辟了通道。赵旭峰（2012）、赵玲（2015）等认为清代改土归流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影响多元民族文化汇融为中华文化。17P57-61二、土司制度视野下的改土归流研究清代改土归流问题较长时间遭遇冷落，但随 21世纪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渐成显学，相关参见李世愉：应正确解读雍正朝的改土归流，青海民族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5-11 页；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第 12-20 页。参见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 1980 年第 2 辑，中华书局，1980 年）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 第5 辑，中华书局，1984 年）。参见江应樑：略论云南土司制度，学术研究，1963 年第 5 期。彭福荣等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 第 25 卷第 1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2 月研究更加深入。（一）20 世纪 80 年代前改土归流被视为中国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的标志之一，清代改土归流是中国土司问题研究的重要对象。民国以降，专家学者研究清代改土归流的进展相对迟缓，但逐渐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立场。朱祖明（1933）研究中国土司制度，探讨土司族属，论及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刘敦安（1942）将土司经济纳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视野，提出从经济基础角度研究改土归流。凌纯声系统论述改土归流，佘贻泽（1944）提出改革土司制度的具体建议，都是研究清代土司改流的重要成果。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指导逐渐加强。吕振羽（1949、1950）指出中国的民族问题没被系统研究，认为“中华民族”抑或“中国民族”等术语源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意指中华大地上“诸民族”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家庭，未详细研究清代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除嘉弘（1956）认定改土归流是“反动制度”外，翦伯赞（1979、1980、1983）总体忽略土司制度，18P364但述及“清与 苗疆、大小金川的战争和改土归流”时。他认为清代改土归流废除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土司统治，实现了国家直接统治，改善了部分民族地区的落后闭塞状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辩证精神。范文澜将土司视为清代“地方官制”的类型之一，研究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涉及开辟苗疆、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及边地土司“内附外奔”等问题。19P515-538（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愈加深入地研究清代改土归流，总体客观评价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内在关系和历史意义。赵希鼎（1980）强调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尚不失为进步措施”，但有“野蛮征讨”的影响。龚荫（1983、1991、2002）发现清代西南地区经济结构变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认为土司统治残暴，破坏自身与土民、国家的均衡关系，与国家稳定民族地区统治和征收赋税形成冲突，促成对西南地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土归流。他强调民族政策角度的土司制度研究，将实证法和理论分析法结合起来，具有方法论价值。范同寿（1983）认为土司制度消极性影响到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必须通过改土归流强化国家统一，解放先进社会生产力，促进西南民族地区发展。李世愉（1984、1987、1998、2018）指出清代土司制度不适应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要求，推行过程与成功改流得失互见，其“过程-事件”的理论框架具有方法论价值。史继忠（1986）发现清代改流善后的措施被制度化，认为土司制度是改流前奏。20P1-11张捷夫（1991）认为清代土司制度更为完备，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政治统治、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相适应。翁家烈（1998）围绕土司制度社会容量大与适应性强的特征，提出不能静止而应动态研讨其兴衰规律的观点，具有方法论意义。与此不同，陈清权（1983）、陈业强（1984）、吴永章（1988）等认为土司制度具有诸侯割据制度的性质，非常“落后”与“腐败”，不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和开发南疆，必然因为阻碍民族地区先进生产力发展而被改革。21P66-69进入 21 世纪，清代改土归流研究得到深化。约翰E赫尔曼与田明新（2001）认为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意在根本消除土司地区、土司家族以及土司政权内部的暴力事件。张晓松（2005）等认为清代改土归流促使各少数民族融入统一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体系，但土司制度无法克服割据缺陷。马国君（2007、2019）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将革废土司本土再任或异地任职，以及新置土司等举措，视为清代土司制度的完善发展，视野较为开阔。成臻铭（2008）指出土司区变动和土司城变迁，反映了土司制度的兴废与改土归流的进程。杨庭硕（2011、2012、2016）强调土司制度是清代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至辛亥革命后才被“终结”，其观点具有参考价值。方铁（2011）认为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的改革、转换与转型，改流后的土司及其后裔仍能发挥作用。马大正（2011）认为土司制度研究应防止泛化倾向，具有方法论价值。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 分上、中、下三篇，较系统论及土司的起源、品衔、承袭、土地和改土归流等问题，分别刊载于 边政公论 1943年第 2 卷第 11、12 期合刊，1944 年第 3 卷第 1 期及第 2 期。参见嘉弘：试论明清封建皇朝的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四川大学学报，1956 年第 2 期第 59-75 页。参见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年。参见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21 岳小国（2018）认为清王朝革废土司并异地安插，但“罪罚”“防范”“监控”土司等反映认知矛盾。李良品等（2016、2020、2021）提出国体政体更替、土司义务解除和土司特权丧失，标志土司制度终结，但以“失去民心”而终究衰亡的观点或可商榷。因为改土归流总体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互动与利益博弈，土民或非有决定性作用。王航（2020）认为土司制度是地方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经历先被国家权力确认与总结、再经完善与发展并最终调整与废止的过程。三、区域与民族视角的改土归流研究（一）清代广西壮族地区改流研究专家学者研究壮族文化和广西历史，关注清代改土归流。钟诚（1979）在近代国家转型及国家危机背景下，强调清代土司统治残暴，与清王朝日益对立，必遭“以罪革职”改流，学术视野开阔，现实关怀强烈。谈琪（1984）认为清代广西改土归流随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而必然发生，标志着壮族社会的经济基础转为地主经济。覃树冠（1985）发现清王朝“灵活掌握”改土归流政策，选择性改流广西土司，表明国家“并不想过早埋葬”土司制度，观点具有启发性。玉时阶（1988）强调清代广西改土归流的意义，但遗留问题不少。粟冠昌（1989、1990、1991、2000）指出清代广西改土归流多发生在康雍及光宣时期，“大一统”思想具有决定作用。除谈琪（1995）外，李虎（2007）、康忠慧（2012）等指出清雍正时期的广西及壮族地区改土归流，为晚清抵御列强入侵奠定了基础。蓝武等（2011、2019、2020）以较为丰硕的论著，展示广西由全面“设土”到局部“改流”的历史变动。韦美兵与施铁靖（2017）、郭红与郭嘉（2020）认为清雍正年间“分而治之”的宜山改流，适应壮族社会发展，近代民国时期是广西土司改流的关键时段。另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及改土归流，显示清代广西土司政治与土司改流的复杂过程与深远影响。（二）清代云南民族地区改流研究清代土司制度及云南土司政治是学术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西南边疆治理和区域社会发展的重点之一，改土归流必然涉及。王文成（1993、1994）、廖国强（2019、2020）等认为清代改土归流与西南边疆危机有关，但从“外延式”转为“内涵式”，导致云南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具有土流并治的特征。尤中（1990）、潘先林与潘先银（1997）、段红云等（2005、2011）、赵心愚（2008）、何耀华（2016）、陆韧与林晓雁（2020）等，指出清代武定、禄劝、丽江等地土司改流是云南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的重大事件，破除了内地人口流向边远民族地区的阻碍，总体促成了国家治理一体化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主流。他们指出国家多改流悖逆国家、对抗中央或恃强割据的土司，委派流官治理民族地区，促成大量移民入滇屯垦；又因为奉行“剿抚兼用”的原则，加强国家统治，改变民族构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族际冲突、改流延宕等消极影响。另方国瑜与缪鸾和（1976）、龚荫（1985）、李文钢（2013）等总体肯定木氏等土司改土归流的积极性与进步性，指出存在简单否定改流、缺乏深度研究、理论视角创新不足等倾向，没有做到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三）清代贵州民族地区改流研究清代贵州通过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促使土司领地和“化外”苗疆被更加紧密地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侯绍庄（1980）、余宏模（1997）、温春来（2007、2008）、严奇岩（2008）等专家学者，认为贵州水西等土司改流与国家新辟贵州苗疆，主要源于国家治理强化、经济基础改变、阶级矛盾激化、权力利益互动、社会危机凸显等。他们指出废革“过犯”土司、土目等，是政治一体和解放生产力的需要，合乎历史潮流，顺应人心，推动贵州国家治理的一体化进程，历史进步与消极影响并存，宗族文书、碑刻、传说及历史文献或能为清代改土归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线索。（四）清代湖广地区改流研究湖广地区是我国土家族土司及明清王朝开辟苗疆的重要区域，是清代改土归流最彻底、最成功的区域之一，往往被区域历史与民族文化研究成果涉及。除彭官章（1982）外，伍新福（1986）、陈廷亮（1987）、吴永章（1987）、黄权生（2018）等专家学者，强调清代改土归流必然发生，探讨其中整合统一国家、加强地方治理、带动人口迁移、促成“内聚型”移民交融、推动经济开发等积极作用、历史局限及消极影响，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批评精神。段超（1998、2001、2004）指出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民族文化汇融、土家族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但盲目片面农垦及强制文化同化，打破土家族地区传统的经济文化体系，甚至引发生态灾难。岳小国（2015）等就湖广地区改土归流与“新辟苗疆”等问题，提出注重地方民众视角、“全域性”与“长时彭福荣等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2 第 25 卷第 1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2 月段”研究的范式，具有方法论意义。朱圣钟与吴宏岐（1999）、刘伦文（2004）、杨洪林（2008）、岳小国（2010）等，指出清代改土归流促成流官治理鄂西土司领地，认为习惯法与国家法相融共生、多元一体民族关系与汉族精耕细作等，促成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土家族文化萎退，强化正统文化认同共享及各民族互动，促使城市愈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中心的职能，观点和方法具有一定的镜鉴价值。成臻铭（2005、2009）、罗维庆（2008）、田敏（2011）、谢晓辉（2020）等，探讨湘西地区改土归流，认为土司政治成为国家治理一体化的文化阻隔，土司自治“必须绝对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部分土目群体就地转为“土籍士绅”，与“客籍士绅群体”共同加速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龚胜生（1993）、彭永庆（2007）、莫代山（2008、2016、2018）、瞿州莲与瞿宏州（2014）等，肯定清代改土归流客观促成汉民迁居垦殖、玉米传播推广及加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等，带来武陵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社会繁荣，但存在基于资源争夺的社会问题，也影响本土文学的兴起，改变社会文化状况。（五）清代四川民族地区改流研究四川民族地区毗邻云南、西藏与湖广等地，改土归流成为清王朝强化国家治理、巩固边防与应对侵略的战略举措，必然成为研究对象。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等文献整理成果与研究论著，关涉清代四川改土归流，具有较高的史料性与学术性。徐铭（1982、1987）、杨明洪（1997）、贾霄锋（2010）、马国君与李红香（2012）、葛天博（2017）、陈昱彤与彭陟焱（2020）等，指出川藏地区改土归流，将“土著精英”改造为“国家官员”并成为边疆治理传统，强化国家统一并促使国家权力延伸至边疆民族地区，实现流官整体取替土司的政治安排。他们发现清代川康地区“改土为屯”、移民实边、实行里甲制度等改流策略，肯定其应对西方列强入侵、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积极意义。朱昭华（2015）认为清末川边藏区改流与西藏分裂主义、清代边疆民族政策调整、帝国主义挑唆分裂等有关，主张必须结合国际国内背景进行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马菁林（2001、2004）研究清末康区改土归流，批评简单套用阶级分析方法，主张在国家危机场域中认识清代改土归流，具有方法论价值。另马天卓（2010）关注清代四川土家族苗族地区改土归流与郡县建置，认为地方治理模式改革触动原有民族文化，影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以及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视野较为宏阔。（六）清代甘青地区改流研究甘青地区土司总体忠顺并拱卫国家，不是清代改土归流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不多。马无忌（1947）、李安宅（1987）等调查民国时期甘南藏区的人文历史面貌，略及清代土司改流。李玉成（1987）、李建宁（1997）、高世荣（1999）、洲塔与乔高才让（2009）等，认为国家土司制度及地方土司政治体现“因俗而治”策略和“天下一统”思想相统一，“改土归流”导致民族地区的土流参治，政治环境复杂。（七）清代西南地区土司改流研究专家学者整体研究西南地区土司政治，成果涉及土司改流。罗友林（1987）、方慧（1994）、方铁（2012）、郎玉屏与朱汉民（2021）等，认为清代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有效整合稳定中国西南疆域，实现对民族地区和“生苗”地区的国家直接统治，深远影响西南地区的整体发展，促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共同开辟祖国疆域、培育民族精神，促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但存在民族压迫等问题。王文光与段丽波（2009）、李良品（2013）等研究清代改土归流与土兵制度、绿营兵制的关系，认为土兵制度总体不能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绿营兵是国家推进改土归流、控驭西南边疆的依靠和保障，标志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被纳入国家直接统治。龚荫（1993）等发现白银货币化与“摊丁入地”的税制改革，削弱土民对土司的人身依附，促使清王朝推动土司改流，体现国家治理的“南方道路”，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四、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成就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学术界关于清代改土归流的论著较为丰硕，22P13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方法和文献基础。（一）凸显清代改土归流的研究价值专家学者研究清代改土归流愈趋深入，则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愈凸显，把握各民族共同开辟祖国疆域、书写悠久历史、创造灿烂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事实，服务于诠释“各民族共创中华”理论。参见赵心愚，等：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巴蜀书社，2006 年 5 月第 1 版。23 专家学者观察清王朝民族政策供给与治理制度设计，以及地方实践效度，研究清代改土归流，把握统一多民族国家直接统治西南等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的历程、经验和规律，服务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专家学者研究清代改土归流，观察清王朝实行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以及推动改土归流，总结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纳入内地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服务于边疆内地一体化发展。专家学者研究清代改土归流，总结历史时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到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过程、经验、规律和教训，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外专家学者把握中国土司制度的发展完备过程，理解土司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土司文化遗产的生成累积，服务于民族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化利用与乡村振兴。（二）奠定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基础专家学者从国家民族政策、国家治理体系能力与地方政治制度改革，以及西南地区土司政治兴废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方面，研究清代改土归流的政治逻辑、历史进程、影响因素和经验教训，学术视野覆盖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地，以及壮、彝、纳西、土家、藏等众多民族，初步呈现清代改土归流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行性与权宜性、复杂性与起伏性特征。另外中国土司学与边疆学的深化研究，产出相关论著，支撑清代改土归流研究。（三）探索清代改土归流研究方法目前学术界主要从文献资料整理、宏观理论研究和个案田野调查等角度，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形成较为有效的研究范式：一是结合中心-边缘理论，探索国家-土司、中央政府-土司政权权力互动与利益博弈的研究路径；二是结合多种因素促成清代改土归流的事实，融通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探索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整体史”研究范式；三是按照结构-过程的理路，在国内国际权力互动与利益博弈视野下，探索改土归流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的路径。五、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展望清代改土归流研究业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在跨学科理论方法、系统综合研究和学术视野拓展方面，存在专题论著不多、学术观点偏颇和国内外学术对话不够等问题，必将引领专家学者有所作为。（一）产出长时段、“整体史”专题研究著述小威廉H休厄尔强调历史学研究不能固守学科藩篱，主张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从政策、制度与地方实践角度认识清代改土归流，具有启发性意义。专家学者应在国际全球化加快、国内国家转型背景下，深度融通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进一步加强清代土司制度与西南地区土司政治的系统研究，长时段、整体性观察清代改土归流的决策过程、影响因素、推进过程、善后措施、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把握和研究清代改土归流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行性与权宜性、复杂性与起伏性，产出长时段、“整体史”的成果，凸显历史时期的“中国之制”“中国之治”和“中国之智”。（二）强化宏观、中观与微观统一的改流研究清代改土归流牵涉云南、贵州、四川、湖广等地数十个民族千百家土司，是持续数百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历史过程，具备从国家-土司、中央政府-土司政权互动视角，宏观把握、中观研究和个案观察的前提、可能和必要。针对通史性与断代性研究、专题性与综合性研究、宏观性与微观性研究没有深度统一的问题，22 P13专家学者应继续从重系统、抓重点、强个案的维度，将宏观战略过程与理论总结、中观政策供给与制度完备、微观具体区域与重要个案统一起来，前承明代后期改土归流，后启民国时期残存土司，系统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建构完善中国土司学的理论体系。（三）加强结构-事件理论框架下的比较研究学术界愈加重视元明清王朝土司制度的地方实践，关注西南地区土司政治兴废，必然研究清代改土归流。专家学者受研究对象典型性和资料便捷性的影响，大多在结构-事件理论框架下，颇多研究清代单一民族、单一行政区划和断代历史视域的改土归流，偏重于研究势大力雄土司、影响突出土司的改流，系统性、整体性研究相对不足，特定区域、时期和民族的比较研究不够，未能充分呈现清代土司改流的渐进性、权宜性和差异性特征。因此，专家学者应正视上述问题，从长时段、“整体史”角度，在结构-事件框架下，比较研究历史时期、具体民族、地域范围参见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7-8 页。参见美小威廉休厄尔著，朱联璧、费滢译：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12 月第 1 版。彭福荣等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4 第 25 卷第 1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2 月的土司改流，把握清代乃至中国改土归流的渐进性、区域性、差异性特征，以具体个案与理论升华的方式，呈现中华民族利用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梳理整合西南等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治理及智慧。另外，专家学者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将中国土司制度与西南土司政治置于国际舞台与世界历史去观察和思考，加强与国外同行的理论对话，驳正关于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国整合建构的错误观点和偏颇理论。（四）强化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现实关怀清代改土归流是清王朝调整羁縻政策，改革地方政治制度，变革地方治理模式的重大事件与历史过程，蕴含中华民族解决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治理的政治智慧和制度文明，土司文化遗产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性参考镜鉴价值，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五个认同”的重要基础。因此，专家学者应结合今日世界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事实，深入研究清代改土归流，揭示清代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与治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与影响，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会贯通，将改土归流研究的论著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努力解决国家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阐释“各民族共创中华”理论，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考文献：1叶小琴.近六十年来嘉绒十八土司研究综述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2（4）.2刘虹.近三十年来清代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研究综述J.山西青年，2017（14）.3刘本军.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J.云南社会科学，1999（6）.4林建曾.清朝前期完善贵州省建置、开辟“苗疆”及其影响J.贵州民族研究，1992（2）.5余宏模.清代雍正时期对贵州苗疆的开辟J.贵州民族研究，1997（3）.6孙宏年.20 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土司与边疆治理浅析以川、滇、藏、青交界地区土司为中心J.文山学院学报，2013（1）.7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J.贵州民族研究，2012（3）.8衣长春.论雍正帝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政治实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2）.9衣长春.论雍正帝西南边疆治理方略J.社会科学战线，2015（4）.10岳瑞芝，陈跃.清代中央政府对彝族地区的治理探析J.学周刊（上旬），2016（7）.11马汝珩，赵云田.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简论J.清史研究，1991（2）.12范同寿.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J.贵州社会科学，1983（2）.13李楠，林友宏.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基于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经验的考察J.经济研究，2016（7）.14栾成斌.明清西南民族政策比较研究：以贵州改土归流为中心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3）.15李良品，袁娅琴.改土归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文献整理的价值、突破及创新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4）.16黄冕堂.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J.文史哲，1980（2）.17赵玲.清代改土归流后禁止土家族巫舞原因与效果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7）.18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