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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x月x日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页码：第136页 共136页

漫谈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张俊富
第2卷，第3期
1. 引言：谁是企业家？
企业家虽然是个常用词，对它的涵义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硅谷，前几年网络公司最火爆时，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某某人在餐巾纸上勾画出一家公司的蓝图，以此获得几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没过多久公司上市，该企业家顿时身家上亿。一时间企业家成了“新经济”的宠儿，人人争当企业家，创业狂潮席卷全球。这里的企业家(entrepreneur)指的是创业者，是新兴公司的发起人(start-up founders)。如果去查“中国企业家名录”，找到的多是大企业的总经理。可见人们也把企业的管理者(manager)称为企业家。那么，到底谁是企业家呢？

大多数的字典将企业家定义为“企业的发起人或管理者”。一家企业的发起通常涉及三个重要角色：发起人、经理人、以及投资人。企业的发起人和管理者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可以由同一个人承担。例如比尔-盖茨，既是微软公司的发起人，又参与它的管理。更普遍的是发起人和管理者的分离，例如美国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些公司有一半左右是由大学教授们发起的(Kenny, 1986)。教授们懂技术，但不一定精通管理，通常另雇职业经理人负责企业经营管理。经理人不一定是发起人，同样，投资人也不一定是发起人。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投资人可以由银行或风险投资公司承担。投资机构除了提供资金以外，通常在企业的发起阶段参与管理和策划。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风险投资人经常要帮新公司物色高级职员、开拓市场、插手董事会工作(Lee et al, 2000)。这样的投资人直接参与新公司的发起，他们算不算企业家呢？
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企业家？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证？他们的社会作用是什么？笔者因为研究美国硅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企业家不是一种职位或头衔，它的实质是一种精神。企业家是参与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家精神包括冒险精神、投机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实干精神。企业发起人，经理人和投资人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但又不必然是企业家。
需要事先指出的是，本文重点在于澄清企业家群体的特征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它对那些有志成为企业家的人们不一定有直接的帮助。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桌上有这样一条座右铭：学习经济学不能使你摆脱贫穷，它只能让你懂得你为什么贫穷。对于个人来说，这句话非常正确，可是我还是希望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学的作用更大一些。先辈严复把亚当-斯密的名著翻译成“国富论”，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希望。我怀着那么大的希望写下这篇小短文。
2. 企业家精神
企业的发起人、经理人、和投资人都有资格成为企业家，又都有可能不是企业家。笔者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本质。企业家是参与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不同经济学家对企业家有不同的阐述(Casson, 1982; Norton, 2001)，笔者认为其中关于冒险精神、投机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论述最有代表性。此外，笔者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实干精神也是企业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因此本文论述的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冒险精神、投机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实干精神。这个关于企业家的定义比字典上的定义更模糊了，但却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类人的实质以及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 冒险精神
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
将近300年前，法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坎狄龙(Robert Cantillon)最早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企业家在经济的运行中起重要作用，他们实际上是在管理风险(risk)。工人向工厂出卖劳动，企业主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是浮动的，而工人领取固定的工资。企业主替工人承担了产品价格浮动的风险。当产品价格跌落时，企业主有可能蒙受损失。而企业的盈利，正是企业主承担风险所获的回报。
现代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使得企业发起人能够摆脱企业主的身份。当发起人没有太多个人资本时，可能只以技术、时间、和精力等非金钱要素投资。当企业进入正常运作以后，发起人可以选择转让所有权，从而不必承担产品的价格风险。但是由于发起人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企业彻底失败了，发起人有可能连这类投入的回报都拿不到。因此发起人不一定承担产品价格风险，但要承担其它风险。
在发表于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弗朗克-奈特(Frank Knight)对风险(risk)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分别对待。根据奈特的划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可以计算的，因而风险可以通过投保等方式转嫁给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而不确定性事件的概率是无法计算的，只有通过主观判断来决定。比如说，企业可能面临的价格、利率、以及汇率的波动，都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和期货市场转嫁出去。企业面临的失火、失窃等风险可以通过买保险来消除。除此之外，企业家仍然面临无法转嫁的不确定性。比如说，1997年之前，泰国企业家很难预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也没法为此而投保。这种不确定性是企业家不得不面对的。在奈特看来，利润不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而是对承担不确定性的补偿。奈特还认为，各个行业的利润率不同，正是各个行业不确定性高低的反映。
2) 投机精神
中文里的投机(arbitrage)一词也许会引起人们负面的联想，但它确实是正当的商业行为。它因自利的动机而产生，却在客观上有利他的效果，这正是一切市场经济行为的实质。
奥国学派的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erich Hayek)和以色列-克兹那(Israel Kirzner)认为，企业家是低买高卖的投机者(Kirzner, 1973)。
企业家在奥国学派的价格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奥国学派的经济学家推崇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认为它是一个复杂的“信息收集机制”(Information-Gathering Mechanism)。只有价格体系才能提供准确而完备的市场信息。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一种激励机制促使人们去发现各种产品的真实价值。这样计划往往是根据错误的或不完备的信息制定的，从而导致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和缺乏效率的经济运行。
价格体系的运作，靠的是企业家。企业家因为要寻找盈利的机会，所以要去了解各种价格，从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获取利润。同时为了寻找交易伙伴，他们又提供价格信息给别人。从长期来看，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会把价格差异消除；而在短期里，企业家可以从差价中赢利。
这里阐述企业家时不涉及企业的内部管理，强调的是市场商机。为了赢利，企业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差价。如此看来，在街边开个小卖部，是典型的企业家行为，以赚取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差价。开办一个加工厂，也是为了赚取产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差价。创立一家高科技软件公司，同样是为了赚取高科技人才与高科技产品之间的差价。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批判过“投机倒把”，讽刺过“对缝儿”的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看，这些都是应该鼓励的企业家行为。“投机倒把”和“对缝儿”，就是把消费品或原材料从一方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另一方。每一次的买和卖，都是将产品转移到更需要的人手中。(因为“更需要”才愿出更高价。) 这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市场经济的作用体现于此，企业家的慧眼也表现于此。
3) 创新精神
奥国学派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约色夫-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Schumpeter, 1934)。
什么是创新(innovation)呢？熊比特列举了五类：新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市场，新的供货渠道，以及建立或打破垄断地位。苹果电脑公司的发起人是企业家，因为他们推出了新产品；亨利-福特是企业家，因为他最早采用汽车生产线；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老板是企业家，因为他开辟了网上销售渠道；比尔-盖茨无疑也是企业家，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微软公司这样的软件王国。
企业家是创新者(innovator)，却不必是发明家(inventor)。确实有不少企业家同时也是发明家，著名的例子包括诺贝尔和爱迪生。但更多的企业家不是任何技术的原创者或新产品的发明人。苹果电脑公司的发起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伍兹聂克(Steve Wozniac)常被认为是微机的发明人，其实不是。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制作甚至出售微机了。他们真正的贡献是开拓出巨大的微机市场。比尔-盖茨花低价买了一套别人的操作系统软件，稍加改动变成微软公司的MS-DOS操作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垄断地位。如今这成为众所周知的传奇。戴尔电脑公司的发起人麦克尔-戴尔(Michael Dell)采用直销方式销售电脑而起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这一直销方式的发明人。在微机市场还没广泛建立的1970年代前期，只有少数业余爱好者购买微机，邮寄送货曾经是当时常用的销售方式(Freiberger and Swaine, 2000)。举这几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企业家不一定是发明家，他们需要的是在商业机会面前的独具慧眼。有趣的是，微机行业的这几位传奇式的企业家乔布斯、盖茨、和戴尔当初都是从大学辍学去搞“创新”的。
根据熊比特的“创新者”定义，并非所有的企业发起人或管理者都是企业家。小镇上第一个开加油站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企业家。如果他的邻居看到加油站很赚钱，在街对面开了第二家加油站，在熊比特眼里，这个邻居就算不上是企业家了。企业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那些独辟蹊径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村里第一个买了卡车跑运输的个体户，比起国营运输公司的墨守成规的总经理，倒更配得上企业家这一头衔。这也正是我将企业家定义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原因。熊比特把企业家与经理人从概念上区分开来。如果一位总经理只是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毫无创新之举，那他就不是企业家。但是，如果某位总经理锐义进取、推出新产品或改进生产方式，那他就是熊比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尽管他可能并不是企业的发起人。
4) 实干精神
我加了一条实干精神，是要把企业家与空谈家区分开。有许多企业家实际上是从空谈家那里获得的点子，他们之所以成了企业家正是因为他们真的去做了。
企业家需要决断力(judgement)、信心(faith)、说服力(persvasiveness)、以及坚定不移(determination)的品质。既然企业家行为是冒险性的、充满不确定性，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无法准确估算的，所以时时需要主观判断。而一旦做出某种判断，企业家要象信仰上帝的存在那样相信他自己的判断。否则一遇挫折就打退堂鼓，最终什么事也做不成。光企业家自己有信心还不够，他还必须有能力说服别人相信他的判断，这样才能引来投资或别人的支持。企业家常常做出与众不同的判断，令大多数人无法理解。所以有经济学家戏称企业家为“傻瓜”(fools)，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家只不过是“幸运的傻瓜”(lucky fools)(Nye, 1991)。仍然以苹果电脑公司的发起人史蒂夫-乔布斯为例。他在1970年代就认为微机市场前途无量，将来人人都要使用微机。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当年IBM和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都有人力、财力、和技术来开辟微机市场，只是在那些大公司没人相信不久的将来个人电脑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办公桌上。乔布斯却相信，他不但自己相信，还说服了当时任职于惠普公司的史蒂夫-伍兹聂克辞职来和他一起搞微机(Freiberger and Swaine, 2000)。他们成功了，而且改变了世界。
人们常常说成功的企业家是有远见卓识的人(visionary)，似乎意味着福特预见到50年以后人人开汽车而不再坐马车，乔布斯预见到20年以后人人使用微机来学习和工作。其实更接近事实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把世界推向了他们预想的方向。那并不是远见，而是实干；或者说并不只是远见，而是远见加实干。一位法国作家说：关于未来，你们的任务不是预测它，而是实现它。这恰恰是企业家实干精神的描述。
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在谈企业家时往往只是在谈“成功的企业家”。我以为，凡是具有前面列举的精神的都是当之无愧的企业家。尤其要强调的是，有很多失败的企业家。即使是成功的企业家，也往往有过失败的经历。我们不该以成败论企业家。
3. 企业家的动机
为什么有人想当企业家呢？毫无疑问，谁也无法否认“赚钱”这一动机。说到底，赚不赚钱、赚多少钱是衡量一个企业家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尺度。所以世界上大概没有不想赚钱的企业家。可是，赚钱似乎又不是企业家的唯一目的。否则的话，象比尔-盖茨那样的巨富早该回家休息了。赚500亿美元与赚800亿有什么不同呢？反正几辈子都花不完。
仍然是熊比特的论述最令人信服。他说，如果企业家的动机只是赚钱而后享乐，那很多企业家的行为简直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一辈子辛苦奔忙，很少有时间享受自己的财富。熊比特接下来对企业家动机的分析，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富于浪漫色彩的经济学解释(Schumpeter, 1934)。也许只有从小受贵族式教育的熊比特才能做出这样的解释。
熊比特说，除了赚钱之外，人们想做企业家是因为梦想建立一个私人王国。在现代社会，取得象中世纪时的爵位并在特定的范围内唯我独尊已经不可能了。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是达到近似地位的最佳捷径。无法以其它方式获得优越社会地位的人们这种想法尤其强烈。
其次，熊比特以为，企业家动机还包括征服的愿望、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心理。因而有些企业家追求成功只是为了成功本身，而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从这种角度来看，经济行为类似于体育运动：企业家之间的较量和拳击、赛跑等是一样的，就是想拿个冠军。冠军是最高的奖赏，而真正的奖品(财富)反倒成了次要的。
最后，熊比特说，企业家的动机还包括追求创造的喜悦，享受做事情所带来的愉快，寻求改变世界而带来的满足感，体验冒险的刺激。从这一角度来看，企业家又象是登山运动员。这种动机和追求享乐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单单追求享乐的人反而很少成为企业家。
总而言之，企业家是英雄，他们的动机也多是“雄心壮志”(heroic aspiration)。
4.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比熊比特更看中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熊比特看来，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911年，27岁的熊比特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经济发展论>>。我把他这本经典的核心思想归纳为三句话：经济发展等于创新；企业家是创新者；企业家群体在时间上的不均衡分布导致经济周期。
熊比特认为，靠增加劳动力和重复现有生产方式可以使经济增长，但不能使经济发展。发展意味着创新的实现，往往体现在“新人创立新公司”。(熊比特晚年改变了看法，认为大的垄断公司比新企业更具创新能力。今天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更倾向于同意他早年的观点。) 在熊比特眼里，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企业不断诞生，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抢夺旧有企业的市场份额，打破旧有的经济秩序，进行“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从而把经济推上新台阶(Schumpeter, 1942)。
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会导致一次经济上的飞跃。近200年的历史上，大的创新包括蒸汽机的应用、铁路的开通、电力的使用、内燃机车的出现、电视的发明、计算机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商业化等等。巨大的创新带来的经济的巨幅波动，大约几十年才出现一次，熊比特把它称为经济的长波(Long Waves)。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发明人无疑都起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企业家最终把已有的技术推向市场，他们的作用也同样重要。
企业家进行创新，往往赚得丰厚的利润。于是会有很多追随者进行相关的小规模的创新，更有一些追随者干脆重复开拓者的行为。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家享受的超额利润就不复存在。
大企业家是领袖人物、是开拓者。他们并不是时时刻刻不断涌现的。一旦有大企业家进行大创新，追随者蜂拥而至，投资规模急剧上升，于是出现经济繁荣。当一次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商机被蜂拥而来的小企业家耗尽以后，如果下一次的创新不能及时产生，经济就会呈现投资过度的症状，进而产生经济衰退，直到下一个大企业家推出下一轮创新。熊比特以为，企业家的出现在时间上是不均匀分布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企业家层出不穷、创新不断，而另一段时间则企业家聊聊无几、缺乏创新。这是造成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Schumpeter, 1934)。可见，在熊比特的理论中，企业家是核心。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史上的英雄。
企业家是否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这还有待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确实能部份地解释“互联网革命”给美国带来的经济繁荣、股市泡沫、以及经济衰退。从我们中国最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2001年将近翻三番，其中私营经济的比重急剧上升，是最重要的增长部门。私营企业家的贡献不容低估。
5. 创新者的两难
这样看来，促进企业家的出现和企业家的创新就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途径了。但一个问题是：以创新著称的大企业，面临新的创新机会却常常无动于衷，从而丧失良机。这一现象被称为“创新者的两难”(Innovator's Dilemma)(Christensen, 1997)。原因是有些创新独出心裁，跟现有的产品或生产方式截然不同。一旦实行这类创新，现有的市场秩序就会被打乱，现有的生产或销售方式有可能会落伍，因此当前占领市场的大企业不愿去搞，有时甚至会百般阻挠。即使是当年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成功以后为了守住基业，也有反创新的倾向，由创新者转变为守业人。本来靠创新闻名的企业反而故步自封，被新一代的创新者后来居上。AT&T早年垄断美国电话市场，当微波通讯和移动通讯技术出现时，AT&T都表现冷淡，并设法阻止新技术的推广。最终这两种技术都是由新公司大力推出的。有趣的是，移动通讯技术竟然还是AT&T的贝尔实验室研究出来的。AT&T没有大力发展移动电话。企业家克来格-麦考(Craig McCaw)建立了美国的移动通讯网络。AT&T在1993年才将麦考的网络买下来，成为它自己的移动电话分部(AT&T Wireless)。当年IBM最早生产大型计算机，而小型计算机出现时，却是由DEC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惠普公司等领衔市场。而再后来当微机出现时，却是由新崛起的苹果电脑公司打先锋。DEC和惠普公司被认为最有机会开拓个人电脑市场，却都错过了。苹果公司的发起人之一伍兹聂克当年就任职于惠普公司，并建议惠普公司搞个人电脑，却迟迟不被采纳(Freiberger and Swaine, 2000)。如果说比尔-盖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微软公司是他一手创建的软件王国。人所共知，微软公司的支柱产品是它的WINDOWS微机操作系统软件。WINDOWS和苹果公司的操作系统互不相容。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写的文件在苹果计算机上无法使用，反之亦然。这给微机的使用者造成很多不便。另一家软件公司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推出Java程序语言，用它编写的程序可以跨操作系统运行，不受操作系统的限制。太阳微系统的思路无疑是计算机行业的一大创新。
当年微软公司高层曾经展开大辩论，讨论是继续巩固WINDOWS操作系统的几近垄断的地位，还是向跨操作系统的方向发展。结果比尔-盖茨选择了前者。微软公司不但拒绝Java语言的创新思路，还对其进行打压，以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Gilbert and Katz, 2001)。这个两难问题其实也不难理解。假如有人得了网球冠军，别人站出来想大幅度更改网球规则，甚至想把它变成乒乓球比赛，那网球冠军自然是不能答应的。
相应的，大企业的经理往往倾向于小规模地改进产品或经营方式。比如说，微软公司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可是仔细看来，WORD2000和WORD97其实差不多，WINDOWS98 也没比WINDOWS95强多少。与其说WORD2000和WINDOWS98是新产品，还不如说它们只是性能稍有改进的旧产品。
正因为现有企业倾向于墨守成规，熊比特说创新往往表现为“新人创立新公司”。由于创新者一旦成功，就将陷入继续创新和维持现有秩序的两难境地，所以鼓励新人创立新公司才是保证创新不断出现的必由之路。
6. 企业发起人面临的约束
想创立新公司的人很多，但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做了企业家，因为做企业家面临很多约束，特别是做企业的发起人。
新公司发起人，首先要面临资金上的约束。创建企业总是需要资金的，白手起家毕竟是少数。所以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最受尊崇。经济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们分析一群突然得到大笔遗产的人，看他们得到遗产后是否更有可能去办企业。结果是，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投资企业(Holtz-Zakin et al, 1994)。可见资金是一项硬约束。如果这一约束能够解除时，将会有更多人创办企业。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使资金的约束放松了，人们可以通过抵押贷款或申请风险投资来取得启动资金。尽管如此，如何获得“第一桶金”仍然困扰着有志创业的人们。
其次是体制上的约束。创办企业要履行很多手续。曾经有一个电视片，探讨为什么同为市场经济却发展结果千差万别。里面提到，如果有人想在印度办一家企业，审批程序可能要拖延一年以上；而在美国，可能需要一个月；在香港，可能只需15分钟。在香港，所有的审批机构都在同一处办公，程序异常简化。可以想见，香港比印度更容易出企业家。事实也是如此。另外企业税负的轻重也影响创业行为。为新企业减免税收是鼓励创业的常用政策手段。各国在体制上的约束有差异，一国内不同地区间也有差别。中国的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享受不同的待遇，创业者就在这些地区大量出现。美国的波士顿地区曾经是高科技产业的龙头老大，规模远胜于硅谷。但最近20年硅谷地区后来居上，一代一代的企业家层出不穷。硅谷的大公司，比如惠普、英特尔(Intel)、和苹果公司，甚至被视为企业家的摇篮。这些公司有很多雇员辞职创业，开办新公司，使硅谷地区永远充满活力。而在波士顿地区，辞职创业的例子就很少，因此波士顿相对来说缺乏新的高科技公司(Saxenian, 1994)。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指出，这是因为加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不同。在马萨诸塞州，公司有权要求雇员签属“不竞争协议”，规定雇员离职后，不能在同一行业与原雇主竞争。即便没签类似的协议，如果与前雇主竞争，也可能被告上法庭。这自然不利于企业的创办。而加州没有这样的法律，雇主的利益虽然相对没被很好的保护，却客观上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发展，结果使人人受益(Gilson, 1999)。
此外还有文化上的约束。一般说来，保守的文化不利于企业家的涌现。对标新立异者持容忍态度的地区容易产生企业家。创新意味着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在很多文化背景下，这种精神是不受欢迎的，更谈不上被鼓励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第一批“个体户”和第一批“下海”的人面对了很多冷眼。好在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份人，他们的创新精神也算得到了回报。甚至有学者发现，对同性恋者的宽容程度与一个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是相关的。原因就是，越是容忍异己的地区，越容易出创新人才(Florida and Gates, 2001)。硅谷地区又是很好的例证。与硅谷地区毗邻的旧金山是美国同性恋者的聚居地。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硅谷的新公司是由华人或印度移民参与创立的(Saxenian, 1999)。如果没有对外来思路的宽容态度，这种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宽容不仅仅是针对新思维，也包括对失败。创业是有风险的，搞不好甚至倾家荡产。在很多地区，失败的创业者往往成为幸灾乐祸的对象，永远抬不起头。这样的环境里是没人敢冒创业大风险的。在硅谷地区，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受人尊重。失败有时甚至成为企业家的财富。硅谷的很多风险投资公司非常看重创业者失败的经历。曾经失败的企业发起人如果想从头再来，反而更容易获得风险投资。难怪有学者认为，硅谷的文化是这一地区最大的优势(Saxenian, 1994)。
7. 结束语
在国内上大学时，选修了一门课叫“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老师曾引用过一位西德领导人在战后经济重建时期说过的一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不要约束金钱和人民，他们就会使国家富裕起来。就让我套用这句话，作为此篇的结束语：不要约束企业家，他们就会使国家富裕起来。
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许纪霖
第2卷，第3期
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到著名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作演讲。主持人希望我从个人研究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思想界的一些基本情况。我自己这些年主要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和文化思想。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但到90年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关于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的讨论。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将向大家介绍中国知识界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脉络，同时阐述我自己的看法。 
一、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中国人的习惯，谈到一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究竟何为“知识分子”? 虽然在这一领域已研习多年，但依然感到隐藏在此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要作一言而蔽之的笼统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任何一个有生命力、被学界长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概括清楚。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回到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理。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个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群体，这批人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些是军官，有些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从这个起源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语用学的意义上具有着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并且与一种文化的疏离感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日在L'Auro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的,但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十九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包括一批文人和作家。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就像哈贝马斯所描绘的，当时他们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样的的知识分子用葛兰西的观念区分，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与后来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很不同。 
因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一样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西方概念。但这里讲的“西方”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随着我们对西方的历史、文化逐渐深入地了解，可以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分享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传统，但到了现代西方，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法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法国的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他们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法国人喜欢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他们很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最能代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雷蒙阿隆，而是激进的、充满情感力量的保罗萨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法国总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温床，从卢梭一直到当代的萨特、福科、利奥塔和至今还健在的德里达。 
比较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牛津和剑桥里面，主要是一群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由于英国新教改革比较成功，知识分子同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就不像法国那么紧张，所以他们也更多地具有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性格，更习惯在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上，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道路。他们也有批判性，但往往是温和的，试错式的，而不是反体制的。罗素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算是最激进的，但比萨特还是要温和得多。 
德国的知识分子，从历史角度而言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质，这是因为他们受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即使讲自由，既不是英国式的“消极的自由”，追求自由的外在的、不受强制的那一面；也不像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强调政治参与，追求“积极的自由”。德国知识分子更强调“内心的自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超越。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也很复杂。德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与他们所处的政治专制主义环境有关。凡是处于专制统治下，又无力直接向权力反抗的，通常都会退回到内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历史的层面追求超越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现实层面而言，多少是想象性的，犹如中国的庄子。 
而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有东正教的背景，则更具有沉重的道德紧张感。同时他们又处于东西文化冲突的交汇点上，东方文化与西欧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直接呈现在他们身上。俄罗斯苦难的大地与西方化的上流社会的腐败，使得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道德上的原罪感，产生绵延不绝的民粹主义。俄国知识分子始终有各种各样的紧张感：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其紧张的渊源有上层与下层的冲突，也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这样的紧张感至今还没有消除。 
当我们将西方知识分子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时，就可以发现他们不是整性的、一元化的，而是有着各自的“个性”。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有帮助，可以获得一种多元的参照资源。 
二、知识分子的语用学定义 
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都有其渊源和前身。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崛起，事实上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出现了书面文字，它才需要一种掌握文字的特别的人来进行记录和书写。因为文字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符号，具有神圣性，受到大众的崇拜，因此这群懂得文字书写的人便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便是知识分子的雏形。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婆罗门以及僧侣等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另一因素是哲学的突破。雅斯贝尔斯指出过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八百年到二百年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包括古希腊、中国、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被称之为“哲学的突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最终的形成，是和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的。只有在哲学突破以后，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获得了思想的形式。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远远还不是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从古代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统之中。如中国古代的“士”，就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成为“士大夫”。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教士来承担的，在宗教的系统里面求发展。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的前身，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不可能存在一种没有传统、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区别，与他们不同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从语用学的意义上，要看其置于什么样的结构中来运用。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过去中国教育不普及，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识分子。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门又将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算作知识分子。这是从教育背景上划分。但常识不一定是可靠的，它只是世俗社会中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一般的社会学家通常从职业或知识分工角度界定知识分子。一个最著名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无非是创造或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的一群人。根据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包括了大学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从一般的社会学意义上，这一划分具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和语用功能。 
然而，即使从职业角度来定义知识分子也还有问题。现代知识分工的建立只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最早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业余的或半业余的，是自由职业者。最早的知识分子就象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所说的，是“自由漂浮者”，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既可以独立于任何阶级，也可以服务于任何阶级。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具有同质和异质两重性。同质性是指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而异质性是指政治观念主张可以完全不同，可以归属于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如果知识分子真的象毛泽东所说是一根“毛”的话，早期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需要“皮”，它可以在天空中自由地漂荡。葛兰西将这种知识分子看作是“传统的”知识分子。 
然而，随着社会和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随着知识体制的强化和扩张，当代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职业化，不是进入正式知识体制中的大学、研究院，就是成为商业机制中的签约作家，成为体制里面的人物。他们不再象波希米亚人那样四处漂游，而是逐渐有机化，开始依附于一定的“皮”之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又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乐意充当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社会有了某种固定的精神或物质利益上的有机联系，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背景下，帕森斯的学生、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在1979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一书，将知识分子归在一个所谓的“文化资产阶级”名下，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分享共同的文化背景（批判性话语文化），也拥有同样的生产关系（话语的生产和分配），并认为这个阶级正在成为社会中的新的统治者。新阶级首先具有文化资本，拥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其次拥有共同的话语规则，其规则在于：交谈者之间的最后评判不取决于交谈者的身份、权力或权威，不受情境影响，即所谓的情景无涉性，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精神。古尔德纳用“文化资本”的概念分析知识分子，这可能受到了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影响。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知识分子正是一批掌握了文化这种象征资本的人，他们拥有权力，并且因为拥有文化资本而享有某种特权。但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深受权力和金钱的压迫。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当代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这样的知识体制受到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认定，因而也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虽然是边缘的一部分）的保障下，在科学的意识形态下，取得了足以获得话语霸权的文化资本，他们因而也越来越保守化，不再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