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与国学研究.doc

论国学与国学研究 摘要 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 论述什么是国学与国学研究的内容；第二部分 论述国学研究的历史，即三个阶段与研究成就；第三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四个特点，即重学理、重实证、重贯通、重工具；第四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意义。是一篇全面系统论述国学研究的内容范围、简要历史、观点方法及深远意义的学术论文。 关键词 国学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简史 观点 方法 深远意义 作者简介 雒江生，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西北师大中文系兼职教授。(天水741001)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继清代汉学而有国学。何谓国学?国即本国之义，中国人言国学，是特指中国固有文化学术，所以国学也称国故。国学原是对西学(即西方文化学术)而言。20世纪初年，国内一些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到“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了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清华大学办了国学研究院，编印国学论丛；章太炎在上海等地讲演国学，出版国学概论，国学研究之风大兴，于是国学成为约定俗成的中国文化学术通称。国学是中国人通称本国文化学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学术，一般称为汉学，也称为中国学。所以称为汉学，是因为清代有汉学、宋学之分，而以汉学为主流，乾嘉时期以后，汉学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的通称，故后来外国学者仍沿用汉学这一名称。国学既然特指中国文化学术，那么国学研究的内容，就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早在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按“内典”即佛典)以上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各个学科。现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出版的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征稿内容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代文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代史、近代史、史学史、敦煌学、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军事思想史、科技史、美术史、伦理学史、文化史、考古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国学研究第一卷“稿约”)从这一征稿范围可概见现代学科分类的国学研究内容。而中华孔子学会主编的国学通览一书，把国学研究的内容分为易学、春秋学、尔雅学、敦煌学、唐诗学、版本学、国画学、天文学等77个门类，可视为国学研究内容更加详细的学术分类。任继愈教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经、史、子、集才是国学，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见国学研究第三卷650页)这样来看国学研究的内容，就更加全面了，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审视国学研究内容与方向的学术眼光。 国学研究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清末至辛亥革命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国学始兴，主要是提倡经史之学，宣传保存国粹，确定中华文化学术的历史地位。辛亥革命至1949年为第二阶段，国学再兴，是发展时期。新中国建立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在80年代前为徘徊时期，80年代以来又呈复兴之势。这三个阶段，研究成绩以第二、第三阶段比较突出，所以主要论述后两个阶段。1911年至1949年为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国学研究异彩纷呈，除普遍开展研究，研究中心有四，一是章黄学派，二是北京大学，三是清华大学，四是前国立中央研究院。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与其弟子黄侃(字季刚)皆为国学大师，号称章黄学派。章太炎师从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字荫甫，号曲园)，继承和发扬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在1919年前已写成专著13部，汇刻为章氏丛书，其中代表著作是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等。国故论衡三卷，上卷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即哲学思想，是一部国学研究的重要著作。章氏在辛亥革命后至1936年逝世，主要从事国学教学与研究，先后在无锡与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是专门从事国学教育的学校。其著作继章氏丛书又有章氏丛书续编与三编出版。1922年章氏弟子曹聚仁记录整理章太炎国学讲演记录而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至今在海内外已印39版，是一部内容系统、深入浅出的国学入门书。章氏晚年的讲学记录国学讲演录一书更为系统深入，近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此书被列为第一种。章太炎的学生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黄侃、吴承仕、鲁迅、钱玄同等。黄侃长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他研究音韵学的成就还在其师章太炎之上。章氏的代表著作文始一书，是在黄侃的建议下写成的。黄侃被称为清代古音学研究的殿军，他研究音韵学的代表著作是音略一书，考定古声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其研究结论至今为学术界所承认。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音韵学部分主要是根据黄侃的研究结论写成的。黄侃的另一部研究著作文心雕龙札记，精义叠出，是国学名著，被列入“二十世纪国学丛书”重印。章太炎的第二位大弟子吴承仕(字检斋)长于经学，曾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和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他同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的黄侃有“北吴南黄”、南北两经学大师之称。吴的著作甚多，代表学术专著是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经籍旧音辨证等。1983年为纪念吴承仕诞辰100周年，北京师大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同时出版他的著作集吴检斋遗书。一位学者的著作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这在出版史上是破例，足见学术界对他的崇敬之情。章氏弟子中的鲁迅(周树人)，早年在日本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也是国学大师。他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现代学术经典；校勘的嵇康集校本，是古籍校勘的典范；而辑校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是古文献整理的名著。所以不能因为鲁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名声很大，而掩盖了他的国学研究。钱玄同是著名的文字音韵学家，著作除论文有“学术四种”，即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讲音韵学的讲义文字学音篇一书，曾被很多学者采用为大学音韵学课的教本。章门在甘肃的弟子，有甘谷县的李恭(字行之)。李恭先就学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从系主任吴承仕习文字训诂声韵之学。1935年又至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从太炎先生学，次年太炎先生病逝，始回甘任教。著述甚多，代表著作是陇右方言发微。而武威李鼎超(字酝班)也私淑章氏，一依章氏新方言体例著陇右方言。二李考陇右方言两书已于近年整理出版，皆有益考证方言本字。 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以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为契机。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既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也请刘师培任经学教授，又把27岁刚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的胡适请来任哲学教授。陈独秀于文史、“小学”均有造诣，尤其“小学”一门终身从事。1913年写成字义类例一书，把“假借”分为造字的假借与用字的假借，认为前者是“六书”的专名，后者则为通用。到北大后继续此研究，计划在前书基础上再写专著。后来经过长期研究撰著的同源词研究专著小学识字教本(台湾印本改名文字通诠)，是他的一部代表著作，有“已到炉火纯青之境”的佳评。近年成都的巴蜀书社也整理出版了此书。刘师培家学渊源，四世传经。曾祖父刘文淇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毕生研究左传，撰写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左传注本最详博的一部，但未完成而卒。其子、孙两代续写，也未完成。刘师培在学术上与章太炎齐名，章字枚叔，刘字申叔，所以被称为“二叔”。他比黄侃仅大两岁，当时黄也在北大任教授，因为感到经学不如刘师培，就拜刘为师，以师礼事之。刘只活36岁，著书74种，汇编为刘申叔遗书。代表著作是论文集左NFDA3集及外集等，都是研究国学应该参考之书。到“五四”运动前后，北大的国学研究更加蓬勃开展。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由章氏弟子、著名训诂学家沈兼士任主任。并出版国学季刊，由编辑部主任胡适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推动国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胡适在“五四”前后算得上是一个开学术风气的人物。当他27岁任北大教授，两年后即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就已确立了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不久又出版白话文学史(上卷)，也是一部开风气的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学术经典。胡适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论文集有自编的胡适文存四集。现在中华书局正在陆续出版的胡适学术文集，分十卷出版，即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中国佛学史、中国文学史、新文学运动、语言文字研究、文化与教育、史学与史论、历史传纪、水经注研究，已出版六卷。北大由于在“五四”运动前后国学研究就已奠定了深厚基础，所以一直是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有国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国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阵地是清华大学。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被称为“四大导师”。又聘李济(字济之)任讲师。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从1922年设立国学门起，多次请王国维任导师，皆未应聘。至此才同时应聘为北大国学函授导师。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经史、小学成就最高。著作有62种，出版44种，尚有18种未出版。代表著作是论文集观堂集林。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历史人物两书中评论说：“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他在史学上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鲁迅在1922年写的题为不懂的音译一文中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10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第二位导师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集饮冰室合集，收有论文集45种，专著104种。要学习和研究国学，梁启超的著作起码以下几本书是应该读的，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前两种是论清代学术的，第三种是关于历史学的，第四种是关于文学的，最后一种是古书辨伪的专著。第三位导师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享有国际盛誉的国学大师。他读书很多很熟，二十四史中的某条史料在第几卷第几页都能说上来。他懂八种外语，文、史、哲兼通，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精博的学者之一。连“敦煌学”这一学术名称，最先也是由他提出来的。1949年以前，在清华大学同时兼任历史系与中文系两系的教授。1949年以后到广州中山大学，也是任历史、中文两系的教授。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意思是他的水平是给教授当教授的。陈寅恪的主要学术著作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与二编，都已出版。第四位导师赵元任，是语言学奇才，中国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他专长汉语音韵学与方言学，又精通多种外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调查方言写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奠基之作。1938年以后，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研究世界各国语言，更加广通博达，成为世界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界影响深远，造就甚多。中国当代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就是由赵元任与梁启超联合指导的。由于有以上“四大导师”为中坚的教师阵容，所以当时清华的国学研究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 国学研究的中心，后来为前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蔡元培任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由黄侃的高足傅斯年(字孟真)任所长。傅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留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数学与哲学等，学问广博，又有学术领导才能，任所长21年。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代表著作有性命古训辨证等。研究所内分四个研究组。第一组为历史组，研究历史问题与古籍校勘整理。第二组为语言组，研究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第三组为考古组，研究中国史前史与考古学。第四组为民族组，研究中国民族史。同年赵元任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语言组组长，领导了对全国主要方言的调查，成果甚多，写成调查报告多种。李济任考古组组长，主持了对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基础。历史组由“古史辨”派的著名学者顾颉刚任组长。该所主办的刊物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前中央研究院最重要的一份学术刊物，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论文发表在这个刊物上。至1949年出21本，1949年以后在台湾继续出版。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分专任和兼任及通信研究员，这样就把全国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力量集中在一起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很多，如刘复的敦煌掇琐，陈垣的敦煌劫余录，董作宾的殷历谱，容庚的金文编，历史组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编辑的明清史料十册等，不胜枚举。 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还有廖平(字季平)，辛亥革命后任成都国学专科学校校长。廖平是中国经学史上最后一位兼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著书118种，代表著作是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等。他的经学思想有六变，而以“尊今抑古”、“托古改制”思想影响较大。康有为为“戊戌变法”制造理论根据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就是受廖平学术思想写成的。康有为当然也是国学大师，他是梁启超的老师。另一位国学大师吴梅(字瞿安)，曾任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他与王国维是中国现代两大戏曲研究家。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著作侧重于戏曲史的考证。而吴梅侧重于戏曲表演艺术的理论研究与舞台实践，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成名戏木兰从军的唱腔，即亲受吴梅指导。吴梅的著作很多，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词学通论等都是国学名著。 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如罗振玉的考古文献，郭沫若的古文字与中国古代史，陈垣的校勘学与宗教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汤用彤的佛教史，熊十力的儒佛哲学，余嘉锡的目录学，孟森的明清史等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国学大师的学术研究，有的在下面还要谈到。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研究虽然不以国学为称，但许多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仍在继续研究国学，并在各学科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果。70年代初，香港学术界有人问曹聚仁：“在新中国，研究国故、国学的，还有没有如钱宾四这样博通的人?”(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意思是认为大陆的国学研究不行。曹聚仁听了不觉大笑说：“且不说冯友兰、冯沅君、陆侃如、顾颉刚，他们都在继续他们的研究，即如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史专家，代表著作是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家。陆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冯毕业于北京大学，同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均获文学博士学位。又都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他们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后一种在1957年出版英文版和捷克文版，中国文学史翻译成外文的，这是最早的一本。顾颉刚在建国后继续研究古代史，校释尚书，还主持了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的校点工作，这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的一项大工程。钱穆字宾四，三四十年代已是著名国学研究家，30年代初出版国学概论。1949年以后定居香港，讲学于香港、台湾。著作很多，代表著作是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张舜徽，湖南沅江县人。未上过大学，家里藏书很多，刻苦自学成材。33岁以前，用10年时间校读二十四史，写读书札记数十巨册。40岁以前完成专著22种。40年代后期，辛树帜(著名生物学家，史地学家)任兰州大学校长，把35岁的张舜徽从湖南请来任教授，给中文、历史两系授课，同时兼西北师院的课程。他是著名的古文献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代表著作是广校雠略、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人文集别录和200多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等。而论清代学术史的专著清代扬州学记，也是国学名著，被列入“二十世纪国学丛书”。他是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文史研究专著最多的学者之一。 国学研究的特点，可概括为四，即重学理、重实证、重贯通、重工具。第一点主要指学术研究的观点，后三点主要指学术研究的方法。下面分别论述。 重学理。学术研究，以明学理为首要。近代以来，影响中国文化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唯物史观，其次是疑古辨伪思想等。用唯物史观研究国学的代表学者是郭沫若、范文澜等。郭沫若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他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自序中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续篇。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1945年又出版了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以上三书都是学术经典。范文澜早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师从黄侃学习文心雕龙。1926年出版群经概论。1936年出版文心雕龙注，是文心雕龙一书迄今最好的注本之一。而1942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通史著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古史辨”派的代表学者顾颉刚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1922年，顾颉刚在起草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一文时，通过比较研究诗经、尚书和论语等书中所记载的古史传说，发现“越是起得晚，越是排在前面”。如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流传起来的，而伏羲、神农是战国以后出现的。于是他提出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次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纪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钱在答书中评为“精当绝伦”。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夏禹的问题一节中评价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顾颉刚这一科学治史理论观点的创立，影响深远，为科学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扫清了道路。他的研究论文很多，主要发表在多卷本的古史辨中。 重实证。国学研究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朴学学风，不务空谈，以可信的史料为依据，通过综合分析以求结论，所以是征实之学。在研究方法上影响最大的是“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出土的文物新材料证明古书文献所记载的史事的研究方法。这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完成的一部名著古史新证中提出的。这一科学方法，是王国维正式提出来的，其实是他对前代学者和自己考证古史方法的总结。在治学方法上，对王国维影响最大的一位前代学者，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程瑶田(字易畴)。程瑶田的著作集通艺录中的考工创物小记、九谷考等学术名著，除了征引文献记载，主要参考了地下出土文物与四野实际调查材料，也就是用二重证据写成的。所以郭沫若说程瑶田是近代考古学的开山。而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中更科学更完善地运用了“二重证据法”，取得了辉煌成就。如观堂集林的压卷之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论文，就是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考证殷代世系，而证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殷代世系的实录。这是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古史的典范名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广泛运用这一科学方法，对历史研究起了很大作用。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先决条件，是要有“地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文、金文、汉简等。而搜集整理“地下新材料”之功以王国维的学术密友罗振玉为最大。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说：“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30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罗氏编印的新材料书主要有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续、三代吉金文存等，考释之书主要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流沙坠简考释(与王国维合著)等。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成就，是与罗振玉的帮助与合作分不开的。除了利用地下出土文物材料证明历史文献记载，用民俗学调查材料印证古史，也是“五四”以来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开这一学术研究风气的，首先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该所在创办国学季刊的同时，组织了“歌谣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发表民俗学研究的论著。当时顾颉刚在国学门任教，他研究民歌的吴歌甲集，研究民间文学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都完成于此时。当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在歌谣周刊发表后，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著名学者刘复教授读后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评价说：“真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孟姜女的原形是记载于左传一书的二千五百年前的杞梁之妻)魏建功教授在歌谣四十年一文中说：“顾先生用研究历史学的方法、精神来对旧社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传说进行研究，一时成了好几十位学者共同的课题。”钟敬文教授把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誉之为“五四运动后我国新学术上的一颗明珠”，可见其影响之大。从此利用民俗调查材料考证历史蔚然成风，为学术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途径。如闻一多用民俗材料研究诗经，形成了诗经研究的新学派，成为现代诗经研究大师。他又用民俗调查材料研究古代神话，同样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他的长篇论文伏羲考，就是用民俗调查材料结合文献记载材料研究古代神话传说的划时代杰作。 重贯通。主要是三个贯通，即文、史贯通，儒、道、佛贯通和中西学术贯通。文、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以陈寅恪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为例。陈寅恪用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考证史书记载未备的史实；另一方面以史证诗，考证作者作诗的历史背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不仅是文学的研究，也是历史的研究。全书最精彩处，即在既能“引史证诗”，又能“从诗看史”。如他通过诗史互证，证明元稹的莺莺传实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者实即元稹本人之化名。这一考证，对认识唐代社会士大夫阶级的门第观念、仕进欲望及在爱情上“始乱终弃”的社会意识，有很大参考价值。陈寅恪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也是开一代学风的。自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对我国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魏晋玄学、宗明理学，都是儒、道、佛合流的产物。所以要深入研究魏晋以来的中国文化学术，就要研究佛、道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分合与互补，不然就难以贯通。如熊十力(字子真)的哲学思想，就是在儒、道、佛哲学思想贯通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哲学思想经历了杂染儒、佛，崇信唯识，由佛转儒等几个变化过程，最终以崇儒为归宿。变化虽繁而得力最多的还是儒学与佛法，尤其是易学。其代表著作是新唯识论、体用论等。当195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筹备成立时，他给郭沫若院长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哲学史上辩证法思想的优良传统，并对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与淹博贯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这篇重要论著也于近年公开发表。中西学术贯通，是国学研究走上科学化道路的重要标志。在这条研究道路上造就了不少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其代表学者前有陈寅恪，后有钱钟书。陈寅恪在治学方法上继承和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传统，融会贯通，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取得超越前人的新成果，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推重。他论中外思想文化交流融会之规律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此真可谓通人之论。而钱钟书的代表学术著作管锥编与谈艺录，是中西学术融会贯通的典范著作。其他国学大师也多是学贯中西的。如王国维，早年攻读西方哲学与美学，接受了西方学术科学的研究方法。他的名著人间词话就是融合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美学观点写成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又如汤用彤(字锡予)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他祖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渭源县，是著名哲学家，佛教史专家。20年代末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大学主修哲学，后入哈佛大学学习哲学与梵文、巴利文，学成回国。曾长期主持北京大学的文科，30年代任文科研究所所长，40年代任文学院院长，50年代任副校长，为北大的学科与学风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一生抱定“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为民族文化建设奋斗。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等，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著作。他认为：外来文化输入中国后，其结果是双方的。一方面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成分，因而有所变化发展；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本土原有文化才能在本土文化中扎根并发生持久影响。(汤用彤小传)他这样来看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意义规律，与前引陈氏之论可谓异曲同工。 重工具。近代以来的国学研究，继承和发扬清代“汉学”以“小学”(语言文字学)为治学根基的传统，把掌握语言文字工具作为开拓学术研究新领域，取得新成果的手段。如王国维，其实是在中年转入研究甲骨文、金文而取得经史研究的辉煌成就后，才确立其崇高学术地位的。而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也是以精研古文字为其研究工具的。郭沫若原名郭鼎堂，是甲骨学四大家之一，与在先研究甲骨文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号称“甲骨四堂”。他研究古文字学的主要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研究方法上，他受王国维的影响最深。甲骨文字研究一书的序录中说：“余于处理殷周古文字之方法上，得之王氏者为最多。”而陈寅恪所以卓绝一世，更是如此。他从13岁随兄长到日本留学，15岁考取官费继续留学日本，后来又到欧洲和美国，前后在国外留学14年，主要是攻读外国语及其古文字，因而通晓多种文字，尤精于印度梵文与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等。他就是以能运用中外语言文字工具为优势，而在学术研究上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但是要精通中国的古文字，本身就不易，而要通晓外国语言及古文字就更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学者不易看到有些外国学术名著的汉译本，而使国学某些学科的研究往往受到限制。如研究蒙古史，就需要参考14世纪初波斯国大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世界通史巨著史集的第一编蒙古史。但在我国，至1887年，洪钧(字陶士，号文卿)任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才在欧洲看到史集的俄文本，参考写成著名的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为元史研究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而史集的汉译本，一直到1983至1986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分四册出版了第一编蒙古史的翻译本，距洪钧看到俄文本前后相隔100年时间。而且是从俄文本转译的，如要从波斯文本翻译全书四编就更难了。 国学研究的意义，概括地说，就在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术，激励爱国情操，凝聚民族团结，联系海外华人，沟通国际汉学研究，使中华文化光耀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先举一个李白研究的例子。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这部著作由于“扬李抑杜”，出版后意见纷纷。但这部著作自有其学术价值。如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其结论是：“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城在碎叶水南岸，说者谓即托克马克，在现在的苏联吉尔吉斯境内。碎叶是属于条支的。唐代有条支都督府。这个都督府乃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之一，皆属安西都护统摄。条支都督府所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当时中苏边境形势紧张，苏联有觊觎我国新疆之势。郭著的考证结论在这时发表，自有其现实意义，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生于中亚碎叶城，说明不仅新疆自古是中国的领土，连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一带，唐代时都在中国版图之内。所以这一学术研究，不仅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立场，而且鼓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凝聚了民族团结。再举一个屈原研究的例子。近代以来，疑古的学者廖平、胡适等有一“屈原否定论”。1922年胡适写了一篇读楚辞，其中说：“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胡适文集二集)这种“屈原否定论”自50年代初讨论后，国内即无市场。但6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日本学术界又出现新的“屈原否定论”。其否定之势，较国内旧论还有过之。为答此论，赵逵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屈氏先世与句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的论文，于1987年在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五辑发表。该文考定屈原离骚“朕皇考曰伯庸”的伯庸，“即见于世本和史记楚世家的句王熊伯庸”，是屈氏的始封君。这一考证定论的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反应强烈，从而使“屈原否定论”不攻自破，既捍卫了伟大诗人屈原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又消除了国际汉学研究中出现的某些负面影响。这是沟通国际汉学，坚持追求真理的国学研究。总之，国学研究的意义是深远的，学术界预言，现在坚持研究下去，到50年后，即21世纪中叶，我国的传统文化将光耀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00年第1期(总第1期)