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特色-功利主义.docx

浅析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特色:功利主义论文关健词:梁启超政治伦理功利主义论文摘要:对近代时代特征的深刻思考和理性判断以及受边沁、墨子功利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功利主义的基本特色，强调公益与效能，这在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今对其思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目前学术界仅有个别学者对其政治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其中在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定位上，在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一文中，许纪霖先生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构建的政治伦理共同体作为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而在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理念及其政治伦理中，魏朝勇认为梁启超将“新中国”的政治伦理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纠葛，使其无法预想中国通向未来的道路。可见，两位学者分别将梁启超的政治伦理思想定位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上。但笔者认为，梁启超对近代时代特征的慎密思考和准确把握以及受边沁、墨子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特色是功利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所谓政治伦理，又叫政治道德，就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以某种伦理观为根本理念，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主体的道德理念、政治制度的道德属性等方面的总和。一、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时代特征的思考和判断:“过渡时代”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其对近代时代特征的深人思考和理性判断是分不开的。1901年，他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开篇就明确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其实，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代这一判断不仅仅是梁启超个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先进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者的共识。如着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也说“余处此过渡时代”。但梁启超对过渡时代的理解更为慎密和深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梁启超对过渡的含义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在他看来，过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人世间无时无地而非过渡时代”。而狭义的过渡是与停顿相对而言的，过渡就是如波一样波波相续;停顿则是“各波具足体”。第二，根据对过渡时代含义的理解，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的时代特征作了基本判断。他从过渡的狭义出发，认为中国自数千年以来都是停顿时代，而现在是过渡时代。中国现在“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具体而言，“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在此，此岸是君主专制制度，彼岸是民主政治。“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治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褥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第三，过渡时代是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代。在梁启超看来，过渡时代是“希望之涌泉”，是“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是一个民族“由死而生、由奴而主、由痔而肥所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恐怖时代”，“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由奴而主、由痔而肥之界线”，“所争间不容发”。总之，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代这一时代特征的思考和判断，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背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代，中国要从君主专制过渡到民主制度，需要社会各群体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根据事态发展精确、理性的权衡利弊，选择一种过渡到民主制度的理性方式，而不是单一的革命或变革，更不是从君主专制直接过渡到民主制度，中间或许需要些环节，如开明专制。二、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乐利主义”、“实利主义”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渊源是边沁和墨子的功利主义。他将边沁的功利主义称为“乐利主义”，将墨子的功利主义称为“实利主义”，并吸收其中有利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因素，结合当时中国的时代特征和佛学宗教伦理作了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梁启超继承了中西功利思想的基本范畴，并结合中国近代时代话语加以发展具体来看，梁启超吸收了边沁功利思想中的苦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效用与动机以及中国传统功利思想中的义利范畴，但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话语下，他将边沁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等发展为具有近代时代特色的利己和利群范畴，并在利己与利群关系中展开其政治伦理思想。关于“群”的含义，美国学者张颧认为，梁启超的“群”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整合问题，这在将“群”用作动词和动名词的时候最明显。在这个含义上，梁启超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人集合或整合为一个组织良好的政治实体。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该团体的政治制度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中国应该保留君主制还是应采用根据公民参与原则组织起来的新的政府体制。第二个问题也可称为政治参与问题。最后，梁启超将注意力转向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范围，中国应该作为一个帝国还是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呢?在第一层含义上，梁启超不仅将“群”视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原则，而且也视为一个宇宙论原则。他认为合群原则包罗万象，主宰了宇宙间所有变化和演进的事物。之后他用达尔文式的语言告诉中国人，不合群则国家有可能灭亡。于是，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共同体。但是，关于己的含义，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笔者认为，从群与己的范围来看，己是与群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梁启超的“群”的范围非常广泛，可指人群、组织群、国群甚至天下群。而“己”就是比“群”范围窄的一个概念，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些人，甚至可以是国群，它只是比“群”范围窄而已。其次，梁启超吸收了中西功利思想的基本观点，并结合当时中国的时代特征以及佛学宗教伦理作了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梁启超吸收了边沁和墨子功利思想中将效用作为道德判断标准的观点，但在过渡时代效用的含义有所不同。在边沁那里，效用是快乐等心理感受，是个人利益;在墨子看来，效用是利他人、利天下;而梁启超所关注的效用是利群，其核心的利国家。他的伦理思想和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都是利群。在“利群”与“利己”何者为梁启超功利主义思想的核心这一问题上，学术界仍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利己”才是梁启超功利主义思想的核心。他们的论据主要是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形成义一文中所提到的:“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对此，笔者认为说服力不充分。从梁启超关于“群”与“己”的范围来看，他在这里所说的“利己”是相对于“天下”而言的，因此是国家意义上的“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后文中找到依据。他说:“对于禽兽而倡自贵知类之义，则利己而已，而人类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赖是焉;对于他族而倡爱国保种之义，则利己而已，而国民之所以能进步繁荣赖是焉。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己”，并不是“个体”意义上的己，而是“群体”意义上的己。此外，从梁启超倡导利己的目的来看，他是要提倡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根本目的还是救国(利群)。他认为，救国既可以是形体意义上的由政府、人民、土地等组成的国家，也可以是使“乾坤之所以不息”的精神上的“国家元气”，国家元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第二，在苦乐观上，梁启超主要受边沁苦乐思想的影响，并认为政治法律等也可进行计算。在他看来，政治法律与衣服、饮食、器械、宫室等一样都是可闻可见的“形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手不可握之，以钱不可购之”，是“形质之精神”。而形质是“算学上之问题”，可以进行功利计算。这就意味着可以对政治进行功利计算。在此，功利主义理念跃然纸上。其次，他批评了边沁只对苦乐作量的区别而不作质的区分。受佛学宗教伦理的影响，他认为苦乐不仅有量的不同，更有质的区别。此外计算苦乐还要考虑比较苦与乐的先后这一因素。他说:“乐之最高尚者，莫如佛说华严。佛知夫世间乐之无常也，惟无常，故乐之后将承以苦，而苦之量愈增也。故毋宁取烦恼根而断之，忍小苦以求长乐古佛最精于算学者也，最善于用边沁计量之法者也。重视未来的利益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中进行功利计算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第三，在功利原则上，梁启超肯定了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但他认为这只是过渡时代的功利原则，而太平大同时代应以全体国民、天下的最大幸福为原则。但是，后期梁启超将国家自身的利益作为第一原则，大多数国民的利益作为第二原则，认为在过渡时代的中国，二者都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目标和衡量标准，只是前者更有根本性。在将功利原则与时代相结合并结合实际加以发展，凸显出他的那份难得的理性和睿智。综上所述，梁启超吸收和发展了边沁、墨子的功利思想，在利群、利己关系中展开其政治伦理思想，采用功利计算来判断效能，进而采取理性的、适宜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最大目的。三、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主体的道德理念:公益、利群梁启超认为，政治主体应该包括“为政者”、“强人”、“新民”和政党，这些政治主体应该以公益、利群为道德理念。具体来看，为政者必须“常遵依国家之目的”，不能“假公职以牟私利”;强人“能谋团体之幸福，以一群之公益为目的也”;新民应该有公共观念，所谓公共观念，就是“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甚至“牺牲其现在私益之全部分，以拥护未来公益”。总之公共观念就是“公观念”，就是“拥护公益”政党应该“抛弃个人之目的，而一方(力)保持国家大局”。第二，政治权力的价值基础:公益政治权力的价值基础就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问题，梁启超明确指出政府之政鹊“在公益”，并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证:从群体意义上，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公益之道”就是“以能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为归”，从个体意义上来看，梁启超认为，政府的权限在于国民的利益与政府本身的利益。在这里，相对于个体而言，政府本身的利益与国家本身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政府偏离了“公益”这一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而侵略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那么有政府不如无政府。第三，政治运作的价值取向:效能和扶序所谓政治运作，就是政治主体依据政治制度、政治目标的要求从事的政治活动。梁启超认为要“有成效”、“有次序、有法度”地改变中国传统政治运作。但在改变的方式和途径上，梁启超的观点不断变化:变法、破坏乃至政治革命，但始终围绕一个主题:秩序。即“有次序、有法度”始终为了一个目的:效能。政治改革之后的政治运作模式是怎样的?梁启超认为，责任内阁能“起衰救弊”，能更好地实现效能和秩序。因此主张责任内阁制。第四，政治制度的道德属性:工具性的自由团体自由任何政治制度并非仅仅是单纯的规则与规范，它有其内在的伦理价值，这就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属性。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那里，自由应是政治制度首要的道德属性，梁启超也持同样的观点。但他对自由的理解与西方自由主义者有较大差别。他对自由的看法始终是工具的而非价值的，他认为自由是“烈药”，需“调剂使其宜，而后能全其药之用”，如何调剂?梁启超直言不讳，他说:“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就是把自由从西方的具有个体性质的话语变成了具有集体性质的中国话语，由纯粹的个人范畴变成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范畴，由主要是人道主义自由概念变成了主要是国家主义自由、民族主义自由和群体主义自由的概念。由此可见，经梁启超调剂后的自由是团体自由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体自由。第五，政治目标的伦理特征:“最大之目的”梁启超认为各派学说的政治目标不一样:佛学以众生全体之最大幸福为目标;儒学以人类全体之最大幸福为目标;卢梭以国民全体的最大幸福为目标;边沁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目标。他认为，政治应以最大的目的为目标，且时代不同内容也不同。具体来看，在过渡时代，他先接受了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思想，认为政治应以此为最大目的，但是由于受到国家主义及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最大的目的就是国家本身的目的，大多数国民的利益退居其次。即便如此，他坦言始终“不敢忘”儒家传统的天下大同的政治目标，认为这一目标在太平大同时代能够实现，到了那个时代，“国民全体、人类全体皆得最大幸福。综上所述，梁启超对近代时代特征的深人思考和理性判断，对边沁和墨子功利思想的吸收和发展使其政治伦理思想强调公益、利群和效能，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多有变化，为人垢病是“流质易变”。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特色是功利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