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位置——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docx

文学的位置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纠缠得不再像是一个问题了，以致于我们无法产生对它进行正面界定的兴趣尽管它其实并未得到解决，但对它的正面界定却不可能带来多少 生产性。然而还有一个与此相关但却不得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的问题，却是可以拿出来探讨 的，这就是文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位置问题。本文可以算作我对于文学位置进行追问的第一篇文字。我认为，文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 中的位置，暗示着它在现代精神史中的位置，换言之，对于文学位置的追问，将把我们导向 对于现代人类精神史整体构架的追问。不言而喻，这样的追问是不可能仅仅由文学研究者来 完成的。但是至少，当文学研究者追问文学在现代精神史中的位置的时候，有可能带来的最 直接的效果便是文学领域的开放，我希望自己的追问能够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而假如这样 的追问能够引出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命题”，那将是我所期待的。在进行一系列追问的时候，我所使用的资源基本来自日本现代学术史。更严格地说，我的主 要资源来自1926年开始的昭和时代，来自那个时代里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在现代精神史中 的位置的思考。在此先要做一个简短的说明，那就是日本知识界和思想界对于上述问题的思 考是在“现代性”这样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的，这使得他们对于文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 以及在现代人类精神史中的定位问题的思考成为他们对现代性问题思考的有机组成部分。有 必要再做一个烦琐的说明，那就是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日语有三种易于混淆但又不易 清楚区分的称谓，一是“近代”，一是英语“modernity”的音译，还有一个是在有限定的情况下使用的“现代”。本文为了与原文协调，在下文中将使用“近代”一词指称我们今天 所习惯的“现代性”讨论“：近代”一词在日语语境中不仅反映着相当于中文“现代性”的 内容，而且也包含着“现代化”的内涵，这两个问题原本就不是分离存在的，日语使用“近 代”一词囊括两者，倒显示了以暧昧着称的日本人因暧昧而得其真味的长处。在昭和时代， 尤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化与现代性不再像明治时代那样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了 ，它第一次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而当日本的知识分子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时 候，他们所提供的，恰恰是一份能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精神资源。于是， 我面对着的是一个悖论性的立场，那就是承认日本这份精神资源的独特语境，同时在这一语 境中寻找那些同样属于我们乃至属于人类的基本问题。在一系列追问的开篇，我选择了丸山真男。我相信，作为把我们引入普遍与个别这样一个悖 论性情境的向导，丸山真男是最合适的人选。一关于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知甚少，这是因为 已经出版的他的论文集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年)仅仅收录 了他着述中非常有限的一个侧面，不可能展示丸山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丰富内涵。台湾已经出 版了丸山真男两部代表作的译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现 代 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这两部着作相对深入地反映了丸山真男思 考 的轨迹。再加上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这三部中译本可以为我们大致勾勒一个活跃于 日本昭和时代尤其是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思想史学者的轮廓。他在1936年以处女作论文政治 学中的国家概念开始了他作为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的生涯，在其后的60年中，他始终一贯 地以他的这篇论文中所暗示的基本准则，在密切结合日本政治制度批判和日本意识形态批判 的政治学研究中，探索人类思想乃至精神结构的基本问题。因而，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 究便具有了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方面具备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另 一方面又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而使思想上升为普遍原理的力量。丸山真男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欧洲(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性理论，他终其一生所致 力于完成的，是使这些西方资源在日本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具体而言， 他使用诸如“理性”“主体”等工具以对日本社会现实的症结进行批判，并试图寻找日本社 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天皇制为表象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所暗藏的基本问题。这使得他在解释 日本本土问题时不得不面对重重困境，就中最使他感到棘手的，是这种对于西方资源的使用 方式面对来自同样思维定势的双重误解：一方面，这种误解来自日本知识界根深蒂固的“以 日本独特性对抗西方”的图式，在这种对抗图式中，丸山真男被以“近代主义”和“反近代 主义”相对峙意义上的“近代主义者”加以定义；另一方面，丸山真男在国际思想史研究界 的声望又恰恰是由各种变了形的“西方中心主义”造成的，丸山真男最深切的理解者，比如 德川时代的宗教的作者罗伯特N贝拉，就是在将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普遍图 式的前提下，论及日本现代性的特殊性和丸山真男学说的普遍意义的。丸山真男学说自身，其实也面对着一个两难之境，这就是西方资源在东方进行意义转换的时 候如何真正切入本土语境的问题。与大多数日本“近代主义者”不同的是，丸山真男并没有因为他使用西方的工具而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西方语境里甚至简单地在日本的现象上贴标签 ，他是少数能够成功地利用西方资源在日本建立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之一。然而，他仍然不 能回避这种方式的弊端，那就是，当他使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资源的时候，日本并不 具备使这些资源得以直接发散能量的土壤，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从上层到民众都过于急切 地吸收来自西方现代化的成果从而使得日本的近代变得“早熟”。于是，丸山真男所进行的 日本思想传统的建构工作，便先天不足地缺少真正的理解者，同时在早熟的日本现代性语境 里，又不能不以“近代主义”的表象切近本土的精神结构问题。丸山真男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出版于1952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该书由一系列独立成 篇的论文组成，所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江户时代在儒学乃至国学的思维结构中，随着历史的推 移，近代意识如何突破了前近代的框架而“从内部”成熟起来。丸山强调，他所寻找的问题 ，不是分散的片断的“近代性”，而是在思想系统之中前后相续的近代意识的成长。为此， 他不仅舍弃了虽然具有近代意识但在思想系列中不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对象，如新井白石和 三浦梅园，而且不去涉及在日本近代形成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的兰学者。丸山真男的论述 对象被严格限定在“儒教的自我分解”的层面，他的视线从日本朱子学到徂徕学再到本居宣长的国学，试图在这些通常被视为两极对立的思想家中寻找逐渐成长、变形但又具有内在联 系的近代思想因素。不言而喻，强调在尚未开国的江户时代这样的思想因素的“内发性”并 不困难，而这也正是丸山真男所期望的。然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也正在这里。当他论述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已经存在由内部产生的近 代思维时，他衡量“近代”的标准仍然来自西方。换言之，丸山的“近代观”是欧洲式的。 比如，他强调近代精神的重要特质之一是“合理主义”，并由此而论证以“非合理主义”而 对抗朱子学“穷理”的徂徕学与国学在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中的位置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哲学 史中的邓斯司各脱等弗兰西斯教团哲学家和奥卡姆等唯名论者相对于全盛时期烦琐哲学的 位置；而他所论述的从徂徕学到国学所完成的从“自然”到“作为”的转换，显然脱胎于西 欧哲学史中对于近代主体性的认识。但是，丸山真男在使用这些价值观念衡量日本“内发” 的近代思维的时候，他论述的重点却在于指出日本近代思维与欧洲近代思维的不同之处，正 如他自己所言：他反对把日本的儒教思想视为封建意识形态，而把兰学和与其相关的自然科 学思想视为日本的近代思想的做法，因而日本思想近代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以反抗封建 权力的形态呈现的，而恰恰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意识通过自我分解的方式演进而来的。荻生 徂徕、本居宣长，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完成的，不是对于封建政治的摧毁，而是对于它的内在 性改造，丸山真男认为，恰恰是这种改造，才是日本思想近代化的核心。换言之，日本思想 的近代化，不是通过诸如兰学者们的努力引进外来思想实现的，而是通过朱子学的解体和来自儒学者自身的对于儒教的重新阐释而形成的。这部着作以及它相关的另一部着作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的诸论文在战后日本引起了 强烈反响，使得丸山真男成为日本思想界创立新的思考范式的精神领袖。详述丸山真男这部着作的具体观点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关心的问题是，当年轻的丸山真男刚刚开始他的日 本政治思想史学者生涯的时候，他为何要以此种方式讨论日本的近代问题?就是说，他为什 么要使用欧洲的近代观念讨论日本的近代思想，同时又强调日本近代思想的特殊性?而这样 一种方式又何以能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仅仅以丸山真男的知识结构来解释这个问题是不充分的。在这部着作中，他所进行的对于日 本思想特殊性的阐释其实与20余年之后他开始论述日本文化的“古层”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 。也就是说，丸山真男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解释日本式近代思维的 深层结构，特别是天皇制所由产生的精神风土。事实上，经过60年代漫长的准备期(在此期 间，他在大学讲台上持续讲解的是日本文化的“原型”问题)，当70年代之后他开始讨论日 本文化的古层问题时，他放弃了使用西方式概念的意图，试图在日本的本土语境中寻找关键 词来解释古事记以来的日本思维特性，却并没有获得当初的那种轰动效应。然而，早期的丸山真男与后期的丸山真男并没有因其使用的分析工具的差异而变成两个人，他的思想中 那个一贯性的线索日本近代的思维方式一直以复调的形式存在，这固然使他陷入了 两难之境，但也同时赋予他的学说以真正的内在潜能。使丸山政治学在战后获得决定性影响的，主要的并不是他学说中真正属于“学术”的那一部 分。正如他自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英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使得观察德川时代近 代性思考样式的成熟及其程度成为一个共通性主题的，是一个超越了纯粹学术兴趣的动机， 这就是在我自身的专业领域里与近代的超克论相对抗。”所谓“近代的超克”，是指40年代初期在日本知识界逐渐成形的一个松散的舆论导向。说它 松散，是因为它不具有真正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人物；说它成形， 是因为它借助这个含混然而却又鲜明的口号为昭和前期的思想走向确定了一个形状，因而具 有一种相对明显的方向性和鼓动性，并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近代的超克”的一个象征是 1942年7月由杂志文学界主持的为期两天的同名座谈会，出席者中不乏现代日本杰出的 知识分子(丸山真男亦称其中有他所尊敬者)，但是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不仅在于确认日本在 世界史中特别是在亚洲的“超克近代”的首脑地位，而且宣称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独特文 化不受西方近代的影响，把日本江户时期“国学”以来直到昭和“日本浪漫派”的日本特殊 论意识形态推向了极端，从而在学理上支持了太平洋战争以来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一时 间，日本文化优越论成为舆论导向的主流，如同丸山真男所归纳的那样，“近代的超克”论 者所设定的问题有表里一体的两个方面：一、明治以后的日本已经充分地近代化了，由于过 分地吸收了西欧近代的文化和制度，以致于使得“近代”的毒素蔓延成为日本的最大病患； 二、“近代”之前未受污染的日本，保存着古代信仰和儒教等“东亚精神”，这种优美的“ 传统”才是日本对建设“世界新秩序”的贡献。而与此相对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两个问 题上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由此，不难理解丸山为什么要如此维护“被作为替罪羊的 近代”，以致于全力在“未受污染的日本”中寻找被视为明治之后才从西方输入的近代性 思维因素。对于丸山来说，维护近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理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战后知识 分子的政治抉择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超学问的动机”。如何理解丸山真男的学术思想以及如何为其在日本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定位的问题之所以变得 错综复杂，就在于丸山真男的贡献只能在他这种“纯粹的学术兴趣”和“超学问的动机”的 互动关系中得到确认。换言之，丸山的学术兴趣与他对于时代课题的现实关注，不是对立的 而是契合的。寻找这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形式，才是我们理解丸山学说的关键，而丸山考察 日本近代思维方式所得出的结论，相反倒不那么重要正如下文将要涉及到的，在丸山真 男的世界里，思维的过程才具有意义，结论一旦被实体化，便失掉了真正的活力。二在进行了上述简单勾勒之后，我们可以在丸山真男的学术兴趣与超学术的动机这一交叉 点上，进一步考察一下他对于文学的看法。与一般研究思想史问题的学者不同的是，丸山真 男有关文学的论着尽管数量不多，但是他的这些论着在他的思维世界中所占的位置却非常重 要，因为几乎所有讨论文学的论文，都与丸山对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的思考相关 ，借助对于文学的思考，他揭示的恰恰是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中难以推到前台来的本源 性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丸山要把他对于本源性问题的思考放在文学论中来讨 论?那么将会发现，在日本近现代精神史中，丸山为文学确定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轻视 文学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的现代日本知识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措，它暗示着一个 潜在的深刻变革的契机。丸山真男最早论及文学的论文是1949年的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在这篇论文里， 他对于日本的“肉体文学”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批判，并从中引出了丸山政治学的重大命题： 所谓近代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虚构置于现实之上的精神。提起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肉体文学”，即使是不太熟悉日本近代文学的中国研究者，亦可以 立刻联想到日本以“私小说”为中心的自然主义文学传统。日本明治时期产生的自然主义文 学，表面上是对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模仿，但在实际上，它的作用却在于把日本人对于理 性的排斥态度和对于“实际存在的样态就是美的”这样一种审美观“近代化”，并赋予它一 种特别的形态以表现人物的肉体感觉为主的“私小说”形态。所以，形象地称之为“肉 体文学”很能表现它的关键所在。有关私小说的问题，笔者将在讨论小林秀雄的论文中专门 讨论，在此从略；但有必要简单提及的是，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所催生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事实上，思维方式也必须借助于某种成形的“形式”才能得以确立 ，而反过来，它又会强化该形式的合理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思维与形式的“互动”过程中， 日本的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结构了它的一条潜在的线索，而这条线索最重要的功能，不仅在于 它把日本人的近代思维引向了肉体的自然状态，而且更在于它以各种形式引发了近代日本的 重大问题。围绕着日本的私小说和自然主义文学传统所展开的各种形式的论争，暗示的正是 “肉体文学”在日本近代思维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由于近代社会科学学科制度的严密分化 ，造成了一个盲点，使得日本学界倾向于把“肉体文学”视为文学界内部的事情，并且因其 “前理论”的特点而将其排除在以“理论思维”而自诩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之外。在此情况下，丸山真男对于肉体文学的讨论便格外值得注目。在这篇以对话体写成的论文中 ，他提出了这样一些基本命题：一、狭义的“肉体文学”指表现男女情事的文学作品、特别 是战后日本文坛以肉体描写体现颓废情绪的风潮；而广义的“肉体文学”则意指以“私小说 ”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所谓植根于“日常性”的文学；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肉体文 学”，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精神不能从感性的自然所谓自然当然包括人的身体中 分化独立出来”，“作家的精神紧贴着感性的(自然的)所与物，想象力缺少真正的自由的飞 翔”。二、“肉体文学”所缺少的是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虚构精神，这种 虚构的特点在于，通过人的精神的积极参与，使得现实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某种媒 介作用而重新建构之后才呈现出来；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媒介就是人的精神统合能力，这种统 合造成的虚构精神相对于事实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它只是一种机能性独立 ，而非实体性的独立。换言之，虚构作为精神独立的象征，并不代表一个与现实相对立(或 相对应)的实体性层面，而这种机能性独立的最典型代表，就是近代精神， 在欧洲中世纪唯名论与后期烦琐哲学的论述中，已经呈现了它的早期萌芽。三、在欧洲近代 社会建构的过程中，“组织”、“制度”作为一种“虚构”，具有相应的机能性独立，它使 得人们从固定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人们之间的感性直接关系转化为通过这些媒介而重构的“ 非人格性”关系。而在前近代社会中，这种虚构性媒介没有存在的意义。四、“虚构”的实 质在于它不具有先天的内在价值，它只是为了实现某种机能而设计的相对性存在物，因此它 必须随时受到检验和修正；当近代组织与制度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便会产生使它们自身的“ 虚构”机能实体化的恶果，这便是官僚制度的产生，它的典型病态表现就是官僚机构内部的 机能性分工变成相互间的割据。在对这种实体化的“虚构”失去信任的时代，便产生了试图 以回归前文化状态来与其抗衡的怪胎，其代表就是纳粹德国。五、日本未经过德国那样的近 代化过程，其前近代土壤更加深厚，因而与肉体文学相一致，政治的“肉体性”也极为突出 。具体而言，日本的政治用于满足个别的直接性的利益，在政治精神层面上不具有独立性； 在没有“社交”传统的日本社会，暴力、行帮关系、实体性个人关系等等，仍然是肉体性政 治的重要手段。而在另一方面，所有的“虚构”，诸如近代组织与制度都被实体化，亦即被 视为有着绝对价值的存在物，天皇制是这种实体化的极端。从日本的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丸山真男论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史基本立场，这就是在日本思 想界建立“把虚构作为虚构”来对待的精神传统。毋庸置疑，就文学领域而言，无论是创作 还是研究，日本文学意识的主流至今仍未能走出“肉体”的束缚；但丸山独具慧眼地看到， 肉体文学并不是日本文学自家的问题，整个日本精神的内核恰恰就在于这种“肉体性”。当 他把视线从文学转向了政治思想乃至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更广阔的视域内揭示了日 本式“实话精神”的弊端，利用“前近代”、“近代”这样的判断基准猛烈地批判了战后日 本精神界的贫瘠状态，赋予文学所特有的“虚构”以极有重量的政治思想史内涵。1947年，曾经发表过肉体之门、肉体的恶魔等作品的作家田村泰次郎，针对自己所 受到的“作品里没有思想”的批判，发表了一篇题为肉体就是人的文章，公然宣称：“ 我在战场上，是怎样地为日本民族的思想的无力而挥洒悲愤之泪，同时又悲叹着作为日 本人的这一宿命呵!我对下面这个事实已经了如指掌到连自己都感到厌倦的地步了：既成的 思想与我们的肉体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对于我们肉体的生理感觉不具有任何权威性。” “我不相信肉体以外的任何东西，只有肉体是真实的。”田村泰次郎的这篇短文道出了 日本知识分子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期精神史历程的几乎全部关节点：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思想界盛极而衰的过程和国际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运动对于日本知识界的曲折影响，以及日本 军国主义升级过程中给日本各种知识分子带来的压力，以及太平洋战争给日本知识分子所带 来的“近代的超克”的幻象和其后的毁灭性结局，致使一部分人在战后演绎出了“日本的肉 体”与“外来的思想”相对立的图式，并且试图论证日本肉体的真实性和外来思想的虚假性 。不言而喻，田村泰次郎所使用的关键词全部是含混的。但正因其含混，在那个特定的时期( 这个时期也恰恰是日本思想界最混乱的时期)，它才具有了超过自己限度的负载能力，以致 于提供了透视当时思想状况的最好标本。在田村的这篇短文里，潜藏着两个绝对不可质疑的 前提：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真实”。“日本”在二战经验中变成了日本人自我意识的 最复杂表达方式，它的意识形态统合能力在此不多涉及；这里与本文论题密切相关的是“真 实”的绝对性价值。田村泰次郎所强调的真实是在“事实”的延长线上定位的，这正是丸山 真男所批判的“没有媒介的实话精神”。其实，尽管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为事实性和直接性所束缚的民族，对于这一“实话精神”的反抗却并非自丸山真男开始。仅就昭和时期而 言，在文学领域发生的一场着名的论战“思想与实际生活论争”就是围绕着日本 式“真实观”(实际发生的才是真实的)展开的。论争在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正宗白鸟与文艺批 评家小林秀雄之间展开，其要害问题就在于如何看待生活与文学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宗白鸟 所取的立场正是丸山真男所批判的无媒介的现实立场，他对于真实性采取了坚定不移的实体 化态度；小林秀雄所进行的批判在方向上与丸山真男基本相同，但是也暗含着一个与丸山的分歧点：他不强调抽象思想的“虚构性”仅仅是机能的独立，因此在后来的发展中，小林秀 雄终于走上了丸山所批评的把“虚构”实体化的道路。但不管怎样，究竟对于日本文学思维 的“肉体性”的批判，在日本也有自己的传统，于是我们不能不问，这种批判为何无法在日 本建立新的“真实”感觉，而在战后肉体文学泛滥成灾的时候，为什么诸如田村泰次郎那样 的作家仍然可以回到问题的起点，重新强调“真实”的绝对价值?丸山真男试图用“近代精神”的存在与否来解释这个问题，这样的解释固然具有某种归类法 的缺陷，但也不失其深刻之处；然而比起他的结论来，不如说他的视角才真正中了问题的要 害，那就是，日本文学对真实性的感觉，绝不仅仅是文学领域内的问题，毋宁说，它代表了 日本式近代思维中最根深蒂固的“前近代”部分，这种前近代的部分深深渗透到日本社会生 活的各个层面，使得日本的近代化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于是，我们又一次遇到了丸山政 治学中的基本思考，那就是日本的近代化是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近代化，日本并不存在“近 代的超克”的社会与精神基础。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显示了丸山真男敏锐的洞察力，他注意到日本近代文学所处理的 问题并不是文学内部的事情，它的脉络走向恰恰暗示着日本近代精神史形成的轨迹；同时， 丸山也在文学最本质的特征虚构中寻找到了理论思维所必须具备的品质，这就是在 与现实生活、时代课题的媒介性关系中，完备理论思维相对于前者的独立性机能。事实上， 当我们解读丸山真男的重要文本的时候，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是一篇重要的导读文 章，它使我们较为容易发现，在丸山的政治学世界里，充满着这种理论思维与现实课题之间 的悖论关系，而丸山真男所建立的政治学世界，是一个真正的“虚构”世界它在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建立的，是自己的内在统一性。于是，作为丸山的读者，我们面对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有能力不去做丸山所批判的只知道考索作品背后原型的那种肉体文学的读者，而 如同他所期待的那样，“把虚构当作虚构来品味”?丸山真男，由此而超越了一般社会科学学者虚妄的定见，把一个极其困难的课题推到了我们 的面前：文学不是想象、夸张等等手段的集合体，亦不是人的感情欲望的直接表露；文学， 在它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中，隐藏着人类精神世界最大的秘密，那就是虚构精神。在虚构 精神的支配下，人类建立了整个近代社会的制度与组织，也因而把自己引向窘境，同样，文 学能否真正保有非实体的虚构精神，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丸山真男对于日本肉体文学的 激烈批判，使得文学的位置得到了引人深思的揭示：真正的文学所负有的使命，是通过虚构 来显示人类思维与现实关系的悖论性质，它的真实性不在于它与事实是否具有直接性关系， 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同时，由于这种内在统一性只是一种 机能，故它必须保持与现实的非直接性的然而又是确实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丸 山称其为“媒介化”。文学的位置，只有在这样的媒介化关系中才能得到确立，才能在现代 人类精神世界中成为开放性的领域。三50年代后半期，日本岩波书店又一次掀起了“讲座热”。在1957年和1959年先后推出 的现代思想和日本文学史系列中，丸山真男分别执笔写作了日本的思想和近 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在这两篇对于日本思想界以及文学界发生了极大影响的论文中，丸 山真男进一步发展了他在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中的基本立场，展示了具有内在统一性 的丸山政治学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同时，他对于文学位置的思考也更为清晰。日本的思想是一篇对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思想模式进行结构性分析的文章。在文中， 丸山对日本式思想模式的形成一直追溯到本居宣长对于江户儒者的批判：“在此情况下引人 注目之处是，宣长把道、自然、性等等范畴的一切抽象化、规范化都作为汉意(引用者注： “汉意”是本居宣长国学的批判工具之一，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学及其引发的相关概念称作汉 意，力主与其划清界限)加以排斥，试图排除一切言论而追随感觉的事实本身。就冲击了儒 者说教本身无视对现实的契合这一规范信仰的盲点而言，宣长的做法是正确的，然而其结果 却排除了一切逻辑化和抽象化，强调规范性思考在日本不存在这一情况足以证明事 实已经完好到没有必要说教的程度了，从而否认了现实与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 的意义本身。因此，它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尊重与生俱来的感性的原有形态，另一方面， 又被动地追随既成的支配体制，结果，只能在上述两重意义上原封不动地肯定现实。” 丸山强调说，日本国家对于儒教的批判，恰恰培养了其后的思想批判“传统”，诸如意识形 态批判，由于拒绝了原理本身，便无法从感觉的层次上抽象出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批判也难以摆脱这一宿命。但是，真正继承了日本国学的这一思想批判传统的，恰恰是日 本的近代文学家和评论家。在这样的精神风土中所完成的近代化，是否如通行的看法那样，是西化的制度与传统的精神 的结合物呢?丸山真男进一步具体化了他讨论“肉体文学”时提出的命题，指出，问题的要 害在于“制度之中的精神、创造了制度的精神与制度的具体运作方式是如何内在地结合的， 它又是如何规定着制度自身和人们对于制度的思考方法的”。换言之，制度作为一种“虚构 ”，是不能像物品一样被简单引进的：“只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承认国民的或个人的特殊性， 而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物质的，因而是普遍的东西，认为只存在普遍的近代和普遍的 封建；这种想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唯物论者之中，而且在那些标举个性 和精神的文学家中也屡见不鲜。”这种把制度视为与其创造主体无关的“完结之物”的 思考方式，与将思想和理论作为既成品对待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在日本的政治制度中，这 一完结之物的顶点就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天皇制，在日本的思想和精神领域里，这样的完结 之物就是各种理论的结论：“比起从现实出发进行抽象化的 作用来，被抽象化了的结果更受到重视。由此，理论和概念失掉了其作为虚构的意义，反倒 转化为一种现实。”丸山称这种对于理论和概念的实体性转化为“理论信仰 ”。于是，在以这种“理论信仰”为基础的日本近代社会科学和继承了日本国学以来传统的“实 感信仰”的日本近代文学之间，便展开了一种无边无际的恶性循环：一方通过理论和现实的 简单调和，而梦想以理论涵盖整个现实，一方则因理论的实体化而排斥理论本身。在近代日 本的历史语境里，社会科学与文学的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龃龉被视为“西欧”与“传统”之 间的冲突，文学因而被“委派”了代表传统的重任，在抵制西方“近代”的过程中扮演了主 角。10丸山注意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对立，而在于它们互为 表里地同样镌刻着日本“近代”认识论的特质。那是因为，虽然日本的社会科学能够因其强 调逻辑和抽象而较少受日本思考样式的直接束缚，但是理论的实体化本身，却使得日本的社 会科学与文学处在同样的层面之上，朝着同样的方向运作，“西欧与传统的冲突”只不过是 表面上的假象而已。在这一系列尖锐的分析中，丸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那就是理论工作者的“伦理意 识”问题。在日本20年代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使得日本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发生了一 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它在日本引起的，并不仅仅是一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因而它 并非只吸引了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在实感信仰根深蒂固的日本精神风土中反倒最容易滋生将 理论实体化的理论信仰，故马克思主义以它的体系性和逻辑性征服了整个日本知识界，造成 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台风”。在这场台风中，日本知识界在明治以来随着社会科学专门化的 急速发展而失掉了的综合社会科学与结构历史学的立场被重新推到了前台，并被赋予“科学 ”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现实的宏观把握方式被抽掉了它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语境 ，变成了无限涵盖现实的“现实的代用品”。丸山指出，这种认为理论可以无限地解释现实问题的立场，实际上以对于“无限的现实的无限的责任”为前提，但是这种对于理论 责任的不加限定，恰恰导致了理论的不负责任。丸山认为，“理论家的任务不是与现实直接 融合，而是依照一定的价值基准把复杂多样的现实归纳为方法序列，因而被归纳整理的认识 无论如何完美都不可能无限地包容复杂多样的现实，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代用品。理论就是 理论家从自己的责任出发，从现实当中，准确地说是从现实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当中有意识地 挤压出来的产物。因而，理论家的目光一方面要严密地注意抽象的操作，另一方面，由于现 实在自己的处理对象之外伸展着无边无际的旷野，它的边际消失在半明半暗之中，故理论家 必须对此保有某种断念之感，同时又对于在自己的操作过程中不断地被舍弃掉的素材保持爱 惜之情。这种断念和对剩余之物的感觉培养着对于自身的知识运作的严格的伦理意识，并进 而唤起着能动性地推进理论化的冲动。”丸山真男这种对于理论有限性的自觉，暗含着理论与现实间的张力关系，它承认理论是灰色 的，但同时又不因此而失掉对理论的热情；他的这种热情并非只来自理论对现实的把握，更 来自理论对现实的“失落”以及对“失落之物”的热情。应该说，恰恰是后者，锻造了丸山 对思想史研究有限性的认识和对于思想史研究领域之外其他认识领域的关注：假如丸山仅仅 固守自己的学科领域，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位有着职业感觉的“专家”而已，事实上，这 样的“自扫门前雪”的专家如今比比皆是；而丸山的理论自觉不仅来自他作为专家的职业感 觉，更植根于他对于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事物的“爱惜之情”。在此，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丸山关注文学的深层动机：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里，最能够有效地处理思想史所难 以企及的材料的，正是文学研究领域。当丸山真男在两年之后写作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的时候，驱使他接近这个他所不熟悉 的领域的，正是这种理论家的“伦理意识”。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11是丸山为16卷本的讲座日本文学史的第15卷卷首所 写的长篇论文。岩波书店曾于1931年至1933年间出版过系列讲座日本文学，该丛书因动 员了很多日本文学专业之外的知名学者参加执笔而受到好评(30年代初期正值马克思主义的 综合社会科学立场对日本知识界有显着影响的时期，故岩波书店的这一举措无疑回应了当时 的文化思潮)，50年代末该书店又组织出版相似的丛书，意在又一次创造战前的知识氛围。 丸山真男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盟写作的。该论文其实是日本的思想的续篇，它着重讨 论昭和前期所谓“文艺复兴”时期(19331934年间)前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此时期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因而丸山的讨论也聚焦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特质。丸山注意到，恰恰是文学界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反应，不仅揭示了日本马克思 主义在日本现代史中的位置，而且揭示了日本现代知性的存在方式。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进入日本，不仅造成了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如就文学而言，造 就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且造成了一种空前的“理论热”。日本知识界醉心于体系 性与观念性的时期，莫过于本世纪的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的这一阶段。在此之前，明治 以来的日本文学界一向以远离政治的方式与政治“并驾齐驱”，因为政治是国家层面的事情 ，是“对外”的；但是到了这个时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政治”从国家的层面转向 社会的层面，接近了存在于民间的文学，于是，文学开始以贴近政治的方式与后者并存，它 的典型形态就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另一方面，文学家比其他任何知识界人士都更加敏锐地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带来了迄今为止日本传统所不具备的方法他们称之为“科学方法”。 这种“具有逻辑结构的思想”构成了文学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要侧面，于是，当无 产阶级文学运动受挫而自由知识分子开始鼓吹“文艺复兴”的时候，便出现了政治-科学-文 学的复杂构图。丸山称其为三角形关系，但这是一个极不规则的三角形，至少有时它仅仅显 示两条边的关系；但在此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当丸山规定了这样一个三角形关系的时候，他 为文学所确定的位置究竟具有何等含义。当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退潮之时，文学界出现了一种对“政治图式主义”批判的动向。其实， 早在无产阶级文学勃兴之时，“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困扰着文学家们的问题， 因此藏原惟人一直呼吁要避免将政治口号直接应用于艺术创作。而那些“转向”作家(如龟 井胜一郎)更是把“政治的动物”(龟井规定说，其第一特征就是具有“理论性”)与文学艺 术对立起来看待。这种对政治=理论的图式化理解当然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化过程有关 ，进而，当马克思主义退潮之后，日本的文学家试图以“非理论”的姿态与之相抗衡，于是 不仅产生了所谓文艺复兴，而且产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文学主义对科学主义”的论战。要言之，当政治与科学通过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形态而被理解为“观念”与“理性”的时候 ，对于政治的拒绝便演变出拒绝理性、观念、法则、公式等等无数变奏曲。文学对于政治和科学的对抗，暴露的首先是文学家眼中“政治”表象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 思想史学者，丸山尖锐地指出其中的要害：政治过程中的非合理性契机是不可或缺的。这首 先是因为，所有的政治都因其无法摆脱将人的行动组织化这一需求，而必须不断地动员人性 中情绪性的要素；在革命、战乱等政治的极限状态中，这种要素喷涌而出是理所当然的。“ 政治中人的问题一直成为柏拉图以来政治思考中最大主题的根据，以及政治学这门学问与其 邻接的经济学和法学相比被视为是缺少严密性的暧昧的学问的理由，都在于此。”正是 由于政治的这种特质，构成法西斯意识形态核心的不是“理论”和“知性”，而是非合理主 义与反知性主义。因而，以“反政治”和在理性之外追求人的课题而自诩的文学家们，反倒 因此而丧失了对于政治的非理性侧面的批判能力。“他们恰恰继承了纳普(注：即创立于192 8年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以及其后改组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的简称)时代封闭的 科学和体系观念的恶性遗产，以此与文学相对立，由此而孕育了其后的全部悲剧和 喜剧的因由。”后人对于昭和前期左翼作家厌倦政治的通常解释，一般仅止于白色恐怖和左 翼文化运动领导人的转向这样的外部因素，而丸山试图寻找的，是更深层的思维根据。他指 出，曾经被体系化理论所排斥因而沉潜在下意识之中的非合理性的情绪，随着运动的低潮而 被急速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从而成为一向被与“理论”等同视之的政治的对立物这种“ 反政治主义”的图式被中野重治概括为“艺术中不存在政治之类的价值”，暗示了“理论= 思想体系=政治立场”的问题预设。比起外在的一时性的政治高压来，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无 疑具有着更长久的影响，丸山的分析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但是，丸山真男的分析并未到此为止。在对文学家的政治观的剖析中，丸山引出的是政治 学理论的定位问题：他指出，政治的非合理性因素不仅仅表现为诸如法西斯的非理性意识形 态等极限状态，就原理而言，它更表现为政治过程中政治立场与政治行动中 不断出现的“反差”。无论是何等高明的历史法则和精密的现状分析，当它付诸实施的时候 ，都不可能完全预测即将到来的现实。因此，政治的真实就存在于个别性决断与法则性认识 之间不断再生产着的紧张关系之中。“难道探讨行动不断背叛着意图的秘密所在，不正是理论的中心课题吗?”于是，丸山真男从根本上颠覆了昭和时期以来的一个思维定势：对于日本知识界而言，由于 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被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