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根源-1.docx

新自由主义是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根源摘要：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浪潮。新自由主义倡导劳动力市场所谓的平等、自由，反对工会、集体谈判等。在其影响下，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 家大都经历了弱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过程，结果造成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关键词：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市场；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其背后的根源是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一、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2007年，世界银行在研究报告中显示，在20世纪最后10年，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在全球59个国家中，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国家有46个，占78。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总体在加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较大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了，北欧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美国的基尼系数在1985年为，1994年为，1997年为。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基尼系数只有，而到1999年，基尼系数则上升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发展中国家除东南亚外，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所扩大。 经济 转型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比其他国家大。转型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前基尼系数都相当小，但进入90年代后，基尼系数都上升，且上升幅度超过其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上升幅度达10个百分点以上，俄罗斯的基尼系数在19891998年间上升个百分点。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20世纪80、90年代，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共同特征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和保护削弱，市场机制在工资和就业的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削弱。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劳动力市场机构，如，工会、失业保险体系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等；立法，如，就业保护立法、最低工资法等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劳动力市场制度中，最低工资可提高工资分配中的最低收入水平，而且可抑制低收入人数，低收入工人受最低工资的影响最大，那些原来工资不到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者可直接增加工资。失业人口的增加是转型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工人很难承受失业造成的收入下降，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意味着陷入贫困，失业救济水平较低又加剧了失业人员贫困。而在中东欧，失业救济金的实行意味着就业的下降而不是实际工资的下降，尽管在中东欧转型后也出现大量失业，但社会安全网避免了收入不平等的快速扩大。这些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央集权的工资决定制度和充分就业制度(没有公开失业)被更加灵活的工资和就业制度所代替，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薄弱又使 企业 能更灵活地决定工资和雇用量，企业不仅能直接裁员和减少工资，还可缩短工作时间，拖欠工资或提供非正规工作，使工人的收入更加不稳定。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于20世纪80到90年代执行了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经济政策，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对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改革，如，降低最低工资、削弱谈判能力、降低就业保护、降低公共部门就业、降低政府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花费等，而在提高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同时，却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的其它功能，如，平等功能和社会凝聚力功能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结果在这些国家，就业变得更不正规，工资份额也发生下降，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别也增加了。因此，仅仅强调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功能，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首选政策工具，反而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三、新自由主义是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理论根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集中表现为清除国家干预政策。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体现为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调节失业率，其代表人物冯哈耶克认为，滞胀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工会(更加广泛地说是工人运动)的力量过大和具有破坏性。在他看来，工会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因为工会在工资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而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得不扩大福利开支。他认为这两种压力汇合在一起，压制了企业的利润，刺激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因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削弱工会力量，紧缩福利支出，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措施，劳动力市场可通过工资涨落和劳动力供求间的自发调节而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措施。新自由主义关于劳动力市场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是货币主义，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善的”市场。他们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和人力资本理论，说明“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是因为雇主和雇员都愿意签订长期合同，以节省交易费用，同时可提高雇员的人力资本，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由于存在长期雇佣合同，所以雇主和雇员不可能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随时调整雇佣合同。货币主义还引入“ 自然 失业率”的概念，并认为自然失业率有上升的趋势，原因是：就业人口中妇女和年轻人的比例增加及非全日制工作的增加；失业者所受社会保护的完善。总之，他们把失业的原因归结为劳动者对工作职位的挑剔和流动性。所以，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国家最好不要制定就业政策。在新自由主义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建议下，一些国家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减弱，工会的力量开始削弱。表现为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罢工次数急剧减少及工人工资的下降或停滞，使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加深了。正如法国学者苏珊乔治所述：“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结构性痼疾是，损害劳工优待资本，因而，将财富从社会底层转移到社会上层。粗略地说，从收入的尺度看，如果你属于社会上层20的人，你可能从新自由主义得到一些东西，你沿着这个阶梯爬得越高，你得到的就越多。相反，社会底层80的人将受到损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低，就会相应地失去越多。美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事实上，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20年来，所有的国家都看到了不平等的增长。”而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上，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拉美国家为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同时淘汰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部门、 企业 和劳动力，从而减少就业机会。 现代 服务业部门雇用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非正规的服务业部门则支付较低的工资，从而扩大了工资差距。这种工资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自由主义对转型国家(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体现在为这些国家的 经济 改革和体制转轨所设计的“休克疗法”，使转型国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休克疗法”的核心内容是企业的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企业不得不把包括工资在内的劳动报酬纳入成本，并对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如，要求根据市场的变化自主决定职工人数和工资高低。这就要求劳动力市场是高度灵活的市场，与之相配套的是改变过去充分就业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就业的灵活性和降低社会保障水平。这导致转型国家面临长期失业的困扰，长期失业如果与较低的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会导致贫困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新自由主义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强调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劳动力作为商品的自由定价，即工资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反对工会、集体谈判在工资决定及工作条件等方面的作用，认为政府应削弱劳动力市场制度，把企业从政府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企业成为自由的经济主体，并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雇用和解雇工人，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自行决定工人的工资。这样，不仅可使经济达到最优和最有效率，而且即使产生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是合理的，是人们自由、理性选择的结果。其实，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关系使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上，虽然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和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可根据劳动价格自由做出选择，市场交易的原则形式上是自由、平等的，但马克思早已充分证明劳动力市场实际存在着的不平等被 法律 上的平等掩盖了，同时也挡住了自由经济学家的眼睛。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来自劳动者和资本家力量的不对称。对于一贫如洗、不拥有生产手段的劳动者，其劳动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他必须不断地出卖仅有的劳动力以获得工资来维持其生存的基本需要，毫无选择余地。但那些拥有存款等财产的资本家，却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可以暂时脱离劳动力市场，这种差异使劳动力市场价格明显不利于劳动者。马克思还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处于被动、弱势地位，劳动实质上是资本的附属物，受资本的控制和摆布，处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地位。而劳动者的地位在人力资源丰富的 发展中国 家进一步被削弱，这就使劳动者在就业和工资形成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需要组织和制度对劳动者实行保护。所以，通过成立工会来制止工资的下降或促使工资增长，可部分纠正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把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看作自由、平等的交易，在于它把劳动力看作和机器一样的生产要素。其实，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其特殊性在于劳动力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所有者还是人，作为人，他们关心劳动报酬和福利，他们需要公正、安全、自由。所以，劳动力市场具有社会性和市场性两方面，劳动力市场也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必然产生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要求，劳动力市场制度不仅为劳动力市场的顺利运行提供信息和激励，而且要体现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关系，满足劳动力作为人的需要。所以，即使在奉行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国家，如美国，也存在长期职位及协商工资现象。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事实上，劳动力和货物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鼓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人已寥寥无几了”。“自由市场者鼓吹关于让工资保持弹性(也就是说，接受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应降低工资)的说教，但他们却对推进这样的改革无能为力，即使这些改革确实具有促进充分就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