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日本人情谊与人情.doc

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6页 共6页情谊与人情 日本人待人处事之中首先考虑的是不能缺少情义。一些初到日本的外国人很难理解日本人的所谓情义。这是因为情义这种生活规范并不是人类共有的普遍准则。 战后，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被翻成日文。她对情分的分析给日本学者、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冲击。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人经常提到的话题中，没有比情分更使人吃不消的了。如同人必须尽义务一样，人情必须偿还。美国人认为，情义与义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如此，情义仍可称得上人类学家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文化中众多范畴中十分少见，但十分珍贵的东西。他是日本特有的。如果不充分认识日本独特的“人情”概念，就很难理解日本人的行动方针。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情分为几类。一、对的人情。包括对主君的义务，对近亲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对远亲的义务。二、对名誉的人情。包括受到别人侮辱、诽谤时，洗刷污名的义务。不承认自己失败的义务，履行日本人的礼节的义务。 日本式人情的具体表现为冠婚葬祭的时候家与家之间的互助关系。改建、新建住房遇到困难以及遇到灾害疾病时的互助关系。年初给尊长、上级送礼，亲戚知己间互赠礼物的惯例都是日本情义关系的具体表现。在这里情义意味着规定日本社会关系的一定的生活规范。正因如此，在日本父子关系、主从关系、师徒关系、上下级关系中上者对下者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权威式压迫。无论个人对关系、上下级关系、对等的关系、个人的关系、家庭的关系、集体的关系的立场、意志、感情都作为情义的表现，或者顺从，或者对立。日本的道德正是产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情义意味着公，人情意味着私。在现代的企业组织中，在现代官僚制度中，情义都根深蒂固地存在。 这种形式在某种特殊制度的概念一家的问题上则表现为：家长起着代表家的作用。他的个性行为受到限制。同时，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把将个人的私（人情）奉献给家的公（情义）看作最高的道德。由于家长代表家，所以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关系是家的次序的基础。为家长服务就是为公，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为私。对于家族成员来说，为公服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义务。现代日本企业、官僚组织中情义都根深蒂固地存在。在大企业和官僚组织中，与公的关系同时并存的成员间相互的个人的私关系，多以家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私的关系中也包括公的关系。工作场所下级感受到的情义是上级的照顾和恩惠。同事之间也通过互相照顾，共同体会情义的存在。日本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企业体、官厅机构，公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私的关系。或者说往往同私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恩 同情义一样，日本人日常谈话中时常提到“受恩”、“不忘恩”、“报恩”、“忘恩”等。职员根据年限领取“恩给”（养老金）。尽管平日没有感受到老师多少好处，但在毕业仪式举行之前，一定要举行谢恩会，招待自己的老师，并称老师为恩师。百货公司和商店平日对顾客并不那么在意，年终和结算的时候一定要利用库存举行“谢恩大贱卖”。这是因为“知恩必报”的日本人道德心性在起作用。这种思维方式很早以前就存在于日本中，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对日本人的恩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本尼迪克特指出：在日本，恩人就是债权者。某人领受了上司或者他人的好处后便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劣等感。如果哪一个日本人说他受了某人的恩惠。这就是意味着他今后必须对某人承担一种义务。他必须称债权者即恩惠给予者为恩人。 近代封建的法令、家宅、训诂书、中到处可见恩的意识。除了武士以外，一般市民、农民也十分强调恩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天皇恩、父母恩、他人恩、主仆恩均与国家有关。除以上四大恩以外，还有祖先恩、主人恩、师傅恩等等。 原始自发的施恩受恩报恩的契约关系。封建后期逐渐规范化。直到今天仍然留在现代日本人的思想中。这种纯属近代封建道德的恩，今天仍然是指导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准则。名与耻 由日本封建社会培养出的特殊的社会意识中，有一种“惜名知耻”的道德规范。明确提出这种思想的是封建社会初期的镰仓幕府。然而早在平安时期，上就有“将门欲扬兵名于天下”、“可怜先灭己身，后扬他名”的说法。就在武士刚刚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十分强调名的思想。 这种名与耻的思想经过室町时代，在近代封建社会得到继承和发展。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曾大肆鼓吹这种名与耻的思想，当然它是以武士的特权阶级的意识为基础的。通过强调“重名”、“知耻”的思想，使武士门产生比普通人、农民优越的感觉。名与耻是维持主从关系不可缺少的体面、面子。 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来看，他们重视存在于现实中的人伦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胜过重视个人的存在。在这基础上，日本人才考虑别人怎样看待他这个共同体成员。这就是名与耻形成的原因。换句话说，日本的基本构造是由对名、耻极其敏感的感觉性构成的。借用本尼迪克特的话来说，耻是日本人对他人的批评做出的反应。如果别人嘲笑，遭到拒绝就会感到耻辱。日本人对耻辱的认识往往超过对错误的认识。他们没有习惯在人前、神前忏悔。在日本只有祝愿幸福的仪式，却没有赎罪的仪式。礼貌 人们称赞日本人懂礼貌。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讲礼貌已经到了让人惊奇的地步。天文十八年（1549）曾去过日本的西班牙人扎比埃罗曾在他的书中写到：“在文化、礼仪、风俗、习惯方面（日本人）懂礼貌的程度远远超过西班牙人。”日本文政八年（1811）曾在松前蹲过两年监狱的葛罗宁在他的日本幽囚记中写到：“日本人彼此很讲礼貌，不仅下级对上级，就是同级的人彼此之间也很讲礼貌。把腰弯下去，恭恭敬敬地鞠躬。特别是向对方表示敬意的时候，双膝紧闭，跪在地面。日本人外出遇到熟人竟能说上几分钟的寒暄语。不说完这些话，他们决不会干其他要紧的事情。在这里，他们总要互相说上三分钟的话，才肯交班。”直至今日，讲情理的老婆婆遐遇后，仍习惯说很长的寒暄语并相互施礼。 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指出：“礼仪是被分成上上下下的等级的结果。自己侍奉的主君之上，还有其他的主君。向自己的主君行礼为一种规格的话，向主君的主君行礼便需要更高的规格。由于等级不同，行礼的规格也各不相同。所以逐渐产生了等级森严的礼节制度。特别是到了足利（室町）时代德川（江户）时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 幕府时代的词汇中，敬语出奇地多。相比之下，宫中用语的敬语却要少得多。西鹤的武道传来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某武士在马上向另一武士致词，对方认为这是失礼行为，故而大怒，并执意以决斗了解此事。“这段故事体现了封建武士阶级特有的礼仪。礼仪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尽管内容方面（道德方面即对对方表示敬意和尊敬之意）发生变化，但形式方面（仪式、作法。例如宗教方面的仪礼，互赠物品、访问、路上的礼节、礼服、食物烹调、使用敬语）却是极为固定的。 礼仪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代表了主从、上下的身份关系。其实际内容本应随着封建的消亡而消亡，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在今天的日本，这种形式上的拘束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老人们经常为年轻人不懂礼节而大动肝火。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孝道 孝道也是日本人独特的思想方式之一。在日本人看来，孝道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为。 孝的观念是东洋特有的观念。印度、中国、朝鲜、日本将他观念、理论化。甲骨文、金文当中的“孝”是在老人面前摆放食物即用物质供养父母的思想。 日本的孝道并不仅仅表现为孩子对父母的敬慕之情，也不仅仅表现为晚辈对前辈的尊敬之情。日本的孝道还表现为后代单方面承担的一种义务。也就是说，尽管父母没有给孩子多少好处，仅凭生育之恩，就得全心全意为父母服务。这同相互间的感情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单方面地强调儿女方面的自我牺牲。为了表示孝顺，在去当新郎或者新娘的路上自杀或者出卖自身当妓女养活父母等都属于这一类。对于父母作出的这种牺牲，父母没有报答的必要。只需享受就可以了。 今天日本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福利国家，从物质上供养老人的义务已由国家承担起来，但是从感情上尊敬老人仍是日本极为关心的大问题。农民根性 今天的日本仍然使用蔑视农民的词汇，如庄稼汉、乡巴佬等，但是，近代日本封建的因素农民的道德根性仍然残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尽管人们接受过城市文化的影响，经过资本主义风浪的洗礼，但是，只要有一点机会，如遇竞选议员的选举或在村旁修建高速公路时，他们总要站出来，表现他们的农民根性。 如同“町人根性”、“职人（工匠）根性”一样。农民根性是近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日本著名学家福武直、松丸志摩曾对“农民根性”进行分析。第一，农民根性是从“家”的意识中派生出来的。农民世世代代在“家”中养成抑制个人欲望的习性。为了维护“家”，他们相互间显得多心，同时牺牲个人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这么作完全是为了提高“家”的地位，使其变得富裕一些。这就是家本位利己主义的思维方式。除了本家以外，在亲戚、近邻当中还有本家、分家、族长、族员，每个“家”都在“家”与“家”的联系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农民必须在他的“家”中维持自己的体面。他们宁愿将自己拼死拼活地劳动、近似吝啬的节俭中得到的钱，浪费在装饰门面上，就是为了“家”的意识。 家与家之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一种性的联系。家与家的关系就是在恩与情义方面的互相帮助。这种由恩和情义组成的家与家的联系加上其他的联系，形成特定的村际关系。对于农民来说，在村子里农民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阶层、地位严格遵守这种维护既成规范的。尽管一些下层农民对此不满，但是墨守旧的风俗习惯的保守主义是农民历来的处世方针。町人根性 根据倭名类钞抄的解释：“町，和名玛柒、田区也”。日本的町是根据、宗教、交通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日本镰仓时代、商工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商人、工匠作为独立经营者，其人数不断增加，当时大量的商人、工匠居住在城内町。进入室町时代以后，出现了町人组织，这种组织同农村的农民组织相对应，其成员称为町众。战国时代大名同武家、商人、工匠共同建设了城下町。町逐渐具备了发展的条件。由于统治者丰臣秀吉禁止武家转为百姓、町人，施行兵、农分离，农工商为主的政策，町人便成为商人、工匠的别称。 所谓的町人根性是指处在近代封建社会最低层的商人阶层的集团意识及生活习惯。町人根性是近代封建制的产物。宫本又次将町人根性的消极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服务意识；二、体面意识；三、界限意识。所谓的服务意识是指町人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经商行为。他们只得遵循统治阶级的道德观，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极为低贱的。也就是说，服务意识当中就包含着妄自菲薄的成分。所谓的体面意识是指全盘接受统治阶级的理论，忌讳不守信用和不正当行为，同时十分重视同行、同族间的经常性联系。所谓界限意识是指尊重先例，墨守祖法，反对创新等封建社会的指导精神。从“信守祖业”的家训便可了解这种思想的实质。町人的这些服务、体面、界限意识不过是由外部的强制力量造成的道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町人不具备使变质、解体的力量。他们只能寄生在封建体制之中。另一方面，町人的生活是靠做买卖维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商业上是完全对等的。他们摆脱了复杂的等级身份关系。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宫本又次同时指出町人根性中积极的一面。一、节俭；二、算计；三、机警。所谓节俭是指町人想尽办法谋求收支平衡。它同一般的吝啬不同，只是尽量不花不必花的钱。所谓算计是指町人始终离不开算盘。整天考虑是否合算。过去曾有人说过，町人的计算可谓滴水不漏。所谓机警是指町人时刻窥视商业机会，对所有事物都反应敏感。西鹤认为机警包括伶俐、谨慎、发明、忍耐、工夫。町人的最终目的是站在家的立场，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家规、店规这些表面的道德规范背后，隐藏着不正派、奸诈、欺骗、奉承、贪婪、合谋骗人等成分。西方国家自然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市民道德、自治精神、行会精神终于未能进入日本的商业行业。手艺人特性 日本达到手艺人诸职的分工最早产生于中世纪初期。日本建保二年（1214）的东北院职人歌合就提到了二十四种工职，其中包括医师、阴阳师、木匠。手艺人同商人一样，都居住在城市内。中世纪的手艺人泛指脱离土地、依靠自己的手艺维持生活的人。近代手艺人同商人一道都成了城市居民，统称町人。以后，手艺人的词意便固定下来，专指手工业者和专门的工匠。同样是町人，手艺人却无法同富有的商人相对抗，因为他们的雇主往往是商人。 所谓“手艺人气质”是指具有一定权威，不讲究，有事干的时候稍稍奢侈一些，没事干的时候赤贫如洗。这种手艺人气质同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与商人单纯追求利益不同，手艺人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完全脱离名利的情况下工作。他们的特点表现为一、对工作充满自豪；二、为了提高技术勤学苦练，手艺世代相传。三、爱护机械和工具；四、可多可少的工资要求；五、尊重师徒关系；六、维护行业价格，工钱固定，本行业内互相帮助。扶植。 氏原正治郎指出，手艺人的悲剧就在于多数日本人认为他们是日本社会当中最无知、最贫困的下层人，而他们自己恰恰也这么认为，有一种劣等感。发达国家的手艺人有自己的工会，他们自豪地作为直接生产者出现在社会上，并且不断使自己适应生产技术和进步。日本的手艺人由于狭隘的行业意识和劣等思想，所以他们引以为荣的手艺和组织只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除了统治阶级以外，一般的日本人也对手艺人气质抱有一种蔑视感。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些落后的东西正是封建的产物。扶弱思想 日本人将同情和扶助受命戏弄的弱者的行为称为“判官黼”。根据岛津久基下的定义，“判官黼”是指面对正确的，但却受到命运戏弄的弱者，世人发出的同情的呼声。“在这里，受到同情的人必须是正确的。同情弱者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所以古希腊人称它为“市民道德”。然而，日本的同情弱者同真正的市民道德不同。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日本人来说，这种心性意味着它的短处要比长处多一些。 “判官黼”中的判官是指最受日本人欢迎的英雄人物源义经。其实判官的原意是日本古代四部官（长官、次官、判官、主典）中的第三位官职的总称。判官主要负责官厅内的监察、统制工作。曾负责京都市内、检查、诉讼的官员源义经也称判官。日本人推崇的源义经1184年曾任检非遣使左卫门少尉，判官的名字由此而来，并且只是源义经一人。 最早制造英雄故事的是日本的平家物语。故事中的源义经是一名勇猛的武将。在讨伐义仲的战斗中源义经立下了大功。但是，就在他大获全胜以后却遭到发配奥州的处分。据说源义经是被尾言景时的谗言所害。 然而扶弱思想不仅表现为同情、扶助弱者的美德。数江教一认为：“现实中弱者、受命运戏弄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好人。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处于劣势，就按弱者应该同情的原则处理，那只能是片面的。扶弱思想如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大众心理的偏向。这种心性最充分地表现为“忠臣藏”专用的受虐淫和施虐淫。多少年来，这种心性表现从内心深处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结合起来。有的日本人警告说：“回顾扶弱思想过去的说明它不会给生活在今天的日本人带来好处。日本人民当中存在的楠正成和西乡隆盛的扶弱济贫传说，就有不少值得反省的地方。岛国根性 岛国根性是以日本国特有的地理条件为前提的。当日本人强调本民族性格中优秀的一面，对自己充满自信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岛国根性的存在。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弱点，丧失信心的时候，马上意识到日本的位置，发生“啊，又是令人讨厌的岛国根性”的感叹。 所谓的岛国根性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岛国根性一词最早见于明治二七年。久米邦武在国民之友上发表文章，提出岛国根性的根本是一种恐惧心理，“仅仅认为浪涛就可以挡住同他国的生存竞争”、当时，对岛国根性的反省曾一度促进了日本向国外发展和制定大陆经营政策。文明开化以来，无论是极端欧化主义，还是极端国粹主义，其产生都是由于日本缺乏客观地认识的态度。其根源自然是岛国根性。 明治二九年（1896）内村鉴三撰文国民之友指出：“日本人的天下不过是远东的系列岛屿。人们盘踞在蜗牛大的国土上，沉溺于琐细的事物之中，不知尽志士本分。家、美术家、家亦不能摆脱岛国根性。”日本人之间表现为互相嫉妒、排斥、对他人的猜疑心。不顾大局，处处为小事积虑，心胸狭窄，满足于眼前的功名，缺乏科学性的感情冲动、卑屈与盲目骄傲都是岛国根性的反映。难怪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人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从崇拜外国急转为国粹主义。自卑感一下子可以变成唯我独尊。这种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反映出日本人只注意蜗牛角大小的利益，使自己处于井底之蛙的角度。立身出世 立身出世是日本庶民的理想，同时也是日本人独特的生活信条。本来“立身”一词出于“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经）。而“出世”一词则出于“浪迹未出世”（李白诗）。“立身出世”的思想古代传入日本，从律令时代开始，成为各级文人的思想。江户时代朱子学意识形态占了统治地位，但事实上德川幕府仍将“德”作为维持其封建体制身份组织的理论基础。明治维新以后，许多下级武士一跃成为藩阀政府的要人。政界人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新贵族阶层逐渐形成。立身出世被再次奉为日本人民的生活理想。明治以后，立身出世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行的。立身出世的思想不仅影响个人，还涉及家庭、亲戚和乡党。 与立身出世相似的生活信条曾经刺激了美国人的生活情趣。英文有激励成功（Success)的概念。它是美国竞争社会的反映。如同比赛一样，在人生的比赛场上获胜的人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是在法国、英国等欧洲古国，邮递员的后代永远是邮递员，修鞋匠的子孙永远是修鞋匠。这些人都具有满足现状，安分守己的修养。这些人即使勉勉强强获得成功，但在社交界也会碰钉子，成为被侮辱、被歧视的对象。因此，功利主义是美国特有的产物。 日本的立身出世其定义和方法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日本社会不是由单独的人为单位构成的，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单位构成的。支撑日本社会的社会规范是以人情为基础的情义。情义与人情必然影响上下关系（主从关系），协同组织关系（家族关系）。现实的日本社会从家族、同族集团到政党、企业内部的派阀都是由无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这就意味着：要在日本社会立身出世，就必须妥善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以这种联系为背景，同外部世界竞争。也就是说必须加入有势力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去。立身出世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维持住这种状态。具体的做法是：深入了解支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情义、人情等法则，并巧妙地利用她。更具体地说，日本人认为立身出世的秘诀是“使上级觉得你十分可爱，使下级全部自觉地追随你。”爱国的表现形式 战前的日本，爱国的只能是国家主义者、国粹主义者、资本家等属于*的人。左翼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甚至连自由主义者都被视为非爱国主义者。战后，以前的爱国者一下变成了亡国者。日本出现了大逆转。但是不久*阵营内重新出现了自称爱国者的人。有人将日本的爱国心分为六大类： 牧歌式的爱国心：本能地对生育、养育自己的故乡产生的自然爱。这是所有的爱国心中最原始的一种。它是在不受任何人强制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爱乡心，属于一种自然情绪。牧歌式的爱国心就是以这种爱国心为基础的。可以说它是通过，形成的“祖国爱”之前的东西。必须注意，这种由爱国心的延长、扩大而形成的爱国心是缺乏公共感的。明治三十四年（1901）出版的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写道：“爱国心所爱之处仅限自国国土也。不爱他国，唯爱自国的人，自不会爱他人，而只爱自家一身也。爱浮华的名誉，爱利益的袭断，不可云云，可云私也。”“爱国之心难能可贵，亦甚者可卑。”“谁在孩提之时真正理解故乡某山某水之可爱乎。尔等的怀土望乡之念，实际上非居异乡他国者所能体会。” 封建的爱国心：在封建体制中，忠诚（忠义）就是爱国的别称。封建的爱国心不象牧歌式的爱国心那样天真无邪，与世无害。它包括对敌国的警惕、憎恶以及歇斯底里的不安和焦虑。从形式上创造了统一的明治国家为了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继承了日本的传统精神遗产爱国心，以便唤起日本人的激情。没有土地的人民爱国心不过是对统治土地的权力的一种顺从而已。 天皇制爱国心：明治维新以后，“忠君爱国”、“忠孝一体”成了天皇制国家的道德标准。忠君爱国不过是被天皇制歪曲了的爱的一种变种。天皇制爱国心最后终于导致战争，使日本国陷入战争泥潭。人民被彻底奴化，文化发展受到阻碍。为什么天皇制爱国心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其原因在于天皇制爱国心不过借用了爱国心的名义。实际上它是对天皇个人忠诚心的表现。 市民的爱国心：市民的爱国心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生活在以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人们都可统称“市民”。主义者幸德秋水、接受基督教影响的德富苏峰（早期）、德富芦花兄弟以及日本基督教领导人内村鉴三等提倡的市民道德不是对天皇的忠诚，而是自由地热爱祖国的感情。市民的爱国心因其所属阶级不同，反映了各阶级间的对立。 各阶级的爱国心：如上所述，市民的爱国心因市民立场的不同，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形。它们分别以福泽谕吉为首的通俗国权论和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为代表。以福泽谕吉为首的自由魂论者，不得不屈服于明治政府的国权主义。明治以后，爱国心的主流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尽快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并驾齐驱。因此，不是提倡对国土、同胞、文化的热爱，而是提倡从属于天皇、国家、政府权力的爱国心。“神国，中华可爱。洋人、夷狄可憎。为可爱者讨伐可憎者”就属于这种爱国心。同时提出阶级爱国心的还有幸德秋水。他主张“变陆海军人的国家为农工商人的国家。变贵族专政的社会为平民自治的社会。变资本家肆意横行的社会为劳动者共有的社会。以正义、博爱之心压倒偏面的爱国心。科学主义使野蛮的军国主义灭亡。亲如手足的世界主义将扫荡、根除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幸德秋水主张的爱国心从市民爱国心中分离出来，作为阶级的爱国心独步发展。由于大逆事件的出现，明治四三年（1910）阶级的爱国心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便是由基督教徒们发起的平等主义、“人类皆同胞主义”运动。 人道的爱国心：缺少人类爱与同胞爱正是自明治国际主义一来至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日本主义爱国心的最大弱点。人类爱的概念自然过于抽象，但它并不是空洞的理论。在战争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的今天，它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慈悲，儒教的仁义，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都曾经反复宣传人类爱的思想。日本人给人道的爱国心下的定义是：与其高谈阔论国家天下事，不如首先从解决身边的小问题入手，开始行动。人道的爱国心不是“灭私奉公”特定的超人道德，它提倡尊重科学、热爱旁人、不蔑视劳动、积极生产、保护本国文化、爱护公共财产。也就是说，它是每一个人都应尽义务的爱国心。第 6 页 共 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