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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苟尔化为群(一)

　　【 内容 提要】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历来的普遍性定论是“奸雄”。此论犹盖棺之钉，将曹操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但若细细推论起来，怕也未必如此；坦率地说，此论既不确更不当。本文即从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曹操为什么不篡汉自立说起，以事实论证并得出了与人们印象中的曹操形象完全相反的结论，特别是对 “以发代首”、“梦中杀人”、“借粮官之头以平众怒”以及那句流传千古“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等为人们所熟悉的典型事例，做了一番完全不同的诠释。是狂妄邪说，还是荒谬胡言？不妨耐心一阅，并以此就教于诸位大家
在 中国　历史 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人象他那样似奇峰突兀，惹人注目。在其生前，权势赫赫，功德巍巍，但也谤议多多，令人侧目；在其死后的千百年中，更是毁誉有加，褒贬不一；甚至在同一朝代也遭遇殊异：时而受到热烈称赞，几可捧到天上;时而又遭无情鞭挞，足可令坠地狱。此人便是曹操。

提起曹操， 自然 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奸雄。这几乎成了曹操的专用代名词。人们欣赏其雄，更切齿痛恨其奸。每与敌对阵，对方总是毫不留情地当面斥骂他“欺君篡政”，“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哲学 上有这样一个命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的哲学意义，就是任何事物的发生、 发展 ，都有其必然 规律 ，都有其合理的“内核”，都有使其发生、发展直至衰亡的环境、条件和因素，而不论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们对曹操的所作所为亦当作如是观。

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首先应该确定一点：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其理由如次

第一，从宏观的角度看，朝代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东汉末年的具体情势来看，朝代更替也已成了 社会 前进的紧迫而必然的趋势，既非任何个人力量所能扭转，亦非因曹操企图篡逆所使然。

东汉末年，是一个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激烈动荡的年代，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已处于末期，濒临崩溃的边缘。从《三国演义》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不难察觉到这样几点：一是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崇信宦官，大权旁落，致使“十常侍卖官鬻爵，非亲不用，非仇不诛，以致天下大乱。”宦官得势，正派贤良忠诚之士必然受到排挤、打击，乃至迫害，因“禁锢善类”，形成“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后主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也！”一向以最敬畏、最矢忠于汉天子的刘备、诸葛亮竟然对桓、灵二帝达到了“叹息痛恨”的程度，可见当时是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又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二是“人心思乱”的直接后果是诸侯拥兵自立，地方军阀割据，这又从其统治阶级内部和基层政权进一步催促了汉家王朝土崩瓦解的进程。这些都表明东汉王朝已经从根基上腐朽撼动了，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而是它自己把自己推到“非亡不可”的危险境地。三是随着群雄并起，相互攻伐吞并的不断进行，更使广大百姓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如在十八路诸侯兴兵讨伐董卓失败后，各路诸侯相互火并，曹操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曾慨叹：“铠甲生虮虫，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就连以极富铁的 政治 、军事手腕的曹操都感叹“念之断人肠”！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做为堂堂国都的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就连朝廷命官，“自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者。”残酷的 经济 剥削，再加上战争的无情摧残和蹂躏，迫使人民武装起义，“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贼势浩大，官军望风而糜”。汉天子的皇帝宝座在农民造反的呐喊声中摇摇欲坠，而此时的汉献帝刘协，也不过是不谙世事的孩童而已，连已死董卓的部将都可对他颐指气使。在这样的情势下，汉天子不仅失去了统御全国的基础和权威，也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资质和能力。因此，首先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主动权的曹操，从表面看，似乎是在把持朝政，欺君罔上，企图篡逆自立；实际上是继续维持和保护了汉室天下。曹操曾说要不是他在朝执政，还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并不虚谬。当然，做为封建 时代 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也不排除其有假借汉家名份和旗号以积蓄壮大自身力量，扫灭群雄，成就大业的私下打算。

第二，曹操是在出仕过程中，逐步确立起远大志向的，但他并不打算取汉帝而代之，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决不如此。

其一，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为庆赏在邺郡建成的铜雀台，令武将以骑射为乐，令文官进佳章以纪其胜事。诸人在“诗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之意”。为此曹操动情地向属下全面剖露了自己的心迹，从那充满感情的袒言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他心路发展的轨迹，并且不能不信服他当众明确宣布的“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曹操这话确为由衷之言，肺腑之语。何以见得？心 理学 告诉我们，面对属下的文官武将，曹操不可能装腔作势说假话，这既不符合他自身性格，也不符合当时情势。美国着名心理学家悉尼.乔拉德和特德.兰兹曼说：“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能对他人真实坦率地表露自己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对他人是否值得相信的知觉”;“另一个因素似乎是对安全和自尊的重视程度。那些相对来说不怕别人的人和那些自认为是受欢迎的人与那些没有安全感、有依赖性的人相比，更会乐意让别人了解自己。”很显然，曹操完全符合上述两种因素。而且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曹操又袒言宣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其言何等坦率、直露！他并非骄狂、虚妄而确是赤诚、磊落地宣称：“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由此可见，曹操上述所言决非虚言诳语。

其二，曹操数次劝诫、禁止他人传言所谓他应“代汉而有天下”之意的征兆之事。一是曹操奉诏从山东起兵来京护驾，救出被李傕、郭汜等百般羞辱、蹂躏的汉献帝后，“时侍中太史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吾仰观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又密奏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如果说曹操有篡逆之心的话，那么这是一次何等难得的机会，而且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命”所示！但“操闻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二是在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后，有近百岁的数位父老“箪食壶浆以迎之”，并对操说：“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夜于此，对老汉等言：黄星见于乾象，正照此间。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今以年计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怨之。丞相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正应当时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对此，曹操只是笑一笑：“何敢当老丈所言？”在古代，人们往往把现实中的吉凶祸福同当时的气象灾异对应、联系起来，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有上天的征兆；而朝代的变迁也是由上天安排，并由上天来显示、预兆的。近两千年前的曹操，敢于冲破这种传统观念，社会意识，已非属俗人；又不假借此成个人帝王之梦，更足见其心之诚，其行为犹足可贵！

其三，曹操下属多次劝谏他“受九五之尊”，但每次他都明确拒绝；于是众人退而求其次，劝谏他进封了魏公、魏王，但就是不登帝位。就在曹操病重去世前，孙权致书曹操，称“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曹操看透孙权的不良用意，笑着对群臣说：“是儿欲使吾居火上耶！”属下群臣也再次乘机上谏：“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而曹操却一笑说：“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周文王何许人？周文王即姬昌，受商封为西伯，因他关心民间疾苦，礼贤下士，曾据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殷王辛称臣，故而孔子在《论语.泰伯》中称赞姬昌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熟读古籍、诗书的曹操说：“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他确实要以周文王为榜样，做一个周文王式人物。而就在此之后不久即病重归天，可以说善始善终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其四，曹操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表明自己“甘居臣下”的想法和做法完全是真诚的。史志记载，朝廷给曹操的封地是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租税，为了表明自己并无“非份”之想，也杜绝他人之谤议，他主动交还朝廷三个县的封地，同时交还二万户的租税，自己只留一个县的封地，一万户的租税。

其五，曹操本人不仅决不篡位称帝，而且从大局出发，也坚决反对和制止他人随意行“废立”之事。《三国演义》中，董卓擅行“废立”，是曹操第一个站出来发矫诏，树义旗，招集十七路大军讨伐董卓。另据史志记载，“冀卅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还有一次，“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仍然“拒之”。汉献帝初平四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这些显然为稳定政局，延续、巩固汉室江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突出刘备的正统地位，达到贬曹尊刘的创作目的，《三国演义》作者不仅对上述四、五条中史实部分隐略不提，而且还颠倒黑白，把陶谦描绘成忠厚老实的谦谦君子，本来诚心诚意要和曹操搞好关系，着意派兵护送曹父一家，但却造成其全家被杀，成了好心办砸了事的冤大头，完全掩盖了他出兵支持阙宣造反称帝的大逆不道行为；孔融、刘备则成了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济陶谦于危难的“志士仁人”。不仅如此，还让陶谦借机演出了“三让徐州”的闹剧，更把刘备推上了“仁德宽厚”的正人君子典型。

第三，非但曹操，就是孙权、刘备，在他们本身即使根本没有称帝之心时，其下属也千方百计瞄准机会，怂恿、鼓动其“早登大位”。为什么？刘备在攻下两川之后，“众将皆有推尊玄德为帝之心”，刘备不肯，诸葛亮劝谏时就道出其中原由：“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刘备颇为坚决地说：“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又不能强逆属下，只好暗示他们“可再商议长策”。但诸将不解，还是一个劲儿地说：“主公若只推却，众心解矣。”深谙刘备心理的诸葛亮，只好出来做众人的思想工作：“主公平生以信义为本，未肯便称尊号，今有荆襄、两川之地，可暂为汉中王。”二年之后，为劝谏刘备登位称帝，诸葛亮又故作忧虑成疾，对刘备喟然叹曰：“……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坚执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若文武皆散，吴、魏来攻，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刘备见事态如此严重，只好摈弃“恐天下人议论”之潜藏于心底的想法，答应即位称帝。由此可见，心存大志，是吸引、汇聚、团结人才，巩固、发展事业的一个关键性 问题 。刘表、刘璋同为汉室宗亲，又都占有战略要地，且都民附粮丰，兵强马壮，但就因为他们胸无大志，不敢向四方展足，只是“坐守城郭”，充“守户之犬”，所以不仅失去了众多有才智的人，而且连祖宗的封地也失去了，其本人或后世子孙成为他人的俘虏。曹、孙、刘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人，所以才由他们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但他们谁都不会首先称帝，否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又富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曹操更不会首先代汉称帝。就曹操的心理和当时的情势而论，以他的权力和地位，对内可以号令一切，随心所欲，一切均在自己掌握之中；对外又可“奉天子明诏”，以顺讨逆，既有政治上的主动权，又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他何必非要走既不合时宜，又不得人心那一步不可呢？曹操是讲究务实的人，他不会因炫示“浮华”、“名份”而失去人心，失去道义。

第四，“汉朝气数已尽”的思想意识已渗入社会各阶层，汉天子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了其往日所特有的令人敬畏而神圣的“灵光”，这就等于在人们的心理上宣判了东汉王朝的死刑。休说一方诸侯孙坚，出身四世三公高贵门第的袁术，不拿汉天子当回事儿，有取而代之的称帝之心；就连自诩最忠诚于朝廷和皇帝，令千秋万代景仰的忠义典型关羽，似乎也不把汉天子放在眼里。不是这样吗？在他被曹军围困土山，成了瓮中之鳖，“死之不义，降之不忠”的两难境地下，与曹操郑重约定了看似很体面的“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看，这不明摆着把自己放到汉帝的敌对面去了吗？归降之后，曹操“表奏朝廷，封云长为汉寿亭侯，铸印送关公。”当关羽得知刘备去处，封金挂印，离曹营扬长而去。这似乎是非常忠义的表现。然而封“汉寿亭侯”，虽然是由曹操“表奏朝廷”，但毕竟是由汉天子亲自批准的，应该说是很郑重、很正统的，但关羽却不屑一顾，他心中只有大哥刘备。当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又再次以“汉寿亭侯”之爵授封给关羽时，他就坦然而纳，欣然而受了。忠义贯千秋，以扶持汉室为己任的关羽都如此对待汉朝天子，更何况他人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曹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否则就是“汉贼”，就是奸佞之人？顺便提一句，刘备在自立汉中王时，曾不无担忧地对臣子们说：“汝等欲尊吾为王，不得天子明诏，是僭也。”一个渴盼“天子明诏”以避“僭逆”而不可得，一个却把天子亲自御封之印弃之如敝屣，这究竟孰真孰假，谁对谁错？

第五，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人物之口曾多次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是公认之理，即使提出并严格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等级观念的儒家们对此也是很赞同的。按当时情势来看，曹操即使“代汉帝而自立”，无论在情理上，还是在客观可能性上，都无大碍，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曹操并不如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和决心，他甚至公开地向下属们宣布，在自己死后，妻妾全都改嫁，目的是让她们传扬自己的这番心意，好使别人都知道。在《三国演义》中未提到这件事，却提到将“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并且还嘱咐说：“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无疑，遗嘱是一个人最后的、也是最挂心、最重要的心声。从曹操的遗嘱来看，他不仅没有显露出丝毫“为帝为君”的意思，而且还把自己降到平民百姓的位置：休说帝、王驾崩后的后妃们，就是普通官员的遗孀，有哪一个还需要“卖履自给”呢？其实，曹操的遗孀们未必就沦落到要“卖履自给”的地步，但做为“遗嘱”，它起码明白无误地表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死后的曹操再也不是什么王公大臣，他和他的遗孀们都是平民百姓，不仅没有了往日令人炫目的崇高无比的社会地位，而且就是在物质生活上，遗孀们今后也只能“自食其力、自谋生计”了。按说在诀别人生之际，遗嘱同时也是最能袒露无遗的心声，是无须再讲什么策略和隐衷的；想曹操也该如此吧？曹操也确实如此，你看，他 “又遗命于彰德府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原因是“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

从上述几点看来，曹操不是没有条件和能力篡汉称帝，而是从根本上就不打算篡汉称帝；不管是敌方的秽言诬陷也好，或是下属的真心劝谏也好，还是不明真相的人“妄相忖度”也好，他始终不为所动，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奉汉天子为帝，对汉帝称臣。因此，将曹操说成是企图篡汉称帝的“奸邪篡逆”之人，显然是不妥的；从“奸雄”这一概念出发，附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言词，不是虚妄加之，就是着意贬之，或是借故辱之，总之是不实之词。

曹操为什么不篡汉称帝？
曹操虽有条件和能力，但始终不篡汉称帝，究竟为什么？这当然要引起人们的疑问。

首先，曹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但他不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人生的终极目标，而是有一个逐步的变化过程；并且他异于常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能在“临界点”戛然而止，没有“得陇望蜀”之欲。举孝廉时才20岁，因担心自己年青，又不是“清流”、“处士”出身，怕被别人看不起，只想做一个地方官，用自己政治教化的显着政绩，来确立自己的形象和威望。这一点他任济南相时做到了，但其中也得罪了不少权贵和宦官。为避祸及家族，他托词辞职回乡，“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然而国家多事，边塞诸侯谋反，黄巾军风起云涌，遂被朝廷征召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此时最大愿望是做个“征西将军”，“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之后，南征北战，东讨西杀，基本荡平群雄，随之也升迁为丞相。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曹操是属于“自知者明”之人，他深知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已达顶点，“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这恰好说明和证明了为什么当时只有他才是如史学家陈寿所说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其次，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博学多闻的曹操不能不深受其 影响 ，尤其在道德观念、礼仪规范等方面，以儒家教诲来约束、要求自己。病逝前，孙权致信愿俯首称臣，属下也乘机再次劝谏“顺天应人，早正大位”，他又一次明确宣布“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他常用齐桓公、晋文公、燕国大将乐毅、秦国大将蒙恬等人的典型事例来警诫自己，甚至当读到有关他们的书时，“未尝不怆然流涕”。另一方面，他又严格自律，知恩图报。他说，从祖父到本人，祖孙三代都很受信任，担任重要的官职，连同子桓兄弟这一代，都超过三代了，如此累世隆恩，我怎么敢有“不逊之志”呢？

第三，曹操不仅有明确的分辨是非的能力，而且也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能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准确判断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比如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要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曹操当即拒之，并告诫他们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即使在自己生死攸关之际，也不贸然行事，比如他发现御医吉平欲毒杀自己，并由此发现汉献帝破指密授给董承“殄灭奸党”的衣带诏，便与众谋士商议，欲废却献帝，更择有德者立之。程昱上谏，曹操就采纳了他的话，终止了自己不理智的行动。

第四，其实，说到底，曹操也并不是什么“贞节烈女”，他在有生之年所以不篡汉自立，并不是因为他是汉天子的忠实保卫者、守护神，而是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他虽然看透了汉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是早晚的事，但现在时机未到，主要是雄据江南的孙权、偏据西南一隅的刘备两个集团，不仅非一时能克胜降伏，而且他们还时时刻刻在伺机进犯；如果此时代汉自立，不仅取消了原来自身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且反过来增加了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御我的口实，这当然不是明智之举；二是他看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正因如此，他才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事实证明，朝廷内忠于汉室的大臣尚不在少数，就是说还未形成“群卿同欲之势”，故如上述他劝阻王芬、许攸所说的那样，废立尚不可行，自立更不待说。三是他自诩“孤为周文王”，其实还有另一深层含义，那就是象周文王那样在自己身前尽量削平群雄，增强国力，以为后嗣者一统天下，统御国家，打下坚实基础。这一点，曹操的有些谋士曾看出了一些端倪。

有这样一句哲言：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本能；知道自己不该要的，是智慧。不管人们怀着怎样的愤恨去诅咒曹操“奸邪篡逆”，但曹操毕竟在事实上没有“代汉帝而自立”，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曹操是有自知之明的智慧之人。
欺君篡政：挟天子以令诸侯
前面我们以事实论证了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又探讨、 分析 了他为什么不篡汉自立的种种原由，但做为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曹操又该怎么办呢？他既不能游离于激烈动荡的现实斗争之外，又不能象文人雅士那样，纵情于山水之间。别无他途，曹操只能义无返顾地祭起权利的大纛－――挟天子以令诸侯。欺君篡政的确切涵义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人们抨击曹操的主要口实，也是说他奸邪祸国的主要依据。其实，挟天子以令诸侯既是曹操的主观愿望，同时也是客观形势所使然。

其一，汉献帝继位时方才九岁，是被董卓废却其兄少帝后而扶上皇位的，董卓以虎狼之心专断朝政，少年献帝自然是掌中之玩物。王允设计除掉董卓，但献帝又陷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肆意作践的骚乱之中，其间颠沛流离，饱偿困辱，甚至被劫持，休说保持皇帝尊严，就是自身生命安全也时时有不虞之忧。就在面临绝境之时，兵威将雄的曹操从山东赶来护驾，自此献帝脱离厄难，但时年也仅15岁，既无亲政能力，又经数年朝廷变乱，缺乏亲政基础，故而此时曹操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势所必然。

其二，献帝虽然过上了暂时安定的日子，但群雄尚在，各地诸侯拥兵自立，尤其是迁都于许的第二年，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袁术即僭越称帝，真正统一天下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曹操担负。而曹操除了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之外，“假天子之名以讨不臣”，自然更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名正则言顺，言顺事乃成，曹操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收张绣、张鲁等，除孙权、刘备之外，可以说基本上荡灭群雄，扫平天下。

其三，曹操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杀伐无数，既在统一国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又树敌多多，欲置其死地者当不在少数。挟天子以“能”令诸侯者，关键是兵权，是枪杆子、刀把子。故而曹操率直坦诚地宣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候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而且还有更重要一层：“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

其四，从东汉的历史来看，皇室一直处于颠簸动荡之中，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势，轮番操纵天子，专断朝政，皇帝处于两强之间，只能苟活度日。我们不妨简略追溯之。公元76年汉章帝刘炟即位，次年大臣窦宪之姊立为皇后，窦宪也被任命为郎。公元89年章帝之子、年仅十岁的刘肇继位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其弟窦宪以侍中操纵朝政，因其弟兄横暴京师，胁迫和帝，永元四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灭窦氏。郑众以功封鄛乡候，为东汉宦官参政之始。和帝死，其皇后邓绥先后迎立殇帝刘隆、安帝刘祜，她本人临朝执政，使其兄邓骘居要职。因其权势熏天，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定议诛灭邓氏。安帝死后，其子刘保继位为顺帝，大将军梁冀的两妹分别为顺帝，桓帝的皇后。顺帝死，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先后立冲、质、桓三帝，梁氏一门先后有七候、三皇后、六贵人、一大将军，其权势之隆，可想而知。延熹二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定议诛灭梁氏，并清除其党徒三百余家，抄没其家资值钱三十余亿。桓帝死，桓帝皇后之父窦武迎立刘宏为灵帝，时年12岁，窦武任大将军，常居禁中，掌握朝政。同以往几任先帝一样，由于外戚胁迫，成年后的灵帝只有借助宦官夺回皇权。宦官也借此专横弄权。为此窦武与太傅陈蕃合谋诛杀宦官，但事泄兵败只好自杀。从此宦官得势。由于宦竖横行，造成田野凋敝，仓廪耗空，终于激发黄巾军大起义，把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推到崩溃边沿。灵帝之后即是9岁的刘协登位为献帝，其间何太后与董太后之间势不两立的争斗，大将军何进与宦官蹇硕等十常侍的相互谋杀，在《三国演义》中已有描述。东汉王朝自章帝以来，就是这样在外戚专政与宦官弄权的相互交替中循环往复，形成说不清、解不开、理更乱的恶性循环，而身处其中的皇帝，从汉献帝之前的百余年中的六、七任皇帝，都不过是虚有其名的傀儡而已。曹操顺应了这种历史延续；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汉献帝，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冲破这历史的恶性循环的。

其五，“挟天子以令诸侯”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最早建议曹操这样做的正是反对曹操进封魏公的荀彧。当年，曹操在山东，闻知天子车驾已还洛阳，与众谋士商议“下一步如何走”的时候，是荀彧第一个向曹操进言：“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很高兴地采纳了这“不世之略”。这“不世之略”的真正意义就是“奉天子以从众望”，换言之，质言之，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曹操欺君篡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他虽然借此残酷地镇压了阴谋反对他的人，如伏皇后，董承等，但也假此扫灭群雄，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使中国北方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战争的直接摧残和蹂躏，获得了安定生活、发展生产的喘息之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以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功绩的；汉天子虽然依旧是名义上的皇帝，失去了皇家应有的威势，但也从李傕、郭汜之乱中挣脱出来，结束了长达五、六年的朝不保夕、食不果腹、困辱不堪的痛苦流离生涯，比较起来亦算是幸事。

就其对待君主的态度来说，曹操与诸葛亮似乎是对立的两极。诸葛亮不分大事、小事，一律自己悉心处理，为的是在对刘氏父子问题上，怕别人不如自己尽心。诸葛亮因此而被活活累病死在前线的军营中，年仅54岁，可谓英年早逝。此可谓“敬君代政”。欺君篡政与敬君代政，从性质上看，似乎截然相反，但从实际做法与客观效果来看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把皇帝做为最高名誉领导人，而他们自己才是最高决策者。所以在这一点上，二人之间可以划等号。不但如此，有时“敬君代政”反不如“欺君篡政”。比如刘禅实际一直做着“安乐公”，但有时也听信谄言，胡乱下诏。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时，连取胜利，曹军大司马、征西大都督曹真屡被诸葛亮挫败，因不堪败辱而病亡，诸葛亮正要乘胜进击，后主刘禅忽诏令“班师回朝”。诸葛亮明知后主“必有佞臣在侧”，但又怕担“我如不回，是欺主”之名，尽管“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只好忍痛撤回。请看，在如此重大问题的如此关键时刻，因“敬君”而不得不忍痛放弃一次“日后再难得”的机会，此“敬君”可取否？从国家的根本利益上考虑，这种“敬君”实际上是“忠君”还是“害君”？想不言而喻。
雄才大略：非常之人的非常性格
曹操被冠以“奸雄”，其意自然是重在彰示其“奸”：一是欺君篡政、奸邪篡逆的政治野心；二是奸险狡诈、凶残暴戾的性格特征。有很多例子，比如“以发代首”，借仓官王垕之头以压军心等等，都深深地嵌刻在人们的头脑中。奸险狡诈、凶残暴戾的曹操形象，几乎是我国所有文学作品中的曹操的标准形象。

但事情也不尽然。比如袁绍讨伐曹操前夕，命书记陈琳作檄，檄文辱及曹操祖宗三代，称操是“赘阉遗丑”，令人何等羞辱与难堪！时曹操正患头风，疼痛难忍，“此檄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由此足可见其言词是何等尖刻而犀利，对曹操的刺激和震撼是何等巨大而深刻！但俘获陈琳后，“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请看，这里哪还有一点“奸险狡诈、凶残暴戾”的影子！

象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中并不鲜见。

对此，该作如何解释呢？

一种解释是：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

　　清代着名评论家毛宗岗在评论曹操时发现：“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这里的用词是“似乎”。尽管是“似乎”，但毕竟还有“似乎”，这该做何解释呢？毛宗岗别无他法，只能归于“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其意是说曹操太有智慧和能力了，以至于他做出的这些假象能蒙骗住天下所有的人，是天下第一大骗子！对这个结论，我们当然不会感到奇怪和陌生，因为毛宗岗父子是坚定的正统观念维护者，具有非常强烈的贬曹尊刘的 政治 倾向和思想感情，他们认定曹操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奸诈虚伪的，是绝对不能信赖和肯定的！

后代学者当然也发现了这种矛盾现象。但曹操是众所公认的“奸臣权相”，既不能拂众人之意，又不好解释曹操为什么能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好事”，于是只好把他列为“性格复杂”的一类人之中。人的性格固然是复杂的，不可能是单一的；但再复杂，也不能使其人格形成割裂或对立。“性格既是一个人各个性格特征的统一体，也是一个人对现实的态度与其习惯的行为方式的统一体。因此，一个人不能有互相对立的性格。”

那么，该如何破解曹操之谜呢？“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人的一切心理活动。不管是多么复杂玄奥、飘忽不定、不可思议的心理活动，最终都会在物质世界与实践活动中找到它最初的根据。人的意识、人的心理活动既不是柏拉图式的对于‘天国’的回忆，也不是马赫式的先验感觉的复合，它只能是人在其一定的社会存在中活动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破解曹操之谜，合理、准确地解释他的所作所为，首先应该弄清造成他的这些所作所为的“社会存在”是什么？他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中活动和实践的？

曹操出生在一个世代大官宦家庭。他祖父曹腾虽是个宦官，但颇受皇帝宠信，曾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候；其父曹嵩也官至太尉；可以说都是权势赫赫的高官显爵。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官吏的家庭来说，一是有比较显赫的社会政治地位，二是有相当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三是有很充足、很理想的读书 学习 ，接受 教育 的环境和氛围。“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曹操，当然很容易 影响 、形成天性豁达、坦荡不羁的性格特征，以及雄视天下，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再加他本人先天的聪慧机敏的头脑，又特别勤苦好学， 自然 就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少年英俊。他20岁时就被举为孝廉，这决非偶然，而是他深厚的个人修养和良好的综合素质所决定的。

第一，学识渊博，才智过人。曹操喜书法，善 音乐 ，懂建筑，好养性法，亦解方药，甚至围棋也下得颇精，可谓多才多艺。仅以文学才能为例，他常常触景生情，吟诵成篇，有的则成为传颂千古的佳作。比如，在率军北征途中，身临大海，谱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样意境深远、气魄宏大的诗句；目睹百姓身罹战祸而遭受的苦难，他用诗句描绘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图景；他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所表达的宽广胸怀，显示了对人才的殷切渴望与追求。曹氏父子的文学才华可以说有口皆碑，在 中国 文学史上占有其鲜明而突出的地位。管中窥豹，我们仅从其显露的文学才华之一角，就可看出其学识之渊博，才智之过人。

笫二，丰富的军事 理论 知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如鹤立鸡群，为同代人所称羡。据史志记载，曹操“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据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即为曹操所辑注。对于曹操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三国演义》中屡有展现，他的高级参谋，如荀攸、郭嘉等，也都十分叹服。甚至他的真正敌手，如孙权、刘备，乃至诸葛亮，也都不得不承认他“极善用兵”。就连极力尊刘贬曹的毛宗岗也由衷赞扬：“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唯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无疑正是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所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个人修养和素质。

第三，鉴于曹操高官显爵的家庭在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政治变动、人际交往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曹操居高而望远，有条件和机会俯瞰整个社会的全貌及其所呈现的种种弊病；又亲历其间，洞察入微，深谙官场中腐败无能的吏治及尔虞我诈的权力之争。就象展翅翱翔的雄鹰俯瞰大地上的万事万物一样，既有从容大度的气势，又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还有犀利、准确的政治眼光。这也是做为杰出政治家所必不可少的修养和素质。比如，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一段话，其识见就不俗。他以龙比世之英雄，并以“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的形象逼真的描绘，极为形象、贴切地说明了“英雄”所应具有的才略和气质。在刘备所试指的“天下英雄”当中，曹操对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张绣、张鲁、韩遂等人的简略 分析 和评判，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要害。在三国同 时代 的人当中，除了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有英明的预见性外，又有谁能象曹操这样既高瞻远瞩，综观全局；又洞察入微，清晰、明了地判定出当时主要风云人物的优劣沉浮呢？

在政治、军事、学识上的才干，使曹操不能不成为时代的强者。而做为强者的曹操，自然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包藏宇宙，吞吐天地，志存高远。是否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这是确定一个人人品高下、心理素质高低的关键性因素。因为理想、信念既是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又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和精神支柱。有没有理想信念，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这在人的具体行为中，在人的精神状态中，是可以显现出来的。在人才如星汉灿烂的三国时代，曹操似奇峰突起，轶群绝伦，就是因为他首先有非比寻常的理想和抱负。曹操认为“英雄”异于常人的只有两点，那就是有大的志向和大的智慧，他为“英雄”下的定义是：“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他既自豪又自信地对刘备宣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当然，曹操既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一踏入社会就确定了人生的最高目标；又高于一般普通人，他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更正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如前面所述。尤其可贵的是，曹操为自己确立的奋斗目标都是切实可行的，并没有虚妄而脱离实际的，或者鼠目寸光，或者野心膨胀。

机警敏捷，权谋多变。曹操从小就“有权谋，多机变”。他对叔父总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特别恼火。怎么办？他没有采取对着干、顶风上的简单粗笨 方法 ，也没有采取撒泼耍赖、破罐子破摔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种智慧的抗击手段：仰面倒地，诈装中风。正是这一小小的伎俩，便使叔父在父亲面前的形象遭到置疑，信誉遭到破坏；不仅使自己不良的过去得到“平反”，叔父所有的“告状”归于无效，同时也为自己今后行为更加放任不羁铺平了道路。一箭三雕，一石三鸟，可谓聪明之至。在后来的奋斗中，每当面临困境的时候，曹操总会“急中生智”，巧妙地化险为夷，化难为易。“望梅止渴”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他忽心生一计，虚指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

坚毅果敢的军人气质，精深巧妙的军事领导 艺术 。曹操不仅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领导者。与其政治家的身份相比，曹操更富军人的气质和特质。如曹操借仓官之头释解众怨后，牢牢地、紧紧地抓住机会，严令诸将三日内破贼。为了显示决心和勇气，并以此激励全军，他“亲自至城下，督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当城上矢石如雨，有两员裨将畏避而回时，他深知这是关键时刻，稍有畏难、松懈情绪，定会一败千里，前功尽弃。他果断地亲自用剑将这两名裨将斩于城下，并“自下马接土填坑”。正是在曹操这种坚毅果敢、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精神和行动的激励、鼓舞下，“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结果是“城上抵敌不住。曹兵争先上城，斩关落锁，大队拥入”，取得了这场征伐袁术的全面胜利。能够全面体现曹操做为军事统帅整体素质的，是在第二次讨伐张绣时。曹操在“行军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曹操此举非常之妙，一是向百姓亮明了此次征伐的合法性、正义性；二是不得已而起兵，但绝不扰民害民，取得了老百姓的全力欢迎与支持；三是以严肃的态度统军，以严明的纪律治军，一方面显示和提高了统帅的声望和权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事不止此。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曹操所骑马被田中一鸠所惊，践踏了一大块麦田。这该怎么办？这对曹操才是个严重的考验和检验，这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