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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学与国学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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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学与国学研究 摘要 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 论述什么是国学与国学研究的内容;第二部分 论述国学研究的历史, 即三个阶段与研究成就;第三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四个特点,即重学理、重实证、重贯 通、重工具;第四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意义。是一篇全面系统论述国学研究的内容范围 、简要历史、观点方法及深远意义的学术论文。 关键词 国学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简史 观点 方法 深远意义 作者简介 雒江生,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西北师大中文系兼职教 授。(天水741001)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继清代汉学而有国学。何谓国学?国即本国之义,中 国人言国学,是特指中国固有文化学术,所以国学也称国故。国学原是对西学(即西方文 化学术)而言。20世纪初年,国内一些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 到“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了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清 华大学办了国学研究院,编印《国学论丛》;章太炎在上海等地讲演国学,出版《国学 概论》,国学研究之风大兴,于是国学成为约定俗成的中国文化学术通称。国学是中 国人通称本国文化学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学术,一般称为汉学,也称为中国学。 所以称为汉学,是因为清代有汉学、宋学之分,而以汉学为主流,乾嘉时期以后,汉学 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的通称,故后来外国学者仍沿用汉学这一名称。国学既然特指中国 文化学术,那么国学研究的内容,就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早在1906 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 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 、中国历史。”(按“内典”即佛典)以上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各 个学科。现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出版的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 征稿内容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代文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 版本学、校勘学、古代史、近代史、史学史、敦煌学、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法律 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军事思想史、科技史、美术史、伦理学史、文化史 、考古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国学研究》第一卷“稿约”)从 这一征稿范围可概见现代学科分类的国学研究内容。而中华孔子学会主编的《国学通览 》一书,把国学研究的内容分为《易》学、《春秋》学、《尔雅》学、敦煌学、唐诗学 、版本学、国画学、天文学等77个门类,可视为国学研究内容更加详细的学术分类。任 继愈教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 有经、史、子、集才是国学,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 分。”(见《国学研究》第三卷650页)这样来看国学研究的内容,就更加全面了,反映了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审视国学研究内容与方向的学术眼光。  国学研究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清末至辛亥革命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国学始 兴,主要是提倡经史之学,宣传保存国粹,确定中华文化学术的历史地位。辛亥革命至 1949年为第二阶段,国学再兴,是发展时期。新中国建立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 在80年代前为徘徊时期,80年代以来又呈复兴之势。这三个阶段,研究成绩以第二、第 三阶段比较突出,所以主要论述后两个阶段。1911年至1949年为民国时期。这一时期 国学研究异彩纷呈,除普遍开展研究,研究中心有四,一是章黄学派,二是北京大学, 三是清华大学,四是前国立中央研究院。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与其弟子 黄侃(字季刚)皆为国学大师,号称章黄学派。章太炎师从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字荫甫,号 曲园),继承和发扬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在1919年前已写成专著13部,汇刻为《章 氏丛书》,其中代表著作是《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等。《国故论衡》三 卷,上卷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即哲学思想,是 一部国学研究的重要著作。章氏在辛亥革命后至1936年逝世,主要从事国学教学与研究 ,先后在无锡与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是专门从事国学教育的学校。其著作继《章氏丛 书》又有《章氏丛书续编》与《三编》出版。1922年章氏弟子曹聚仁记录整理章太炎国 学讲演记录而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至今在海内外已印39版,是一部内容系统、深 入浅出的国学入门书。章氏晚年的讲学记录《国学讲演录》一书更为系统深入,近年出 版的“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此书被列为第一种。章太炎的学生很多,其中最著名的 有黄侃、吴承仕、鲁迅、钱玄同等。黄侃长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他研究音 韵学的成就还在其师章太炎之上。章氏的代表著作《文始》一书,是在黄侃的建议下写 成的。黄侃被称为清代古音学研究的殿军,他研究音韵学的代表著作是《音略》一书, 考定古声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其研究结论至今为学术界所承认。王力主编的《古代 汉语》,音韵学部分主要是根据黄侃的研究结论写成的。黄侃的另一部研究著作《文心 雕龙札记》,精义叠出,是国学名著,被列入“二十世纪国学丛书”重印。章太炎的第 二位大弟子吴承仕(字检斋)长于经学,曾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和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 。他同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的黄侃有“北吴南黄”、南北两经学大师之称。吴的 著作甚多,代表学术专著是《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经籍旧音辨证》等。1983年为纪 念吴承仕诞辰100周年,北京师大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同时出版他的著作集《吴检斋遗书》 。一位学者的著作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这在出版史上是破例,足见学术界对他的崇 敬之情。章氏弟子中的鲁迅(周树人),早年在日本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也是国学大师 。他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现代学术经典;校勘的《嵇康集》校本,是古籍校勘 的典范;而辑校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是古文献整理的名著。所以不 能因为鲁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名声很大,而掩盖了他的国学研究。钱玄同是著名的文字 音韵学家,著作除论文有“学术四种”,即《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 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讲音韵学的讲义《文字学音 篇》一书,曾被很多学者采用为大学音韵学课的教本。章门在甘肃的弟子,有甘谷县的 李恭(字行之)。李恭先就学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从系主任吴承仕习文字训诂声韵之 学。1935年又至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从太炎先生学,次年太炎先生病逝,始回甘任教。 著述甚多,代表著作是《陇右方言发微》。而武威李鼎超(字酝班)也私淑章氏,一依章 氏《新方言》体例著《陇右方言》。二李考陇右方言两书已于近年整理出版,皆有益考 证方言本字。 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以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为契机。在蔡元培“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既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也请刘师培任经学教授,又把27岁 刚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的胡适请来任哲学教授。陈独秀于文史、“小学”均有造诣,尤 其“小学”一门终身从事。1913年写成《字义类例》一书,把“假借”分为造字的假借 与用字的假借,认为前者是“六书”的专名,后者则为通用。到北大后继续此研究,计 划在前书基础上再写专著。后来经过长期研究撰著的同源词研究专著《小学识字教本》 (台湾印本改名《文字通诠》),是他的一部代表著作,有“已到炉火纯青之境”的佳评 。近年成都的巴蜀书社也整理出版了此书。刘师培家学渊源,四世传经。曾祖父刘文淇 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毕生研究《左传》,撰写《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左 传》注本最详博的一部,但未完成而卒。其子、孙两代续写,也未完成。刘师培在学术 上与章太炎齐名,章字枚叔,刘字申叔,所以被称为“二叔”。他比黄侃仅大两岁,当 时黄也在北大任教授,因为感到经学不如刘师培,就拜刘为师,以师礼事之。刘只活36 岁,著书74种,汇编为《刘申叔遗书》。代表著作是论文集《左NFDA3集》及《外集 》等,都是研究国学应该参考之书。到“五四”运动前后,北大的国学研究更加蓬勃开 展。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由章氏弟子、著名训诂学家沈兼士任主任。并 出版《国学季刊》,由编辑部主任胡适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推动国学研究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胡适在“五四”前后算得上是一个开学术风气的人物。当他27 岁任北大教授,两年后即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就已确立了在中国学术界的 地位。不久又出版《白话文学史》(上卷),也是一部开风气的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学术 经典。胡适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论文集有自编的《胡适文存》四集。现在中华书局 正在陆续出版的《胡适学术文集》,分十卷出版,即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中国佛学 史、中国文学史、新文学运动、语言文字研究、文化与教育、史学与史论、历史传纪、 《水经注》研究,已出版六卷。北大由于在“五四”运动前后国学研究就已奠定了深厚 基础,所以一直是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有国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国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阵地是清华大学。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聘王国维、 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被称为“四大导师”。又聘李济(字济之)任讲师。王 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从1922年设立国学门起, 多次请王国维任导师,皆未应聘。至此才同时应聘为北大国学函授导师。王国维的学术 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经史、小学成就最高。著作有62种,出版44种,尚有18种未出 版。代表著作是论文集《观堂集林》。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历史人物》 两书中评论说:“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 异样的光辉。”“他在史学上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鲁 迅在1922年写的题为《不懂的音译》一文中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 10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 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第二位导师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 ),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集《饮冰室合集》,收有论文集45种, 专著104种。要学习和研究国学,梁启超的著作起码以下几本书是应该读的,即《清代学 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前两种是论清代学术的,第三种是关于历史学的,第四种是 关于文学的,最后一种是古书辨伪的专著。第三位导师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享有国际 盛誉的国学大师。他读书很多很熟,《二十四史》中的某条史料在第几卷第几页都能说 上来。他懂八种外语,文、史、哲兼通,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精博的学者之一。连“敦煌 学”这一学术名称,最先也是由他提出来的。1949年以前,在清华大学同时兼任历史系 与中文系两系的教授。1949年以后到广州中山大学,也是任历史、中文两系的教授。他 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意思是他的水平是给教授当教授的。陈寅恪的主要学术著作是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 》、《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与《二编》,都已出版。第四位导师赵元任, 是语言学奇才,中国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他专长汉语音 韵学与方言学,又精通多种外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调查方言写成的《现代吴语的研 究》一书,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奠基之作。1938年以后,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研究世 界各国语言,更加广通博达,成为世界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界影响深 远,造就甚多。中国当代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 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王力在清华国学研 究院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就是由赵元任与梁启超联合指导的。由于有以上“四 大导师”为中坚的教师阵容,所以当时清华的国学研究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 国学研究的中心,后来为前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蔡元培任 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由黄侃的高足傅斯年(字孟真)任所长。傅毕 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留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数学与哲学等,学 问广博,又有学术领导才能,任所长21年。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代表著作 有《性命古训辨证》等。研究所内分四个研究组。第一组为历史组,研究历史问题与古 籍校勘整理。第二组为语言组,研究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第三组为考古组,研究 中国史前史与考古学。第四组为民族组,研究中国民族史。同年赵元任到历史语言研究 所任语言组组长,领导了对全国主要方言的调查,成果甚多,写成调查报告多种。李济 任考古组组长,主持了对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基础。历史 组由“古史辨”派的著名学者顾颉刚任组长。该所主办的刊物《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是前中央研究院最重要的一份学术刊物,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论文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至1949年出21本,1949年以后在台湾继续出版。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分专任和兼 任及通信研究员,这样就把全国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力量集中在一起了。历史语言研究 所的研究成果很多,如刘复的《敦煌掇琐》,陈垣的《敦煌劫余录》,董作宾的《殷历 谱》,容庚的《金文编》,历史组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编辑的《明清史料》十册等,不胜 枚举。 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还有廖平(字季平),辛亥革命后任成都国学专科学校校长。廖 平是中国经学史上最后一位兼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著书118种,代表著作是《今古学考 》、《古学考》、《知圣篇》等。他的经学思想有六变,而以“尊今抑古”、“托古改 制”思想影响较大。康有为为“戊戌变法”制造理论根据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与《 孔子改制考》,就是受廖平学术思想写成的。康有为当然也是国学大师,他是梁启超的 老师。另一位国学大师吴梅(字瞿安),曾任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他与王国维 是中国现代两大戏曲研究家。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著作侧重于戏曲史的考证。而 吴梅侧重于戏曲表演艺术的理论研究与舞台实践,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成名戏《木 兰从军》的唱腔,即亲受吴梅指导。吴梅的著作很多,《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 》、《词学通论》等都是国学名著。 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如罗振玉的考古文献,郭沫若的古文字与中国古代史,陈垣 的校勘学与宗教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汤用彤的佛教史,熊十力的儒佛哲学,余嘉 锡的目录学,孟森的明清史等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国学大师的学术研究, 有的在下面还要谈到。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研究虽然不以国学为称,但许多学者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仍在继续研究国学,并在各学科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果。70年代初, 香港学术界有人问曹聚仁:“在新中国,研究国故、国学的,还有没有如钱宾四这样博 通的人?”(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意思是认为大陆的国学研究不行。曹聚仁 听了不觉大笑说:“且不说冯友兰、冯沅君、陆侃如、顾颉刚,他们都在继续他们的研 究,即如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史专家,代 表著作是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是著名的中国古 代文学史专家。陆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冯毕业于北京大学,同留学法国巴黎大学, 均获文学博士学位。又都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他们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 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后一种在1957年出版英文版和捷克文版,中国文学史 翻译成外文的,这是最早的一本。顾颉刚在建国后继续研究古代史,校释《尚书》,还 主持了《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的校点工作,这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的一项大工程。 钱穆字宾四,三四十年代已是著名国学研究家,30年代初出版《国学概论》。1949年以 后定居香港,讲学于香港、台湾。著作很多,代表著作是《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张舜徽,湖南沅江县人。未 上过大学,家里藏书很多,刻苦自学成材。33岁以前,用10年时间校读《二十四史》, 写读书札记数十巨册。40岁以前完成专著22种。40年代后期,辛树帜(著名生物学家,史 地学家)任兰州大学校长,把35岁的张舜徽从湖南请来任教授,给中文、历史两系授课, 同时兼西北师院的课程。他是著名的古文献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代表著作是《广校雠 略》、《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人文集别录》和200多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等 。而论清代学术史的专著《清代扬州学记》,也是国学名著,被列入“二十世纪国学丛 书”。他是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文史研究专著最多的学者之一。 国学研究的特点,可概括为四,即重学理、重实证、重贯通、重工具。第一点主要 指学术研究的观点,后三点主要指学术研究的方法。下面分别论述。 重学理。学术研究,以明学理为首要。近代以来,影响中国文化学术研究最重要的 理论观点是唯物史观,其次是疑古辨伪思想等。用唯物史观研究国学的代表学者是郭沫 若、范文澜等。郭沫若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他 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自序》中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续篇。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 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1945年又出版了 《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以上三书都是学术经典。范文澜早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 国学门,师从黄侃学习《文心雕龙》。1926年出版《群经概论》。1936年出版《文心雕 龙注》,是《文心雕龙》一书迄今最好的注本之一。而1942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 ,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通史著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古史 辨”派的代表学者顾颉刚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 新的思想方法。1922年,顾颉刚在起草《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一文时,通过比较研究 《诗经》、《尚书》和《论语》等书中所记载的古史传说,发现“越是起得晚,越是排 在前面”。如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流传起来的,而伏羲、 神农是战国以后出现的。于是他提出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 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次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 论古史书》的《前纪》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钱在答书中评为“精当绝伦”。郭 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夏禹的问题》一节中评价说:“顾颉刚的‘层累地 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顾颉刚这一科学治史理论观点的创立,影响深远,为 科学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扫清了道路。他的研究论文很多,主要发表在多卷本的《古史 辨》中。 重实证。国学研究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朴学学风,不务空谈,以可信的史料为依据 ,通过综合分析以求结论,所以是征实之学。在研究方法上影响最大的是“二重证据法 ”。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出土的文物新材料证明古书文献所记载的史事的 研究方法。这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完成的一部名著《古史新证》中提出的。这一 科学方法,是王国维正式提出来的,其实是他对前代学者和自己考证古史方法的总结。 在治学方法上,对王国维影响最大的一位前代学者,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程瑶田 (字易畴)。程瑶田的著作集《通艺录》中的《考工创物小记》、《九谷考》等学术名著 ,除了征引文献记载,主要参考了地下出土文物与四野实际调查材料,也就是用二重证 据写成的。所以郭沫若说程瑶田是近代考古学的开山。而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中更科学更 完善地运用了“二重证据法”,取得了辉煌成就。如《观堂集林》的压卷之作《殷卜辞 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论文,就是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考证殷代世系,而 证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殷代世系的实录。这是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古 史的典范名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广泛运用这一科学方法,对历史研究起了很大作 用。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先决条件,是要有“地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文、金文 、汉简等。而搜集整理“地下新材料”之功以王国维的学术密友罗振玉为最大。郭沫若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说:“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 真实的史料。他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30年来文化史上所应 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 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罗氏编印的新材料书主要有《殷虚书契前 编》、《殷虚书契后续》、《三代吉金文存》等,考释之书主要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 》、《流沙坠简考释》(与王国维合著)等。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成就,是与罗振玉的帮助 与合作分不开的。除了利用地下出土文物材料证明历史文献记载,用民俗学调查材料 印证古史,也是“五四”以来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开这一学术研究风气的,首先是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该所在创办《国学季刊》的同时,组织了“歌谣研究会”, 创办了《歌谣周刊》,发表民俗学研究的论著。当时顾颉刚在国学门任教,他研究民歌 的《吴歌甲集》,研究民间文学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都完成于此时。当1924年《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在《歌谣周刊》发表后,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著名学者刘复 教授读后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评价说:“真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 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 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孟姜女的原形是记载于《左传》一书的二千五百年前的 杞梁之妻)魏建功教授在《〈歌谣〉四十年》一文中说:“顾先生用研究历史学的方法、 精神来对旧社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传说进行研究,一时成了好几十位学者共 同的课题。”钟敬文教授把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誉之为“‘五四’运动后我国新学 术上的一颗明珠”,可见其影响之大。从此利用民俗调查材料考证历史蔚然成风,为学 术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途径。如闻一多用民俗材料研究《诗经》,形成了《诗经》研究的 新学派,成为现代《诗经》研究大师。他又用民俗调查材料研究古代神话,同样取得了 超越前人的成绩。他的长篇论文《伏羲考》,就是用民俗调查材料结合文献记载材料研 究古代神话传说的划时代杰作。 重贯通。主要是三个贯通,即文、史贯通,儒、道、佛贯通和中西学术贯通。文、 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以陈寅恪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为例。陈寅恪用历史的 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考证史书记载未备的史实;另一方面以史证诗 ,考证作者作诗的历史背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不仅 是文学的研究,也是历史的研究。全书最精彩处,即在既能“引史证诗”,又能“从诗 看史”。如他通过诗史互证,证明元稹的《莺莺传》实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者实即元 稹本人之化名。这一考证,对认识唐代社会士大夫阶级的门第观念、仕进欲望及在爱情 上“始乱终弃”的社会意识,有很大参考价值。陈寅恪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 的研究方法,也是开一代学风的。自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对我国文化学术的各 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魏晋玄学、宗明理学,都是儒、道、佛合流的产物。所以要深入 研究魏晋以来的中国文化学术,就要研究佛、道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分合与互补,不然就 难以贯通。如熊十力(字子真)的哲学思想,就是在儒、道、佛哲学思想贯通研究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哲学思想经历了杂染儒、佛,崇信唯识,由佛转儒等几个变化过程 ,最终以崇儒为归宿。变化虽繁而得力最多的还是儒学与佛法,尤其是《易》学。其代 表著作是《新唯识论》、《体用论》等。当195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筹备成立时, 他给郭沫若院长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哲学史上辩证法思想的优良传统,并 对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与淹博贯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这篇重要论 著也于近年公开发表。中西学术贯通,是国学研究走上科学化道路的重要标志。在这条 研究道路上造就了不少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其代表学者前有陈寅恪,后有钱钟书。陈 寅恪在治学方法上继承和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传统,融会 贯通,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取得超越前人的新成果,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推重。 他论中外思想文化交流融会之规律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 ,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 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此真可谓通人之论。而钱钟书的代表学术 著作《管锥编》与《谈艺录》,是中西学术融会贯通的典范著作。其他国学大师也多是 学贯中西的。如王国维,早年攻读西方哲学与美学,接受了西方学术科学的研究方法。 他的名著《人间词话》就是融合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美学观点写成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 。又如汤用彤(字锡予)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他祖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渭源 县,是著名哲学家,佛教史专家。20年代末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大学主修哲学,后入 哈佛大学学习哲学与梵文、巴利文,学成回国。曾长期主持北京大学的文科,30年代任 文科研究所所长,40年代任文学院院长,50年代任副校长,为北大的学科与学风建设作 出了卓越贡献。他一生抱定“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为民族文化建设奋斗 。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魏晋玄学论稿》、《印度 哲学史略》等,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著作。他认为:外来文化输入中国后, 其结果是双方的。一方面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成分,因而有所变化发展;另一方面,外来 文化必须适应本土原有文化才能在本土文化中扎根并发生持久影响。(《汤用彤小传》) 他这样来看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意义规律,与前引陈氏之论可谓异曲同工。 重工具。近代以来的国学研究,继承和发扬清代“汉学”以“小学”(语言文字学) 为治学根基的传统,把掌握语言文字工具作为开拓学术研究新领域,取得新成果的手段 。如王国维,其实是在中年转入研究甲骨文、金文而取得经史研究的辉煌成就后,才确 立其崇高学术地位的。而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也是以精研古文字为其研究工 具的。郭沫若原名郭鼎堂,是甲骨学四大家之一,与在先研究甲骨文的罗雪堂(振玉)、 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号称“甲骨四堂”。他研究古文字学的主要著作《甲骨文 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 ,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研究方法上,他受王国维的影响最深。《甲骨文字研究》一 书的《序录》中说:“余于处理殷周古文字之方法上,得之王氏者为最多。”而陈寅恪 所以卓绝一世,更是如此。他从13岁随兄长到日本留学,15岁考取官费继续留学日本, 后来又到欧洲和美国,前后在国外留学14年,主要是攻读外国语及其古文字,因而通晓 多种文字,尤精于印度梵文与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等。他就是以能运用中外语言文 字工具为优势,而在学术研究上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但是要精通中国的古文字,本 身就不易,而要通晓外国语言及古文字就更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学者不易看到有些 外国学术名著的汉译本,而使国学某些学科的研究往往受到限制。如研究蒙古史,就需 要参考14世纪初波斯国大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世界通史巨著《史集》的第一编《蒙古史 》。但在我国,至1887年,洪钧(字陶士,号文卿)任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 臣,才在欧洲看到《史集》的俄文本,参考写成著名的《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为元史 研究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而《史集》的汉译本,一直到1983至1986年,才由商务印书馆 分四册出版了第一编《蒙古史》的翻译本,距洪钧看到俄文本前后相隔100年时间。而且 是从俄文本转译的,如要从波斯文本翻译全书四编就更难了。 国学研究的意义,概括地说,就在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术,激励爱国情操, 凝聚民族团结,联系海外华人,沟通国际汉学研究,使中华文化光耀于世界民族文化之 林。先举一个李白研究的例子。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这部著作 由于“扬李抑杜”,出版后意见纷纷。但这部著作自有其学术价值。如关于李白出生地 的考证,其结论是:“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于中央亚细 亚的碎叶城。城在碎叶水南岸,说者谓即托克马克,在现在的苏联吉尔吉斯境内。…… 碎叶是属于条支的。唐代有‘条支都督府’。这个都督府乃‘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之一 ,‘皆属安西都护统摄’。……条支都督府所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 带。”当时中苏边境形势紧张,苏联有觊觎我国新疆之势。郭著的考证结论在这时发表 ,自有其现实意义,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生于中亚碎叶城,说明不仅新疆自古是中国的 领土,连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一带,唐代时都在中国版图之内。所以这一学术研究,不 仅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立场,而且鼓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凝聚了民族团结。 再举一个屈原研究的例子。近代以来,疑古的学者廖平、胡适等有一“屈原否定论”。 1922年胡适写了一篇《读〈楚辞〉》,其中说:“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 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 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 前。”(《胡适文集》二集)这种“屈原否定论”自50年代初讨论后,国内即无市场。但 6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日本学术界又出现新的“屈原否定论”。其否定之势, 较国内旧论还有过之。为答此论,赵逵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屈氏先世与句王熊伯庸— —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的论文,于1987年在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五辑发表。该文 考定屈原《离骚》“朕皇考曰伯庸”的伯庸,“即见于《世本》和《史记·楚世家》的 句王熊伯庸”,是屈氏的始封君。这一考证定论的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反应强烈,从 而使“屈原否定论”不攻自破,既捍卫了伟大诗人屈原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又消 除了国际汉学研究中出现的某些负面影响。这是沟通国际汉学,坚持追求真理的国学研 究。总之,国学研究的意义是深远的,学术界预言,现在坚持研究下去,到50年后,即 21世纪中叶,我国的传统文化将光耀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00年第1期(总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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