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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

　　拙稿的目的在于向贵国学界介绍日本学者研究白居易的概况。其对象基本上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今发行或者发表的单行本与杂志论文。下面分类依次加以论述。
关于《白氏文集》给与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这里不论。
一、 关于校勘的工作
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最大的成果是校勘《白氏文集》工作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先把《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与主要的版本的特点介绍如下。
白居易的文集经过了几次编辑。长庆四年，元稹编集了《白氏长庆集》五十卷。此文集前二十卷是诗，后三十卷是文。大和九年，编为《白氏文集》六十卷。从此白氏的文集叫《白氏文集》。此文集并不是单纯新增补了十卷，而是将增补的每一首诗文都分别编在内容相似的《长庆集》各卷的后面。翌年即开成元年，编成了六十五卷本，开成四年编成了六十七卷本。会昌二年，白居易七十一岁时，编成了七十五卷本。
这七十五卷本早就亡佚了。现在通行的是源于李从荣抄本的七十一卷本。
进入北宋不久，诗在前面文在后面的“先诗后笔本”出现了。南宋时，白居易原来编辑的“前后续集本”与“先诗后笔本”同时通行。到明代，“前后续集本”被“先诗后笔本”压倒了。
从此以后，很长时间，读白居易诗文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一直用马元调校本。此马本就是“先诗后笔本”。其祖本“南宋绍兴本”也是“先诗后笔本”。其编次是与白居易亲自编辑的文集原貌大不相同的。
相反，日本元和四年，那波道圆据朝鲜本印刷的“那波本”保存原来编辑的样子。但是，文字上与“马本”相似往往有由于后世人修改的错误，而且白居易的自注都被削了。岑仲勉以削注为主要的原因断定“那波本”是日本人随便编辑的书以后，中国学界到现在还低估此书。
日本此外还留下来一些保存白氏亲手编定原来面目的优秀抄本。中国学界也不重视这些书。
其中最重要的是“金泽文库本”。此书向被认为是据白居易生存的会昌年间，日本留学僧惠萼抄写的书的重抄本。
次于“金泽本”的是已故神田喜一郎博士所藏《白氏文集卷三、四》平安抄本两卷。此两卷与敦煌残卷本一致的地方很多。可以认为唐代旧抄本的传本。
此外，还有正元元年编成的《管见抄》等。《管见抄》是抄出来《白氏文集》全卷之大略三分之一的、镰仓时代的抄本。
所以，关于编制则依据“那波本”，关于文字的异同则依据“绍兴本”和日本留下来的旧抄本推进校勘的工作，这就是恢复《白氏文集》本来面目的正确途径。
上述概略主要是据后面所举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一书整理的。
下面略说校勘的工作如何进展而现在到达什么阶段。
进行此工作的主要学者是平冈武夫、花房英树、小尾郊一、太田次男等人。研究中心是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
一九四五年九月，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开始了《白氏文集》的共同研究。其领导是研究室主任吉川幸次郎和《白氏文集》研究会的主席神田喜一郎。后来，平冈武夫做古典校订班和资料索引编辑的班长。花房英树也是此两班的成员。花了十五年的岁月，校勘的基本工作结束，出版了下述《白氏文集》三册。
他们一方面共同推进校勘的工作，另一方面发表个人的文章，对校勘的前进有所贡献。
小尾郊一《关于白氏文集传本》一文，对比天理图书馆所藏朝鲜本和“那波本”，断定“那波本”是朝鲜本的翻刻本，批评了以往“金泽本”为“那波本”所本的旧说。
花房英树校勘方面主要有下面几篇文章
《白氏文集的成书》一文，是日本学者初次详论《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的文章。
《关于岑仲勉氏的白氏长庆集研究》一文，批评3岑仲勉“马元调本”比“那波本”优秀的误断，指出了“那波本”的优点。
《白氏文集的资料批判和作品整理》一文，进一步探讨小尾郊一所说，提出那波本所据的朝鲜本是天理图书馆所藏十四册整版，而且其所据是铜活字本，铜活字本所据的是南宋蜀本的看法。
《同上［2］》一文，以那波本为底本设想北宋刊本，决定了白居易全部作品的号码。日本学者发表白居易研究的文章时，一般作品题目下附记此号码。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批判》一文，专门对“金泽本”加以研究，提出以下几个看法：金泽本不是金子彦二郎所说的那样是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而是采集早期传入的诸本在不断抄写的长期的过程里成书的。所以“金泽本”的渊源相当复杂；但是，卷六十前大多是继承惠萼本的，而卷六十后是继承七十卷本的，很少受宋代刊本的影响。因此整体上说，它远比其它各种刊本更好地保存了《白氏文集》本来的面目。
花房这些成果被编入大作《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
平冈关于校勘的工作有以下几篇文章
《关于白氏文集的金泽文库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管见抄本》(神田博士还历记念书志学论集，57）一文，先确认《白氏文集》版本有两种，一是以保存白氏本人的编次为目标的A系统，二是诗在前面文在后面的B系统。A系统的诸本里最好的是“金泽本”，B系统的诸本里最古的是“南宋绍兴本”。作者然后论述了日本存在的几种A系统本子(标题的诸本)的特点。
《白氏文集和东急本》一文说，大东急记念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十九卷占现存“金泽文库本”的大部分，非常贵重。
《白氏文集的成书》一文，详 论《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特别着重探讨从“前集”到“后集”的变化和引起其变化的思想原因。
《白氏文集释文》，就《白氏文集》的注释中的音释，指出诸本之间的异同。
《村本文库藏王校本白氏长庆集——宋刊本研究》一文，介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村本文库王校本而指出王氏所据的宋本很可能比南宋绍兴本更早的北宋刊本。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的校勘》一文中涉及的书卷因是个人秘藏，是“金泽文库本”里从来不能看的五卷之一。由于文化厅的好意，作者才能看到这些卷的影印件，在此篇文章报告校勘这一卷的结果。
平冈武夫·今井清校定《白氏文集》共三册(人文科学研究所发行，第一册［卷三、四、六、九、十二、十七］、第二册［卷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第三册［卷三十八、四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六十五、六十八、七十］)是以那波道圆初印原装的“那波本”为底本，把“敦煌本”、“南宋绍兴本”、“金泽文库本”、“神田本”等做为校勘资料的报告。关于“金泽本”和“神田本”里没有或者不能看的卷子，认为没有校勘的意义，不收入。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一九八三年出版了第一、二册，一九八四年出版了第三、四册。与原物大小相同，单色影印。
太田次男在东京，作为此工作的另一中心，着重推进了对于旧抄本的研究。
其工作的最大成果就是区分“金泽本”原抄本与其后由于校订被改变的部分而探讨“金泽本”的真正的面貌这一事。虽然花房已经指出了“金泽本”不是纯一的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但是日本学界里长期存在把“金泽本”基本上认为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这种看法。由于太田的研究，此观念才被彻底抛弃。
他在《关于大东急记念文库藏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的复原——上一》、《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管见以卷三十一为中心》《关于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的复原——以卷三十三为中心》、《关于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旧藏本白氏文集卷五十
四的复原的研究》等许多文章中，探讨了些问题。
这些文章考证了：“金泽文库本”有很多地方在校订时原文被改变为别字，所以应该恢复原来的文字；按照恢复工作的结果，不能将“金泽文库本”笼统地说成是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而应该把它区分为丰原奉重校订本和别本这两种。其底本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卷三十一、三十三、五十四这三卷的文字是继承宋刊本的，卷十二、五十二、
五十九、别本卷四十九这四卷有可能其祖本是惠萼本。
太田又在《关于内阁文库藏管见抄》一文，指出了《管见抄》此书比以往的看法更有来历而提高了此书的地位。作者说，平冈、花房推定了此书是根据北宋刊本的，但是其正文与宋刊本不大相同，除了一部分外，与“金泽文库本”、《要文抄》很相似，因此可以看作是保存了旧抄本文字的书。
以对“金泽文库本”、《管见抄》来历的正确认识为武器，太田也推进了校勘别的旧抄本与各种刊本的工作。其工作可以分为下面三种：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诸本的研究。
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关于所引之白氏文集》一篇。作者认为《政事要略》引用的《白氏文集》的底本与《管见抄》的文字很相似，由于此书成书于1062年，很可能日本过去有北宋最初刊行的《白氏文集》。
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中，《关于神田喜一郎氏所藏本文集卷三、四》一文特别重要。作者恢复“神田本原文”从而发现此书有很多地方与宋刊本相似。他解释此现象说，“不应该认为抄本被改变而成与宋刊本相似的正文，反而应既认为宋刊本本身与唐抄本很相似。”
《关于我国传存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及其训读》讨论了日本留下来的《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和旧抄本及宋刊本的正文的关系，作者先整理《白氏文集》流传的过程中其原本如何变化的问题，然后指出了以下几点：按着白居易本人的编辑过程，原本本身已有多种正文；北宋刊本是否传到日本不大清楚，但是日本无疑有其重抄本。所以正文及校合注虽然看来是据抄本的，但有时候其实是根据北宋刊本的重抄本的；在中国，《新乐府》、《长恨歌》等很流行的诗歌，早就作为单行本通行了，同时原文也被改变了。总而言之，研究《文集》的原文是一种很复杂的工作。根据校勘的结果，作者还指出：(1)旧钞本《秦中吟》各首没有诗题，这可能是白氏亲自编辑的《文集》的面貌；各种旧抄本之间也有原文的异同，其渊源可能在于白氏亲手编订的原本本身就不是一种这一事实。所以论文字的是非实际上很困难。
《关于长恨歌传·长恨歌的正文——以旧抄本为中心》的这一倾向，从对《柳宗元集》的版本的态度也可能看出。中国学界以柳宗元“五百家注本”没有完本。但是清水茂《日本留下来的两种柳宗元集版本》介绍，日本留下几部五百家注完本。
两国学界今后如能更积极地推进资料及情报的交换，可免浪费时间。
但是，关于《白氏文集》，有可能日本学界对旧抄本的过分尊重却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抵触与轻视。由于太田如此具体地探讨了旧抄本的实质，“南宋绍兴本”的优越性却比以前更明白了。可以说，现在到了两国的学者都放弃成见而推进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的时代。
太田最近写的《关于我国现存的汉籍旧抄本——以白氏文集为中心》一文，向中国学界指出，日本留下来的各种旧抄本与敦煌本一样是关于探讨北宋版本以前唐代抄本通行的实际情况很有益的、很贵重的资料。这些旧抄本之间也有很多文字异同，其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五十卷本大集成立以前，他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二是大集成立以后白氏本人所作的改变。最后作者强调，两国学者都不应该把旧抄本单纯看作是对立的版本，而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校勘旧抄本的工作的水平。
太田的这些文章还没集为一书。关于“神田本”的研究着作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的研究》。
神鹰德治继承太田的方法，进行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他发表了《关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影抄明刊》、《关于庆安三年刊本》)、《关于朝鲜铜活字本》等文章。
二、　关于诗歌的研究
一、讽谕诗
战前有铃木虎雄《白乐天诗解》参看Ⅵ译注之章。
神田喜一郎《读白乐天诗记》。是神田作为《白氏文集》校注班的领导举《白氏文集》开头的《贺雨》提供译述的范例的文章。
以后，关于讽谕诗的研究集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较少。
此现象可能与此时期是日本人民根据战败的经验建立民主主义日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时期有关系。尤其五十年代前半期的研究里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白居易的讽谕诗认为是揭露和讽刺腐败的社会现象的诗歌而赞美的。
花房英树《白居易的文学一文，很热烈地论述，白居易为了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追求“经”的思想，在《诗经》(即诗的世界的“经”)的传统快灭绝了的情况下志愿复兴“诗道”的事情。
竹治贞夫《风雅传统与白诗一文，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给了最高的赞赏，认为其特点在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由于他创作这些诗歌，《诗经》的风雅传统大大的复兴了。
法国文学的学者桑原武夫在《新唐诗选续编》一书里说，白乐天讽谕诗是人类的瑰宝。
社会党党魁而做过总理大臣的片山哲写了《白乐天——大众诗人》一书，这也是象征日本此时期思想情况的同一种现象。
五十年代后半期出现比以前冷静而客观的文章。下面举的文章都是不赞成中国学界给予白居易讽谕诗人、现实主义诗人或者人民诗人的评价的。
田中克己《白居易及其时代》一文，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他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等最重要的问题。
近藤春雄《关于白乐天的讽谕诗》一文，强调讽谕诗与左拾遗的官职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兼济之志的表现，并且是渴望立功的表现。
堤留吉《白乐天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一书，论述杜甫诗歌是出于悲惨的境遇而很严肃，白居易的讽谕诗出于作为谏官的使命感而不大现实。
新海一《对白乐天爱的认识——以讽谕诗为中心一》一文，论述白乐天是个希望改造社会的理论家，他的实践并不是彻底的，而讽谕诗是根据六义复古思想想出来的诗歌，它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铃木修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围绕卖炭翁一。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一文，论述白居易《卖炭翁》里所咏的事情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白居易的新乐府则是中唐文学最后燃烧的表现，其作品里已可以看出讽谕精神衰微的预兆。
平冈武夫《百炼镜——白氏文集札记一》、《论白居易的新乐府》《二王之后——读白氏文集一》等文章，与其着作《经书的成书》、《经书的传统》提出的观点相呼应，都贯穿着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看作汉字国家的文化的结晶、“天下的世界观”的表现的独特看法。
最近的研究有下面几篇。
赤井益久《李绅诗臆说》一文，以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为主要的线索探讨李绅《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内容及其写作背景。作者指出，其主题都是外交、藩镇、边境防备等关于异民族的问题，其创作的背景有李绅等谏官与当时用事的李逢吉之间因对外倭的政策不同的争执。
其《中唐诗坛讽谕的系谱》一文，则从白居易讽谕诗不会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其它诗人、文学观等没有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背景。作者论述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的十种分类，虽然以“讽诗”为中心分类，但分得太零碎混乱。白居易的分类就是让自己的文学活动都进入他视野的、很简明的分类。尤其他想出来与“讽谕诗”相互补阙的“闲适诗”的分类是值得特书的。元稹《上阳白发人》等作品是以统治者为读者对象的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是“讽谕诗”。对此，白诗的主题更广泛、富于艺术性，而且其读者对象包括人民。他确实开拓了“讽谕诗”的新的境界。作为李绅、元稹等的前驱对白居易新乐府给与影响的是韦应物与顾况。顾况拟《诗经》作的《华阳真逸诗》十三篇，类似“讽谕诗”的性格，给白诗以很大的影响，作者最后揭示的中唐诗坛以讽谕诗为中心的交游图，有助于了解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背景。
他的《韦应物和白乐天——以讽谕诗为中心一》一文，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不但受杜甫、李绅、元稹等作品的影响，在形式上、素材上也受韦应物的歌行和杂体的很大的影响。
寺门日出男《论白居易的一文，指出“新乐府”五十首不但是为了批评社会腐败创作的，而且是打算超过从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闺怨诗的艺术水平而创作的诗歌。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
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藤野岩友《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一文，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边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研文出版《诗语的诸相——唐诗笔记》）一文，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产生“恨”的感情。关于《长恨歌》的“恨”，作者认为原田的看法过于穿凿，铃木的看法无视两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差异，而论述贵妃永远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还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索》）一文，就《长恨歌》的结构问题，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的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入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长恨歌管见》提上几个看法：《长恨歌》最大的特点在其幻想性；白居易本身把《长恨歌》分入“感伤诗”类，这事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所以《长恨歌传》最后的记述“惩尤物”则是无理的假话；结尾如此丰富美丽的幻想，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质夫的影响。
、长恨歌传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一文，对《长恨歌传》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说：原来的《传》就是《太平广记》收载的简短的文章。陈鸿企图使自己的作品同《歌》一起流行，假作仙游寺会，把《传》改写了，这改写的《传》被载入《文苑英华》了；“传”包括“注释”和“传奇”这两个意思，但是重点在后者。
对此，花房英树《书评·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一文说，原来的《传》是《文苑英华》的文章，“传”的意思是“注释”。
对此，近藤在《关于长恨歌》、《白乐天和唐代小说》(同9，）两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见，这次作者不论《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的先后问题，坚持仙游寺会是假想的看法，关于“传”的意思则强调“传奇”的己见。
他的《白乐天和唐代小说》一文介绍了他们的争论，关于原文的问题赞成以《英华》为原来的花房说，关于“传”的意思赞成近藤的“传奇”说，然后以《歌》和《传》为线索揭示产了唐代传奇的概观。
柳濑喜代志《长恨歌传考证》一文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引起政治混乱的经过来发扬王者之道德，从而得出结论说《传》有与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根本不同的创作目的。
长恨歌序
《长恨歌序》是以“长恨者杨贵妃也”为开头，以“今世人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妇之至矣歌曰”为结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内容专门赞美两人的爱情。江户时代有很多刊本附载上序。当时人相信这是白乐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的序》、福田襄之介《围绕管家本长恨歌古写本的问题》、太田次男《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出现事情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琵琶行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谈琵琶行》一文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的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白乐天在我国——琵琶行的场合一》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象《长恨歌》那样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写的有关《琵琶行》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琵琶行——文字的异同一》、《长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宝》等。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陈寅恪说的那样白诗模仿元诗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订后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一书。
八谷仙介在上述书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说明，指出其深层主题是对帝都长安的无限哀思。
其他
山内春夫《王昭君诗考——特别是白居易的诗一》一文，纵观了从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咏王昭君的诗歌，论述说其主题大都是离乡、离宫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乐府《王昭君》诗二首其一则吟咏对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书中的故事换骨夺胎表现女人的悲痛，虽然是小品但堪称杰作。
3、闲话诗，陶渊明的影响
中田勇次郎《白乐天的文殊赞》一文，研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留传来的声明《文殊赞》而断定，此歌词调因为跟《敦煌抄本云谣集杂曲子》收载的《洞仙歌》差不多一样，所以准是一首词。作者又指出，因此篇是晚唐式的词，不可能是白居易的作品，但是无疑是民间词人的作品，而且是保存唐代人唱词方法的很贵重的例子。
田森襄《诗人与词——白居易和陆游的场合——》一文认为，白居易作词的数量在中唐诗人里最多，但其词不过是受好音乐的诗人随便试作的，与陆游词作对他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不相同。
英房英树《白氏文集校订余录》一文指出，一般认为竹枝》最先是刘禹锡在朗州作的(郭茂倩说)，但实际上元和十四年冬，白、元先作，然后刘禹锡作。
铃木修次《白居易·刘禹锡和新体诗》一文认为，白刘晚年的交游以唱和诗和作词为中心而游戏性很强。这是相应于牛李党争越来越严重的现象的。两人晚年的这种交往成为晚唐颓废风潮的前驱。
［联句］ 埋田重夫《关于白乐天和韩愈的联句诗——兼论其在联句形成史上的地位——》一文指出，从联句的历史来看，白居易一派作的联句，在形式、题材两方面，比韩愈一派作的联句更为正统。
［其他］ 都留春雄《谈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唐代咏物诗一瞥——》一文论述，该诗是沿袭始于陈代的咏物送别诗的传统而作的。又指出其诗题不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
　　五、白诗的诸特征
记录性 白诗有类似记录或者日记的性质。
①记录日常生活
(卷二十一)
平冈武夫《白居易与赋》(吉川博士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论集，六八)一文，侧重于白居易的赋与其人生和当时社会的关系而提供了很详细的解说。作者指出：(一)当时赋是以登进士第为目标的人最关心的文体；(二)当时赋在形式上处于快完成了而还没有完成阶段。这时白居易恰好登场写作了独创律赋。

渡边信一郎《白居易的惭愧——唐宋变革期农业结构的发展与下级官人阶层——》一文，指出白诗中可以看出因“不耕”而“惭愧”之念，探讨了其历史上的原因和阶级基础。作者论述说，白居易在下邽时的农地经营是继承从六朝以来的家父长制的奴隶制经营。但是在自己经营自己的土地的自立小农民阶层出现的过程中，过去身份上与农民的绝对区别逐渐地相对化了。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企图保留以前的土地所有权，最一般的方法就是成为特权官僚此一路，白居易所走的路也就是这条路，他的“惭愧”根源于此。
笔者按，过去中日学者一般都认为白居易、朝愈等知识分子作为新兴地主阶层身知的科举官僚与大地主豪族阶层出身的官僚是对立的，而在当时他们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但是渡边此篇文章有促使我们再加研讨此问题的很重要的意义。

五、传记
平冈武夫《关于白居易的家庭环境的问题》一文，就白居易的世系、家族等问题，主要针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见解提出意见。
作者认为：白居易往往自称“太原白居易”，但这是本宗。他是从太原迁到韩城，再迁到下邽的白氏子孙；根据白敏中与山东名族崔慎由对立的实际情况，牛李党争的本质应该认为是官僚与门阀的对立；把白居易的“白氏”看作胡姓的见解没有什么证据；白居易本人说的家谱与载人《宰相世系表》的白敏中的家谱之间有一些出入。可疑的是后者；《旧唐书》、《阙史》关于母亲的死的记载都是虚构。应该相信白居易本人说的“病死”说。最后论及作为坟墓之地选择下邽的来由。
他的《白居易和他的妻子》论述了：`他妻室是大族杨氏汝士的妹妹；因白居易与杨汝士做了亲密的朋友，所以能娶她；白居易可能把他对杨氏的爱情寄托在《长恨歌》玄宗对贵妃的爱情上；汝士之兄虞卿属于牛党。白居易虽然是杨氏的姻戚，但与牛党没有特别的关系而能中立于各派之间，这是值得尊敬的。
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第一章《白居易的生涯》中说，杨氏的一族不是平冈说的那样的大族，白居易寄给夫人《赠内》诗时，杨氏兄弟都还没登进士第。其父终国子祭酒，其祖父终临汝县令，所以杨氏一族不能算是上流。作者又指出平冈就陈夫人世系的问题对陈寅属提出的意见，Arthur Waley曾经谈到过。
六、诗文的译注
佐久节《白乐天全诗集》以汪立名本为底本翻译了全诗。铃木虎雄《白乐天诗解》是《新乐府》和《秦中吟》的很详细的译注。高木正一《白居易》上下，上篇翻译了《新乐府》五十篇，下篇是《秦中吟》、闲适诗、感伤诗、律诗的选译。青木正儿《中华饮酒诗选》，在《醉吟低唱》之章翻译了白诗中有关饮酒的诗约三十首。田中克己《白乐天》一书，按着创作年代顺次译出了160多首。森亮《白居易诗抄》翻译了70首。重点在闲适诗。内田泉之助《白氏文集》翻发译了历来大家欣赏的诗歌约100首。武部利男《白乐天诗集》一书是除了专名用片假名表示以外，都用平假名译的。五言用五七调，七言用七五调。收120首。冈村繁《白氏文集》三是预定全译之中的头一卷，卷十三—十六的译注。竹村则行负责本册翻译。西村富美子《白乐天》一书，选择日本人爱好的诗歌88首而提供了很详细的解说。
主要文献索引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昭和21年度~昭和31年度、同《东洋学文献类目》1963年度~1986年度、《日本中国学会报》学界展望1~40
、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报》1~20、34~39、《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1945~1977》。
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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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如愿意知道日本学者研究白居易的更详细的情况，请参看拙稿《日本的白居易研究(以战后为中心)上——〔文集〉的校勘及讽谕诗·研究——》、同《同下）——关于闲适诗·诗风的变化·思想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