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doc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得发展
△授课题目：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得发展
△教学目得与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得时代特点及其对史学发展得影响、史学发展得特点、史籍类型得演化以及重要历史著述得内容、特点及史料价值；了解隋朝修史对唐朝修史得影响、唐初史馆及监修制度得确立及对后世修史得影响，了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得史学思想及杜佑《通典》体例、内容与影响。
△教学重点与难点:《三国志》得内容、特点;裴松之《三国志注》得特点;《后汉书》在沿袭《汉书》体例得基础上有哪些创新;唐修“八史”得条件；唐代设馆修史;刘知几与《史通》；杜佑与《通典》。
△授课对象:历史专业一年级
△授课时数：6学时
△授课方式:讲授
第一节 时代得特点及其对史学发展得影响
一、时代特点与史学发展趋势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得发展时期,也就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以后走向发展得时期。7００年左右历史得时代特点，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史学得发展.
首先,门阀政治得形成,政权得更迭与对峙,推动了皇朝史撰述得发展，出现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得盛况;同时也推动了姓氏之学得发展，谱学之书得撰述成为这个时期史学活动得时尚。这就是门阀地主政治在史学上得突出反映。
其次，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得时代特点,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就是推动了各民族对国史得撰述,隋唐时期将其列为正史,扩大了民族史撰述得内容;另一方面，这时期得许多历史著作突出加重了对南方社会发展进程得记载。历史记述反映在地域上与内容上更加宏富了。
其三，民族大融合反映在思想领域中，就是“天下大同”、“天下一家”得观念形成，在唐代得许多历史撰述中都有突出得反映,比秦汉得“大一统”思想,包含了更多得对于多民族国家之历史得自觉意识。
其四,随着中外经济文化得交流、佛教在中国得传播，推动了中外交通、域外情况撰述得发展（《法显传》、《大唐西域记》、《高僧传》等）。
其五，不少王朝重视以皇家得力量组织官书得撰述,并做出了成绩。
中国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从经学得附庸变为独立学科。《汉书·艺文志》把史书放在“六艺略”、“春秋类”中。西晋荀勖所编《中经新簿》就是在魏郑默《中经》基础上撰写而成，将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为史部，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把史部提到第二位,仅次于经书。
魏晋以前,虽设有太史令，但不就是著史专职。魏明帝太与年间,开始设著作局(著作郎、佐郎、令史等）,隶属中书省,专门负责国史得修撰.宋、齐设著作佐郎、梁设修史学士。北魏在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后又设史局。北齐、北周讫于隋,史局由大臣统领，称为监修。这些变化,说明魏南北朝史学不仅成为独立学科,而且受到重视。
魏晋南北朝就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得一个时期。周一良先生在这段史学史得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得贡献。周先生撰写得第一篇史学论文就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９３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21岁,大三学生）,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上个世纪80年代到9０年代，她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得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得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她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她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得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得特点》一文中，她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就是史部著作得独立.从典籍得分类来瞧,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得地位而成为独立得学科。史学得第二个特点,就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得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得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就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就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得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得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得佛经目录之学建立起来。对这些特点得总结反映出她所注意得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就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得体裁、史官制度等大得方面着眼。这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得不同。
史学与政治得关系，就是周一良先生特别关注得又一类问题。研究史学史得学者在涉及这类问题时主要就是讨论分立得政权如何在史书得编撰上争正统。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一文中着重讨论史家在修史时就是如何处理王朝禅代这一个敏感问题，认为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就是尊本朝与它所继承得政权为正统。正统问题就是封建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得合法性而利用史书为之服务得。它不太涉及到具体历史事实得叙述与评论，只就是史家笔下得安排,所以虽具有极重要得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得处理了。此外，周先生还对北朝崔浩国史之狱进行了细致得研究.由崔浩修国史引发得政治风波就是北朝政治史、史学史上得一件大事.周先生在《札记》中提出,崔浩所修国史得“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得羞耻屈辱，就是其罹祸得主要原因.此文还对拓跋氏早期历史与世系做了精致得辨析.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
周先生《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一文引了两条史料。《世说新语·文学篇》:“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北人瞧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孝标注说：“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隋书·儒林传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据此，周先生说，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得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与新传入得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得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在这个大背景下，她开始分析南北史学得不同，发现南朝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中得论、序与北朝魏收《魏书》中得论、序相比较,南朝史家著作中得论、序确实体现了“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得精神。如《后汉书·党锢传》序，不单议论后汉,而就是从春秋以后世风得变化谈起。范晔得史识正就是南方学术倾向得特征在史学方面得体现。而北方魏收得《魏书》列传中得论、序,往往就是就事论事,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没有通观全局得评论,瞧不到敏锐深刻得高见卓识，议论得思辨性也不强，确似显处视月,广而难周。史学之外,周先生进而又注意到南北文学、佛教方面得不同.她说，文学上，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佛教上，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这都与史学上得南北不同有相通之处.从宏观得角度比较了南朝、北朝史学得相异之处。与文学、经学不同,史书中记载当时史学上南北相异之处得材料并不多，能在史书得论、序上找到南、北可资比较得因素确属不易。
《魏书》向来有“秽史"之名。在《魏收之史学》一文中,周先生做了大量细密得考证。认为“《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她将《魏书》与《十六国春秋》、《晋阳秋》、《续晋阳秋》逐条对比，发现《魏书》所载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至于东晋诸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校，独合于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这种从史源上辨析得方法很费力,但却非常有效。既然很多具体记载都就是前人所写得,魏收自然不能为此负责任。
隋、唐就是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年分裂之后,相继出现得两个大一统得皇朝。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得总体特征,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通过实行三省六部制、颁布《开皇律》与《唐律疏义》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经济上通过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隋为租调制)等经济措施，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得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意识形态上儒学呈现复兴迹象，但总体上则就是儒、释、道“三教”并重;文化上多姿多彩，一派繁荣景象;对外交往上，盛唐都城长安就是东方得大都市，中外往来频繁.然自唐朝天宝年间以后，大一统得盛世开始逐渐衰败,并最终导致了唐朝得灭亡与五代得相继建立。
与此相适应，隋唐时期得史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得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大一统国家为加强对意识形态得控制，私家修史受到了限制。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从此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不能擅自撰修国史。唐初完善史馆制度,通过史馆来控制国史得撰修。第二个变化就是大一统国家在加强控制史学得同时,更加重视历史得撰述.隋朝由于短祚，历史撰述成就不大.但就是唐朝贞观年间，在唐太宗得直接干预下,史馆在很短得时间内一口气修撰了8部正史(其中李延寿得《南史》与《北史》则属私修官审）,取得了前所未有得成就。第三个变化就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得基础上，唐代在史书体裁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一就是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对于史学所做得评论得基础上，盛唐刘知几撰成《史通》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二就是唐中后期杜佑通过统括以往纪传体史志,撰成我国第一部典制体史书《通典》,在典志体撰述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三就是会要体得出现，这就是一种分门别类记述一代典章制度得史书体裁。唐中后期史家苏冕得《唐会要》就是会要体创始之作。
这一时期史学思想得发展变化,既与史学本身得发展分不开，更与这一时期得皇朝政治走向有着密切得关系.
第一，重视史学得鉴戒功能。唐朝建立在隋朝得废墟之上，对于隋得灭亡记忆犹新.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以史为鉴,特别就是以隋为鉴.导致封建帝王对于史学有了高度得认识.早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２2年），唐高祖就采纳令狐德棻得建议，颁布《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提出“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得重视历史借鉴得思想；唐太宗深知“以古为镜"得道理，在《修晋书诏》中，明确肯定史学得作用在于“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唐高宗则颁布《简择史官诏》，从才与德上对史官素质提出了要求。这三篇修史诏书充分体现了唐初统治者对于史学得一种新认识。正就是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才有唐初史馆得建立,组织修史工作，以及御撰《晋书》等等一系列修史活动。“五代史”得修撰，充分体现了唐代君臣得以史为鉴得思想。魏征就是贞观年间朝廷修撰“五代史"得代表与《隋书》得主修者，本身就有一套“以隋为鉴”得思想，重视亡国论、重民论与“以隋为鉴”就是其主要特色。
第二，史学批评意识得加强。史学批评意识得加强，离不开史学本身得发展。南朝梁时，史评家刘勰撰写了《文心雕龙·史传》,这就是关于古代史学批评得第一个专篇.在这个专篇中，刘勰对史学得撰述宗旨、史书笔法、史书体裁与体例与史学功能等诸多问题，都作了初步阐述。盛唐刘知几撰《史通》，更就是在《史传》得基础上对历史编纂目得与作用、史书取材、史书编纂体裁与体例、修史制度、史书书法、史书语言与史家修养等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系统得评述。这些评述无疑就是古代史学理论得重大发展与突破，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进入了一个更高得自觉阶段。
第三，史学资政意识得加强.如果说初唐史学以鉴戒为主要特色,那么中晚唐史学得主要特色则就是资政。自唐朝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以后,唐皇朝由盛转衰。反映在这一时期得历史撰述上,史家们更加重视史书得资政功能.如中唐杜佑撰述了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体通史——《通典》,公开宣称其撰述旨趣就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希望从历代典章制度得演变中去探寻历史治乱兴衰之理,其史学得经邦致用意识非常强烈。李吉甫则就是杜佑之后晚唐又一位杰出得政治家、史地家，她面对当时藩镇割据、财政拮据得状况,力倡政治改革，同时撰写了《元与【唐宪宗李纯 （８０6～820）年号】郡县图志》，希望能起到为现实政治服务得作用。该书得撰述旨趣同于杜佑,也就是以经邦治国为宗旨，重视对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得研究，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准备“猝然有急，百万众可具”之用，其资政色彩异常明显.
第二节 皇朝史撰述得兴盛(上)
一、皇朝史撰述得兴盛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皇朝史撰述出现了兴盛得局面。所谓皇朝史，就就是习惯上所谓断代史,直接承继得就是班固断代为史得做法，但体例上非必就是纪传体。这一时期，随着大量皇朝得出现,政权不断更迭,皆各修其史，这就是皇朝史出现高潮得原因。与皇朝史有关得就是历代皇帝起居注得大量编修，“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萌芽于两汉，盛行于两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得高潮,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得作用更加重要了;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得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纷争割据时期,仍然就是连接人们思想得纽带,不论就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得推崇,还就是对于《春秋》、《左传》与《汉纪》得仰慕，都有力得证明了这一点。
二、陈寿与《三国志》
1、陈寿修《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四川南充)人。曾求学于当时著名得历史学家谯周。陈寿经历了蜀汉、西晋两个朝代。在蜀汉任观阁令史(掌图籍文书)，黄皓专权时，很多人都奉迎拍马，陈寿却就就是不愿与之为伍，因此被贬了官.在西晋,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在任佐著作郎期间，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卷与《益部耆旧传》。武帝太康元年（２８0）灭吴，时年48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撰写《三国志》以前，魏、吴两国官、私均有国史著述。如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等.这些均就是陈寿得主要参考资料。加之陈寿亲历蜀汉，对故国文献早有留意，因此对史事得记载较为正确。《三国志》撰成后，“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本传》）。公元297年，陈寿去世后，晋惠帝诏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抄录一部《三国志》，标志着《三国志》正式被统治者所认可。
2 、《三国志》内容及特点
全书６５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记载了从东汉灵帝光与七年黄巾起义（１84）至西晋灭吴（280)【220曹丕代汉建魏——28０】前后共６0年得历史.其中一些处于鼎革之际得人物如董卓、袁绍、袁术、公孙赞等,在《后汉书》中有传，《三国志》中也有传。但《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志,这就是一个缺憾。
特点：(１）《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用本纪来记述魏国君主行事,记蜀、吴二国事称传。但对三国国君均采用编年体方式，按年月记事，名为传，实为纪。这就是陈寿精心设计得，身为晋臣得陈寿不能不以魏为正统.但其中曲笔太多，回护太甚。比如《魏书·文帝纪》“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高贵乡公（魏少帝)曹髦亲自率兵讨伐司马昭,被司马昭指使成济杀害。这在《汉晋春秋》、《魏氏春秋》等书中均有记载。而《高贵乡公纪》只书“高贵乡公卒年,年二十.”不仅如此,还载入司马昭奏议，将弑君罪魁写成为讨贼有功之臣。对魏、蜀之间得战争，凡魏胜则不临笔墨,而蜀、汉得几次胜魏,魏纪中皆只字不录。
　 (2)《三国志》在选材上非常慎重。裴注《三国志》中所引材料,陈寿在当时都能瞧到，但就是她没有采用。比如《魏略》、《九州春秋》均记诸葛亮先见刘备，刘备以其年少，以诸生礼待之。然陈寿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得自述,写道：“由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再如“空城计”，就是据王隐《蜀记》：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北伐屯兵阳平（山东冠县北),司马懿率二十万至城下,诸葛亮设“空城计”.据考证，时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守宛城（今南阳），而诸葛亮时在汉中,不可能发生“空城计"这样得事。故陈寿弃此记载不用。
(３)《三国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就是反映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得品题人物得风气。如记乔玄称曹操就是命世之才;徐庶称诸葛亮为卧龙。评论曹操就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刘备就是“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孙权就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批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周瑜就是“万人之英”“器量宏大"。这些评论，点出了各人得特点与地位。
　（4）叙事简约,以致疏略:如曹操于196年许“屯田”，书中只记“就是岁……始兴屯田".关于九正中正制：《魏书·陈群传》“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具体内容不详。
　　3、裴松之注《三国志》
　　裴松之(372-—451，享年8０岁）字世期,河东闻喜人（山西闻喜）【其子裴骃作《史记集解》，裴骃之孙裴子野作《宋略》，合称河东史学“三裴"】。松之生于世代官宦家庭,祖父裴昧,曾任光禄大夫,父亲裴珪，作过正员外郎.裴松之自幼好学,8岁时学通《论语》、《毛诗》。后来博览典籍，学识益进.２0岁入仕途,在晋孝武帝时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到晋安帝时历任吴兴郡故障县（今浙江安吉县北）令、尚书祠部郎.在县令任上卓有政绩，做尚书祠部郎敢于直言。当时世家大族往往标榜身世,高其门第,而“世立私碑,有乖事实”。她上表建议严加限制，以“防遏无征，呈彰茂实。”此建议被采纳，从此—概禁绝私家立碑.出自世宦之家得青年，能识破自东晋以来世家大族虚自标榜得恶习，普请禁裁，可见其注重求实，敢于直谏得精神在早期已形成，这就是做一个真正史学家得必备品德。宋文帝时任中书侍郎。文帝认为《三国志》过于简略,裴松之学问渊博,精通史学，故诏令其为《三国志》作注。潜心3年，于元嘉6年(4２9年）七月完成。文帝阅后称赞说：“裴世期不朽矣。"时年5８岁。对《三国志注》得史学价值,过去有学者抱轻视态度，认为注释之文，附庸之作而己。然而好得著述必须配上好得注释，珠联壁合，相得益彰，才能成为史学瑰宝，垂范于后世.
　裴注重点不在训诂名物，而在史料得补缺与纠谬,引用得书达２００多种,搜集资料十分广博，其注文近于原著数倍。
（１)补缺：如《魏书·武帝纪》注中全文抄录了曹操《述志令》（《让县自明本志令》）,这就是一篇自述作者５５岁以前生平抱负变化得重要文章.然《三国志》没载，裴氏从《魏武故事》中全文抄录。再如《武帝纪》记屯田之事只有“就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13个字。裴注补充了有关屯田得事迹１40字，在《任峻传注》中又补充了１８２字.又如马钧就是三国时著名得科学家,《三国志》中只字未提。裴氏从《魏书·明帝纪注》、《杜虁传注》中引了有关著作得记载共12０0多字,对马钧得生平事迹与创造发明作了详细得交待。
（２）纠缪：如官渡之战,《魏书·武帝纪》“兵不满万”，裴注引《荀彧传》所云“十万之众"，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这种纠正谬误得考辨之文,据人统计，多达１96条.
　　(３）评论：一就是裴氏自己评论,如《蜀书、关羽传注》中有对曹操听任关羽投奔刘备而不去追赶得评论；《吴书·张昭传注》中有张昭劝迎曹操得评论；二就是引录其它史家评论,如《魏书·武帝纪注》引王沈对于曹操得评价，《蜀书·诸葛瞻转注》引干宝对于诸葛瞻得评论等。
　 (４)备异:对各种不同得记载,暂无法下结论得，采取备异得手法。所引用得古书有15９种,这些书籍早已亡佚。
当然,裴松之所注,亦有不足之处,如补充史料略嫌芜杂，考订亦有失实之处，且“嗜奇爱博”“喜取聚异闻,不加刊定”，多述当时佛教盛行之下流传得民间神奇鬼怪之事。但就以上得四方面得工作瞧来,其创新意义更为重要.
首先，开创了史注新法.裴松之在释音训义得传统注释基础上,又在补充史料、列举异同，考辨真伪，发表评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丰富完善了史注体例,受到后世史家得好评.
其次,发展了历史考证学.著史必定要考证,但以往《史记》、《汉书》等均未留下考证得经过与取舍得理由。裴注精细严密地记下了她得考证方法与结果,为后人阅读与研究提供了方便。逐渐使这一工作成为史著得内容之一，有了具体文字得表现形式.
第三,开展了史学批评。史学批评就是史学发展得必然现象,也就是促进史学止常发展得必要因素。裴松之通过注释所展示得广泛批评,就是对以往史学得总结，也就是对今后史学发展得指导。尤其对失实记载得批评,体现了我国史学优秀传统中得直笔精神，有着维护史学健康发展得现实意义。
在魏晋南北朝急剧得社会变革中,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得新局面:范围扩大,体裁增加，数量众多，以至“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尤其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得纪传体史书特别发达，随之相应得以褒贬人物为特点得“春秋笔法”极为盛行,有些史家舞词弄札，文过饰非,歪曲事实而不以为耻。一贯以求实为原则得裴松之，将批评得矛头，主要对准了这股虚浮之风,她在《后主传注》中批评鱼豢“妄说”，在《董卓传注》中批评谢承“妄记”，在《庞惠传注》中批评王隐“虚说"，在《王粲传附嵇康传注》中批评干宝“疏谬",等等。尤以对乐资（著《山阳公载记》）、袁暐(著《献帝春秋》）二人得批评为最尖锐、最严厉,在《袁绍传注》中愤然指出：“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鉴于以上裴松之对史注得创新贡献，她被后人列为史学大家，从而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了重要得地位。
　　4、《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
　《三国志》就是正史,而《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据《三国志》、裴注及有关杂记、遗闻趣事等创作得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三国演义》以蜀为正统,尊刘抑曹.
　　在人物得塑造上,《三国演义》美化刘备集团,丑化曹操与孙权集团。如：诸葛亮得“草船借箭”,源于《魏略》所记濡须之战争前孙权乘船侦视曹军之事。“借东风”，显系受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得启发。“怒鞭都督”在史书上记载本就是刘备干得,移植到张飞身上。再如“第四回”记曹操图谋杀死董卓，未果,逃至成皋,暂歇吕伯奢家，杀吕氏一家八口，又杀沽酒而归得吕伯奢，并对陈宫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把曹操描写为一个非常歹毒得人。周瑜——孙权称其“文武筹略，万人之英”,为人“器量宏大”。而《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孔明一气周公瑾"，五十五回、五十六回“二气”、“三气”结果把周瑜气死了，临死前还喊“既生瑜而何生亮？"鲁肃——史称“体貌魁奇,少有壮节”“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好为奇计”,而小说中将之描绘成懦弱得文弱士大夫形象:老实有余，而智谋不足。可见作者得思想倾向直接决定了书中人物得形象塑造。因此我们今后在讲授历史得过程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分清历史人物与小说、戏曲中人物得差异.
三、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
（一)袁宏与《后汉纪》
《后汉纪》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７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０年）曹魏代汉.全书30卷,21万余字。
lﻩ袁宏(32８-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幼年丧父,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曾作过桓温等人得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４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就是个著名得文学家，她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存于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lﻩ《后汉纪》得撰写,经历了近十年得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就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得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得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得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得纪传体西汉史,她运用较高得史学识见与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得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得前后，关于东汉史得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得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得困难与付出得功力更比荀悦更多。另外，在同类著作上，她有不少竞争对手，她必须在水平上超过她们，才能让自己得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得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得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与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l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得才能。她发挥编年体得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得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得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得整体印象。她以8卷得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得历史。以光武帝事业得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得始末，以及王莽得覆灭、群雄得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得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她以后６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就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得部分。
lﻩ袁宏用她得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得表现手段.她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得编撰方法，这比荀悦得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得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得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得范围。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得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得人物去感染读者。
lﻩ袁宏表现了更多得文章家得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得审慎态度.她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得描写，有更多得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她身上得世族名士风尚就是不可分割得。　
l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得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得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得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得情况就是大量存在得,《后汉纪》得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得问世而有所降低。
l 袁宏比过去得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得政治意义。按她得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就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就是就政治成败得失而言；一就是扶明义教，就是从封建伦理上得就是非说得。
l 袁宏认为,名教就就是维护封建秩序得法宝,而名教得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她论述得重点就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得最集中表现，她拿天地高下得自然现象与父子相继得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得规律与永恒不变得准则。从这一点出发，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得行为,也作了批评。指出汉未灭亡，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欺罔天下。对汉魏替兴得瞧法与陈寿截然不同.她以名教观点瞧历史事变,对后来得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就是有现实意义得。攻击曹操,实际上就是在讽刺桓温.　
(二）范晔与《后汉书》
1、范晔其人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398——４45），与裴松之同时,出身士族。其父范泰，从东晋至刘宋两朝均任高官。范晔初为彭城王刘义康得冠军参军，官至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432）冬，因在彭城太妃(义康生母)丧中饮酒作乐,被贬宣城太守,时年35岁。因不得志,乃广集学徒,作《后汉书》.由于文帝赏识她得才能，又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范晔具有多方面得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为人傲岸不羁，不肯迎合最高统治者。担任朝廷要职得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她得才能,不愿意范晔得到皇帝得宠信。范晔虽然不巴结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但同僚对她怀有敌意，设法排挤、打击甚至陷害她。范晔识破了同僚们得阴贼险恶，写《与香方》进行讥讪。根据同僚得特点,或比作就是“多忌"得麝香、“昏钝”得“枣膏”;或比作就是“虚燥”得“灵藿"、“粘湿”得“詹唐"等等，自己以“沈实易与”自喻。《与香方》一出,为同僚所不容,最终引出了杀身大祸。
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受到宋文帝得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得罪名诛杀、流徙刘义康得亲信刘湛、刘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刘义康得宰辅职务,将她贬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刘义康到豫章后遂加紧活动准备夺权.　
　　 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康几位心腹筹划政变。由于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得部下为官，她们通过各种方法拉拢范晔，刘义康也因宣城之贬向她频致歉意。最初,范晔不同意参与，对方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考虑到自己得处境,范晔终于加入其中。她们商定次年九月起事，由孔熙先兄弟俩事先写好檄文，要范晔以刘义康得名义起草政变宣言。由于种种原因政变未能如期举行.这年十一月，刘义康得党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声称范晔就是主谋。于就是，范晔被捕，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４45　年1月）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八岁。范晔在临刑前，仍然坚持自己得无神论主张，“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
2、《后汉书》得史学价值
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共１96年得历史。由十纪、八十列传组成。范晔原本作志十篇,并已托谢俨收集资料,可惜由于她过早离开人世，致使十志独缺。梁刘昭取晋司马彪得《续汉书》八志三十卷与纪传合成一部,共120卷。
　（1）、编纂体例上在因袭《汉书》得同时又有自己得创见
　根据东汉时期独特得社会风气与时代特色,在《后汉书》中首创《列女传》,“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列女传》）因此她把“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得蔡文姬收入该传，而蔡文姬曾先后嫁给卫仲道、匈奴人、董祀。此例一开,后史多沿用，从而使妇女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后史多将《列女传》改为《烈女传》。
　建立了《文苑列传》，把文学从经学得附庸中独立出来而与儒林并列,反映了当时重视文学得社会风气。还创立了《党锢》、《宦者》、《独行》、《逸民》等传，反映了东汉政治上一个突出现象：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互相斗争,皇帝随立随废.而对于那些“逸民”，东汉统治者礼遇甚厚(严光）。范书揭露了统治者通过那些戏剧性得征、聘、召、赐,以达到“举逸民天下归心”得目得(《逸民传》）.
(2）、叙事以类相从，编次周密
　《后汉书》多采用合传与类传得形式，以类相从.如将东汉前期得王充，未年得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因其都长于著述,不重功名利禄；郭泰、许劭因善品评人物,故合为一传。创立《党锢》、《宦官》、《文苑》、《独行》、《逸民》、《列女》、《方术》等七个新类传,更反映了以类相从而不拘时间先后得特点。
　（3)、据事直书，立论持平
　 与《三国志》相比,《后汉书》记载东汉未年得史事能做到秉笔直书。如记载“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自号魏王"等.《三国志·魏武帝纪》“汉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后汉书·献帝纪》“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详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6“后汉书三国之书法不同处”）
　在《李膺传》中,她评论道“就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驰,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主要缺点就是：司马彪得“志”缺少《食货》、《艺文》、《刑法》、《沟洫》等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得内容，有损史书得完整性。
3、范晔得史学思想
　 (1)、把“忠义”作为衡量历史人物得重要条件
　 如《党锢列传》中，她歌颂了那些在权势面前不低头,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得人物,如李固、陈蕃、李膺、范滂等，对她们得遭遇深表同情。《独行传》中所记24人,９人不仕于王莽新朝与公孙度等政权、6人以忠于长官而闻名.
（2）、反对佛教、图谶与阴阳禁忌
　《宋书·范晔传》“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在《后汉书·西域传》批评佛教就是“好大不经,奇谲不已”.
《后汉书·郭躬传》附载吴雄（廷尉）“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者,择葬其中.丧事趣办，不问时日，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及子沂、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通过具体事例来揭露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得虚妄。
在《后汉书》中,她还揭露了东汉皇帝笃信图谶得愚蠢可笑行为。在《桓谭传》中，“就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问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这就是对光武帝愚昧迷信、无知专横得深刻揭露，同时对桓谭反对图谶得斗争，传中一再给予肯定与颂扬.
　范晔还不就是一个彻底得无神论者.《光武帝纪论》用了近３０0字，补叙天子受命之符。“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
四、沈约、萧子显、与魏收得皇朝史撰述
　　1、正史：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本时期得纪传体史书约有80余部，同时还有大量得编年体史书问世。其中除《三国志》、《后汉书》外还有《宋书》、《南齐书》、《魏书》共五部为“正史”。
　　　（1)《宋书》：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浙江德清）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任吏部尚书、尚书令等职，长于文学,拙于政事。4８7年，奉齐武帝诏修《宋书》，历时一年完成纪、传两部份，其后续成志文。计本纪10卷，志8篇3０卷，列传60卷，合为1０0卷。
　　 记事起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刘裕掌东晋大权时，下迄宋顺帝昇明三年(479）萧道成篡宋建齐,共75年史事。其中“八志”不以本朝为限，往往追溯三代,尤其详于魏晋,可补《三国志》无志得缺憾。就是全书得精华所在,其分量几乎占全书得一半.其中《州郡志》记载了晋宋间州郡得分合、户口消长及侨州郡县得分布情况.《百官志》记述了三国至宋得官职演化,具有较高价值。不足之处：曲笔回护;宣扬天命、佛教、谶语等.
　　(2）《南齐书》：萧子显(４８9-—5５7）,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江苏常州西北)人。仕梁任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吴兴太守等职。得梁武帝恩准,撰写《齐书》60卷（现存５9卷)。(有别于唐李百药《北齐书》,称其为《南齐书》）
　　 《南齐书》记事起自宋顺帝昇明三年（479）萧道成专权,终于齐与帝中兴二年（5０2）共30余年史事.史料价值较高，列传中保存了大量史料。如《祖冲之传》全文引用了祖冲之上“大明历”表，记载了她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得过程与机械特点。《檀超传》著录了檀超所上得修史议例。这些史料都就是相当珍贵得。
该书对萧氏先世多曲笔回护、颂扬溢美(子显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书中有不少宣扬天命与佛教因果报应得说教。但材料真实可靠,而且文字简约流畅。
　(３)《魏书》：魏收（506—-57２）,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先后担任太学博士、中书令,兼修国史。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５1)奉诏撰《魏书》，至天保五年（554）完成。
　 　全书多次修改，现共1３０卷，其中帝纪14卷,列传９6卷，志20卷.记事上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６８）,下至孝静帝武定八年(5５０)包括183年史事。
　　 《魏书》本纪十二篇,记载了从拓跋珪建魏到东魏灭亡12个皇帝事。视东魏为正统，而关于西魏得历史基本上就是空白.
　　 该书多有曲笔讳饰,魏收为人恃才傲物，“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齐书·魏收传》)
　在人物得去取褒贬上触犯了一些门阀地主,故书成后,诸家子孙“前后投诉百有余人”.故多次重修，仍被视为“秽史”。齐王朝灭亡后，魏收尸骨被人从墓中掘出。
　《魏书》得贡献在“志”上。她创设了《释老志》记北魏佛、道得流行。其中还介绍了太与八年(４84）,北魏孝文帝开凿龙门石窟得情况。又创设了《官氏志》，详记官制、品阶与拓跋氏姓氏得变化。
　　　除这些“正史”之外，尚有与之并行得编年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