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乡土与自我提升——一位...迁中自我认同的深化历程考察_黄晓茜.pdf

118嵌入乡土与自我提升 一位乡村教师在社会变迁中自我认同的深化历程考察*黄晓茜摘要作为乡村社会特别是乡村教育场域中的能动主体，乡村教师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和社会转型的冲击时，其对于社会变迁中自我角色的理解定位与行动选择，是关涉他们能否“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关键之一。本文采用关键个案抽样和生活史追踪的方法，对一位优质乡村教师随着社会时空演进，从懵懂抉择到能动嵌入乡土社会的自我认同建构深化历程进行深入考察审思。研究发现，时空变迁是乡村教师自我认同建构的行动“幕布”，关键事件的时机阐释与累积效应是其自我认同建构的加速器，“重要他人”的作用关联是其自我认同建构的结构性资源，主体能动实践是其自我认同建构的核心驱力。关键词乡村教师;自我认同;社会变迁作者简介黄晓茜/宝鸡文理学院教育学院讲师，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部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员(宝鸡721013)一、问题提出在乡村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百余年现代化社会转型进程中，由于深受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的结构性变动影响，优秀乡村师资长期单向流失。为此，学者们从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获得感不足1、生存待遇和精神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2、对其职业身份和乡土文化认同度偏低3、职业坚守信念松动4、乡村教育情感淡薄5 等方面对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根源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诚如有研究者所言，“认同是联接宏伟的教育使命与日常教育教学生活的核心中介”6。当下部分乡村教师把在乡村从教当作向城市流动或重新择业的跳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在城乡社会变迁进程中自我认同度不高甚至*本文系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青年课题“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陕西地区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现状及质量提升研究”(项目编号:SGH22Q285)，202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新时代乡村教师教育情怀及其培育研究”(项目编号:BEA210117)，以及 2022 年田家炳基金会资助项目“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精准帮扶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2207-01-410)系列研究成果之一。119缺失密切相关。换言之，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结构变动的冲击，乡村教师对自我角色的理解定位与行动选择，与其能否“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着紧密关联。因此，选取扎根乡村教育的典型教师，考察其对自我作为乡村教育工作者这一角色身份认识不断深化的变迁历程，揭示个案教师在能动嵌入乡村社会、推动乡村教育发展过程中获得自身成长的历程，或可为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教师坚定投身乡村教育亦可实现自身发展提供积极示范。二、关键概念与研究设计(一)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是一个表示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尤其指向某一特定社会整体或局部结构以及其中要素进步、停滞或倒退等现象及过程的变化”7，受到制度、人口、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与牵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中的社会变迁具体指向“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的快速扩张过程中，乡村社会经历和发生的不同层面和程度的变迁”8。乡村大量青年人口以求学和打工就业的方式加入到城市化的运行轨道中，衍生了以“流动的村庄和空巢社会”9 为趋势的乡村社会变迁图景，并造成了乡村社会成员与农业生产活动及地域文化血脉关系脱嵌的境况。与此同时，乡村教育作为社会的重要子系统之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性的冲击。部分乡村教师面临心理层面上的失衡与自我的迷失，直接影响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乡村教育质量提升。质言之，对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诸多现实问题的理解反思，是无法脱离社会变迁的宏观“幕布”的。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改革开放前后至今的城乡社会变迁进程作为研究“幕布”，在城乡关系结构发展变迁的背景下深入考察乡村教师个体随社会变迁实现“留得住、教得好”的自我认同深化历程。(二)乡村教师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即“个体对 我是谁 的不断追问反思、接纳与确认并最终寻求自我实现的过程或结果”10，教师的自我认同通常“关涉到自我意义感、身份感和归属感的获得、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交往、社会性自我与日常的生活世界以及主体性发展”11。质言之，对个体自我认同的讨论需涉及其意识活动和与外部社会交往互动过程及结果的挖掘与审思。本文对乡村教师自我认同不断深化的历程加以考察，意在揭示乡村教师个体在乡村社会变迁和城乡关系演变中形成反思性理解自我的构建过程，即对“我是谁”(作为乡村教师的关键性特征)、“我在哪”(作为乡村教师的身份立场和价值视野)、“我在做什么”(作为乡村教师对当下行为的反思性理解)、“我将如何行动”(作为乡村教师对理想自我的实现方式)进行确认的过程。基于此，透视乡村教师个体在社会变迁中对专业发展追求、内在价值选择、角色期待承诺等经验的合理性辨识、反思性理解、能动性建构并最终指向个体意义感、身份感与归属感获得的过程。换言之，乡村教师的自我认同不仅包含其专120业发展中的主体性、反思性理解过程，更是在对自我身份确认的基础之上，指引和支配乡村教师的实践和行动，帮助其借助结构资源不断建构、形塑和完善自我的过程，最终指向扎根乡村教育、嵌入乡土的自我价值归属。(三)研究对象选取与生活史追踪本文以生活史追踪的方式，将个体放置在特定时空背景中进行考察分析，试图“整体性地呈现、描述、解释各要素、各结构的分布和互动关系”12，从而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透视乡村教师个体如何在植根乡村教育的长时态历程中实现自我认同的不断深化与自我提升。具体而言，研究采用关键个案抽样，选取 L 地区的 M 老师作为个案。M 老师是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筛选出的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之一，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普通乡村家庭，自 1990年中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中师”)毕业后从事乡村教育事业至今，其乡村教育工作历程横跨改革开放迈向纵深后我国城乡社会关系变迁进程的三十余年。这恰恰符合本文试图寻找的在社会转型变迁时期中亲历结构的制动性与使动性变化，深陷自我学历贬值、制度规约下的认同危机等时刻，仍然不断寻求纾解和调适自我的乡村教师群体的“缩影”。可以说，以 M 老师为代表的这一代中师生乡村教师坚守乡村教育场域，在特定时期肩负了中国乡村社会义务教育普及实践中不可替代的重任，为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综上，研究者于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对 M 老师进行三轮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同时选取部分与其自我认同建构深化历程具有重要关联的人员进行访谈资料的三角互证，从时空关系、生命事件、重大转折以及关键人物等层面对 M 老师乡村教育生命历程中的几次认同危机及其应对过程进行了田野资料收集与分层梳理。三、社会变迁中乡村教师自我认同建构的深化历程考察在我国现代化不断发展推进过程中，变迁的“触角”延伸到了我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经历现代化进程赋予的变迁之力的同时，乡村社会内部也在不断接受着结构转型带来的不适困境并进行自我调整。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亲历者，其自身的专业发展、对乡村社会的情感、对乡村教育的信念和对乡村少年的情怀信念等紧密牵连着乡村教育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乡村教师对自我角色的认识、对乡村教育的理解以及自身的发展定位及其结果，都深受社会结构变迁张力的影响。本文对 M 教师在社会变迁中自我认同建构深化历程的考察将从其由中师求学到成为乡村教师的懵懂抉择、乡村教育场域中的认可与规约下的逃离探寻、城乡张力冲击下的专业价值体认、城乡互构中引领乡村教育的自我认同深度确认四个阶段进行呈现。关键个案抽样即选择那些可以对事情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个案进行研究，目的是将从这些个案中获得的结果逻辑推论至其他个案。参见:陈向明 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44。121(一)从“上中师”到成为乡村教师:城乡落差下乡村少年职业身份的懵懂抉择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乡村囿于其自身局限，未能较快跟随上改革开放的加速发展节奏。当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乡村社会却依然在为解决温饱而土里刨食的农业生存样态中向前追赶。“城乡经济的发展及教育资源的差距真实地印刻在了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命运的大手把我们抛向哪里，就已经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有多大的可能性。”13 对当时的乡村少年而言，家庭基本生计的困难让他们自小便处于对如何能够避免父辈那样辛劳一生的命运的懵懂探寻之中，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家庭对自己能获得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过上有保障生活的期盼与渴望。“饥饿是一种让我们刻骨铭心的感情，没有窝头米面，主食是红薯和胡豆，配菜是撒点盐炒的红薯叶子。父母咬着牙供我们上学，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好好念书，不用再当农民。”(M-2021-11-05)在这样的生存境况下，国家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按籍分配到各县区任教政策的出台有效缓解了乡村师资的不足，也改变了诸多乡村家庭的生活条件和无数乡村少年的命运。数以万计的乡村少年凭借在乡镇名列前茅的成绩踏进中师的大门，这一选择背后多是出于为“解决一张饭票”的“懂事”考量。“国家给读中师的乡村学生非常可观的福利待遇，读书期间学校包吃、包住且免学杂费，还有额外的粮油供应与货币补助，毕业后分配到乡村的小学里教书，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当时被视为“铁饭碗”的教师岗位，可以解决城市户口、有干部编制”(M-2021-11-07)家庭功能主义取向与乡村社会结构性规范的叠加直接影响了乡村少年的升学和就业选择。他们用最好成绩去上中师，把上中师产生的最高“效益”回馈给身后的家庭，同时也把最好的生命时段和职业选择留给了乡村教育。“当时能在中师就读或者毕业的就是村里的 佼佼者。全县过万的考生，只有排在前 50 名的学生才有可能考上。但凡一个村里有考上中师的家庭，不仅亲人心花怒放，整个村子的人脸上都有光。”(M-2021-11-07)不难看出，正是基于家庭的经济困境和“跃农门”之路的目标导向，“上中师”不单单是一个乡村少年升学时的选择，而且代表着具有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能给家庭带来丰厚的生活保障，甚至成为“村里荣光”的“光环”行为。但不可置否，这些客观的“负载效益”也在事实上推动了一个懵懂个体的主体意识建立。乡村少年从“上中师”到成为乡村教师的身份抉择不仅仅是其内在精神层面对某个事件或结果的价值判断与承认，也是这一职业身份选择背后隐含的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解决生计等多重外部意义推动的结果。(二)从他者认可到自我怀疑:制度规约和中师学历贬值下的被动逃离与重新探寻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师生乡村教师在当时乡村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和学历地位随着国家对于中师办学政策以及乡村场域结构制度的演变发生122了重大转折。乡村教师个体对其专业价值、身份角色的认知理解也在外部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发生转变。尤其对于处在生存关注和探索期的初任乡村教师来说，对“教师是谁”的认识往往侧重于他者认同的身份规约与角色期待，组织成员的评价会对乡村教师对“自我”的理解产生极大的影响。毋庸讳言，乡村社会成员的认可对初涉乡村教育场域的教师个体的内在价值体认有着至关重要的累积效应。彼时的乡村教师“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扮演着文化精英的角色，活跃在乡村生活中”14，整个乡村社会对中师生乡村教师持有较高的认可度和敬重感。“经常上音乐课的时候，村里的老百姓原本种庄稼呢，就会寻着歌声，把脑袋从土墙开的窗子外面伸进来听。孩子们下课以后喜欢跟我玩，听我讲读一些书或是社会现象的认识。我的内心感觉很温暖。”(M-2021-11-07)身份价值的确认是基于个体自我评价和他者认可的融合之上的，并受到二者之间的交互影响。虽然生存条件清贫，但乡村社会、教师个体、学生、村民等各方要素均保持着良性的相互作用。此时的 M 老师能够较为清晰地体悟自我，在其角色的功能定位与价值期待中累积自我认同。来自乡村社会的认可让教师在职业初期建立了较好的认同根基，但在收获部分他者认可的同时，也会受到与学校管理者理念冲突、中师学历贬值等外部结构性因素对自我初步确立认同感的冲击。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大部分乡村教育管理者基本上仍凭借一种近乎“本能”的“经验式模仿”在工作，少有对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追求的关注与重视，管理工作时常陷入死板和教条的局面。M 老师极具创造性的语文授课方式，就在管理者单一片面的教案规范程度评判下被否定了。“我比较重视写作教学，希望通过写作激发娃娃们的思维灵感，每一学期写关于孩子们写作文教案得有半米多高的几个厚厚的本子。但是校长检查教案更注重表面流程规则上的东西，说我没有按照模板写纯属应付，以此判断我不适合带毕业班，成为后面合班时的边缘教师。”(M-2021-12-19)除了乡村学校场域中的制度规约，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直接影响着乡村教师的自我认同建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关于中师生入学和就业政策方面的吸引优势戛然不再，中师学校渐渐沦为那些考不上高中的学生退而求其次的选项，中师学历也开始呈现“自由落体式”贬值。身处不确定的情境以及诸多因素的交织会使个体对自我产生迷离的认知，知觉到的边缘化地位以及被排斥感会助推个体去探寻新的结构以弥补当下认同感的缺失。M 老师选择暂时离开乡村，跨越城乡界限飞向珠海经济特区进行自我认同体系的重新建构。“来到大城市，还是可以利用自己教语文的文字功底尽快掌握五笔打字、Windows98 办公等 技能，在杂志社做一些文字编辑工作，这样坐 一个月下来比在乡村当老师的工资高不少。但城市的生活节奏很快，大家都匆匆忙忙顾着自己的东西。当自己慢慢品悟生命的时候，内心反而会时常怀念乡村那片宁静的土地和孩子们。这种感受不间断地闪现，让我决定遵从内心，不管未来会面对什么困难，自己还是想要回乡继续干教育。”(M-2021-12-19)这123种物质满足下的精神迷茫，是个体在现代性寻求中遭遇了自我价值定位的冲突与偏差，亟需在自我监控与反思性理解中进行认同体系重塑。(三)从自反性叩问到专业价值体认:城乡张力冲击下的自我认同强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20 世纪末的乡村社会中，乡村教师面临着“在乡坚守”还是“向城流动”的彷徨抉择。如果说在乡村教育场域僵化制度规约和中师学历贬值下的“另寻他路”是 M 老师对自我身份定位的理性追问和初步探索，那么在自反性叩问“我适合成为什么样的我”以及乡村教学留恋情绪助推下的重归乡土，则是其对自我专业身份定位予以主动接纳和内在认同的过程。“回来第一堂课，看着一张张淳朴天真、渴求知识的脸，内心比起在大厦林立的现代都市时更为充实祥和。在与孩子们教学互动的时候，让我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喜悦踏实，这大概就是找到了自我价值使命的感觉吧!”(M-2022-01-06)事实上，现代性在许多层面上都可能会产生不确定性，尤其当个体的内在目标与实际进程出现节奏不匹配时，“危机”就会随之出现并威胁到自我认同感的建构。但不确定的情境又会激发个体寻找特定自我认识、获取本体安全感的深层心理动机，迸发出强大的认同力和忍耐力来帮助主体应对危机。在此之后，M 老师开始主动建构和强化其作为乡村教育工作者的自我认同，日渐从关注“教什么、如何教”的学科教学层面向体认专业价值和理想信念层面不断深化。“做老师的要面向每一个学生，关注他们在教育里的价值实现。文字知识习得只是帮助这些乡村孩子达成的目标之一，最核心的任务其实是让他们通过阅读、听说、写作可以清晰地表达自我并形成对世界的认识。尽可能用一些耳目一新的东西，让孩子们带着好奇与兴趣投入到语文学习中，给他们心里种下文学的幼苗。”(M-2022-01-07)与此同时，快速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和挑战愈演愈烈。当乡村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多的矛盾和冲突时，乡村教师也随之被动卷入到乡村社会边缘化与城市现代化的结构张力之中。对乡土认同感的淡化和在乡教书的价值信念削弱使其不再试图坚守在乡村教师的岗位上，部分乡村教师“教而优则逃”，乡村师资队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但“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是个体在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经由个别化而建构意义的过程”15。面对城乡张力的冲击与挤压，M 老师并未借助自己突出教学能力和教学业绩所积累的“资本”随波逐流地向城性流动，而是坚信“课程、教材等文本知识背后矗立着的是特定的文化符号、文化意义和文化诉求”16。“语文教材里面不是只有古诗和文言文，静态文本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我会组织孩子们改编扩充课文，设计成剧本做角色扮演，让他们身临其境般感受文本的活力和文化输出，实现思维创造和素养提升。”(M-2022-01-07)M 老师在知识教学与专业技能的基础之上实现了自我认同的能动提升以及对教育本质、乡土情感的主体性超越，成为了“教得好”且“留得住”的乡村教育守护者。(四)从“教师我”到“能动者”:城乡互构中引领乡村教育的自我认同深度确认诚如前述，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城市化运动对乡村社124会和乡村教育的冲击是剧烈的。幸运的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乡村发展问题的关注，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让社会各界对城乡关系有了新的思考，由过去城乡分割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互构的新型共生发展模式。然而，尽管近年来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得到了相关政策和物质体系等方面的保障，乡村优质师资和生源的流失情况依然存在。在此情况下，作为影响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主体之一的乡村教师亟需激发其内在的能动活力，在城乡要素融合互动和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的良好局势中持续推进其自我认同的建构和深化，为乡村教育前行展开能动的专业实践行动。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个体，自我的生命故事和行为选择势必镶嵌于既有的社会结构组织内部，并且与其他关系成员的生命轨迹相互作用和交叉影响。与同时期不断向城市流动的教师不同，M 老师逐渐从关注作为“教师我”的发展转向发挥自我作为乡村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乡村教师专业共同体中“重要他人”的能动作用。作为学校教学管理者和学科引领者，他注重对教师的业务培训，尝试将经过自身积累和筛选的专业认同体悟、教学方法理念、与学生互动经验等内容以教师共同体领导者的新角色传递出来。“我对老师的教案要求不在于形式是否规范，而是透过教案看到他们是照搬照抄教参还是结合学情、内容用心设计的。每周四晚上我带头雷打不动地业务学习交流，全员晒课，切磋展现，自主自觉地在共同体中寻求专业发展。”(M-2022-04-14)可以看出，M 老师对自我的认识是随着其身份角色和职业发展阶段的演进不断明晰和深化的，从原来的聚焦自我专业成长转向了带领乡村教师共同体以及办好乡村学校的使命目标。目前作为当地县域乡村教育的管理者，尽管 M 老师的专业日常不曾像之前那样与乡村社会完全重合，但其仍然以乡村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身份统筹解决县域乡村教师师资队伍培养与建设难题，发挥专业共同体对乡村教育进行有益探索的作用。总而言之，M 老师的角色演进不单是其自我专业成长的重要历经阶段，更是其在面对自我价值定位演变时对自我认同体系的反思更新与深度确认。四、影响乡村教师在社会变迁中自我认同深化的要素透视从上述历程考察中可见，乡村教师的自我认同受到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的影响。面对自我角色身份的变化、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及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建构时，个体一方面在外部意义的推动下接纳身份的设定，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自己内在所设想的 理想我 和社会期待，在结构性资源的助力下通过能动性与反思性做出富有创造生成的选择与行动”17。整体而言，时空变迁、关键事件的时机阐释与累积效应、“重要他人”的作用关联以及主体的能动实践，是关涉乡村教师在社会变迁中自我认同建构深化的核心要素。(一)时空变迁是乡村教师自我认同建构的行动“幕布”“个体的自我成长和专业发展历程嵌套在特定的时空里，在受到时空制约125的同时，也在承载变迁，被时间和其所经历的生命事件共同塑造。”18 一定程度上，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身处的社会时空背景和亲历的历史事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发展抉择。国家在特定时期以宏观社会结构组织者的角色对不同网络中的群体和个体进行的政策“干预”，成为数以万计乡村少年中师求学之路和乡村教师任教之路背后的宏大“幕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对农村社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沿海地区的乡村工业化和 2000 年以后骤然加快的城市化”19，这导致乡村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离乡进城，从而加剧了城乡社会发展节奏的失调。社会结构以其宏观的时空变迁之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尚处懵懂阶段的乡村教师个体与乡村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大部分乡村家庭出于对基础物质条件的保障做出了将子女求学与家庭经济相互勾连的选择，乡村少年被动与无奈地选择“懂事接纳”来改善家庭经济，从而注定了上中师、成为乡村教师的生命路途。经历了“被分配”到偏远乡村任教的诸多“不情愿与不理想”，像个案对象这样的乡村教师也渐渐开始觉醒，尝试如何探寻“理想自我”，并在变迁之中较好地应对了自我认同方面的危机与困境，形成了从能动自我的形塑到以自我认同体系的反思深化和将自身价值信念“辐射”至整个县域乡村教育的行动逻辑。(二)关键事件的时机阐释与累积效应是乡村教师自我认同建构的加速器“个体生命历程中遇到的时机转折和重大事件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受个体主观意志的控制，个体所产生的行为实践是否合乎逻辑、对自身产生正向影响取决于个体对时机的洞察与把握。”20 在 M 老师的生命历程中，诸多事件既有自我的懵懂抉择、家庭经济资本的无奈限制、乡村学校的外力促使等原因，更有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运动中的结构变迁等因素的推动。个体经历的多次角色转换与关键转折等就像“投影仪所发出的那束聚焦的光柱一样”21，在宏大的时代幕布与乡村社会的“土壤”中构建其自我认同体系。进而言之，初涉乡村教育场域的个体在尝试累积职业初期内在价值认同时，容易受到外部制度取向规约和内在怀疑等因素的销蚀，究竟是不断塑造建构专业认同还是“混日子”?面对撤点并校和优秀师资向城性流失的空心化乡村结构背景时，究竟是“顺应”大流向城流动还是带领参差不齐的教师队伍坚守屹立?这一时期中关键事件的发生和主体抉择成为影响个体自我认同累积和角色价值承诺的重要推力，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个体的反思性理解和自我价值追问，对其认同水平的提升形成了正向的激励累积效应。即关键事件的时机阐释与正向累积效应可以帮助乡村教师个体面临城乡社会结构变迁和职业定位的转变时能动地调整自我，在专业价值、身份与角色等方面主动辨识和建构生成，实现社会变迁进程中自我认同与生命意义的融合提升。(三)“重要他人”的作用关联是乡村教师自我认同建构的结构性资源“我们创造的生命故事会影响他人的故事，他人的生命故事会进一步改变更多人的生命故事，我们用不同的生命故事塑造了世界，也塑造了我们自126己。”22 个体的生命历程与人生轨迹镶嵌于社会发展变迁的情境关系之中，个体的自我认同是在与重要他人的作用和互动中不断进行的自我确认与确证的，“重要他人”的作用关联是个体自我认同建构的结构性资源。在乡村教师个体不同发展阶段中，“重要他人”在个体的自我认同建构和发展进程中起到催化作用，帮助个体完成身份角色转型。首先，父辈群体是影响乡村青少年职业选择、推动其自我成长与探寻的“重要他人”。历经贫苦饥饿的命运印记使他们本能地渴求子女能走上有体制保障的安稳之路，这间接促成了乡村教师群体逐渐获得对这份可以在当时较好支撑家庭生计、分担父辈生活压力的职业价值的内在认同。从业成为乡村教师之后，被乡村学生、家长乃至同伴教师等群体所认可，对其产生的动力和激励是其专业成长中的又一重要关联之力，这种出于教学情感的本能向专业身份认同的转化对个体的职业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如果说个体在“重要他人”的催化中，实现了自我认同的升华与超越，那么从需要“重要他人”到成为他人的“重要他人”，个体在自我认同确认与深化的基础之上，也为乡村教育场域中的教师、学生等群体的行动实践提供其作为“重要他人”的关键助力。(四)主体能动实践是乡村教师自我认同建构的核心驱力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乡村教师自我认同体系的构建历程中，主体的能动实践是起决定性影响的核心驱力。具有能动性的个体“可以通过自身选择和行动，利用其所拥有的机会尝试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23。对乡村教师而言，社会结构的变迁时机及成员之间的互动使个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外部结构因素的制约，被关联他人的行为影响，或是在自身性格特质、家庭等限制下做出不利于局面的抉择，但乡村教师“既不是简单的受制于社会路线的被动承受者，时空的影响力必须通过个体的选择决策才能渗透到其生命历程的框架中去”24。诸多危机与波折、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均可以通过个体的主观信念、能动的行为实践扭转和克服，并借以擘画和塑造出新的能动自我。可以说，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帮助个体建构自我认同体系的关键要素，M 老师的整个自我认同深化历程，是乡村教师面对诸多“不满意”“不顺心”“不情愿”时帮助他们走出精神危机的重要支撑。尤其是在乡村教师个体生命事件中蕴含的时空背景、相互关联的时机转折等关系脉络的多重要素之间表现出了相互强化或削弱效应等情况下，乡村教师的主体能动作用在社会结构变迁、应对不同历史时空事件的相互牵拉关系中作出理性的选择和行动，这足以体现其对乡村教师自我认同体系的建构和深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五、结束语“人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性建构是自我反思的结果，也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25 从一定意义上看，作为城乡关系变迁进程的亲历者，“乡村教师127除了落实践行国家和社会对其所赋予的角色义务，其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和对角色的领悟与反思，对于建构一个真正具有跨文化生存能力、有实践效能的乡村教师角色有很强的启迪意义”26。本文对 M 老师自我认同深化历程的挖掘与呈现力图映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教育工作者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寻求发展振兴的探索之路，这其中也蕴含着乡村教师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结构变迁进程之间相嵌互构的价值“再生产”。乡村教师自我认同体系的深化不单单是个体对“我想成为的理想我”的自我完善和超越性寻求，更包含了乡村教育乃至乡村社会对于乡村教师以其主体塑造和反思性建构实现其社会性“自我”能动提升的结构性需要。对 M 老师自我认同深化历程和影响要素的透视分析，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为当下乡村教师面对社会变迁时对自我角色的理解定位与在行动选择时遭遇的自我认同危机提供路径思考。一是乡村教师个体应更加自主和理性地反思与体认乡村教育的宏观发展和乡村学校具体微观教学实践的外在现实，激发自身奉献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和主体能动作用。二是相关部门需要真正帮助和引导乡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强化其内在的乡土情感并予以切实认可，从完善乡村教育体系和待遇制度等方面为乡村教师嵌入乡土提供外部支持与基础保障。最后需要澄明的是，“个案不可能 全息地 以至于毫无重要缺漏地成为真正合格的社会 缩影”27。作为一项质的研究，本文对于时代变迁中“人”的挖掘、个体与结构间的关系以及研究结果的推广性等方面，仍是一项未完待进的“事业”。参考文献:1 于慧 乡村名师专业发展获得感的样态与启示 基于自我觉察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2021(18):70-762 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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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ing in rural society with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time andspace It is found that the time-space change is a“backdrop”for rural teachers to build their self-identity;the timing interpretation and cumulative effect of key events function as an accelerator oftheir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while the“important others”act as a great structural resource;thesubjective active practice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rural teachers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Keywords:rural teachers;self-identity;social change(责任校对:董玥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